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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1-0068-11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日益拓展，史学界不时浮现有关“何谓世界史”的争论。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什么是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出现了好几种学术见解：“世界史”应该是“地球史”，即包括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世界史”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也应该是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全球史”；“世界史”不是地区史、国别史的简单叠加，而是人类相互联系互动而逐渐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基于这些认知，还有学者主张，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史”、“外国史”和“世界史”相并列的学科布局。①这些“新世界史”的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理问题，那就是，如何以理性的视野去考量世界史研究范围的视域，审视由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构成的“传统世界史”和当下浮现的“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校准我国世界史发展的正确路向。 一、两种历史视域的缘起与形成 当下史学界所讨论的“传统世界史”与“新世界史”这两种历史视域，其学理端绪源远流长，远可回溯到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且此后的流变中曾一度此消彼长。只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与影响整个人类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随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学术研究取向的多元化，这两种视域才逐渐出现明显的理路分野。 历史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与运用，注重历史证据的展示与分析。历史研究的主旨乃“鉴古知今”，是为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借鉴、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封闭、信息沟通不畅的传统社会，由于条件以及能力所限，更由于关注历史的兴趣与主旨所制约，史家的视野往往聚焦在某个国家、地区或政治、军事、文化某个专门领域，希冀在其可以把握的历史空间与时间之内探究范畴相对集中的历史现象，著述可以鉴世传世的“信史”。因此，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叙述波斯和希腊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探究的战争范围则进一步限定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及其盟国之间。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几乎都是这类历史视野中产生的著作，如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到了中世纪，这样的历史视域延续不断，众所周知的“蛮族四史”②即《哥特史》、《伦巴德人史》、《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稍后的诸多英格兰王国的编年史，皆属此类。 然而，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来观照历史的视野在传统社会并非绝迹。这是因为在古代，即便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较少，但在争夺资源乃至战争时期，周边地区、国家对某个国家的发展仍会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影响。因此，古人在考量历史时，必定要尽可能拓展历史空间的视域，打破国别的界限，从更大的范围中总结国家的兴衰成败之理。希罗多德力图将希腊城邦之外的北非、西亚等地区及其中的国家纳入自己所知的“世界”之中。罗马史学家波利比阿的《历史》，不仅记载罗马的历史，而且力求记叙他视野中的“世界”的历史，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蕴含他所知的有关“世界”的“整体”思路萌芽。不过，这一萌芽却是以罗马帝国的大一统为轴心的。在他看来，“命运使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倾向于同一个目标，即罗马帝国”③。 至中世纪，随着欧洲文明圈的逐渐成形及其与“东方”接触、碰撞的增加，欧洲人的历史眼界进一步拓展，但并未产生真正跨地区的史学作品。不过，这一时期在基督教“神本”世界观的熏陶下，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开始带有明显的“普世性”特征。从一开始，教会史学就力图“把希腊和罗马史书中的年代与犹太和基督教历书中的年代统一起来，以便编撰一部全人类的通史”④。然而，在“神本”信仰的制约下，教会史学家留给后世的也只是阐发神学信条与教义的经典以及本应归类于专门史范畴的圣徒传、教皇本纪之类的著述。到了近现代，上述这两种历史视域随着学术发展、社会变化而渐次定型并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分野，并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兴起和地区政治格局变动的趋势、学术研究的拓展尤其是19世纪历史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定型，不仅让史学家的视野逐渐聚焦在国别史、地区史的范畴，而且注重历史证据的搜集与运用，这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明显学术趋势。德国著名史学大师所创立的兰克学派，在这方面完成了奠基式的工作。他们注重研究国别史、“王朝史”、军事史、外交史、“人物—事件史”，强调用史料本身说话，以建构“科学的历史学”。兰克本人就本着“求实”、“求真”的精神，写出关于英国、法国、普鲁士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种著作。同时，兰克学派也有在国别史、地区史的基础上建构“世界史”的想法，兰克晚年时就着手写一部《世界史》。在他看来，在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地传承了历史的遗产，这就是“物质和社会进步、宗教与天才的创作以及把人类连结和统一起来的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回忆”，其中蕴含着在民族问不断流传的“一种普遍的历史的生命”，而东方民族远离历史主流的说法应该摈弃。⑤基于这样的视域，兰克撰写了从希腊罗马到1453年4卷本的《世界史》，但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该著作并未涵盖东方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尝试并未掀起大的学术革新，相反，兰克学派建构的由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组合的“传统世界史”学理框架，却对西方乃至东方的史学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应，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兴起的东方国家史学，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兰克的理路，聚焦民族发展、国家兴亡的历史。 实际上，兰克曾萌发的整体思考历史的理念，在他之前就已在西方开始发轫，并最终形成一种日渐成型的学理模式。自16、17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殖民扩张之“西力东渐”浪潮的涌动，与随之相伴的“西学东渐”即西方文化的传播，导致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之文明的激烈碰撞，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逐渐连成一体的趋势开始显现。这一趋势在20世纪以及当下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益发明朗，与此相应，定型化的跨国别、跨地区的历史视域随之显现。同时，随着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建构，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逐渐相互交融，大大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域。由此，打破地区、国别的界限而用整体的眼光来观照历史的视野渐次展现。在此背景下，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进步”观念的学理模式开始孕育着世界的或全球的历史观。基于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信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探求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发展规律时，不仅从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能力的发展方面提出了其著名的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到未来的“三大形态”说⑥，而且着重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中阐发其“世界史”观。他们指出，美洲的发现为西方的大工业准备好了世界市场，促进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巨大发展和大工业本身的扩展，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其中每个人之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世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由此开创了“世界历史”。⑦他们还强调，随着这一相互影响的加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⑧。在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体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内部的发展危机与战争不断出现，而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日益崛起，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碰撞随之益发激烈，由此进一步促使人们从“文化”或“文明”的角度来宏观审视世界历史，对19世纪的西方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或“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它实际上是以生物进化学说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熔铸而成，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图景。这一视野突破了以往传统史学国别史、地区史的范畴限制，突破了其中蕴含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禁锢，将视域扩展到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探求世界各文明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然而，作为专业史家宏观审视历史的观念，“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历史观则是在稍后形成的。自20世纪初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大变动、大震荡、大改组。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促使经济生产样式及其经营组织的不断翻新，也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密切联系的所谓“全球化”日益凸显。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人口迅速增长、战争规模扩大与核危机、地缘政治重组与大国争霸、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相继出现。在此形势下，人类从一方之所失与另一方之所得相等的“零和关系”，逐渐转变为命运休戚相关的“非零和关系”⑨，整个世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特征初现端倪。正是这一新的时代，将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展为一种涵盖整个世界的“全球视野”，此即所谓的“登上月球”看世界。⑩在此大背景中，整体考察世界历史的风气逐渐在学术界萌发，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年鉴学派的“整体历史”论和“长时段”论。而作为“新世界史”之主干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学理模式也应运而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史家威廉·麦克尼尔无愧为“全球史”学理模式的奠基人，他以宏阔的、横向联系的视野来考量，撰写了《世界史》、《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等名著。(11)这一模式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影响巨深。如今，“全球史”不仅在美国高校教学中最为热门，还产生了一批有名的全球史学者。“全球史”进而被他们称为“新世界史”(12)。而著名生态史家唐纳德，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绎，提出了研究生态和人类互动关系的“地球史”论。他指出，“除了所有的国家和人，世界史还必须包括地球上一切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之物”。真正的“世界史”研究需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聚焦于‘人类之网’，也应关注‘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亦即这个星球的生态”。(13) “新世界史”这种宏观的、多维度的横向视野，前所未有地拓宽了史学家的历史视域，开掘了整体考察世界历史的新潮流，极大地推动了当代西方乃至非西方的史学演进与变革。然而，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和消解“传统世界史”研究的视域。全球一体化乃至自然和人类一体化的视野无论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掩盖包括西方在内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层次、文化传统、经济样式、政治体制上所存在的差异性，何况还有诸多西方遗留下来的“后殖民主义”问题，如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大国与弱国间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等等，这些使得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诉求与道路不同，脱离了此，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认知与回答不可能统一，当然也不会得到圆满解决。也正因为如此，聚焦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传统世界史”视域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仍旧清朗。对此，著名美国史家斯特拉耶尔在20世纪60年代曾强调国别史的研究对现实的重要意义。他指出，19世纪美国作家哈勒(Edward Everett Hale)的“没有国家的人”的憧憬无疑是乌托邦，“如果没有家庭，没有固定的地方居所，没有宗教信仰，一个人也能走向一种完全合理的人生。但如果他没有国家，他将一无所有。他将没有权利，没有安全，缺乏获得有用之职业的机会。在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网络之外，地球上没有任何拯救”。(14)稍后，以钱伯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史家更强调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在《西方的经历》一书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借鉴历史，我们所有人都用许多方式借鉴历史。我们借鉴历史来界定我们是谁，并将我们个人的经历与我们所属的群体的历史联结起来，与特定的地区、国家和文化的历史联结起来。我们个体地或群体地借鉴历史来解释我们的希望与抱负，来证明我们的担忧与冲突。”(15)英国著名史家巴勒克拉夫虽然倡导“整体”的世界史研究，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历史学家不会同意“关于不受边界的限制才可能写出最优秀的世界史”的观点，其根据是“民族特征、民族发展和民族权力”是历史上最终起作用的因素。(16)也正因为如此，旅美阿拉伯学者萨伊德在《东方学》一书中，不屑于整体考量的“新世界史”观，而是致力于解构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方”观，破解其话语霸权，探求“东方”真实的历史身份。(17)可以这样说，民族、国家差异性与全球化一体性的并存和同步延伸，使得“传统世界史”的视域必将与“新世界史”的视域一起长期延续下去。 二、两种研究范式的反思 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这两种相互并存的视域，滋生出历史考察以及历史书写的两种研究范式，它们各自的优势、特点与局限，值得当下史学界从比较的角度做一辩证的理性反思。 应该指出，“传统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之所以一直延续，为诸多的历史学家所遵循与信守，其中的一大主要缘由还在于它满足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对信史的求实“求真”与纵向的“鉴古知今”。 探求信史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将眼光聚焦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既容易搜集资料，也便于做细致考察，对彰显这一功能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史料尤其是原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基础，而历史的书写更是以历史研究的深入为基础的。缺乏深度、精细的历史研究，不可能产生影响恒久的一流研究著作。只有依据翔实史料去进行解读和分析，才能够获得对历史现象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脱离史料去探究历史，或者仅靠一鳞半爪的资料、在研究著作中转引二手材料，其结论必然是空中楼阁，流于虚妄。国别史、地区史以及专门史的研究之所以始终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范式而存在，主要缘由就在于它完全满足了历史研究的这个基本需求。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民族主义史学复兴的一个原因，是其历史学家“比较熟悉使用立即可以到手的、以本民族语言写的本民族史料”(18)。正是由于掌握了大量翔实的史料，历史学家们才能够将研究对象限制在一个相对便于把握的历史时间与空间之中，能够对其中的历史现象做聚焦式的探讨与细致入微的反复考量，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求真”。 纵向的“鉴古知今”也是“传统世界史”研究范式生命力之所在。由于世界发展格局和地缘政治仍旧是以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国家的独立、安全与民族的发展、崛起仍旧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史学的“鉴古知今”功能必定会主要从中透现和折射出来，由此支撑“传统世界史”研究范式的存在与强化。马克垚先生就指出“叙述人类历史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事件，这三者都是在民族、国家之内发生的。研究人类历史，为的是了解过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有助于走向未来，这更不能离开具体的民族、国家”(19)。因此，从本国历史中获取本国、本地区社会现实所需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就成为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鉴古知今”，就必须从历史的时间尺度，探讨各种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兴衰更替及其所含的历史规则和规律。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领域的学术研讨一直是史学界所沿用和循守的研究范式，从中不仅建构起诸多名家云集的著名学派，而且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更有不少可以传诸后世的经典性著作。诸如英国史学家自“牛津学派”、“麦克法兰学派”以来对本国宪政史的研究，自“剑桥学派”以来对西方思想史的诠释，美国“边疆学派”对美国疆域形成和拓展的研究，阿拉伯以及欧美史学家对中近东历史的探究，欧美学者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西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领域的研究都堪可为证。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讳言，这一“传统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也有着明显的局限与缺陷。这一领域的不少学者所考察的问题其实都限定在某个国家、地区的某种历史现象上，其研究难免带有相当的封闭性与孤立性。由于缺乏横向的参照与比较，这样的个案探讨不仅难以对历史现象做新的深度诠释，而且也不易从中揭示历史的规则与规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守“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立场，这一领域的不少史家常常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去解读历史，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历史研判的价值标准，弱化了对历史现象的解析力。因此，他们的历史解读与论证常常被扭曲，有的甚至带有严重的偏见和谬误。例如，被以往西方学者在近代宪政体制缘起的论证中所建构的“英国样本”和德国学者在论证近代德意志国家形成时所建构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即是如此。这类构成“西方中心”论的主要观点，也常常遭到当代西方史家的质疑与批评。英国史家巴特菲尔德曾对“英国样本”中的“辉格解释”模式予以严厉批评。他指出，这一样本对《大宪章》这样“一份封建时代带有封建性的文献”的曲解，是一种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的“辉格”式解释，其将历史事件与历史语境割裂开来，完全按照当下的需要去裁量历史，必定赋予史家以浓厚的“情感谬误”，由此“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20)另一英国史家埃尔顿曾对德国史学家的“民族本位”立场进行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数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信念，有助于对几代人灌输关于历史的误导性的知识，有时则是灌输有关历史的危害极深的信仰。”(21) “传统世界史”研究范式的上述学术缺陷，在“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中逐渐被克服与超越。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是，它突破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固有界限，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横向的异同比较来考察自古代以来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15、16世纪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发端、趋势与规律，尤其是现代以来“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所经历的“跨文化互动”和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成就十分突出；在文明互动、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自然环境变迁、传染病传播、大规模移民、信息与技术交流等重要问题上都有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建树。由此，“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条块分割的封闭化、孤立化的格局，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助于人类历史共同发展规律的探讨。此外，这一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对于破除“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对于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情感带来的对史家学术取向的干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也难免有急需克服的局限。首先，对世界史做宏观、整体的横向联系的研究，涉及诸多国家和民族，要从中提炼出诸多相同的或类似的现象来进行分析、归纳与演绎、整合，并从中揭示某种历史规则与规律，难度极大。这既需要拥有齐备的语言知识，也需要对诸多国家、民族的地缘、历史与文化传统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其次，“新世界史”的研究固然是注重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的横向联系乃至互动，但也免不了对这些现象的流变有一个纵向审视，由此势必要结合历史时代的特点和社会阶级、阶层的属性来进行分析。就这两方面而言，不少“新世界史”的研究还做得远远不够。一些著述多采用的是二手材料或从别人的成果中转引的资料，有的甚至完全依赖于综合别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问题时，往往脱离社会背景来解读历史现象的滋生与流变。正因为如此，“新世界史”的著述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招致史学界的诸多批评。有史家就对建立“新世界史”的价值及为之付出的努力深表怀疑，认为在历史学家们以此范式所编撰的大部头著作中，人们“获得的往往是世界历史的支离破碎的残片，杂乱无章，很不美妙”。也有史家指出，一些研究是以“间接知识”为基础，且试图将整个世界囊括其中，也就“把历史降低成为一些泛泛而谈、含混不清的结论”。就连倡导“新世界史”研究的巴勒克拉夫也不得不承认，“越是强烈地相信需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历史学家们便越容易认识到撰写这种世界史过程中所包含的问题和实际困难。至今，试图撰写世界史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22)。也正因为如此，对全球史的理论、方法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柯娇燕只好认为，在历史学“训练基础和致力于生产原初知识(original knowledge)方面，历史学家和全球史作者很少有共同之处”。“全球史”是要“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从宏观的整体与联系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变动与意义。因此，全球史应属于历史编撰学的范畴，是“一种思考和写作模式”。(2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名之曰以“全球”的视野来审视世界，但往往是从“西方”的眼光来考量世界，即从“西方模式”的缘起、发展、外传来揭示“世界”的建构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因而，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隐含着“西方中心”论的思绪。巴勒克拉夫认为，斯塔夫里亚诺斯提出“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方法虽然要客观一些，但其贯彻的则是一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且这种立论“并不是绝无仅有”。(24)如果我们仔细辨析，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不少“新世界史”的著作中，“西方”依旧被看作整体“世界”建构的源头与动力，是历史的主流，而非西方的地区则是历史的“化外”，是在演化、拓展的“西方”世界面前被动“应战”的配角与附属物。这一学术取向甚至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也不难发现。以研究史学理论见长的英国史家希尔斯特就批评道，在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不仅是独特的，而且它所缘起的古典和封建时代也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完全就是历史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全球纳入从属于它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过程中，创造了世界历史和普遍性。历史也就成了资本主义起源和向全球普及化的历史，所有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仅仅在与资本主义历史相联系时才得以作为历史而存在”(25)。这种把由一个中心向外播化看作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之“线性式”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一些当代“新世界史”学家已经对之予以质疑和否定，并注重从各种文明的接触点与相互关系来考量问题。然而，在“跨文化互动”乃至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研究与阐述中，西方的主导地位及其相应的“话语霸权”仍旧隐含其中，以至于“全球史”学者时常提出要与之决裂。美国史家本特利就告诫道，应该“理解全世界人类的历史经历，而不是把一些历史经历看作完全特殊的、无从比较的并与其他人的经历毫无关系的”，这就决定了“全球史”的研究必须“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26) 对于“新世界史”的上述局限，我国史学界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马克垚先生指出，目前出现了不少按照“新世界史”理路编撰的“有新意的世界史”，尽管编撰者试图淡化民族、国家的内容而强调各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往，但“这些世界史也仍然是从西方出发看世界的”(27)。钱乘旦先生在肯定“新世界史”对史学发展的积极功用时分析说，也正是这一研究范式使其历史编撰带有明显的“甚至固有的缺陷”，即在书写横向历史时忽略了纵向历史，“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内容如民族国家、工业革命等很少或不被提起，甚至连这些字眼都不出现”。此外，否定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有可能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28) 三、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正确路向 在当下不同史学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态势下，“传统世界史”与“新世界史”这两种研究范式在中国史学界究竟应该居于什么位置，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校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路向，无疑是十分迫切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和“中国崛起”在世界格局中的显现，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不断拓展深化。在准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上，在多视角、多层次借鉴西方史学成果上，在原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上，在对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诠释上，在对相关历史法则与规律的探求上，在与国际史坛的联系与交流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在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传统世界史”领域中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时，开拓出全球史、生态史、文明史等“新世界史”的研究领域。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关于增设世界史(外国史)为一级学科的建议书》，将世界史升格为历史学中与中国史、考古学并立的一级学科，下设“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古代中世纪史”、“外国近现代史”、“外国区域与国别史”、“外国历史地理学”、“世界文化遗产学”、“外国专门史”7个二级学科。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告别原初性的萌发状态而日臻成型。正是在这一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有关“世界史”之研究取向乃至学科界定的讨论也随之萌生。这样的讨论汇聚了学术界的智慧与思考，提出来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但如果仔细辨析，也存在一些困惑与偏见。这主要表现为“弃旧图新”的学术理路在其中时隐时现，即漠视甚至贬低由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组合的传统的世界史，褒扬全球史、生态史、文明史等彰显的“新世界史”。这样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也是难以成立的。 “传统世界史”在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纯学理的角度看，是由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所决定的。深入细致的微观的个案考量，是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的基础；对单个国家、地区和领域的分别研究及其特殊规律的总结，则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整体研究并从中揭示普遍规律的前提。脱离了这个基础，所谓“新世界史”的研究犹如沙中垒塔，必定会流于空洞演绎的宏大叙事。曾经大力倡导并践行“新世界史”研究的吴于廑先生就指出，用“通观”的视野整体考察世界史.“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我们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角度来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29)。这也就是说，“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之间并没有一道“新”、“旧”截然分离的鸿沟，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对世界进行整体、相互联系之考察的前提。此外，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永远都没有“终极真理”，历史学家对任何历史现象的解读都要受制于其特定的主体思维及理论、方法，由此而导致其考量、研判的路径不同，有时甚至存在很大差异，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时代甚至是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历史现象的诠释是不可能相同的，许多“旧”的问题对当下的历史学家来说，必定仍然是“新”问题。既然如此，历史研究永远不存终结性的成果，也就无所谓“新”、“旧”之分。在理路与认识不断革新的情况下，“旧问题”照样可以做出新阐释，“旧领域”中必定也会不断产生新发现。因此，“传统世界史”的研究不仅是必需的，也必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种“唯新是真”、“唯新是从”的做法明显与历史研究的学理大相背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克服“弃旧图新”的学术心态，给“传统世界史”以其固有的合理定位。 “新世界史”研究无疑是史学界近年来的一个可喜趋势，前景广阔。这是因为它超越了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的范畴，以宽阔的视野聚焦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相互联系、影响与现代普遍面临的问题，为历史研究及其编撰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传统世界史”的研究常常囿于有限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历史现象做孤立的考察，这就决定了其“求真”“求实”的限度，因为对历史现象的考察只有在横向比较的观照中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接近于历史实际的认知。也正因为如此，“传统世界史”固有的局限如不加以破解，必定会窄化人们的视野，甚至常常牵引我们走向“碎片化”的研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历史规则、规律的求索。而在更广阔的角度上，对国家、地区发展的特殊规律探求，只有升华到对整个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揭示上，才能够彰显历史学“晋世”的现实意义。 显然，由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组合的“传统世界史”，在当下构成了世界史研究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客观现实。“新世界史”的缘起与发展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宽阔的视域，但它并不可能取代“传统世界史”，而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发挥自己的学术功能。吴于廑先生就曾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30)。刘家和先生则强调，若干的国别史的“小一”是建构“新世界史”之“大一”的出发点，而从若干国家之间的“交往中看”、“联系中看”，逐渐由“小一”到“大一”，才能建构作为“最高一级的有机整体”的世界史。(31)这就是说，“新世界史”不可能脱离“传统世界史”而独立存在，它的发展广度取决于“传统世界史”拓展的深度。当然，“新世界史”的开拓，反过来也必定会推动“传统世界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当下我们需要推进这两种旨趣不一、理路相异的研究范式继续发展，为中国世界史校准合理的学术路向。而要实现这一重要学术任务，史学界应该在如下诸方面付诸努力。 首先，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体指导地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形成我们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定力”。与现代西方的各种史学理论不一样，唯物史观不是在某个层面、某个范畴上来解释现象的社会历史理论，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所做的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与演进趋势。我们的一些学术前辈，正是依据唯物史观的指导而取得了突出成就。即便在当代西方，唯物史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受到不少史学家的推崇。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左派”和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而在英国，一批史学家更是将唯物史观贯穿于研究之中，形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产生了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32)。也正因为如此，巴勒克拉夫才指出，“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它在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之国家，都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氏还断言，尽管有各种质难与反对，“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33) 那么，究竟如何强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南呢?对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的是理性思考的基础与方向，而非具体的历史答案与阐证模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不应该“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34)因此，以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绝不是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与场合去对有关的论述加以套用，更非径直在其中寻找所需要的答案，而是要将它的基本精神与理路融合到研究过程之中，对大量的史料做一梳理、互参与辨析，并依据最基本、最可靠、最本质的史料来对相关历史现象做全面解读与深入探析，对其中包纳的某些规则、意义做进一步学理阐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立足于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人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去审视与考量相应的阶级、阶层划分，政治制度的拓展，思想文化的流播和社会生活的嬗变，探求各主要地区、国家和专门领域的各种历史现象及其各自的特殊规律，或考察跨地区、跨国界地探究文明的样式、物种的交流、经济交往、人与自然的互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唯有如此，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无论是“传统世界史”还是“新世界史”的研究，才能在诸多接近历史实际的现象“重构”中，在诸多相关法则乃至规律性的揭示中，获得实质性的拓展。强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南地位，当然不是要拒绝和排斥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唯我独尊”带来的只能是理论指导的“模式化”与研究取向的“同质化”，有害于学术探讨与发展。因此，以唯物史观来批判地借鉴域外的研究成果，鼓励不同路径的探讨与不同观点争鸣，是十分必要的。 对西方史学成果批判借鉴，克服对其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则是我们厘清学理纷争、把握研究导向的又一前提。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学习、借鉴欧美史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建构与发展的，离开了这种借鉴，将会在“闭门造车”、自我陶醉中失去活力。但应该看到，西方史家所建构的诸多有价值的定义、概念、理论与方法体系，或是总结西欧历史实际而得出的，或是以西方的标准而演绎的，其中固然有许多普遍性真理，但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欧特殊性或西方发展模式的东西，也就必然存在着谬误。其中潜蕴的“西方中心”论或“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基调，难免对东方历史、西方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做出不切实际的阐释甚至歪曲。这些年来，我们对西方史学成果做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但也存在严重缺陷。这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程度“路径依赖”基础上对新理论、新方法的“断层式”的认同与接受。众所周知，西方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史学革命”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年鉴学派所开启，但传统史学研究本身也在不断自我反思与革新。此后几经流变，西方人逐渐对新史学末流所产生的碎片化、枝节化流弊进行反省，有的致力于以新的理路来深化“传统世界史”研究，有的则进行“新世界史”整体考察，还有人步入“语言转向”之历史叙事的“后现代主义”。与之不对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处于发端阶段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一直处在苏联史学研究的熏陶之下，长时间与西方学术处于隔绝状态。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研究几乎在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梳理与辨析西方学术成就的情况下，就直接处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下，因而在借鉴西方学术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断层式”的状态，即撇开西方人在传统史学中的重构与创新，过度地聚焦在对其新史学路径的借鉴，而对西方历史研究的学术史很少有一个全景式的梳理、认知与参照，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互补整合趋势缺乏应有的兴趣与了解。由此，我们的研究明显地存在着“失衡”、“断裂”问题，带有片面化乃至畸形化的特征，对新的领域趋之若鹜，传统领域则常常被视为“过时”的旧学而受到冷落。我们在新史学领域开拓了不少“园地”，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对西方传统史学中的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史学史、文献史、战争史、宗教史等领域中诸多问题论争、学理嬗变等前沿，则知之甚少。也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史坛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上，我们常处于“缺位”、“失语”的状态，难免因袭西方人已经或者正在被修正的学理模式或陈旧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理上“二律背反”的学术“奇观”：一方面，我们反对“西欧中心”、“西方文明优越”论，但另一方面，对西方一些包含着这种意蕴的传统领域研究的结论予以认同和吸纳。这种“弃旧图新”、“唯新是崇”的学术取向，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严重的“路径依赖”，受制于其特有的话语霸权，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是西方史学的“克隆物”或“复制品”。因此，在前瞻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路向时，必须在借鉴西方史学成果时摆脱对其所存在的“路径依赖”，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各个主要史学流派的学术流变史，尤其是近年来西方“传统世界史”与“新世界史”逐渐分野、相互碰撞的学术发展史，对它们做一番解构、选择与过滤，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之作为我们研究的学术借鉴。 在巩固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南地位、批判地借鉴西方史学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将“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这两种研究范式同举并重，在传承与革新的过程中，既做好学术分工又逐渐互参、交汇。情况表明，世界史研究的视域既然是多维度的、广角度的，其考察范畴也必定是多层次的、多样性的，传统的地区史、国别史和其后兴起的全球史、文明史、环境史等都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史研究者在这些领域中所从事的研究只是因不同分工而在学术视域与路径上产生差异，而非学科上的截然对立与分野。“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这两种研究范式各有优长之处与固有局限，两者之间不应该相互抵制、相互排斥。我们的世界史，既应研究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历史现象，也应探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所经历的共同历史问题；既应考量若干的历史个案，也应对若干相关个案做大跨度的比较或整体的研究；既应探求某个国家、地区、专门之领域中的特殊历史规律，也应在此基础上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的历史规律。因此，“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这两种范式，在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诚如钱乘旦先生所言，“新世界史”超越“传统世界史”的看法是不成立的，既然完整的人类史是横向和纵向并存，那么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各有长短，并无“先进”、“落后”之分。(35)也正因为如此，吴于廑先生强调这两种范式不仅是“两者分工，不可分道”，而且应该相互结合(36)。大力倡导“新世界史”研究的齐世荣先生也指出，这两种范式必须齐头并进，同步发展，“以期二者互相促进”(37)。对于两者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吴于廑先生在论述“历史的专精和综合”时就曾做过富有启示的阐证：“分目愈细，所作的研究愈益专精。专精的成果愈多，成果的总接触面就愈广，作比较完整的综合考察，也就愈有条件。综合和专精是相辅而行的。没有专精，即使为一个细目作理论概括都会有困难，更不论作广泛的合符科学的综合。同样，不作综合，就不易确定一项专题细目在全局中地位与意义，更不会在综合概括中发现某些专精的不足从而引发更专、更深入的研究。”(38)由此可见，这两种研究范式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过程，也是两者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互参、交汇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当下的中国史学界来说，一方面，应该继续努力展开“传统世界史”即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同时要克服在研究中所存在的封闭化、琐碎化的倾向，借鉴“新世界史”的比较与整体考察的理路、方法，来开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需继续倡导“新世界史”研究，对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进行相互联系的横向整体考察，在探讨中克服可能出现的宏大叙事的空疏、玄虚的倾向，观照并吸纳“传统世界史”的成果来支撑、夯实其所要建构的体系与模式，并运用“新世界史”的理路与方法来探究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的个案问题。只有在学术分工的基础上逐渐将两种研究范式有机整合起来，相互参照，优势互补，形成“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齐头并进、同步发展、学术互动的新格局，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路向才能不断排除干扰而向科学的目标日益延伸。 注释： ①王大庆：《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这次学术会议中4位史学家的论文，摘登在《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的世界史版，亦可参考。 ②W.A.Goff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5. ③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5页。 ④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5页。 ⑤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11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908-909页。 ⑩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序言。 (11)See 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A World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with J.R.McNeill),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3. (12)刘文明：《杰里·本特利的“新世界史”和“跨文化互动”》，《光明日报》2014年5月21日。 (13)唐纳德·沃斯特：《什么是世界史?——或者说，世界史应该是什么?》，侯深译，《光明日报》2015年1月15日。 (14)J.R.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3. (15)M.Chambers at al,The Western Experience,Vol.1,New York:McGraw-Hill,Inc.,1991,Introduction. (1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8页。 (17)爱德华·W.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19)马克垚：《谈如何编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20)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21、22页，序言。 (21)G.R.Elton,The Practice of History,London:Thomas Y.Crowell Co.,1976,p.133. (2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4-245、247页。 (23)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页。 (2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8页。 (25)P.Q.Hirst,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94. (26)参见杰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载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27)马克垚：《谈如何编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28)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2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30)参见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0年)所写的词条“世界历史”。 (31)刘家和：《试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32)详细情况可参见P.Q.Hirst,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 (3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35)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36)吴于廑：《朗克史学一文后论》，载《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5页。 (37)齐世荣：《编写一部简明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38)吴于廑：《朗克史学一文后论》，载《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