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趋势与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东盟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日趋增强，各国经济相互开放和融合的程度大大提高。但是，由于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实现经济全球化所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于是，以减免关税和经济技术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在双边、地区和多边三个层次上同时显现。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进程中，有目的、有重点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既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中国、东盟正是在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由双方领导人做出了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决策。虽然，中国和东盟都是发展中国家，总体来看发展水平较低，而且相互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体制和法规方面也有所不同，因而从传统意义上看，中国和东盟之间近期内似乎不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充分条件。然而，考虑到中国和东盟各国关系在“10+3”框架下的不断拓展，双边自由贸易在东亚地区兴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不仅是双方加强经济合作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一构想实现的话，在亚太地区就诞生了一个拥有17亿人口，2万多亿美元GDP，进出口总额达1.3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这样，就真正形成了欧盟、美洲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三足鼎立的经济区域化态势。
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特点与趋势
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是发展中或新兴的工业国，国际贸易是中国和东盟的长期对外政策和战略目标。国际贸易对于中国和东盟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1.从贸易总量上看，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增长。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呈持续稳定增长趋势。1975年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陆续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和投资保护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到1988年双方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8.8％。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和东盟各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以年均21％的增长速度稳步攀升。199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仅106.79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211.59亿美元，比1994年翻了一番。由于1995年东盟国家还不包括印支半岛三国和缅甸等国家，所以实际上，该年中国对东盟现有成员国的贸易额大于上述数字。199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在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00亿美元大关，此后几年双方贸易额基本稳定在200～300亿美元之间，2000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家的双边贸易大幅度攀升，全年贸易总额达395.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5.3％，其中海关出口173.41亿美元，进口221.81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8％，2001年双方贸易总额突破400亿美元，10年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总额增长了4倍。2002年双方贸易又有大幅增长，为547.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2％，东盟现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2.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依赖程度仍处低水平，但发展双边贸易的潜力巨大。贸易依赖度是指一国对另一国（地区）的进出口额在其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重越高，说明该国对另一国（地区）的贸易依赖度越高，反之，则说明依赖度越低。一般来说，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阶梯的国家对处于较高阶梯的贸易依赖均大大高于其它处于较低阶梯的贸易依赖度。如前所述，虽然中国与东盟诸国的贸易持续稳定地增长，但是同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相比，中国与东盟双方的进出口额在对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还是不高，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依赖度为6.9％（1999年），东盟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依赖度则更低为3.6％（1998年），这种比重相对于双方的经济增长速度、制造业规模和众多的人口以及市场来讲，是极不相称的。
1998年以后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尽管大幅度地萎缩，而从东盟的进口不减反增，这对东盟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动。的确，近来东盟多数国家的对外贸易在连续下降，惟独同中国的贸易在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东盟国家接受海外投资也都在减少，而唯独接受中国的投资在增加。东盟各国基本上都以出口为主，对国际贸易的依存程度较高。2000年新加坡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为210％，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93.3％；马来西亚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为117％，进口总额占GDP比重为109.1％；文莱分别为117.9％与106.6％。由于受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国际电子产品市场周期性萎缩的不利影响，2001年是东盟经济复苏遭受挫折的一年。该地区的出口锐减，其经济面临着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出口贸易方面，美国、日本和西欧是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因美、日、欧的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使以出口为动力的东盟国家的经济深受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将会刺激国内市场的需求和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发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和政策上的支持，以及东盟国家市场的开放等，东盟国家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地区之一。尽管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供应能力、贸易吸纳能力十分有限，离亚洲雁阵“领头雁”位置还很遥远。但勿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发展改变着亚洲雁阵的格局，因此，作为未来贸易区的大国，中国必将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必备条件之一。
3.从我国与东盟进出口产品结构看，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盟出口中国的前五类商品是石油和燃料、木材、植物油脂、计算机、机械和电器设备。这五类产品占东盟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5.7％。但到1999年下降到60.3％；各类出口商品总额的先后顺序发生改变，东盟对中国出口总额最多的产品由资源类转向制造业产品，使出口商品多样化。计算机、机械和电器设备额占东盟对中国出口的比重从12.4％上升到38.2％。东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呈现明显的多样化。1993年东盟从中国进口的前五类商品是电气设备、计算机、机械、燃油、棉花和烟草，在东盟从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接近40％。到1999年，电器设备和计算机、机械继续位居前列，但它们的比重逐渐在增加，由11.19％增加到26.6％。
我国出口产品中竞争力较强的产品是：服装、摩托车、手提或车载无线电话、棉机织物等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依托我国劳动力优势及已有一定基础的机电产品生产能力，竞争力最强的服装、摩托车等产品在贸易中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1.55％与1.23％，2000年）。因此不会对东盟产生太大的压力。
我国竞争力弱、进口较多的产品是：初级形状塑料、天然橡胶、食用植物、锯木、纸浆、液化石油气、原木等工业原材料和资源性产品。这些产品是东盟的优势产品，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产业内贸易指数高的产品主要有：成品油、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通讯设备、电动机及发电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配件等产品，这些基本都是电子产品，贸易比重大，占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值的27％。我国进口的多是技术含量高的电子器件类产品，出口的是经过加工装配的以通用机械电器为主的最终产品。这类贸易主要源于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差异及我国电子配件产品生产起步较晚，进口需求较大等原因。
在我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有131亿美元，占进出口值的31.48％（2000年）。我国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技术方面有竞争优势；东盟在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支柱方面有竞争优势。近3年来，我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产品零部件增长已达30％以上。
从以上分析来看，尽管我国与东盟都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双方交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很高，如果将其产品分为两大部分，即初级产品和稍高层次的制造品，那么双方均在这两大类产品都有不同的优势。相对而言，中国在稍高层次的制造品方面更是有优势，而东盟则在初级产品方面比较有优势。由于中国与东盟存在地缘关系、发展阶段相似或相近，则易于形成竞争与互补并存的区域内产业内贸易。
4.伴随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蓬勃发展。相互投资也稳步增长。2002年中国吸引外资已超过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软硬环境要比大部分东盟国家好，投资中国要比投资东盟更容易取得成效。因此，从吸引外资来看，中国与东盟存在着激烈竞争，但对中国更为有利。即便存在着极大潜力的相互投资，中国在吸引东盟投资的竞争中也处于有利位置。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01年底，东盟来华投资项目17972项，协议资金额534.68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7.2％；实际投资额为261.75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6.6％。截止2002年底，东盟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项目累计1.9万项，实际投资280多亿美元。到2001年底中国在东盟投资额1091亿美元，完成投资项目740项。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鉴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动合作合同总金额195.8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24.43亿美元。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根据东盟自由贸易区与CAFTA的计划，201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原东盟6国关税降到零，CAFTA的贸易和原本东盟6国也将实现贸易自由化，即关税降为零。2015年，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和CAFTA内，东盟新成员国的除部分敏感产品以外的全部产品的关税将降到零，2018年，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和CAFTA内，东盟新成员国的所有敏感产品的关税均降到零。由此看来，2010年是两个自由贸易区的转折年和“临界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域内贸易将产生的积极效应可从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两个方面来考察：
1.静态效果。自由贸易区的静态效果主要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1）贸易创造效应。所谓“贸易创造”是指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产品从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往成本较低的成员国生产，从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新的贸易得以“创造”。其效果是：第一，由于取消关税，成员国由原来生产并消费本国的高成本、高价格产品，转向购买成员国的低价格产品，从而使消费者节省开支，提高福利。第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一国看，以扩大的贸易取代了本国的低效率生产；从全部成员国来看，生产从高成本的地方转向低成本的地方，自由贸易区内部的生产资源可以重新配置，改善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中国与东盟的相互贸易而言，由于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需求偏好及产业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呈水平型分工特征，这种水平型的分工与贸易格局，更加有利于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2）贸易转移效应。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于自由贸易区对外实行保护贸易，导致从外部非成员国较低成本的进口，转向从成员国较高成本的进口，发生“贸易转移”。其效果是：第一，由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阻止外部低成本进口，而用高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使消费者由原来购买外部的低价格产品转向购买成员国的较高价产品，增加了开支，造成损失，并减少福利。第二，从全世界的角度，这种生产资源的重配置导致了生产效率的降低和生产成本的提高。由于这种转移有利于低效率生产者，使资源不能有效的再分配和利用，从而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降低。由于中国与东盟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属同一档次，因此，在贸易国别分布上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在贸易国别分布上，中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等成员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70％，而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也集中在日本、韩国、北美与欧盟，其贸易额约为东盟贸易总额的73％。在出口商品结构上，中国与东盟均以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特别集中在如服装、鞋类、组装类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品等品种上，在进口商品结构上均以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因此，无论从贸易的国别结构和贸易的商品结构上看，双方间相互贸易都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这样就使得双方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依然会保持对发达国家产品的贸易刚性。所以，建立CAFTA固然会扩大区内贸易往来，但不可能造成很大的贸易转移效应。
由以上分析可知，贸易创造代表利益，贸易转移所增加的成本便是代价。建立自由贸易区是获得净利益还是带来损失，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影响的大小。因为中国与东盟双方在产业结构和工业竞争力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出于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对于相关产业内贸易的壁垒设置原本就较高，在CAFTA建立后，因撤除壁垒而带来的贸易扩张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获得的贸易创造效应也就比较明显。另外，由于东盟各成员国的经济水平差别较大，使得我国工业制成品如电子、机械、服装及纺织品对相对落后的成员国如缅甸、老挝、越南以及柬埔寨等在出口上具有很大的潜力，而东盟各成员国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木料制品在我国也有很大的需求潜力。总之，CAFTA建成后，由于关税减让（或实行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将会大大地刺激贸易量的增加，促进贸易结构改善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2.动态效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具有动态经济效果，即刺激成员国经济增长，并带来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这些动态效果会通过一系列渠道表现出来。
（1）规模效应。规模经济效益是指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巴拉萨（Balassa）认为，关税同盟可以使生产厂商获得重大的内部和外部经济之利。内部规模经济主要来自对外贸易的增加，以及随之带来的生产扩大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外部规模经济则来源于整个国民经济在一体化组织内的经济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将本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市场联结成统一的区域市场，而更大的区域市场将增加在经济范围内或产业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市场的扩大不仅可以使厂商逐步扩大，从而实现静态规模经济，而且能带来累计产量增加从而实现动态规模经济效应。例如，某个行业的发展会使其内部的每个厂商的成本曲线下降，导致该行业长期供给曲线下降，产生外部经济。这种连带或滞出效应可用电子行业来说明，若该部门的家用电器部门得到发展，则半导体等其它部门的厂商也会随之得到发展。电子行业是东盟的支柱产业，产品大量出口，而在中国，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创造业中心角色日益显现，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制造业基地，并建立了多处半导体产品规模生产的基地。根据东盟秘书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计算结果，建立CAFTA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GDP均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东盟国家的GDP增长幅度可达到0.9％，增量为54亿美元，而中国的增幅可达到0.3％，增量为22亿美元，从而提高中国、东盟的经济实力，这显然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2）刺激投资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市场规模，改善了投资环境。这样，它对成员国内部的投资者和非成员国的投资者都大大加强了投资吸引力。第一，建立CAFTA后，由于市场的扩大，需求增加，从而使企业投资增加。第二，商品的自由流通，使得同行业竞争加剧。为了提高竞争能力，厂商一方面必须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必须增加投资，更新设备，提高装备能力，改进产品质量，并研制新产品，以改善自己的竞争地位。第三，由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会减少从区外的进口（特别是依存度高的欧美日），迫使非成员国为了避免贸易转移的消极影响而到自由贸易区内进行直接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以绕开关税壁垒。因而，当CAFTA建立后，会吸引更多欧美日等地的投资。同时，CAFTA建立后，还可以有效地避免区内各国及企业为争取投资所进行的无序竞争。市场范围的扩大及市场的协调将使区内投资环境更优越，待遇更优惠，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区域外资金，也会有效地避免区域内资金外流。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消除投资障碍，实现投资自由化，相互提供的优惠政策将促进双方投资量的增加，投资结构的完善，使双方获得投资增长效益。
（3）配置资源效益。CAFTA建立后，生产要素可以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劳动力和资本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地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人尽其才，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素质。自然资源的流动能使物尽其用。另外还能促进企业家精神在成员国之间传播和发扬。这些都将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要素利用率提高，降低了要素闲置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
（4）刺激竞争效应。CAFTA建立后，一方面由于区内实行自由贸易而强化了市场竞争，因而关税通常都会比以前有所降低（甚至零关税）。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要素自由转移，使各成员国面临的竞争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在一国内部形成垄断竞争的格局，引入国际竞争对于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市场竞争将增强比较价格作为相对稀缺性指标的可靠性，从而导致市场效率和透明度的提高，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西托夫基（T·scitovsky）等人认为，欧洲共同市场打破了西欧各国传统上存在的“小市场与保守的企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共同市场带来了激烈竞争，造成价格明显下降，迫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同时，生产扩大也会使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于是，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拥有的商品转变为多数人的消费对象，出现大市场-竞争激烈—大生产—大量消费的良性循环。建立CAFTA以后，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由竞争而引发的大生产、大量消费，也会提高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福利水平。
（5）货币一体化效应。东盟各国对外贸易的依赖度很高，因此汇率的经常变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也就越大。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的货币均有相当程度的贬值，泰国珠、印尼盾分别贬值超过50％，反而人民币在此期间保持稳中有升，成为新兴的世界强势货币之一。在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预期下，存在强势货币替代弱势货币的所谓“货币替代”现象。东盟对中国负责任的态度和人民币坚挺的币制，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各国对人民币的信任，在边境地区成为事实上的结算货币和支付手段，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人民币也已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货币。CAFTA建立后，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性会越来越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就会越来越小，从而人民币区域化、一体化的范围就能相应地扩大，而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大小则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一般来讲，在资本流动性很大的条件下，利率的微小差异就能引起资本在成员国之间的大规模流动，于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可利用市场机制得到及时的调整。此外，随着CAFTA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当双方相互之间存在着很高的贸易依赖度时，就会更有动力和决心来组成货币上的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