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峡阳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闽北论文,家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8）07-0038-04
闽北是福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闽越文化的摇篮，有“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之称。朱熹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创建了综罗百代的理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从宋代以来，这里便很好地保存了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元素。在众多的家族教育样式中，峡阳镇的家族教育具有鲜明的特色。
峡阳镇是福建首批命名的六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位于福建省南平市西北，东与茂地、大洋等乡镇相连，南同王台接壤，西与顺昌县交界，北与建瓯市相邻。玉屏山、招科山环抱其中，富屯溪贯穿全境，有“两山一水谓之峡，山南水北谓之阳”之称。（《峡阳镇志》，2006年印行，1页）峡阳山川灵秀，人文荟萃，文化醇厚，风俗古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家族教育传统。峡阳是南平六邑之首，又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得名贤之教化，故自宋代以来，文明大启，科甲忠贤代不乏人。宋有将军应环秀、状元应珍，明有北平知州应伯真，礼部仪制主事骆天闲。清代不但科甲题名甚多，而且为官清廉，造福于民，如修五里堰的应丹诏，保境安民的应銮阶，近代有多人出任重职，现代更是人文辈出，涌现出不少知名人士（《西峡应氏宗谱》，1994年印行，9页）。
作为千年古镇，经过长期的迁徙、聚集，峡阳形成了应、骆、张、范、连、梁六大姓氏，这些姓氏的繁衍史多被记载于谱牒中。“一部系统的谱牒，就是一部家族史，记录着家族的来源、姓氏源流、迁徙、生息、繁衍、发展、风俗、婚姻、丧葬、族规、社会变故，以及族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等，蕴藏着大量有关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及地方志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 在峡阳现存的各种谱牒中，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思想比比皆是。显然，峡阳的先人们充分认识到教育在变化气质、改造人性、完善人格中的重要作用，普遍通过家族教育，除对子弟进行知识传授外，还开展了心灵和人格的塑造。
据《西峡张氏百忍堂宗谱》记载，唐朝时，峡阳张氏的始祖张大琅自幼苦读诗书，官至奉政大夫，后辞官携家眷从河南光州的固始县一边行医一边南游，最后卜居峡阳，子孙在此繁衍生息。张大琅重视道德传承，其子孙恪守“礼让先，爱敬洽，子不忘孝，少不忘弟，贵不忘贱，富不忘贫”等家训，出了不少人才，声名卓著。唐玄宗曾御赐为“百忍世家”，清乾隆时皇帝也曾亲书“百忍”金匾相赠。“世守百忍祖训，家垂两铭宗风”。张氏家族要求子弟在处理亲戚、族人、邻里、朋友、家人关系上，要宽厚忍让。提倡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做人原则，要求族中子弟从小培养宽厚待人、克己忍让的品德。《西峡范氏宗谱》记载的“品节详明德惟坚定，事理通达心平气和”、“百世子孙贤，一生心性厚”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峡阳的严氏家族也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始行仁自孝悌，始行义自慷慨，始行礼自谦和，始行智自沉潜，始一以贯之。”由于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氏后人能够弘扬美德，振兴家风。
“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数千年来，遵守孝道成为中国传统家族教育的核心内容。在峡阳的家族教育中，也始终贯穿这一核心内容。长期以来，峡阳的民众在家庭生活中“仁爱”以“孝悌”为根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形成了浓浓的家族亲情。在当地，孝敬和友爱，成为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的体现，是家庭兴旺发达的根本。在峡阳黄氏的族谱中，一以贯之地蕴涵着“仁爱孝悌”的思想。如主张“孝父母”，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倾注了众多的心力，“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为罪，莫大于不孝。又如主张“和兄弟”，强调“三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峡阳的应氏宗谱中列有十戒，如戒不孝、戒不睦等。在十训中，主张训父慈、训子孝、训兄友、训悌等。仁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此外，范氏宗祠的家训主张“敬老慈幼、事亲养志、谦诚礼让、平生正直、存心忠厚、为人作善”，也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尊老敬贤、重信守义、中正宽厚的道德思想。
在峡阳的家族教育中，还有不少体现“培育子孙立志读书，报效祖国”以及崇尚教育的理念，范氏家族的“高平堂”堂上的几幅对联颇能表达这一理念的核心价值，如“善祖德无穷春秋永常祭典，贤儿孙百代昭穆远铭书香”、“功成身隐心系朝廷千秋留德，天下忧乐胸怀黎民万载永颂”、“文章华国，诗书传家”、“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奋读书”。应氏家族一向以诗书传家、忠勇报国相标榜，重视家族教育，善于垂训子弟，要求子弟国而忘家，使子孙自幼好学勤奋，学有家法，长期以来，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
在峡阳的家族教育中，还贯穿了“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教育思想。据《西峡黄氏宗谱》记载，黄氏的入闽开基大始祖黄峭山公娶有三位夫人，共生21个儿子。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黄峭山公在80寿辰大宴上当众宣布各位夫人名下各留长子一人，以奉晨昏，其余18位儿子每人各分“瓜子金（碎银）”一升，骏马一匹，家谱一套，要求他们各自出外谋生。行前赠《嘱子腾奔诗》曰：“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常纲，足离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蒸尝，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西峡黄氏宗谱》，1997年印行，5页）这18位儿子带着父辈的嘱托，散居四面八方。随着人丁发展，其子子孙孙均效仿祖辈的分遣方法，逐步扩及东南沿海及台湾等地，有的漂洋过海移居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建家园。峡阳的黄氏后裔，常以黄氏繁衍历史上的这个著名事例，教育家族子弟要自强自立，勇于开拓。在他们看来，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力。
中国自古就有母教的传统。不少圣贤豪杰秉承母教慈训而卓然有所成就。母教对他们励志苦学精神的培养和学业有成都起了重要作用。据应氏族谱记载，峡阳籍宋代状元应珍，其母亲林夫人治家严谨，教子有方，含辛茹苦促应珍入仕。受家风之熏陶，后来，应珍之子应阶等皆居进士。应氏几代人都受到林夫人的言传身教，从中吸取了刻苦自励、奋斗不止的力量。显然，“传统家教文化是以家庭教育为载体，通过家庭日常生活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文化。传统家教文化始于人生之初，伴随人的一生，具有初始性、深刻性、长期性特点。这些特点，对人们的崇高爱国主义认知培育具有最优化、最良好的教化效果。”[2]
峡阳的一些家族还购置了族田，在经济上为家族教育提供有力支持。严家祖翁为鼓励子孙奋发读书，置办书斋田数十亩。凡是考取秀才者，都可以享受书斋田的收入。如有更高学位者，就归高学位者享受。如果享受者多了就再添置书斋田，这对鼓励子孙向学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例规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时，书斋田归公分掉而终止（《严氏家谱》，2005年，193页）。
在峡阳的各种家谱中，凡家族中的仕宦者或有功名者，一般要专列出来，对他们的生平履历、科名政绩以及功勋著作等，进行详细叙述记载，这类人物传记也称“仕谱”。《西峡应氏宗谱》记载“少年应珍，文韬武略，习无不精，中状元为官后，节俭奉公，勤修武备，保境安民，为民称颂。”在著名的延平四贤的影响下，宋太平兴国年间，应环秀仕宦归来，在峡阳镇守厚坊（将军街）设私塾讲学，训诲子侄，以明经敦行为本，教育后人，地方弟子纷纷慕名而来。私塾后来扩大规模，升格为书院，成为宗族子弟与乡里子弟共同的就学场所。后人称之为环秀书院，这是一所家族书院，对当地的人才培养、风俗改善、社会秩序的维护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峡阳古镇，家族教育的历史传统还体现在物态层面上。具体而言，通过透析与科举功名有关的建筑、历史遗存、文物古迹，可以直观地感受当地家族教育曾有过的成就。
科举是隋唐以后最重要的一种人才选拔与官吏选拔制度。及第者可以获得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峡阳许多著名古民居大都由这些及第者建造。高高的马头墙，深深的居民房，步步高的三进厅，雕窗画栋的美宅阔院，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峡阳古民居的特点。这些建筑大多修建于明、清时代，当地人称之为土库。土库除四周的马头墙外，全是用木质材料建造。全镇现存大小不一的“土库”有二百余幢，占地面积小则几百平方米，大则几千平方米。这些建筑从柱基到斗拱，从大梁到屋檐以及门窗、隔扇，都精工细作。如石坂坪土库用石板铺地而得名，建房者应陶官进士出身。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下马坪土库，建房者骆姬伯青年时期经营木材、茶叶生意。因其有两个孙子取得功名，方能建此土库。坐落在峡阳新兴街北隅坪西边的一座土库房，建于明末，冠以“大衙”的美称，它是明末进士骆天闲的府第。敖州街的一座土库房则被称为“进士府”，因应丹诏中进士建造而得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要建造土库，便会受到官府的干预。位于峡阳德胜街的大园土库，修建于清嘉庆年间。据说主人应和璧是个没有科名之人，其盖美宅阔院被视为越轨行为。南平知县杨桂森闻知此事前来问罪，幸好应和璧的进士出身的远房侄子应丹诏出面打了圆场，土库的修建得以顺利进行。在峡阳古老的土库里，名人官宦题赠的匾至今还保存不少。如“文魁”、“武魁”、“宗风孙矩”、“大德得寿”等等。在“大圆”土库房里，至今还悬挂着民国国务总理萨镇冰为清末武秀才应虞典题写的“厚德延年”的匾额。应虞典70寿辰时，由同乡引见萨镇冰而得到他的墨宝，并请工匠精制成匾。应氏将之悬于楼楣，记于家谱，借以光耀门庭，也是一种无言的家族教育形式。峡阳土库建筑布局严密和谐，构筑精美气派，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民宅建筑艺术的优长之处，不仅具有研究价值，而且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伦理思想。土库的建造是峡阳家族教育现实的最好例证，因为争取科举正途出身是当时许多读书人的奋斗目标，也是当时主流社会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获取功名，不但可以光宗耀祖，而且可以获得类似建造土库这样的实际利益。
与土库建造并行的是石制旗杆的竖立，这也是旧时代峡阳家族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在峡阳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家族中凡是有考中进士的，须郑重写入族谱，并在家族祠堂前立石旗杆，以示荣耀。应氏家族重视教育，以科名激励子弟向学。清道光年间应蔚华考中进士，应氏家族便在祠堂前竖立了石旗杆。后来，当地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将这一石旗杆移置屏山书院，希望以这种直观形象的教育方式，来激励后人刻苦自励、奋斗不止。后人也从中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以此激励他们奋发向上以获取功名，从而光耀门庭，扬名显亲。
峡阳的下马亭与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也有一定的关系。陕阳的张氏族人大都居住在峡阳街的中厚隅。据《西峡张氏百忍堂宗谱》记载：该家族坤七公派下的一支，由来瓜瓞绵长，簪缨骈集，涌现出了18位杰出的读书人，号称18贤士，不但在峡阳而且在整个闽北都很有名气。张氏族人就在街边盖了一个下马亭，以褒扬他们的功绩。有意思的是，此后当地的文官凡路过均须下轿，武官均需下马，时间一长便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一事例鲜明地彰显了家族教育的成就，又对后来的家族教育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峡阳是名贤教化之地。宋朝理学家朱熹曾在当地的李子坑结精舍讲学授业，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墨宝。据记载：李子坑旧属塘源里，“昔有精舍，朱子避地，尝居之”。峡阳名胜古寺金山庵、芦峰庵留有朱熹书写的“天光云影”、“道脉心传”、“鸢飞鱼跃”匾额真迹。受一代名儒的影响，峡阳的各家族重文尊儒，显示先祖勋业，也使子孙保有荣光。受名儒办学的启发，许多家族力图在地方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作用。书院的兴办，是家族融入地方社会、参与地方公共事业的重要方式。据《峡阳屏山书院记》记载：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地方官杨应斗认为峡阳民风“朴而未淳”，士习“端而近”，都是由于“熏陶之术未周”的缘故。因此，与诸士绅共募银两，在玉屏山建立“屏山书院”。书院中建有讲堂、后堂、东西两廊、门庑等共51间，结构俨然、错落有致。书院刊奉朱子“白鹿洞教条”，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
中国文化向来以家族本位著称，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几乎每个姓氏都有本姓的祠堂，作为族人集会议事祭祖之所。兴建祠堂追祀先祖的风尚，古往今来，无远弗届。修建祠堂、续修谱牒和传统的祭祖仪式，在峡阳得到了严格的传承。祠堂是族人探寻宗支之本、溯源追流、景仰先贤的丰功伟绩、表达慎重追远的孝思之心的场所。历经千年风雨，这些场所如今在峡阳仅存4家：应氏“状元祠”、骆氏“骆家氏庙”、张氏“百忍堂”、范氏“高平堂”。当地民众在每年的冬至前后，各宗族都会在这些场所举行祭祀仪典。在遵循古礼完成全部仪式后，全族男丁举行家族聚餐，借此联络情谊，长幼互相认识，彼此知道如何称呼。在祭祀的过程中，长辈们向子孙后代讲述祖先的来历、迁徙、创业的艰难历程，对子孙进行严肃的教育。在肃穆的氛围里，家族成员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这种广义的教育使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形成尊老爱幼的传统，家族的凝聚力也得以增强，从而提高了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峡阳的家族教育是通过各种形式，把生活哲理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慢慢灌输到家族成员的意识深处，使得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世守百忍祖训，家垂两铭宗风”。尽管一些家族所提倡的宽容忍让中包含着消极因素，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始终是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据“礼之用，和为贵”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这样不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一定的群体和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此外，峡阳家族教育中一直强调的“仁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对家庭关系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当地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而形成了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
文化传承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承最重要的手段，家族教育在峡阳的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峡阳传统的家族教育被注入新的元素。如把祖训教育与立志成才相结合，把祭祖活动与成年宣誓仪式相结合，把宣扬家族光彩历史与提倡成名成家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正是这种正确的扬弃态度，使家族成员摆脱了旧的宗族观念，更为注重家族的精神教化。通过长期的家族教育的熏陶，人们自然形成一种价值取向，获得所需要的知识。通过进行伦理孝道教育，参加礼仪活动，传承礼仪和民间礼俗，民俗风情在家族教育的形式下代代得以传承。显然，家族教育既是一种有关文化传承的教育，又是一种导示性很强的社会教育，这可以从峡阳家族教育的简要介绍中得到验证。当然，对传统的家族教育，我们应辨别良莠，判断优劣，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教以导之，风以化之，从而使这一古老的教育形式在当代能够真正发挥教化功能。
收稿日期：2008-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