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讨论经验_金融论文

金融改革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讨论经验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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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金融改革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并发展金融市场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同志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①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金融改革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从微观经济来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在“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的原则下,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作为一等价物的货币,它的融通和运动便反映了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一切商品的流通和运动。而金融是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它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自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

从宏观经济管理来看,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它需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进行管理和调控,以避免经济发展偏离我们的目标。因此,当我国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并不是放弃对经济的管理,而是要求对经济的管理从实物型管理转向价值型的管理;并不是要削弱宏观经济调控,而是要求从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显然这两个转变主要通过金融来实现。因此,改革金融体制、发展并完善金融市场便成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1992年,中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在市场化改革和大规模投资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发展高潮。然而到1993年,当人们惊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发现宏观金融形势趋紧、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如违章拆借、乱集资和挪用资金进入证券交易和房地产炒作等等。诸多经济问题之所以会集中反映到金融领域里来,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使金融地位日益显要而出现的。在信贷额度控制下,银行有钱不能贷出,它自然设法通过拆借将钱贷出,以求增值;在银行利率低于通胀率时,人们自然愿意加入有较高回报的企业集资行列;当专业银行要转向企业化经营时,资金自然会贷向效益较高的行业,这才会有大笔资金被投入到证券业和房地产业。因此,当人们批评金融秩序混乱时,自然要抨击旧的金融体制,它已显然滞后于正在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金融秩序混乱的教训终于使人们意识到金融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缓。

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底听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经济情况和改革设想时就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②1991年在上海视察时又说了本文开头所引的话。联系前两年实践的教训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即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抓住金融这个核心,加快金融改革,发展并完善金融市场。

二、金融改革支持了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

回顾过去的三年,上海正是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思路,通过“搞好金融”促成了“全盘皆活”的局面。1992-1994的三年里,上海GDP的增长率达到14.8%、14.9%和14.3%,首次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实现了社会经济和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的宏伟目标。虽然,这三年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三年来,上海在改革金融上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指导,各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实行业务交叉,并与外资银行、地方银行、城市信用社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2年8月建立了首家上海地方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同年12月成立了首家中外合资银行——上海巴黎国际银行;陆续开办了122家外地证券公司、28家城市信用社,建立了若干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各种为金融配套服务的机构,如东方公估行、保险公司同业公会、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等,到1994年底上海已有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2000多家,其中包括33家外资金融机构和87家外资银行代表处。与此同时,为探索专业银行商业化的路子,上海还率先在浦东新区试行比例管理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信贷管理方式,并运用经济手段鼓励和促进各银行利用贴现、拆借等办法调整信贷结构,筹措临时资金,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

2、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创新金融工具,开辟融资新渠道。三年来,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证券、股市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以及“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的指示,上海在发展金融市场、借鉴和创新金融工具上作出了努力。证券市场、拆借市场、贴现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均有长足的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从表1大致可以看出三年来上海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

表1:1992-1994年上海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

年度

1992 1993

1994

证券交易额

(亿元)

760 5200 25482

短期资金拆借额

(亿元) 1697.3

2329.5

2190

票据再贴现金额

(亿元)

200

220…

外汇交易额

(亿美元) 35.755.94

568*

各类存款增加额

(亿元)

259331.6

958.7

各类贷款增加额

(亿元)

139278.3

481.6

存贷差额 (亿元)66 53.3

473.3

保险收入 (亿元) 10.3315.3

21.03

保险赔偿 (亿元)

3.9 6.79

7.46

*1994年4月1日成立全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一数字是94.4.1-95.3.31外汇交易中心的成交额。

此外,上海也积极通过学习借鉴和创新金融工具来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如开办同城外币票据交换业务、推出国债期货和回购交易,按国外商业银行的通行做法进入新加坡、美国金融市场发行美元债券,组织银团贷款和银社联合贷款,推出美元和土地使用权等多种抵押贷款、建立了金龙、宝鼎、建业三个信托投资基金等,不仅大大增强了通过市场筹资融资的能力,也提高了信贷资金的效益。

3、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市场必须建立规范,完善法制,这样才能使宏观调控得到有效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④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有关金融发展与市场规范的法制建设还有滞后现象,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上海在国家尚未来得及立法时,率先制定了一些管理办法和规范,如颁发了《理顺本市银行与证券经营机构关系的通知》、《异地证券经营机构上海业务部、营业部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手册》、《关于制止在证券发行业务中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规定》等文件,使金融市场的发展有规可循。从实践来看,在这三年大发展中,上海保持了较好的金融秩序,在中央整顿秩序的检查中,上海违章的金额仅占拆借总额的1.3%,较好的金融秩序保证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4、加快金融现代化建设。现代金融要求准确、高效、快速地处理大量信息,因此,它需要现代电子技术来武装。三年来上海在金融电子化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如设计了对外资银行和外汇业务管理的软件系统;推出了多功能磁卡;建立了工商银行的大型计算机管理系统,到1994年底工行的电子化营业网点已达380个,占其全部网点的76%;上海证券交易已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并建立了集中高效的中央登记结算运作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电子化使上海的金融市场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也为与国际市场接轨奠定良好基础。

走好金融这步棋,对上海三年大变样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使上海的资金比较宽松。为了实现三年大变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经济高速增长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三年来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2122.5亿元,没有金融市场的支持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其次,金融市场的建立使经营得好的优势企业能通过市场融资筹资获得新的发展,迅速壮大。如上海开开实业公司在1987年底时净资产只有20万元,通过建立股份制,从市场筹资发展,到1994年,公司的净资产已扩大到1亿2千万元。金融市场使有限资金得到了优化配置。第三,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增强了上海经济的抗波动能力。八十年代前,只要宏观经济一紧,上海经济便首当其冲大幅回落。但这几年里,不仅在整顿金融秩序中没有发生波动,且在去年的紧缩中,全国经济回落1.8个百分点时,上海仅回落0.6个百分点。金融市场加快了信贷资金的周转,改善了信贷结构,提高了资金效率,从而弥补了信贷紧缩带来的困难。第四,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的成长。在上海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已从1991年的31.6%上升到1994年的40%,使上海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

三、重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改革的论述的正确性。其实,从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我们还可以理出这样一条思路,即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抓住金融这一“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快金融改革、发展金融市场。而“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⑤因此要求把上海“搞得更快一点”,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以利用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明显的优势和幅射面宽⑥的特点带动长江流域、服务于全国。所以他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⑦

为此,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⑧回顾总结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形成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对于重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是很有参考意义的。三十年代,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主要特征是:

1、中外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形成了开放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抗战前夕的上海已有华资银行80家、外资银行28家、钱庄40余家和钱兑业70余家,形成华资银行、外资银行和钱庄三大金融势力并存的局面,业务上各有侧重,又有一定竞争。在当时存款总额中三大势力分别占40%、25%和33%。抗战结束时,上海已拥有中外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440多家,集中了全国社会资本的40%以上。

2、较多的金融机构的总部或总管理处集中于上海,使上海成为金融决策和结算中心。不仅南京国民政府设置的国家银行系统的“四行二局”的总行或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且80余家华资银行中有52家总行也设在上海,而保险公司的总公司几乎都设在上海。

3、各类金融市场基本发育成熟,并在全国乃至远东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本世纪30年代,上海不仅短期货币市场和长期资本市场都已初具规模,而且黄金、外汇市场也相当发达。总行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挂牌汇率成为全国统一官定汇率,当时中国国际收支的绝大部分都在上海实现。在上海进行的黄金交易量,1926年便已达到6232万条标金,使上海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第三大黄金交易中心。

发达的金融市场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融资中心,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龙头,也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其行情的起落、信用的张驰都影响全国的经济局势。

历史的经验表明,形成金融中心的基础是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必须有一批真正的商业化金融机构和具备必要的金融决策、调控与管理的功能。如今上海要实现重建金融中心的目标自然需要在上述三方面作出努力。而且,随着世界经济与金融的不断发展,在迈向21世纪的时代,上海还必须在金融现代化方面作出努力。在过去的三年里,上海已沿此思路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从金融中心的要求来看,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首先,上海虽已发展了不少金融机构,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但这一体系中的主体——国家专业银行尚未实现向商业银行的转化,也还未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营运机制;而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虽已有一定数量,但其业务范围还受到很大限制;此外非银行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机构还刚刚起步,故还未形成一定的竞争态势。因此,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必须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⑨,应在划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基础上尽快将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划归政策性银行,逐步缩小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限额管理,强化资产风险与负债成本的管理,并最终实现规范的资产与负债比例管理。与此同时,在继续引进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应有步骤地放宽其业务范围,允许他们有限制地经营人民币业务。此外,还应继续组建一批中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真正形成开放的、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其次,为使上海具有必要的金融决策和调控、管理的功能,需要中央对上海的金融发展继续给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包括将一部分商业银行的总部迁往上海,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中心放到上海,强化上海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中心地位;同时给上海一定的区域性金融管辖权。

第三,还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目前上海的短期资金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均已初步形成,还必须按国际惯例加强规范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规模和辐射面。此外,还应抓住时机,利用外高桥保税区兴建离岸金融市场,启动黄金市场,进一步发展保险市场,从而使上海具有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

最后,为了加快金融现代化的步伐,一方面要加速金融电子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起一支精通现代金融业务、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金融人才队伍。国际金融中心必然是在国际竞争中建立起来的,而任何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同志说:“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⑩显然,上海要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要重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取决于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必须在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上下功夫。

邓小平同志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11)相信在中央和全国的支持下,21世纪的上海完全有可能重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193、373、379、366、376、355、366、193、120、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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