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主流非主流之争向真理逼进——主流非主流并没有太大分歧——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主流论文,主流论文,太大论文,之争论文,分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批判不行，关键还得拿出办法
记者（郭茹）：茅老师，您如何看待现在对经济学界进行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两者的分歧在哪里？
茅于轼：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或者更多的划分，理论依据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即从边际分析理论开始，到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再到一般均衡理论。不管主流、非主流，对此都有认同。这就形同几何学，几何学建立正公理基础上，是不可争论的。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现代的德布鲁的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有几个大的缺陷，一个就是阿克尔洛夫提出的信息不对称，因此达不到一般均衡；还有一个就是凯恩斯提出的宏观上不均衡。这两个理论都是有根据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理论，比如垄断问题、公共产品问题等。
记者：近年来，经济学非主流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质疑之声越来越高，并将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归为“新自由主义者”。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
茅于轼：经济学非主流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在理论程度上站得住脚。问题在于光批判不行，关键还得拿出办法来。非主流经济学的弱点就在于拿不出替代办法。
非主流经济学主张保护主义，这本身没有错，主流经济学也同意保护，特别是保护幼稚工业，保护之后让它发展起来再开放。但是最后还得开放，而不是保护。所以不能将保护当作长远之计，这只是一个过渡措施。
从政策上讲，如果我们采用保护主义的办法，短时间保护可以，可是长期来看是不行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迅速的近200年，尤其是最近50年，其特点就是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进步不见得首先在落后国家发生，肯定是在发达国家先发生的。现在面临的是欠发达国家如何走向发达，这最终要靠欠发达国家自己。非洲、拉美等国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忙，但最后还得靠自己。我们国家最近25年的成绩是了不起的，这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不是世界银行帮助的结果，帮助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发展。欠发达国家穷，并不能埋怨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对你不利的事情可以不做，既然做了说明对你有利，自由贸易、投资就是这样，结果一定是双赢，除非是“炮舰外交”的产物。现在没有争夺资源的战争，资源是在市场上配置的，不会存在单赢、单输的情况，但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没看清楚。
市场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对优胜劣汰的利弊分析要看从何种角度考虑，如果从“经济的发展是物质生活的提高”来看，优胜劣汰是不可避免的，总不见得要“劣胜优汰”吧。主张平等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事实上并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如政府的税收调整，收入较高的人税多收一些来补贴收入较低的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平等，调整之后还是会有贫富差距。社会永远是会有差异的，要追求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对非主流的应对没有太大意义
记者：经济学非主流似乎一直希望与主流经济学对话，但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回应的很少，您认为是否应该进行应对？
茅于轼：对非主流的应对没有太大意义。主流、非主流归根结底没有太大的分歧。比如非主流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德强，他的文章我看过，说的都不错，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唯一的问题是强调的是哪一面。他们强调的是非均衡、贫富差距这一面。这一面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现实永远是非均衡的，但我们在不断的追逐均衡，靠近均衡。各人强调的侧面不同而已。
记者：经济学非主流认为现在主流经济学获取话语霸权是通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优惠获取的，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在您看来，主流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主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在中国成为主流，是因为他们的逻辑结构比较清楚，他们的力量在逻辑上。从经济人的角度、从成本递减、成本递增等公理性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一般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这并不是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就没有缺点，像前面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宏观上不均衡都提出了一些问题。但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这就是现在的发展方向。
记者：现在有不少人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是既得利益者，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他们片面为强势利益集团服务。您觉得这种观点有道理吗？
茅于轼：主流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者，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获取的利益也是有关系的。但如果以此来攻击主流经济学家，同样可以用来攻击非主流经济学家：主张非主流经济学的，是不是一定就会为了大家违背自己的利益？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将问题复杂化了，没有必要。只要就事论事，理论上哪里有毛病拿出来讨论就行了，大家彼此怀疑动机就不是学术讨论了。
记者：您认为非主流能成气候吗？
茅于轼：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值得尊重，需要考虑，但拿不出一个代替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系统来，只能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修改、补充。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见就能取代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成为主流。
观点
吴敬琏：市场经济允许利益集团存在
市场经济是利益多元化的，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利益一元化，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存在。所以，有两件事，一是我们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利益多元化，各种利益摆在明处，然后他们之间来协调。
作为一个执政党或者政府，它要协调利益之间的关系。从根本来说，从长远来说，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从局部来说、从短期来说利益是有冲突的，那么就要从全局来考虑。
一定要防止既得利益阻碍改革的进行，因为局部利益往往会妨碍某些改革，特别是如果在暗中运作。
（新浪财经在“世界2004中国年会：预测与展望”会议现场与吴敬琏进行交流）
林毅夫：现在是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
回顾一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
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
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 （《南风窗》）
厉以宁：当前中国进行的是“新公有化”
当前中国并非实行私有化，而是正在进行“新公有化”。新公有制企业包括四种形式，即经过改制的新的国家所有制、由国家参股建立的股份制企业、没有国家投资的公众持股企业和公益性基金所办的企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传统公有制企业应当转变为同市场经齐体制相适应的新公有制企业。
民营经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包括在内。目前可以保留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的概念，不要急于改动，要从动态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来观察。
为促进国有资产重组，加快所有制改革，当前必须树立“新公有化”概念，以坚定所有制改革的信心。 （《证券时报》）
樊纲：国有资产不卖可能就要受损失，卖了国有资产可能就要流失，最后不卖就有可能损失光了
当前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就是产权问题。产权制度改革是大趋势，非搞不可。怎样改革才能做到国有资产不流失？从经济学上来看，资本阶值不是账面上的价值，账面上的价值是重置成本，而资本的价值是资本未来盈利的折现值。当初东欧改革，德国就花了2600亿美元，把东德的国有资产卖出去。注意不是赚了2600亿美元而是花了26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东德的国有资产是负数2600亿。中国也有这样的企业。资本价值有一个预期的问题，所以这里有一个主观判断问题，有一个评估问题。既然主观的评估在先，只要你没卖到最高，就会有人说你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也是一个利益重组。而这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一点“照顾不周”，又会有人认为自己的“利益流失”了，也会说是资产流失。而且，卖的是国有资产，作为一个经理、一个代理人，他考虑的可能只是他的利益（甚至受贿），就可能把价格定得低一点，把它卖掉；有些人没有得到好处，他还不卖呢，资本再损失他也不管。由于产权不明确，国有资产没人负责，都是从代理人利益考虑、而不是从所有者的角度来思考国有资产问题。产权买卖如果是在产权人范围内进行，就没有资产流失问题；但如果涉及到代理人，那么代理人的利益就必须要考虑进去。于是就出现了矛盾——一国有资产不卖可能就要受损失，卖了国有资产可能就要流失，最后不卖就有可能损失光了。改革就是要使我们的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不应在从资产上收回多少钱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改革。当然也要加强国有资产重组时的透明度，可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一个月，竞标、竞拍、竞卖，防止暗箱操作。资产重组不能等，对亏损企业来说，资产重组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利润增加了，资产就会在发展中增值，这样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全球化与中国改革》中部分观点，转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