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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经济学亟待创新和发展
按照经济学界流行的看法，中国传统经济学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在大学经济系科作为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开设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其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50年代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樊纲先生曾将它抽象为“苏联范式”。传统经济学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怎样从总体上判断、评价传统经济学，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多数学者在总体上仍然肯定传统经济学，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我们应当“探索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和发展这一体系”，而不是“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1〕基于这种判断， 他们尽管承认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但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范式，而是继续运用传统的范畴和方法。在原来的体系框架内进行修改和补充。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解释教科书中论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更准确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即所谓“回到马克思”二是把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新观点及时地充实到教科书和教学中，使其对经验现实更有解释力和预言力。”〔2〕
不幸的是，我国经济学人十多年来在原有体系框架内所做的努力，虽然在个别理论观点甚至某些重大理论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但迄今并未提出让众多同行、学者认同的、渗透着中国民族之魂的理论范畴和体系，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所以，有些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对传统经济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定传统经济学“已经丧失了对经验现实的解释力和预言力”〔3〕，“基本上是过时的”，〔4〕因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批判和抛弃”〔5〕，“实行一次完全彻底的革命。”〔6〕
对中国传统经济学进行总体性判断，应当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上看，建国初期，我国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经验，需要向“老大哥”苏联学习，包括引进其经济理论。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实践上看，在50—60年代，传统经济学作为政治理论，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向全国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发展上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而以计划经济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学未能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实践，于是产生了矛盾。这是传统经济学亟待改革和创新的主要原因。
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经过40多年的经济建设，已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物质技术基础已相当雄厚。目前正处在历史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8年保持了平均9.5%的经济增长速度， 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3倍，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 其中定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同时，中国成功地开创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渐进式道路，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据测算，目前中国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市场机制调节的部分已占60%左右。而以上两个方面的变化又都是在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环境中实现的，达到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这在人类制度变迁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其中也必有深刻的奥秘。中国在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经济理论给以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回答。遗憾的是，传统经济学对此却无能为力，既不能说明其内在逻辑，也不能预言发展趋势。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实践急切地呼唤改革传统经济学，同时也为之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和得天独厚条件。
中国传统经济学固有的先天性根本缺陷，导致理论供给不足，是自身变革的内在原因。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传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基本上不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而是在一系列原则的约束下，通过理论推导演绎出来的。因而在范畴体系、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中国传统经济学声称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学术实践上，却既不研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技术关系，也不研究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更不研究人的心理、偏好、预期和行为。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过程中的人，又怎么能正确地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呢？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其次，在方法论方面，传统经济学单纯地进行规范研究，而不进行实证研究；偏好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往往只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经济学的理论。根据一时的感觉而轻率地做出结论，既不对经验事实做广泛的观察和归纳，也不利用模型进行详尽的分析。再次，在理论体系方面，传统经济学一方面自我封闭，只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自身理论的源泉，拒绝吸收其他经济学派的理论，特别是拒绝从现实的经济运动中吸取营养，拒绝根据已经改变了的经济条件，抽象出新的理论。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又进行因果式循环论证：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中引申和推导出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关系以及基本经济规律、计划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等，用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陷入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再回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因果式推导。最后，在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几乎每一个命题都有悖于中国的客观实际：一是在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上，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其根本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二是在经济形式上，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现阶段只能搞市场经济，而不能搞计划经济，三是在所有制形式上，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包括国有制和集体制在内的公有制，不能保留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现阶段必须发展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只是其中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四是在分配制度上，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不能实行按资分配，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现阶段必须实行包括按资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只是其中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五是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运用计划机制，并且是指令性计划，不能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现阶段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六是在政府经济职能上，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只能由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不能运用经济手段间接管理经济，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现阶段政府只能运用各种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间接地管理国民经济。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学既没有科学地概括和正确地描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状况，也没有从现实的经济运动中抽象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用来能动地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更不幸的是，有时它还或多或少地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所以，中国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实际上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理论、冲破其思想束缚的过程中前进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与其说是得益于传统经济学的指导，不如说是得益于对传统经济学的突破。同样，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是在认真总结和理性批判传统经济学，根据现实经验进行新的概括和探索，提出和发展新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的。所有这些表明，传统经济学已陷入了严重危机，亟需从根本上变革和创新。
二、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时代要求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经济学，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其现代化。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经济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7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学阶段；二是80年代的过渡经济学阶段；三是90年代的市场经济学阶段。当前中国要创建的“经济学可以确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7〕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就是创建“经济通论”或“社会主义综合经济学”，使之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体系结构等方面，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8〕还有些人认为，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9〕 “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西方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中没有很好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学的问题”〔10〕，“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11〕，“实现其数量化”〔12〕。
以上观点都从某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规定性，有助于把握和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和重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包括十分丰富的内涵，似乎不宜过分强调某一点，而应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其基本点是：
首先，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即研究成果国际化。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其理论研究成果达到了当代国际先进水平，在世界经济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有些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从本质上看，经济理论是一套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而言，被解释的经济现象越重要，经济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因而英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都是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英国的经济理论在世界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因而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也就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都基本上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美国的经济理论也随之在世界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奇迹般地快速增长。据有的专家预测，如果我国能够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市场化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届时，中国的经济理论在世界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性将会上升，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就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我国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有人预言，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能够成功地说明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的内在规律性，就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曙光。
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研究本土经济问题，即研究对象本土化。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实现其现代化，首先需要科学界定其研究对象，明确研究的出发点。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经济学面临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宏观经济运行及管理提供理论依据的重任，因而应当在原有侧重研究制度本质的基础上，加强对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13〕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以“共同富裕”为研究对象。〔14〕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市场经济，因而中国经济学应当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15〕此外，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活动的主题。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以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16〕这些观点都从某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定性，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只从某个侧面研究，似失之偏颇。从研究对象本土化这个更为宽泛的角度界定，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研究对象本土化，首先是指研究本土经济问题，即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这既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任何经济学家要对经济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使其研究成果走向世界，就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一般是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出现在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产生的。换言之，凡是对国际经济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都是某一特定社会本土化的理论。越是民族化的理论，就越有世界性。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一些传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预言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如果对这些本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从中抽象出新的理论，就会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对世界经济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中国经济学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
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可以用三个命题来概括：其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中国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必须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首先应当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其二，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中国的第二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我国的改革已经并将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深入研究我国经济改革的规律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又一重要任务。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主要是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统一性，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如果中国经济学能够正确地解释和成功地指导我国改革和发展，就能够突破自身狭隘的地域意义，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经济学。
此外，经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还包括着外来经济学如何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离不开借鉴国外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外国经济理论形成的背景和条件肯定有别于中国国情。因此，中国经济学在借鉴外国经济理论时，一定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使之逐步中国化，切忌生搬硬套，食泽不化。
最后是研究方法规范化。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实现其现代化，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实证方法，包括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有一个，即逻辑批判的方法。”〔17〕还有的学者认为，“实证研究确实是经济学的根本方法，但不能忽视规范分析。”〔18〕此外，还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法是劳动分析法。”〔19〕学者们提出的这些方法确是有效的方法，应当很好地运用。现在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研究对象。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转折过程中的原公有制经济，它同时又是发展中的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既需要经验的、实证的方法，也需要理论的、规范的方法还需要逻辑的、数理的、统计的乃至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方法。同时，还应注意研究成果的表述方法。文字的优美、凝炼明了应置于首位。此外，不论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都应当注意其规范化问题。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是经济学现代化的又一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其现代化的又一必要条件。所谓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是指在经济学界建立一套大家认同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的制度规则和传统习惯。旨在创造学者和学术团体之间沟通的共同语言，规范研究行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理论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理论创新规范和经济理论批评规范。经济理论创新规范包括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在经济理论创新过程中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用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二是严格检验逻辑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称为不被证伪，这个理论就可以暂时被接受；否则，这个理论就必须修正或摒弃。经济理论批评规范是指，在对某个经济理论批评时，只能针对其内部逻辑的一致性问题或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如果一个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其推论又与经验事实一致，经济学界就应当接受这个理论。在这里，一个很关键的方面，就是要将非学术因素排除出去；在经济理论批评时，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二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批评不应在误解、甚至曲解批评对象的观点的情况下进行。假如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严格地遵循这些学术规范，单独或综合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其研究成果就有可能国际化，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经济科学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三、正确对待前人的理论遗产
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逐步实现其现代化，需要“站在巨人肩上”，继承并发展前人的优秀理论遗产。这涉及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及邓小平经济理论。
首先，要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核心内容。经济学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特定的经济理论总是代表着特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主流经济学始终是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主流经济理论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经济学面临着严峻挑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并发展了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新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的理论等，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经济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深刻地揭示了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构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须以邓小平经济思想为核心内容。只有符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学，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公式和教条，它也没有穷尽真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的、科学的主义才有用。”它的“来源不局限于三个”，其“组成部分也不仅是三个组成部分，它还在发展。〔21〕”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对学者而言是一种学术思想。”〔22〕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只研究人们的交往关系，而不研究物质生产力；在价值论上，只从供给方面研究客观价值论，而没有从需求方面研究主观价值论，是有片面性、有缺陷的，因而应当继续发展。〔23〕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这样。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是生气勃勃的，在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和不断丰富发展的。今天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然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仍然是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巨大源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作为知识体系，它停留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上；作为理论体系，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不断加强。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第二个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它的语言工具和分析方法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关于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机制和手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学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平价值观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效率观加以整合。
此外，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上，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是把实践标准放在第一位。”二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随意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神圣化，不容讨论，不许指出其局限性，更不用说指出其错误了。”〔24〕我们应当正视并克服这些不良倾向，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最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内容和研究方法。创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25〕中国经济学人只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行了，不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26〕也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但可以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学会用洋人的工具解决自己的问题。”〔27〕这些观点虽然新颖，但却值得商榷。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是由人作为主体参与的，每个人抱着不同的价值观参与一项经济活动，因而经济学必然有阶级性。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所代表和反映的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要求，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毫无可取之处。适应西方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代西方经济学很注重研究各种具体问题，从中得出的某些具体理论观点、提出的某些对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生产的某些客观法则，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我们可以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长处，是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精确的经验科学来研究，即通过认真的观察和归纳经验事实，建立经济模型，以说明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这种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经济模型为分析工具去精确说明现象之间联系的方法，就是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便于证伪，易于操作。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善于学习和正确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应当看到，分析方法本身暗含着价值观。在接受某种方法论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其价值观。所以，即使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
创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就目的而言，是为了发展中国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因而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建设经济学，而不是批判经济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除了必须尽可能地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外，最主要的是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概括出新的理论。所以，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多些历史归纳，少些逻辑推演，是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尤其是青年学者中有一种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这种倾向如不加以克服，后果是严重的。〔28〕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注释：
〔1〕张品修：《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若干理论问题》， 《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2〕蒋家俊和昊宜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张曙光：《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4〕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5〕同〔3〕
〔6〕武建奇：《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的改革》， 《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1期。
〔7〕陈东琪：《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中国经济学向何去研讨会，1996年8月。
〔8〕张方方：《武汉大学学术研讨会侧记》，《经济学动态》， 1996年第6期。
〔9〕樊纲：《经济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 《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
〔10〕董辅礽：《发展的经济学与变革中的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学林出版社，1996年6月。
〔11〕左大培：《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探索》，《经济研究》， 1996年第4期。
〔12〕黎诣远：《经济学的现代化与数量化》，《北京经济燎望》，1995年第6期。
〔13〕栾文莲：《交换理论与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二期。
〔14〕王泓远：《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代财经》，1995年第12期。
〔15〕同〔7〕
〔16〕谷书堂、刘占军：《经济发展研究与经济学在中国之发展》，《经济评论》，1996年第1期。
〔17〕〔18〕〔19〕钟培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讨论会纪要》，《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1期。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21〕于光远：《我是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学林出版社，1996年6月。
〔22〕冒天启：《经济学论战要解决四个问题》，《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6期。
〔23〕张曙光：《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研讨会，1996年8月。
〔24〕晏智杰：《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6期。
〔25〕同〔9〕
〔26〕同〔9〕
〔27〕余瑞祥：《论中国经济学的革命》，中国经济学向处去研讨会，1996年8月。
〔28〕陈岱孙：《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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