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理念定义及范式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本土论文,理念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人认为本土研究有益并且重要，因为它能对研究任何国家及文化的本土现象及问题提供足够深度的认识。本土研究表面上类似于某些学者常说的情境化研究。全球化引起学者更多地关注本土研究，因其能为在每个独特的本土情境下经营的跨国公司提供充分的分析和研究。现存管理理论绝大多数是在西方文化价值和实证依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以考量修正、完善补充甚至超越或取代西方理论的本土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
中国有着5000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以及深厚且丰富影响力的文化内涵。中国有很多有意义的现象，都可能是产生于中国的独特本土现象，例如阴阳思维、中庸之道，人情关系、家长制领导，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市场所产生的其他独特现象。采用本土研究视角理解这些现象及其对中外公司运作的影响，对在中国环境下的管理而言意义重大。
本土研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首先，对于什么是本土研究学界迄今仍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只要是研究一个本土现象或主题就是本土研究，甚至直接采用西方理论概念；也有学者认为本土研究需要加入本土特有的情境元素，但是其研究主体框架可以是借用西方理论进行改良；同时还有学者提出只有采用本土的概念或者理论才能称为本土研究。其次，以上的争论都与本土研究的目标及愿景有关。研究目的是验证现存西方理论？还是修正现存西方理论？是发展新颖理论以解释某些本土独特现象？还是探究更宽泛的全球多元统一视角下的启示，以便扬弃甚至取代现存西方理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答，否则本土研究无从开展。
本文的目的是对以上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以助于本土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的重点在于更为清晰地阐明本土研究的理念定义，同时也更为系统性地表述本土研究的范式设计，特别是如何应用阴阳思维方式整合西方理论。
1 本土研究的理念
1.1 本土研究的理念定义
总体而言，但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主位)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客位)意义的研究，便是本土研究。判断是否本土研究可以简练地依据该研究中是否涉及至少一个本土自身独特(即非引进)的理念或变量而定。此外，本土研究的质量应该根据其中本土独特概念或变量在构建新颖理论或修订现存理论方面的新颖贡献而定。这可视为本土研究的总体性理念。该理念包含2个主要特点，即从独特且新颖的视角研究某个独特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
具体而言，本土研究包括以下4个维度：①“是什么”(研究对象)。例如，研究多元文化视角下独特本土现象(元素)与全球现象(元素)的差异性；②“为什么”(研究角度)。例如，着重关注本土现象(元素)内生性及多元性特征与外生性及统一性特征；③“怎样做”(研究范式)。例如，采用情境特定性/主位输出性的观点(并以情境敏锐性/客位移入性的观点次之)以创造与本土相关的理念、范式或者理论，而不是采用情境通用化的全球普适观点；④“为何用”(研究应用)。例如，研究贡献在于替代或超越外来“引进”元素，称为“引进—代替”(即主位改良)，或者(以及)作为全球多元统一(文化整合)框架下的“输出”(主位—客位交互或文化整合视角)，而非简单应用和修正“引进”理论以实现本土应用(即客位观点)。
如果我们采用以上四象限作为本土研究的4个标准，那么只要满足其中2个标准以上的研究便可视为与本土研究相关。我们可以将以上4个标准看做本土研究发展中4个阶段以及4种研究范式(本土研究的分类框架见表1)。首先，最基础的范式是对西方现存理论的初级本土应用，即初级应用式学习(阶段1)。该类研究不足以成为本土研究，因为它不符合本土研究的基本要求。其次，较高级的范式是多情境的对比研究，这种研究试图在本土现象中剥离出新颖的理念和测量工具，以改善和修订西方现存理论。这是一种高级应用式学习(阶段2)。该类研究基本符合本土研究的主要要求。再次，较之以上2种更先进的范式是运用情境特定/主位输出理论来补充或代替西方现存理论，这是一种初级探索式学习(阶段3)。最后，最高级的范式是用多文化的框架将以上主位与客位之争进行整合，这是高级探索式学习(阶段4)。后两者都完全符合本土研究的最高要求。需要指出，以上都是从单一国别本土研究角度出发的。
阶段1是必要的初始步骤，但它不涉及本土研究范畴。阶段1对于本土研究仍有启示意义，其研究中揭示和提出的独特和新颖的本土现象，能作为其他几个阶段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虽然阶段1重点在于找出多元情境中的客位普适性，但该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现本土独特和新颖的元素，这能对其他阶段提供初步研究证据。阶段2和阶段3是当前关于本土研究争论的重中之重，而阶段4则可作为整合主位与客位元素以形成全球多元统一的最佳理想途径和结果。全球多元统一(geocentric)是指对客体主题(以全球普适性为核心主题)与所有多种不同的主位表述(以本土独特性为版本细节)相结合的马赛克式的整合，以此形成文化上既多元又统一，即文化在多元整合基础上的统一。
多数对中国的研究都停留在阶段1，这些研究几乎无法更好地解释本土现象及元素的理论意义。这类研究很难对本土研究有所贡献，除非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独特现象，并以适用于本土现象的新颖理念和新颖变量加以解释。较之进步的中国研究是阶段2式的研究，该类研究有一定潜在价值，因其更倾向于探寻并发展更好解释本土现象和元素的新颖理想或变量。这种研究植根于传统的文化比较研究，其创新之处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寻独特的本土现象上。这种范式类似于WHETTEN[1]的情境特定性/主位输出型研究观点。阶段3是另一种崛起的研究范式，其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发展起源于本土的理论，其假设背景是对西方理论宣称的普适性的怀疑。这种范式类似于TSUI[2]的情境敏锐性/客位移入性研究观点。最后的阶段4试图用全球多元统一的视角将阶段2和阶段3加以整合。这种范式类似于MORRIS等[3]的主位-客位整合、CHEN等[4]的多元文化杠杆效应，以及LI[5]的马赛克式多文化整合的观点。阶段2～阶段4的研究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挑战，但每后一阶段都必须在前一阶段取得一定突破的基础之上进行，这是必要的前期研究基础。例如，阶段4的整合必须依赖于阶段2和阶段3在情境化和情境特定性研究方面的贡献，前两阶段提出的多样特殊文化下的理念和理论为阶段4提供了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素材贡献。
1.2 本土研究理念定义的争论焦点
当今有关本土研究基本理念定义的重大争论焦点集中在3个方面：
1.2.1 情境化研究和本土研究是否是同一概念？
我们赞同情境化研究与本土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但二者并不相同。情境化研究比本土研究要宽泛得多，特别是在以下3个主要方面：
(1)不是所有情境化研究都是对本土特有现象的研究，因此不是所有情境化研究都以寻找本土独特和新颖的启示和结论为研究目的，然而，本土研究必须用本土视角研究本土特有现象。例如，情境化研究内容要么总括“对象”、“地点”、“时间”和“为何”等具体情境元素，要么总括任务情境、社会情境和物质情境等具体情境类别[6]。即是说，情境可以针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特定机构、特定技术以及特定组织而言，并非仅仅针对特定历史及文化。本土研究的核心内容恰恰就是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情境的研究。如果我们将情境化研究明确地界定为针对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情境的研究，则情境化研究相应地就是本土研究，即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视角下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情境化研究的范畴远远大于本土研究，因此不能将两者等同看待。
(2)与前一观点密切相关，不是所有的情境化研究都对独特和新颖的研究启示有路径依赖，但本土研究在历史文化发展视角上必须是有路径依赖的。情境化研究既可基于历史又可注重现实，然而，“本土”这个理念应有历史文化烙印，是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定情境(例如文化价值观和习惯)，而不是较少路径依赖的科技和经济情境。如果我们将情境化研究明确看作是具有历史依赖的情境，特别是文化情境，我们就可将情境化研究等同于依赖历史文化的本土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情境化研究并不局限于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既适用西方研究，也适用东方研究[6]。换言之，情境化研究与本土研究既有重叠的部分，又有差异的部分，因此该两者不能混同。总而言之，如果将情境化研究狭义地定义为路径依赖地域(空间)和历史(时间)的研究，则情境化研究等价于本土研究。如果将情境化研究宽泛理解(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则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并不是同等概念。
(3)与前2个观点不同，情境化研究并不是所有本土研究阶段都有必要。在本土研究的最高阶段，即多文化式本土阶段，情境化研究则不重要，必须淡化。综上所述，情境化研究并不等同于本土研究，两者不是同一概念。
1.2.2 本土研究是否必须用建构性的情境特定性理论以取代改良拿来主义的情境敏锐性理论？
学界似乎一致认为情境化研究有2种典型范式：情境敏锐性研究(情境嵌入式比较研究)，以及情境特定性研究[1，2]。我们认为，虽然这2种范式在根本目的和路径上相去甚远，但只要其研究能产生独特和新颖的理念和理论用以解释任何本土现象的独特性质，这2种范式都可属于本土研究范畴。我们这一观点的基本假设是，任何一种现象，无论多么独特或普遍，都应由两大部分构成：①在各种情境中均有的相似现象的共同元素，也即是客位普适性(如个性和领导力)；②不同现象所独有的特殊元素，以及相似现象之共同元素不同情境中所表现的独特具体特征或方式，也即是主位新颖性(如关系和领导风格)。这2种元素，即共同元素普适性和特殊元素新颖性，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即情境二元统一性[5，7]。需要指出，由于互反(常是互斥)与互依(常是互补)元素的对立统一二元一体性，2种定义在不同方面上、不同时间上、不同程度上相互肯定，也相互否定。
各种现象的对立统一二元一体性致使本土研究的定义也相应地分为2种：①基于客位的松散且宽泛的定义，该定义包括情境敏锐性研究(即比较研究)；②基于主位的严谨且狭窄的定义，该定义包括情境特定性研究(即强本土研究)。请看表1中提供的更多细节。这2种定义我们都可采纳。或者说，情境敏锐性比较是宽泛定义下的本土研究，而情境特定性建构是严格定义下的本土研究。其实，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与情境特定性理论建构代表本土研究的两大阶段，前者代表阶段2，而后者代表阶段3。
部分学者认为只要对本土现象中的情境保持敏锐，则不必从事本土研究[1]，我们并不赞成这种观点。我们同意情境敏锐性十分重要，但不应混淆外部人的敏锐性与内部人的敏锐性，因为二者在敏锐视角和效果上显著不同。正如″如果我是你″的假设时常不能成立，因为事实上你不是我。内部人之本土视角(即深入情境化并建构情境特定性理论)无疑需要对任何本土情境中真正独特和新颖的部分做出解释。例如，内部人情境敏锐性不仅加入普适情境协调元素(普适Z)，而且还必须依据本土视角重新构建自变量(X)和因变量(Y)，以及新颖的独特情境协调元素(独特Z)。例如，就中国和美国的人际关系而言，不仅作为关键协调元素的文化价值由于存在差异并产生不同的影响，自变量人际关系的内容以及作用作为因变量也是不同的。概而言之，用情境敏锐性方式检验理论(客位)和用情境特定性方式建构理论(主位)都有必要，即为对立统一二元一体性。换言之，后者不必取代前者，而前者也不能取代后者。
此外，必须指出，情境敏锐性及情境特定性方式这2种情境化研究范式都不足以代表本土研究范畴的全部。正如前面所说，情境化研究并不是所有本土研究阶段都有必要。在本土研究的最高阶段，即多文化式本土阶段，情境化研究则不重要，必须淡化，因此，情境化研究范式不足以代表本土研究范畴的全部。本土研究最高阶段是多文化式本土研究，即东西方情境整合研究。这一结论与下一个争论问题直接相关。
1.2.3 本土研究之前我们是否必须首先检验所有的西方理论？
WHETTEN[1]认为，除非所有的西方理论均不能解释本土现象的独特和新颖，否则本土研究便无必要。我们反对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建构本土理论，而不论西方理论是否能够应用于本土现象。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任何本土现象都有共同普适性元素，也有独特新颖性元素，而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关注它。如果关注独特新颖性元素，就是本土研究(主位)；如果不关注，就是普适研究(客位)。不论一个人持有客位(即寻找并解释共同普适性元素)或主位(寻找并解释独特新颖性元素)的目的和视角，在任何现象中都可以发现相似点与差异点对立统一二元同时存在。这类似于全球化与地方化，因此，主位和客位研究均有意义。此外，主位和客位研究均须情境化。对于客位研究，考虑到应用的方面、时间和程度，必须将客位研究情境化，以此明确其应用边界。对于主位研究，必须强调情境的独特和新颖性，用以解释那些不能被客位研究所解释的独特元素部分。
表2描绘了情境敏锐性(即关注任何现象中独特性或普适性特征的程度，某一研究者相对于其他研究者的态度)和情境特定性(某现象相对于其他现象的特征的独特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表2所示，情境敏锐性是重要的维度，但并非全部。我们最终的理想——全球多元统一(阶段4)与低情境敏锐性相关，而强本土(阶段3)则与高情境特定性关联。每一单独维度都不充分，但二者并非线性相关。换一种说法，对于全球研究者来说，不论普适性(客位/全球化)还是独特性(主位/地方化)的研究路径，都需要情境敏锐性研究。这毫无疑问是绝对真理。由于情境敏锐性研究过于宽泛，当面临必须探索获取本土独特而新颖的理念或理论(跨越阶段2进入阶段3)的迫切要求时，情境敏锐性研究便难以胜任。
仅仅借用西方理论的情境敏锐性研究是远远不足的，其所依据的假设是有问题的。这一假设断言西方理论，其实就是西方自身的本土理论，必然优于从东方视角建构的理论。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似乎暗指西方理论作为先行者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而不需要再建东方的新颖理论，除非有相当的证据证明西方理论存在严重欠缺。如果这一关于西方理论先天优越性的假设成立，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无需本土研究的观点。不幸的是，这一假设无法令人信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理论非常脆弱，如同“一片杂草地，不像一个精心护理的花园”[8]。西方很多学者也承认西方理论缺乏情境化[6]。请问，西方理论怎么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地区模仿的楷模？西方理论中哪一个是完全令人信的而没有反对者或竞争对手？哪一个西方理论不是以单一学科为基础，仅有狭隘的视角？哪一个西方理论是真正动态的，因而可以解释变化进程与机制？又有哪一个西方理论不是仅仅关注线性的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因而能够完全考虑对立统一二元之间的辩证互动？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西方理论是全面、动态、平衡的，因而西方没有一个理论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甚至也没有可以解释西方本土现象的完美理论。在多样而互相竞争的西方理论丛林中，我们又应该选择哪一个？我们怎么能够期望借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东方的现象？换个更为直接的说法，在做出其他证明之前，是否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应该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最佳选择？难道在实验西方所有理论之前日本学者没有权力建构他们自己的理论？如果他们真那样做了，就不可能有日本后来的成功。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只是尝试表达一个严肃而基本的观点，即借鉴研究和本土研究应同样有效且应给予同样的机会，而不能事先假定谁优谁劣。
2 本土研究的范式
2.1 本土研究的范式设计
图1从总体上勾勒本土研究的基本范式设计，将MORRIS等[3]和ENRIQUEZ[9]所提出的2类模型加以整合，将主位研究路径与客位研究路径作为阴阳二元统一，达到两者之间的整体性、动态性及二元统一性的平衡关系。此关系也同时对应作为平衡和谐之黄金法则的中庸之道。图1与表1的根本区别在于，表1的重点是有关本土研究的定义，仅仅涉及单一国别的自我本土研究。图1的重点是有关本土研究的范式，并且涉及多国整合的多元本土研究。
图1 多国整合本土研究的主位-客位对立统一范式
图1的理论基础在于以下观点：我们最终的理想模式并非同质普适性的模型，而是主位与客位对立统一整合成为一个总体框架，类似于一个异质同构的马赛克范式。本土(主位)研究并不局限于解释本土层面上的独特现象本身，还经常涉及该现象的广泛全球性。例如，“关系”就是非正式人际联系的一种中国式说法，但却在世界各地随处可闻，只是应用的程度、方面和时间不同[10]。另一个例子是“家长式领导”。这一现象不仅局限于中国，尽管在中国更为普遍，但世界各地也都存在[11]。此外，“和谐”也是一个既独特又普适的现象和理念[12]。以上几个现象和理念都可以被看作是马赛克式全球多元统一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多元文化视角可将多元主位理念和理论加以对比和整合，使其彼此更为丰富，具有重叠的共享的核心主题以及多元形式的版本细节，呈现出更加完善、更为美妙的马赛克图景。
我们应该将西方的理念、理论和范式视作为主位(即基于自身情境的西方本土研究)，与东方的主位(本土)研究同样重要。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在现代学术研究方面确实走在东方之前，因此东方研究作为后来者，应首先从“进口”西方研究成果下手。尽管如此，只要研究者致力于发展文化整合的理念和理论，基于东西方各自文化的多元理念和理论终会得到整合统一，成为具有共享核心及多元细节的马赛克范式。
东方研究作为后来者也有其独特优势。我们可以避免西方研究所犯过的错误，例如西方以牺牲多种观点百花齐放为代价，过早地形成固定范式；西方过分地强调定量研究方法而忽略定性研究方法；西方不恰当地提倡细分学科领域而忽略多学科的交叉整合。相对而言，被称为中国传统智慧之精髓的阴阳思维和中庸之道，对于修正西方片面、静止和线性的非此即彼形式逻辑教条和绝对二元分离论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可以提倡多学科、多文化、跨层次、多情境、重过程、多方法的以及与东方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弥补西方研究存在的不足。这样，阴阳思维和中庸之道可以作为东方的宏观研究范式，补充或替代西方非此即彼形式逻辑。另一方面，非此即彼形式逻辑也可以促使东方研究更加严谨和细化(即较少模糊和混合)，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应用到具体的本土研究中。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科(注意：不是“科学”)研究，包括基于各个地域文化和历史情境下的本土研究在内，都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复制或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也就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换言之，简单的实证主义应该受到质疑和挑战。社会学科研究要取得更多成就必须采用一种综合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新颖范式。东方阴阳思维(即东方认识论逻辑)可以帮助西方解决以上问题，而西方非此即彼逻辑(即西方认识论逻辑)也可帮助东方在阐明理念以及应用操作方面做得更好。由于本土研究属于社会学科研究，本土研究也应采用一种综合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新颖范式。
以下举例说明如何应用操作本土研究。
CHENG等[13]提出一个指导本土研究的操作模型，内容如下：①发现可挑战西方理论的本土现象(作为本土理论探索)；②实地观察(采用定性研究，这是作为本土理论探索中构建理论的最佳途径)；③发展新颖理论框架和概念(本土研究的2个现阶段的目标，以便实现其终极目标，即构建全球多元统一的理念和理论)；④实证检验(采用定量研究，这是作为本土理论应用中检验理论的最佳途径)；⑤理论修正(作为本土理论应用)；⑥回到步骤①开始新的循环(重点在于提高多元文化敏锐性，以便得到独特新颖的创见)。
以上本土研究的操作模型与表2的框架异曲同工。如对我们的框架进行更深入的描述，正如FARH等[14]所提出的，应有4种量表开发范式设计。其中2种范式设计属于基本的本土研究范式设计，适宜于本土研究的早期阶段(即阶段1的引入和阶段2的改良)，而另2种属于高级的本土研究范式设计，适宜于本土研究的后期阶段(即阶段3的情境化和阶段4的去情境化)。我们进一步认为，为了在同一设计中包含主位元素和客位元素，可以在同一调查问卷中将新编主位量表添加于现存客位量表中(如把“关系”量表添加到社会资本量表中，或将关系交换量表添加于社会经济交换量表之中)。这种范式设计可以同时强调主位理论和客位理论，并有益于将二者整合成全球多元统一框架。
与本土研究的定义和类型(阶段2～阶段4)相一致，我们提出3种具体的本土研究范式设计：
(1)阶段2的本土研究可以从相似的东西方现象中对比东西方差异性(如“关系”与非关系的对比，家长型领导与非家长型领导的对比)和文化多元统一的意义(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统一)中获得灵感。在这一方面，重点是寻找文化的多样性，以便开发出一些独特新颖的微观层次理念或理论(如不同地方情境中出现的、或相似情境及现象中所体现出的独特和新颖的元素及其特征)，或者从微观层次理念或理论上升至中观层次理念或理论(如不同文化中独特和新颖的价值观及其作用)。
(2)阶段3的本土研究可以从中国古典思想(如儒家和道家学说)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如长期时间导向与和谐观)中获得灵感。在这一方面，重点是开发基于中国文化的宏观层次理念或理论(即阴阳思维和中庸之道)，或者从宏观层次理念或理论下降至中观层次观点(如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
(3)阶段4的本土研究可以将上面阶段2和阶段3的本土研究范式设计整合起来，包含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以及宏观层次理念或理论。必须指出，上述3种范式设计在实践中常常缠杂不清，多有重叠。
关于第3种方式的一个特别版本是应用东方宏观层次理念整合现存西方理论争议，其着眼点是引入东方阴阳思维和中庸之道，将西方中观层次理念或理论的各种争议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团队设计中的异质/同构的阴阳中庸平衡，联盟网络建构中的灵活/稳定的阴阳中庸平衡，企业理论中交易价值/交易成本的阴阳中庸平衡，知识类型中技术知识/社会知识的阴阳中庸平衡，治理模式中集权/放权的阴阳中庸平衡，学习中的教/学的阴阳中庸平衡，战略形成中的内/外的阴阳中庸平衡，以及战略形成中决定论/选择论的阴阳中庸平衡，制度情境中正式/非正式的阴阳中庸平衡等。此东方阴阳思维整合西方彼此争议的范式可有效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
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本土的具体方法，我们应该持有开放和灵活的思想，尤其对于定性方法。在本土研究的早期阶段要建立新颖的理念和理论，从逻辑上看更适合采用归纳和综合的定性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现阶段最适合采用的是定性方法，诸如扎根理论法、案例研究法等。只有在后期阶段，当本土理念和理论基本形成时，才有可能和必要进行理论检验。只有这时我们才应该采取演绎和解析等定量方法，诸如样本统计分析、结构模型等。当前迫切需要的是采用定性方法开发新颖本土理念和理论(当前正处于阶段2和阶段3的重叠时期)。
2.2 本土研究范式设计的争论焦点
当今有关本土研究基本范式设计的重大争论焦点集中在3个方面：
2.2.1 情境敏锐性研究和情境特定性研究与本土研究的差异及关联为何？
由于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可能启发新颖的洞察力[4]，只要它能够对比本地视角产生独特而新颖的见解，就可把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看作本土研究的一个部分，至少是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部分。虽然强调情境特定性研究对于获得全球普适知识的必要性，以及情境特定性研究对于本地视角的产生和发展至关重要，我们仍然认可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可能启发新颖的洞察力，尤其是将本地视角与其他文化视角相对比而获得崭新的发现。此外，众多文化的多元情境特定性视角可以有效地鉴别共同普适性元素以及独特性新颖性元素，进一步可将他们当作原始素材加工整合成为全球多元统一的理念或理论。
如前所述，没有任何2个现象可在任何方面、任何时间达到百分之百的不同或相同，只因每个现象都必然有其独特新颖的部分，也有与其它现象共同普适的部分，因而，现存西方理论肯定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现象，尤其是在其作出适度改良后。我们不应浪费时间在那些能够被西方理论解释的部分进行再创新，而应采取拿来“应用”的方式。那些无论怎样对西方理论进行修正或改变也无法解释的独特部分才是我们真正贡献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尝试创造新颖的理念和理论来解释本土独特部分，即采取自主“探索”的方式。“应用”和“探索”2种方式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显得特别重要。换言之，“应用”是阶段1和阶段2的中心(相对而言)，而“探索”是阶段3和阶段4的中心(相对而言)。
鉴于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与情境特定性研究(即本土研究的2种主要范式)之间的互动，我们认为二者相辅相成，反映阴阳思维的精神。从另一方面说，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的结论(如价值观)可以作为促进情境特定性研究的重要元素，反之亦然。这2类研究的眼前的共同目标是开发独特和新颖的本土视角，以此作为手段，服务于最终目标，即发展全球多元统一视角，用以突破东西双方任何一方单一本土视角的局限性。
2.2.2 作为本土研究的三大阶段的研究范式，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情境特定性研究、全球多元统一的理想顺序为何？
我们认为，可取的方式是在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之前，首先进行情境特定性研究。事实上，西方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化视角发展而来的，因而即便西方学者声称其具有普适性，不存在文化限制，但它依然是西方的本土研究。另外，比较文化研究可能被西方视角的偏见所统治，以至于束缚东方研究视角，使其很难浮现。在实践中，已经出现的是一种不良的方式，即学者尚未进行任何情境特定性研究，便已经开始做比较文化研究。事实上，很少有学者从事严格的本土研究(即历史文化情境特定性研究)。正如我们在这里所强烈主张的，严格本土研究面临着必然而迫切的需要，特别是在制度性壁垒妨碍本土研究健康发展的不利条件下[15，16]。
在这一方面，文化多样性作为元素投入对于最终产出，即文化整合至关重要。必须特别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相对于文化相似性)是独特、新颖理念和视角的唯一源泉，因而是文化整合的必要元素。我们认为，文化相似性几乎不能激发新颖的洞见，因为一个人已经过于熟悉他自己的视角，而另一视角又与其本身视角非常相似(因而不是文化多样性)。正因相似性存在这一缺点，我们需要多样的视角以启发新颖洞见。没有文化多样性，就没有突破原有架构的新颖洞察。在研究中，学者通常把多样性与新颖性连接起来(独特性→多样性→互动性→新颖性)，文化多样性对于情境敏锐性比较研究以产生新颖洞察是必须的。我们同意，发现文化差异并没有走到问题的终点，但这是产生新颖洞察的必要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锁定2个本土研究的核心目标：①将中国学者引入西方最优秀的研究中(由外向内进口西方思想)；②把西方学者引入中国最优秀的研究中(由内向外出口东方思想)。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整合的内在联系在几个西方科学巨匠的案例中清晰可见。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与西方主流理论及思维方式大相径庭，令人费解的重大难题。他们下意识地运用某种神秘的、违背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竟然顺利地解决了困惑他们多年的重大难题。他们后来才知道这种神秘的思维方式早已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存在并应用了几千年。这些西方科学巨匠运用的神秘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阴阳思维方式不谋而合，与之产生了巨大共鸣。他们之所以能够下意识地运用东方思维方式是因为他们对东方思想抱着开放态度。他们之所以能够对东方思想抱着开放态度是因为他们不拘泥于西方传统主流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勇于探讨新颖思想和思维方式。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勇于创新的人不拘泥于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抱着开放态度，反之亦然。例如，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提出“对立即互补”的核心原则，以此创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这与中国古代阴阳思维方式不谋而合。1947年波尔被丹麦授予爵位时，波尔选择了中国太极图作为他爵位的盾形纹章的中心图案，并刻上了“对立即互补”的铭文。微积分及二进制创始人莱布尼茨一生热衷于中国文化。当发现他的二进制与宋代邵雍的易经八卦图排序完全吻合时，他被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的伟大深深震撼。此外，莱布尼茨的世界和谐的哲学体系与中国古代阴阳思想及孔子中庸之道不谋而合。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深受中国古代阴阳思维方式的启发。他主动应用中国古代阴阳思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核心概念与原则。此外，荣格专门撰文介绍中国道教及中国古代阴阳思想。
以上案例足以说明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绝不是迷信或神秘巫术，而是高科学性的思维方式。其实，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作为中国独特思维模式，其相对平衡观点远胜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否定观点[5，7]。此外，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善于应用辩证方式思维[17]。最后，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亦与现代逻辑，例如模糊逻辑及矛盾逻辑[18]基本一致，并可将该以上2个现代逻辑整合为一。但是为何只有西方巨匠能够有效地应用中国古代阴阳思想，而中国学者则无法从本土文化中找到共鸣？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们认为，东西文化有效整合是最可能的答案，而该答案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对东西两种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2.2.3 为何极少中国学者从事本土研究？
TSUI[2]明确指出中国学者极少从事本土研究的2个重要原因：一是缺乏扎实训练；二是缺乏激励机制(即本土研究论文被当作非主流研究，很难在西方杂志上发表)。除此以外，他人的解释还有“缺乏自信或勇气”、“缺乏经典国学知识”(如阴阳思维和中庸之道等)、“无样板可循”等等。现在看来，这几条原因都不充足。我们认为“内部人陷阱”(如果我们可以创造出这一术语)是另一主要原因。如果中国学者深入了解东西方的异同，他们就会知道如何勾画东西方情境及现象之间的相对界限，因而较为容易寻觅新颖点，突破界限做出创新贡献。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应该更容易在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本土研究成果，将“华人独特性”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我们坚信，越是民族性强的，也就越是世界性强的。“东施效颦”绝不应成为中国学者从事研究的基本战略。虽然大家可能知道“东施效颦”的问题，但是大家却不知道如何成为西施。我们认为，缺乏东西方对比的意识和见解是中国本土研究的首要障碍，而其他原因仅是次要障碍。中国本土研究最迫切的需要是帮助中国学者增强多元情境对比意识，以便探索发现新颖洞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学者的桥梁作用。在帮助中国学者增强多元情境对比意识这个方面，海外华人学者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美国管理学会副会长陈明哲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19，20]。此外，台湾学者(例如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郑伯燻等)在本土研究方面远远走在中国内地学者的前面，值得中国内地学者学习。必须指出，目前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不做非西方的本土研究，而绝大多数东方学者也趋之若鹜地全力验证西方理论，因此全球集体无意识地错失多元本土研究这一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必须改变忽略本土研究的不良现状，抓住天赐良机，充分发掘本土研究的巨大潜力。这应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管理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最佳战略。
3 结论
总结概括以上的探讨，可以得到以下有关本土研究的主要结论：
(1)本土研究必须采用本土角度(即主位的立场)探讨解释本土现象及其元素的独特性
应用西方理论及概念探讨解释本土现象及其元素(即从非本土角度或客位的立场出发)不能称为本土研究。情境化研究并不等于本土研究。情境化研究与本土研究既有重叠的部分，又有差异的部分，因此两者不能混同。
(2)本土研究并不排除情境化研究 只要其研究能产生独特和新颖的理念和理论用以解释任何本土现象的独特性质，情境敏锐性研究与情境特定性研究这2种范式都可属于本土研究范畴。情境化研究帮助我们探讨情境二元统一性中的共同元素普适性和特殊元素新颖性的对立统一。在总体内容上，情境敏锐性研究可以被看作是本土研究相对较弱的范式，而情境特定性研究可以被看作是相对较强的范式。在时间阶段上，情境敏锐性研究可以被看作是本土研究相对较早的范式(阶段2)，而情境特定性研究可以被看作是相对较晚的范式(阶段3)。这2种范式的混合使用可以产生协同作用，有利于构建全球多元统一的理论(阶段4)。
(3)本土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特别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以及管理学在中国论坛等组织的核心任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明确将中国管理学派的建立作为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在全球集体无意识地错失天赐良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改变忽略本土研究的不良现状。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管理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最佳战略。
(4)中国管理研究的两大长期目标 一是促进中国学者与高质量研究的国际标准接轨(作为进口影响中国学者)；二是将中国本土独特性转为国际优势(作为出口影响非华人学者)。在这个方面，应该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学者的桥梁作用。
总而言之，我们所做的就是促进全球多元本土思想理论的“进出口贸易”平衡。让我们为多元统一的管理理论这一共同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此文在英文原稿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该英文原稿将由“亚洲管理期刊”(APJM)发表。在此感谢西南政法大学李苑凌为此文翻译所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