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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二战”祸首的德国和日本，面对这段饱含耻辱的历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德国：直面耻辱 日本：掩饰疮疤
每个民族都有饱含荣辱的历史，荣耀可引以自豪，耻辱则警世后人。德、日两国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战后50年来，对于那场曾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的战争，两国政府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对侵略战争始终以明朗的态度对待之。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战争罪责，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从战后第一任总统豪斯到现任总统赫尔左克，都曾数次在公开场合反省战争罪行，承认纳粹的侵略暴行是德国的耻辱，特别是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勃兰特下跪华沙的惊世之举，博得了波兰乃至世界的广泛赞扬。
与之相反，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则采取了回避、推诿的暖昧态度。日本历届领导人对过去的战争总是遮遮掩掩，不敢正视，战后日本的23名首相中，只有细川护熙明确承认50年前的战争为侵略战争，其他人虽也有所反省，但总给人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近几年，日本政客接二连三地发表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近日来国会内部围绕“不战决议”而闹得沸沸扬扬，更反映出日本政界对侵略战争历史所存在的严重分歧。
同为前法西斯国家，对待民族耻辱何以有如此鲜明的差别？
首先，从外部因素看，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东西方两个战败国发生着不同影响。二次大战的结束，开辟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时代，1945年初由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高级会晤中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一直影响和左右着全球的发展进程，德、日两国也不例外。
根据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处置德国的协议，战后的德国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以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德国又长期被分割为东西两半。为防止法西斯势力东山再起，欧洲各国对德国政治和军事力量采取极大的限制。在此情形下，德国当然只能采取“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政策，唯大国马首是瞻，认真反省战争罪责，以求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生存。
战后的日本则在美国特殊保护下羽翼渐丰。1945年8月，按照日本对盟军投降书的规定，美军开始占领日本。随着冷战的表面化，在1949-1950年前后，美国对日本由打击限制而变为精心扶植，以图建立反苏反共的“防波堤”。政治上，美国对日本实行所谓“间接统治的占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各人员，没有认真执行关于严惩战犯的决议，最突出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裕仁天皇这个战争罪犯提出公诉。经济上美国不仅不要日本的战争赔款，而且还撤销了拆迁日本军火工业作为赔偿的计划。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犹如给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心剂，由于战争物资几乎都在日本订货，使日本经济以此为契机开始起飞，为以后日本能够财大气粗地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内部因素看，政府与民间的认同感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随着纳粹法西斯的投降，德国人民也感到自身的解放。无论政界还是民间，普遍能够较彻底地谴责头号战犯希特勒所推行的极权专制和大屠杀政策。在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政界领导人中，不乏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战士。如因缓和东西方关系而享誉世界的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二战时期曾因从事反纳粹活动被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同时，德国政府还非常重视对民众尤其是青年的教育，在德国的出版物和教科书中真实地记录着希特勒的野蛮残暴和纳粹专制统治的历史，目的是告诫青年不忘民族耻辱。为警惕纳粹势力的死灰复燃，当局加强打击新纳粹的力度，还于去年修订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这种上下一致的认同感，是德国对战争责任能够持有正确立场的保证。
战后的日本则缺乏这种保证。如前所述，由于美国对战犯的包庇纵容政策，豢养了一批为军国主义复活摇旗呐喊的政客。战后不久，许多犯有侵略罪行的人就重返军、政界担任要职。如战后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都曾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卖过命，其中岸信介在1943年曾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兼军需次官，战后以甲级战犯被捕入狱，1948年年底获释，1957年出任首相。这些与侵略战争有过不同程度瓜葛的人与战后保守势力合流，自然要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侵略罪行开脱辩护。另外，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政府从没有彻底清算过军国主义的遗毒，更缺乏对国民进行侵略战争历史的教育，文部省还一再强行修改教科书，以致中小学课本中竟然没有“侵略”字样，妨碍了青年一代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更不利于在广大国民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今天，国际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然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仍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障碍，为了防止战争悲剧的重演，负有战争责任的日本是否也应效法一下德国人的“道德勇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