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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以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才能、高超的领导艺术、崇高的人格力量、创造性的外务活动，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且也赢得了对手们的折服和尊重，特别是他的人格力量，在领导过程中更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产生出具大的作用。
一、实事求是，言行一致——不令而行的感召力
周恩来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提倡表里如一，力求言行一致，成为全党学习的楷模。
周恩来一贯主张领导者事事要“躬行实践， 以为倡导”〔1〕。他在为雷锋的题词中，特别提出要学习他“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2 〕。领导者自己言行一致，以行践言，会产生不令而行的实践效果。
50年代末，“五风”盛行，说假话、言行不一致等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1962年，在福建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在福建组讲话时说，经济工作应实事求是，“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3〕。 他创造性地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为了做到言行一致，他要求各级领导都要注意调查研究。60年代，我国农村办公共食堂曾热闹一时，但不多久人民群众便意见纷纷，要求取消公共食堂。为了彻底摸清情况，他在百忙中抽空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写出《关于食堂和评记工分等问题的调查》，这对于指导当时的农村工作，减少失误，起了积极作用。他的这种作风影响和教育了许多人。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身处困境。晚年，他胸前一直佩带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曾对一位来探望他的烈士子女说：“在‘文革’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那时不赞成搞“文革”，而当他看到硬顶不行时，毅然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尽力为人民多做工作，实现他“为人民而死”的誓言。就在他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总理对守候在他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句永远回荡在人民心中的话。
周恩来一生从不强迫别人要怎么做，然而他那言行一致的举止，却产生出不令而行的巨大感召力。
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树而威的向心力
领导者的威望与领导的效果成正比。周恩来认为：“领导者的权威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自吹自擂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4〕，他一贯坚持“对自己应自勉、 自励，应该严一点；对别人应该宽一点，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由于他能处处、时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使得他产生一种向心吸引力。他的人品是一面镜子，他的人格是一面旗帜，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与他交往的所有的人。
周恩来对自己一向高标准、严要求，有时甚至显得非常“苛刻”：
在生活上，他艰苦朴素，反对骄奢。建国后，他住在中南海西花厅，然而功高不奢，勤俭为本。他有一块浴巾，共补了14块补丁。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先生发现总理的衬衣袖口都磨破了，感动万分。回到日本后，冈崎先生每当提及此事，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周总理是我人生师长，恐怕也是我尊为师长的最后一个人了。”〔5〕
在工作中，周恩来反对特殊化，反对以权谋私。建国前，他的兄嫂曾想让他给找个职位，他在回信中写到：“人生赖奋斗而存。”〔6 〕建国后他出任国家总理，更是廉洁为政，两袖清风，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有一年，淮安人民为表达对总理的敬意，托人捎给他一些莲子藕粉等土特产。总理不便退回，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写信给准安县委，批评他们这样做不好，并寄去100 元钱（远远高于家乡人民捎给总理的物品的价格），这使家乡人民深受教育。
在家庭生活中，周恩来对亲属及其子女也从严要求，严字当头。他教育晚辈有三条戒律：一是“要不靠关系自奋起”。他谆谆告诫应他之召来京读书的侄儿周尔辉：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要透露和总理的关系。尔辉自强不息，考上了大学，并留校任教。直到发展他入党时，组织上到准安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时，才知道原来他是周总理的侄儿。二是“要不搞特殊化”。他一再告诫晚辈：“要特殊的话，那只能在工作中做出特殊的成绩来。”三是要“艰苦奋斗一辈子”。他要求子女们“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7〕在他的教育下，他的侄儿和侄女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周恩来以严治家，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典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周恩来的严于律己更突出表现在勇于自我批评和自我解剖。他一贯主张：“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8 〕领导者要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者做起，首先是领导要进行自我批评，多负一些责任”。他始终认为，共产党人应在自我批评中成熟起来。周恩来严于律己的作风，深深影响和教育着人们。
周恩来对自己严字当头，对别人却宽以相待，产生出无形的向心力。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强加于人；主张让不同的意见在争辩中发现真理；主张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团结一致向前进。著名的教育家、原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曾是周恩来的老师，后来做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建国后，周恩来并不勉强要张表明态度，而是主动把老师从重庆接回天津，且多次去探望。周恩来的关怀使张伯苓老先生的认识逐渐提高，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1951年，张伯苓在逝世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盛赞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周恩来的崇高人格，树起了他巨大的威望，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许多党外人士都“闻其风而悦之”。正所谓“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中流砥柱的凝聚力
周恩来认为，领导者必须有全局观念，要不计名利，能曲能伸，“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屈辱。〔9 〕”正是凭着这种全局观念和不计名利的人格修养，使他能在困境中多次维护了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美国前总统曾这样评价说：“周恩来是保住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调和者。”
在江西苏区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 中央局提出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在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人批评毛泽东在军事上有“左”倾思想，周恩来再次决定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由自己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任，并再一次提出：毛泽东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军事。他坚持在两个方案中选一个：或由周负责，毛作为助理；或由毛负责，周作为监督。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对个人之地位、名利看得甚轻，尽管大家由于折服其才能而推举他做总政委，但他坚决不同意。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顾全大局，才保证了会议的成功和会后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在建国后，周恩来在反冒进和“文革”中更表现了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高尚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鼓舞了一大批老革命家，坚定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
从1955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周恩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实施了反冒进的一些措施。但由于当时认识上的偏差， 毛泽东同志带头提出了脱离我国生产力现状的“赶超战略”。1957年，毛泽东认为反冒进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1958年初，又把反冒进提高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把反冒进的人视为“促退派”，认为他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很显然，这是对周恩来说的。那时周恩来心情很沉闷，但为了国家、民族和党的利益，他把个人的名利抛到九霄云外，带领周围的同志们团结奋斗、勤恳工作，以尽量减少由于思想路线失误而带来的损失。当时，许多人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提出上“三峡工程”。总理考虑到国力已十分脆弱，如再上这样巨大的工程，必将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他从全局出发，苦口婆心地说服各方面，终于没让“三峡工程”上马，使国民经济避免了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
“文革”中，周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林彪和江青反党集团，想借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总理认为老一辈革命家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宁可拚着自身，也要保护他们。1967年7月， 江青等人趁毛泽东不在京之际，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 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周恩来面对困难，镇定自如，独撑危局，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超常品德。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的头目，他坚定地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凭着崇高威望、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气概，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在“文革”中，周恩来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崇高的人格，使许多人坚定了对党的信心。1976年的“四五”运动，正是这种凝聚力的最好表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人格，在许多危难时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这也是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一。
四、谦和待人，襟怀坦荡——心心相印的亲和力
周恩来知识渊博，但虚怀苦谷；地位很高，却平易近人。他的交友之道是心交、交心。凡和他交往过的人，无不被他伟大的人格吸引，无不产生一种归属感，情不自禁地走向他，自觉地接受他的领导。
周恩来学贯中西，但谦虚为本，求索不已。他在对文艺界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耙子，让大家来攻攻。”〔10〕他的谦虚和不自以为是，使他赢得了朋友们的理解和信任。而且他不断进取，主张“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的好学，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人民更热爱周总理。一位日本友人曾记下下面感人的一幕：总理的葬礼已举行过一个礼拜了，而北京饭店的女工作人员常常聚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抱头痛哭。这位记者动情地写道：“我完全没有料到周总理竟是这样受到普通人民的衷心受戴的领导人。”〔11〕总理心里记挂着人民，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的交往中更主张襟怀坦荡，以心换心，他指出首先要平等相待。“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12〕。其次，他认为对朋友要坦诚为本。他指出：“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13〕对待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要一视同仁，“凡是在广大群众中做的事情，都应真诚地向党外人士讲清楚”〔14〕。再次，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话要让人家说完，“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15〕。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最后，他认为要关心朋友的具体困难，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因抨击官僚资本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外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马先生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马寅初的生活一时拮据。周恩来指示重庆的《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一文，并致送最高稿酬，在当时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先生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打成“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马划成右派，周恩来坚决保护，使马先生幸免于难。1972年，90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给先生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就在此间，总理本人却不幸得了癌症。周总理在去世前，还专门让自己的护理医师去看望马寅初，他自己仍不放心，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服用什么药。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党员。
周恩来一生结交的普通群众和党外民主人士无数，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了、教育了、团结了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和力；人们都视他为知音和引路人，这也是周恩来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
周恩来的成功离不开他的伟大人格，他的伟大人格造就了他的伟大人生。周恩来人格力量的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和亲和力，对于每个人特别是领导者来说，都有重大的学习和借鉴的意义。
注释：
〔1〕〔4〕〔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9页、第131页、第132页。
〔2〕〔3〕〔7〕〔8〕〔1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7页、 第350页、第427页、第344—345页、第348页。
〔5〕〔11〕《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第157页、第150页。
〔6〕《周恩来书信选》，第303页。
〔12〕夏衍《懒寻的梦录》，第491页。
〔13〕参阅《人民政协会员全党组活动方针》。
〔14〕《在中央统战茶话会上的讲话》。
〔1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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