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投资性能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运行论文,性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原动力，对经济运行状况影响极大。当经济增长取得显著成就时，人们忘不了归功于投资，而当经济运行出现重大障碍时，人们也忘不了诿过于投资；大干快上，基建一马当先，治理整顿，基建首当其冲。究竟应如何看待和评判投资的功过，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对投资的本性、功能及其对经济增长、经济运行所起的影响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固定资产投资的属性及效能
（一）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两重性：既能增加生产能力，又能创造国民收入的双重效果。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于40年代中叶提出来的。例如，建设一个新工厂，就会产生对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带来创造国民收入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个工厂建成投产之后，它本身就可以增加下一时期的产量，这又为国民经济提供了新的生产能力。为了使每一时期投资所产生的扩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就必须相应地增加收入，增加消费，推动生产进一步增长，否则，生产设备就不能充分利用，其结果将会使投资率下降，而投资率下降，收入和就业就会减少。所以从长期来看，为使扩大的生产能力不致过剩，必须不断增加投资，以维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均衡。这种投资的两重性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投资的两重性理论，对我们认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有启发的。一旦投资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它就要求继续增加相应的投资，否则新的生产能力便难以充分发挥，造成生产能力的闲置。对经济正常发展情况下出现的投资引起投资，前期投资要求后期继续投资这一点，过去我们是重视和研究不够的。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双重效应：既代表即期需求，又代表未来供给。投资从需求拉力和供给推力两个方面影响着经济运行。一个投资项目从需求效应到转化为供给效应一般平均需要2—3年，大的项目平均需要5—8年。由于存在着长短不等的时滞，就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带来了复杂性和难度。以投资对通胀影响为例，如只从投资代表需求这一角度来看，投资越多，需求越多，从而对通胀的刺激作用越大；如只从投资代表供给这一角度来看，投资越多，供给越多，从而对通胀的抑制作用越大。究竟是刺激作用大，还是抑制作用大，要看在一定时期投资的需求效应大还是供给效应大。如果需求效应超过一定限度，势必会加剧通货膨胀。需要说明的是，投资的需求效应，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既包括对投资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这种扩大的需求效应，对即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投资的供给效应，也不止于增加某种产品供给，往往会产生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刺激其它产品增加的扩大效应。由于存在着需求扩大效应和供给扩大效应，因此，如何准确测定这种双重效应，以更好地维持经济运行的均衡，很重要，又很复杂。根据已有的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即期需求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比供给效应更明显。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额，受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和相关程度，比时滞一年、时滞二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度和相关度要大。这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投资加速原理和投资乘数原理。加速原理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于1913年提出来的，主要说明由于生产量变动如何引起投资量变动。加速原理认为，投资本身大小由代表收入或消费水平的商品销售量（或产量）所决定，但投资的变动程度不是由商品销售的绝对量决定，而是由商品销售的变动率（增减百分率）决定。投资变动的大小与商品销售量增减百分率之间有一种类似加速度型（平方型）的函数关系，所以称加速原理。如销售量增加10个百分点，投资可以增加100 个百分点；如销售量增长速度下降，投资速度会以更大的幅度下降。
乘数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1931年提出的，凯恩斯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根据这一概念提出了“投资乘数论”，说明投资量变与收入量变的连锁关系。“投资乘数论”的出发点是：一个部门投资的增加会引起一系列别的部门收入的增加，投资乘数就是总收入增量和投资增量之比。总收入增量包括间接引起的消费增量在内，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也就越大。如用100万美元进行投资， 这就首先会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引起生产部门的企业主和工人增加100万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人以其收入80%用于消费，20 %用于储蓄，边际消费倾向就为80%，这样，就会进一步引起消费生产部门的人们增加80万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得到80万美元的人再以80%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投资，又会造成另一些人得到64万美元的新收入。这一过程如此继续下去，最终使增加的收入成一无穷等比级数之和：100 万美元+80万美元+64万美元+……＝100万美元×1/（1－0.8）＝100万美元×5＝500万美元，为原投资的5倍。 投资乘数的作用以所有部门存在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为前提，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说明投资与国民收入和就业之间的某种依存关系。凯恩斯企图通过乘数论来说明增加投资对于解决失业，实现经济繁荣，摆脱经济危机的重大作用，“投资乘数论”是资本主义政府实行赤字预算，增加政府投资的理论根据。实际上，一笔投资不可能都按乘数规律引起收入的增加，而且从根本和总体上讲，不是投资增加决定经济收入，而是经济收入决定投资增加。国内已有不少文章对“投资乘数论”提出了质疑，有的用“收入除数论”与之针锋相对。〔1〕
西方学者提出的投资加速原理与投资乘数原理，我们可以进行了解、研究，其中也包含了值得引起重视的内容。例如，加速原理具有双重含义：当产出增加时，投资是加速增长的；当产出停止或产出减少时，投资是加速减少的。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确实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幅度更大；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幅度更大，甚至成为负数。比较明显的是：1988—1989年，GDP增长速度由11.3%降为4.3%，投资增长速度则由23.5%降为—7.98%；1991—1992年，GDP增长速度由8%提高到13.6%，投资增长速度则由23.8%提高到42.6%。
（四）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有些重大项目，建设周期很长，建成后发挥作用的时间也长，由于厂房、构筑物、机场、桥梁、电站、水坝等等，具有固着性，一旦布局在哪一地区，建成后很难移动。因此其影响具有久远性；有些跨地区、跨部门的项目，所需动员的力量及其建成后所起的影响效果，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有些建设项目，对投资者的直接经济效益并不明显甚至风险很大，然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巨大，具有战略意义，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是调节不了的，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正因为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同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相比，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等特征，所以我主张，计划调节应相对多一些，集中度应相对高一些，宏观调控力度应相对强一些。
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看待和估量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如何理解投资涵义密切相关的。
对投资涵义持宽派的观点，认为投资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投资，而且应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已经实现的技术进步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作用于经济增长，而是包含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并通过资本投资的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这样理解投资，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重要至极了。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说，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理论。这种看法也许有些夸张，但基于宽口径定义投资，便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对投资涵义持中派的观点，认为投资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把这种投资增加和劳动力增加及技术进步并列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由于有的仅把经济增长归功于资本投入和劳动力增加，有的则过多地归功于技术进步，加上计算口径、方法很不统一。因此，对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程度的估量，相差很大。 例如：科特于1981年分析美、日、德、英等10个国家1955—1962年间经济增长中，约有74%归功于资本或投资，其余26%归功于劳动；而索洛在50年代末期，分析美国经济增长中约有80%归功于技术进步，其余20%归功于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增加；〔2〕同样是对美国经济进行分析， 而且是在技术进步越来越快的年代，得出的结论却是大相径庭。如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等人分析美国1948—1979年经济增长中，约有46%归功于投资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将近31%归功于劳动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23%归功于技术进步，他说：“我们的结论是，资本投入贡献是增加值增长的最重要的根源；劳动投入的贡献是第二重要的；生产率增长率（即技术进步率）是最不重要的。”〔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对我国1953—1990年的长周期研究，38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6.78%，在经济增长中，由于资金投入带来的增长占75%，劳动投入带来的增长占20%，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占5%，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所改善，1979—1990年的12年间经济增长中，由于资金投入带来的增长占51%，劳动投入带来的增长占19%，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占30%。〔4〕从资金投入、劳动投入、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的态势来看，资金投入所占比重下降，技术进步所占比重提高。
对投资涵义持窄派的观点，认为投资仅指固定资产投资，这样，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起来要有所降低，但就我国目前来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和运行仍起着重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主要依靠投资的带动作用，其贡献率往往在50—60%左右；对经济的冷热与起落，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人均收入所达到的水平正处于结构变动剧烈的阶段，因此，不能不具有投资主导型经济的特征。只是，要努力改变粗放式的投资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投资方式，以便使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保证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更积极、更有效的作用。
三、投资领域要实现的基本目标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整个经济增长和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按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从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来看，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规模适度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包括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称在建总规模）。规模过大，会影响目前消费，而且会引起通货膨胀；规模太小，将不能保证经济发展后劲，影响长远消费，而且不利于充分就业。因此，须寻求适度的投资规模。
1.年度投资规模指一个年度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全部金额。
如何衡量年度投资规模适度不适度？通常用两项指标：
（1）投资率＝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大体上说，它表明在当年总产出中，有多少用来投入。这一比率，在不同国家，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是不一样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平均达33%左右，个别年份高达40%左右；新加坡1983—1993年平均39.7%；我国1981—1994年平均为30%，90年代以来年均为34%。这一比率是高了还是低了，不能孤立地判断，要联系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状况、物价状况、就业状况、人民消费水平状况等来分析衡量。根据我国历史经验，又考虑到目前正处于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时期和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并借鉴外国经验，在近10年内，把我国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在33%左右可能是适当的。这不排斥在有的年份可以高一些，有的年份可以低一些。根据过去经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投资率。例如，1982—1984年经济增长平均达11%，通胀率仅有2.1 %，投资率为25%，按理，这25%的投资率应属合理的投资率，但1989、1990年，投资率也为25%左右，却出现了严重的市场疲软、生产停滞现象。又如，1986、1987年，经济增长8.5%、11.1%，通胀率分别为6%、7.3 %，情况较好，投资率为32%，按理，这32%的投资率也应属合理的投资率。但1988年的投资率同样为32%，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还要认识到，投资率的高低同经济整体情况之间，也存在着复杂关系，很难一概而论。
（2）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弹性系数＝投资增长/GDP增长。 投资率是从静态角度，增长弹性系数是从动态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投资规模是否合适。我们按累计法，分别用现价和不变价计算了1981—1994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按现价计算，平均弹性系数为1.35 ， 即名义GDP平均增长1个百分点，名义投资平均增长1.35个百分点。按不变价计算，平均弹性系数为1.27，即GDP实际增长1个百分点，投资实际工作量增长1.27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弹性系数高于按不变价计算的弹性系数，说明投资价格指数通常高于GDP缩减指数。 用现价或用不变价计算出来的弹性系数可大体归结为1.3左右。这也是一个历史经验数据， 不应当绝对地、凝固地看待这一弹性系数。从历史数据看，通常的情况是：在经济上升时期，投资超前于经济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较大；在经济周期峰值时，增长弹性系数会最大；在经济下降期，投资会超前于经济回落，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弹性系数较小；到达经济周期谷底时，增长弹性系数会最小。
投资率与投资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的关系：如投资率不变， 意味着投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同步， 因而投资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亦将不变；如投资率下降，意味着投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 因而投资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将降低；如投资率上升，意味着投资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因而投资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将提高。 既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投资率，也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同时，还要注意到，投资率与投资增长率有着密切联系，但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投资率高的年份，不一定投资增长率也高；投资率低的年份，不一定投资增长率也低，而投资增长速度高低对经济增长和运行的影响，往往要大于投资率的高低。
运用投资率指标评价一个地区的投资规模是否合适，其合理性和可比性较差，运用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弹性系数和投资增长率也可能更科学些。
2.在建总规模是指一个年度正在建设中的所有项目所需的总投资。包括：上年度未竣工结转到本年度续建项目历年完成投资；未完工程全部建成尚需投资；当年新开工项目所需投资。
在建总规模，反映着和决定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的投资需求情况，对经济增长和运行起着比年度投资规模更大的影响作用。我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投资规模膨胀，实质上都是在建总规模决定的投资总需求过度扩张引起的。从宏观调控角度来说，如何使在建总规模适度比年度投资规模适度更为重要。
判别在建总规模是否适度，大体有如下指标：
（1）投资比率＝在建总规模/国民生产总值，正常年份0.9—1之间比较合适。
（2）建设周期＝在建总规模/年度投资规模，正常年份3.1—3.7之间比较合适。
（3）资金占用率＝在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在建总规模，正常条件下60—67%之间比较合适，相应地，尚需投资比重保持在33—40%为宜。
（4）新增规模扩大率＝新开工项目投资总规模/在建项目当年投资额，正常情况下，40%左右为宜。
这些方法简单明了，计算方便，比较直观，但均为反映某一个侧面情况，缺乏整体性，因此，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提出采用信号灯系统分析方法，选择8项观测指标，组合成一个综合性的指数， 把在建总规模运行状况划分为红灯区（已经膨胀）、黄灯区（趋向过大）、绿灯区（规模适度）、蓝灯区（规模过小）。经过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出的结果是：1989年为蓝灯区，1990年位于绿灯区下限，1991年处于绿灯区，1992、1993年进入红灯区。
（二）结构优化
投资规模适度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但如果结构扭曲，仍达不到预期目的。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解决结构失调问题，比解决总量失控问题要更重要、更迫切。因为结构失调很难保证总量均衡，也势必降低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等等，不可能都讲，这里主要讲投资结构，又不能孤立地讲投资结构，着重讲投资产业结构和投资地区结构。
1.投资产业结构。
优化投资产业结构，主要服从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解决“瓶颈”制约、长短不齐问题。途径就是通过增加投入疏通“瓶颈”，“截长补短”，使产业间协调适应。目前需要疏通的“瓶颈”和需要“补短”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这些都属于基础产业。对这些产业不在投入上予以倾斜，整个经济就难以在坚实的基础上顺畅运转。有材料说，我国现时基础产业仅能保证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而这两三年来， 经济增长率却超过了10%以上，这实在让基础产业难以忍受。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部门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一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占较高比例，转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渐上升，再转到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越来越大。这种演化的客观依据是人类消费需求档次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总的趋势是：首先需要农产品和食品，其次是日用工业消费品，再次是耐用消费品，然后是全面提高生活质量。为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也必须随之不断高度化。
需要说明的是，以产值计算的产业结构同以投资额计算的投资结构是不一样的，主要根源于各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比（或资本系数）存在明显差异。为了使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使投资结构适应产业结构，其中还有很多具体复杂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还需要说明的是，产业结构主要属于资产存量结构，而投资结构则属于增量结构，投资增量结构调整应依据、服从和推动存量结构调整。力争用较少的增量结构调整投入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存量结构调整。
2.投资地区结构。
投资的地区布局对地区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化关系极大。特别是那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显著的重大项目安排在哪一地区，会对地区经济格局发生特殊重要作用。
从经济角度考察，在考虑投资地区结构时，要力求达到最优投资密集度。因为投资在空间的集聚，会不断产生经济增长效应。所以，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政府通常倾向于在经济增长效应较好的投资基点上继续增加投资，加大投资的集聚度，而不是建立新的投资基点。有人对全国479个城市的投资集聚度与集聚效应进行分析， 得出了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就我国的总体情况看，投资基点的人口在50—100万之间、 工业企业的投资集聚量在60亿元以上才能达到适度集聚的下限；人口在200 万左右、工业企业的投资集聚量在350亿元左右，投资的集聚效益最高，这一投资集聚度也许是目前条件下的最优集聚度。〔5〕这一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我们决策的一个参考。
除了投资在基点上集聚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以外，还有一个投资在区域间转移的问题。用西方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概念，可以把投资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及其后果，称作“扩散效应”；把投资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及其后果，称作“倒流效应”。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倒流效应”比较明显，资金“一江春水向东流”，人才“孔雀东南飞”，虽然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中投资空间配置的效率，但不利于投资空间配置的均等。现在已开始出现“扩散效应”，沿海地区的企业家正在酝酿采取“西进战略”，有的已见诸行动。相信随着“扩散效应”的产生，地区间的差距就有逐渐缩小的可能。当然，由“倒流效应”居主导转化为“扩散效应”居主导，究竟需要多长过程，应当采取什么举措，这不单要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还要考虑非经济方面因素，需要立足于大局，立足于长远。
（三）效益良好
投资效益是投资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中国家要加快建设步伐，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资金短缺。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实际、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千方百计提高资金运用效益。
投资领域一方面是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资金浪费。浪费的缘由，我概括以下几个字：
（1）内外。长期以来重外延、轻内涵。愿铺新摊子， 不愿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而大量事实证明，形成同样的生产能力，通过技术改造比通过基本建设可节约1/3左右的资金。
（2）长短。取长不补短，致使长线愈长，短线愈短， 亟需的东西缺乏有效供给，不需要或需要不了那么多的东西却库存积压、生产能力闲置。
（3）大小。不讲规模经济，项目小型化、分散。“满天星星， 看不见月亮”。外国人讲，中国可以建设100个汽车厂生产100万辆汽车，但建设不了一个年产100万辆的汽车厂。
（4）快慢。 很多经济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对审批一个建设工程和对一个项目贷款，在可行性研究论证上是很认真的，是花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似乎很慢，但一旦立了项，施工进展是很快的。我们的情况往往相反：为了争取立项，急急忙忙，很快就拿出可研报告，有些只注意可批性不重视可行性，由于前期准备工作草率，一旦批准上马，就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工程进展很慢，有的成为“胡子工程”。
（5）先后。投资要讲究时序，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安排得科学不科学，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应该先启用的工程后上马，可以缓一缓的工程先开工，就会导致亟需的生产能力不能及时提供，过早提供的生产能力一时用不着，从而影响投资的实际效益。
应当说，我们在提高投资效益方面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切实把投资效益摆在核心和关键的地位，就一定会取得理想成绩。
（四）体制转轨
投资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可以追源到体制上来。因此，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由于这方面内容太多，限于篇幅，这里从略。我想，投资体制转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少应包含下述几项：
1.企业成为最主要的或基本的投资主体。
2.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成为规范投资主体行为的最主要的内在基因。
3.资本市场成为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4.中介机构成为管理投资活动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5.综合运用经济杠杆成为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的手段。
注释：
〔1〕见景宗贺等：《投资学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41—43页。
〔2〕转引自杜两省博士论文：《投资与经济增长》，1995年。
〔3〕D.W.乔根森、F.M.戈洛、B.F.弗里梅尼：《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4〕郑友敬：《要从控制速度入手》， 《中国改革报》1995 年3月24日。
〔5〕杜两省：《投资与经济增长》， 1995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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