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1]2000年在《论《伤逝》的内在意蕴和象征意义》文中研究指明《伤逝》是鲁迅创作的一篇具有无限可阐释潜质的作品。几十年来，研究界从多种角度进行了多侧面的探讨，取得了丰富可喜的成果。但对于《伤逝》这篇博大精深的优秀作品来说，仍然有许多研究领域尚未开垦，仅就其悲剧根源与思想主题这一焦点问题来看，也很有必要进行更深层的挖掘。本文采取文本比较的方式，试图为这一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同时，以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式，力求更准确地探求《伤逝》的核心意蕴与形上意义。与以往论者有所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子君与涓生爱情悲剧的根源除外部原因外，还在于主人公思想倾向的差异，这一差异体现着五四大时代思潮的不同着重点和脉流的差异；涓生并非鲁迅所要鞭挞的对象，而恰恰是他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伤逝》在表现个性主义的局限之外，着重体现了对个性主义的张扬与追求；《伤逝》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是渗透了象征主义的具有现实性与象征性双重功能的艺术作品。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以《寒夜》为参照揭示《伤逝》的思想内核，意在说明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源于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两条道路的不同选择。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人道主义在封建伦理的渗透下极易被异化变质，成为消解个性的杀手。子君是被人道主义软刀子击中的牺牲品；阿随是以符号方式出现的具有极大隐蔽性与迷惑性的封建势力的象征；涓生是较《呐喊》、《彷徨》中其他反封建知识分子更清醒更坚韧的时代先行者。《伤逝》体现了鲁迅反封建思想在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两难困境中的超越与升华，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反封建进程中的思想冲突和心灵痛苦。 本文第二部分是以《野草》为参照揭示《伤逝》的象征意义。意在说明《伤逝》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高度融合的艺术作品。现实主义为作品提供了环境、人物性格和细节的真实性，象征主义拓展强化了作品的意象、审美境界和形上意义。《伤逝》中的“家”和“夜”象征着人类的生存困境；“爱”象征着人类精神追求中世俗的牵绊和情感的重负；“花与动物、“谈天、读书、散步与家务”象征了脱俗与世俗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子君”象征了一种虚无的存在，“涓生”象征着不可征服的生命，“走”是他的原型，是他反抗死亡与空虚，获得生命永恒意义与价值的方式，是被鲁迅所认同的包含着探索与追求等形上意义的行为趋向。鲁迅围绕“立人”思想，在《伤逝》中表现了民族信仰的重建和民族精神的再造意图；涓生这类意象的出现表明鲁迅的创作由病态人格的揭露跨向了理想人格的塑造的新阶段。
朱郁文[2]2017年在《《伤逝》研究90年综述》文中研究表明鲁迅的小说《伤逝》诞生90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批评家特别的关注,对它的解读、评价和争议一直存在。以193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中期为界,可将《伤逝》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评论数量虽少却个性鲜明;第二个阶段由于时代氛围与政治环境的影响,研究模式相对比较单一;而第三阶段在政治环境松动与西方理论思潮输入双重因素助推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社会思潮、政治动向和个人主观动机等因素对文学批评的复杂影响。
宗先鸿[3]2006年在《卢梭与中国近现代文学》文中指出卢梭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他的思想和创作自十九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多维的,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系统梳理与总结卢梭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多维影响在文学中的体现,考察影响发生的根源、途径和事实,并探寻接受过程中变异现象的存在及原因。首先是政治领域。论文的第一章主要考察19世纪末卢梭《民约论》传入中国的途径,描述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卢梭形象,结合近代历史文化语境,探究其被神化、本土化和工具化的原因。梁启超可以看作是接受卢梭政治思想影响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把卢梭的政治思想介绍到中国,还在诗文中对卢梭大加赞美。近代文学中的卢梭形象一方面说明了卢梭对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近代文学中卢梭形象神化、工具化、本土化的特点则是中国近代庸俗主义、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等思想倾向的有力证明。其次是教育领域。论文的第二章主要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卢梭《爱弥儿》传入中国的途径,探究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作家产生影响的原因及影响的具体表现。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老舍都是接受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们将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与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大业有机融合,主张教育应尊重儿童,顺其自然,注重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有力的批判,他们的作品深刻地体现出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印记。第三是文学领域。卢梭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崇尚自然、推崇感情、强调个性自由、张扬自我的特点对中国近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亦起到重要影响。论文的第三章即主要考察卢梭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阐述卢梭《忏悔录》、《新爱洛伊丝》对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冯沅君等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并从文献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和探寻梁实秋坚守白璧德人文主义、反对卢梭浪漫主义的心理动因。卢梭还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结构、思想意识产生重大影响。论文的第四章主要通过对西方忏悔意识流变的梳理和对中国现代作家忏悔意识成因的分析,探寻中国现代作家忏悔意识的主要来源及“忏悔话语”的文本特征,阐述卢梭《忏悔录》对中国现代作家忏悔意识的影响和这一影响的变异性。通过对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作家文本的症候式分析,阐明“五四”一代作家忏悔意识中“历史中间物”复杂矛盾的精神特质。卢梭与女性文学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论文的第五章主要阐述卢梭与西方女性主义及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贤妻良母主义论争的关系,通过剖析冰心、陈衡哲、凌叔华等“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新贤妻良母形象及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围城”主题,阐明卢梭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复杂影响。毋庸置疑,卢梭的“天赋人权”主张为西方早期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点,同时他的贤妻良母主义的女性观和女子教育观
王文胜[4]2010年在《难以驱散的“鬼气”——以《伤逝》意蕴为中心》文中提出1925年7月底的鲁迅和许广平既已谈及“绣花衫不知如何?”①,他们的关系想来已比较亲密了,但仅三个月不到,鲁迅却写下了悲剧性的《伤逝》。这是鲁迅对以往不幸婚姻的告别,还是对自己未来爱情的预言,亦或是恋爱中的鲁迅有了探讨婚恋问题的兴趣?这大体上也是目前研究
谢毅[5]2014年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形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政治思想的解放以及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形式再次成为中国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文学批评领域，研究者们为追求文学的独立价值，开始自觉从形式的角度去观照文学，通过对文学作品选择性地阅读与阐释，突出形式之于文学的意义，并且自觉将语言、叙事、结构的独立自足性作为一种话语展开批评实践，以其孜孜不倦的努力铸就了世纪之交文学批评中形式价值取向斑驳而又丰富的面貌。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主要分四部分具体展开。第一章主要探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中形式价值取向的热闹出场及其产生的语境。中国文学界形式价值取向浮出历史地表，一方面受到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时代氛围与“向内转”形势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启示。第二章主要从语言的阐发、叙事的研究、结构的探索三方面，整体探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价值取向所呈现出的维度。从语言修辞、语言本体意识的发掘与考察，到批评中叙事形式、叙事策略的研究，再到深层结构、结构模式的探索，批评家们立足于文学实践，在对主流批评模式批判反思的基础之上破旧立新，对形式进行了新锐的言说，体现出鲜明的形式价值取向，也取得了一系列批评和理论成果。第三章主要考察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价值取向的变迁。在七八十年代的特定语境中，形式观念仍停留在表现技巧、表达方式等外在的感性层面；随着研究者们对形式深入的理性思考，以形式为价值取向的批评意识逐步深化，形式作为文学的“内在品格”、“内在本性”逐步被置于本体的位置；从形式话语的感性言说到纯形式的极端追求，再回归到意义阐释的历程，形式价值取逐步走向更开放的、更有意味的研究方向。第四章主要探讨文学批评中形式价值取向的意义。形式价值取向引导下的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学理性特点和“片面的深刻性”，拓展了文学批评的深度；创作上的形式自觉丰富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格局；批评家们对形式本体意识的自觉追求和文学独立性的体认，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变革。直至今天，形式依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它值得任何不甘墨守成规的作家去创造发展，也值得更多追求真理的批评家去探索和研究。
吴楠[6]2013年在《严歌苓小说节奏之美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严歌苓创作的系统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严歌苓小说艺术魅力的分析研究主要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向度展开，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聚焦点，比如人性、叙事技巧等等。不可否认，人性魅力的展示与叙事技法的调用，助成了其小说特有的“阐释者的魅力”，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隐藏于主题和显性叙事技巧之下的东西？贯穿于“技”内之“道”是什么？为什么故事讲得如此有魅力，然而最终打动我们的却又不是故事？是什么把故事与形而上的心灵探寻融合在一起？基于此，试提出“节奏”的问题，以期对严歌苓的小说能做出新的发现。首先，从这些问题出发，对“小说节奏”做出概念的界定。针对西方学者大有将叙事时间理论等同于节奏理论的嫌疑以及对将情节节奏等同于小说节奏论断的质疑，侧重挖掘出节奏的深层涵义。主要的理论来源是：论文结合了叙事学关于小说节奏的理论，中西方美学论著，尤其是中国古典美学，将古典元素当代化。此外还结合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在节奏的本体研究中确立节奏与生命的同构性，在现代哲学的烛照下使其具有更深的意味。小说节奏是文本所隐含的生命至动的诗性表现方式。进而结合所作出的定义，分析节奏在严歌苓小说中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小说节奏怎样以“诗”的方式进入文本，将其小说从故事叙述引向对生命与存在的反思？文章分别从表层形态和深层形态两方面进行研究，表层表现形态从叙事时间的交错纵横、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与聚合、蒙太奇的拼接三方面来阐释小说节奏的存在方式；深层形态是从“沉默”的主角、绵延的抒情、回环往复的场景描写来挖掘小说节奏的内涵。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分析，研究节奏之美在严歌苓小说中是怎样形成的，有何特殊之处？节奏与生命的同构性对其小说的人性探求有何助益？小说节奏又是怎样将其小说从故事叙述引向对生命与存在的体悟？最后一部分从她最突出的特色入手，即为什么严歌苓的小说既能把故事讲得好，又没有使小说沦为故事的载体，依然保持着小说的艺术性，重点分析阐释小说节奏与严歌苓“陪伴式”小说观带给我们的创作启示。结合对当下小说创作的思考将其归为三方面：首先是文学观，严歌苓“寄居者”的存在方式所形成的那种有距离的审视，使其对一切具有了反思的眼光。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反思，观察现实又远离现实。第二，在严歌苓作品中对人心的探寻不是“拷问式”或者“引领式”，她的探寻是独特的“陪伴式”或者说“关怀式”。她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将走向人内心的嶙峋道路化为一条林荫小径，将那份庄严的人性拷问在文本中打散，用节奏化为每一份鲜活的生命律动。第三，严歌苓小说中的永恒之美与永恒之惑。小说节奏与来自生命深处的律动的高度契合，它对于生命浓度的醇化极具表现力，在节奏之美中她揭开了存在内部的真相，在千变万化、复杂迷惑的人性中，总是有一份永恒和不变停留在那里。
参考文献：
[1]. 论《伤逝》的内在意蕴和象征意义[D]. 王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2]. 《伤逝》研究90年综述[J]. 朱郁文.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7
[3]. 卢梭与中国近现代文学[D]. 宗先鸿.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4]. 难以驱散的“鬼气”——以《伤逝》意蕴为中心[J]. 王文胜. 鲁迅研究月刊. 2010
[5].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价值取向研究[D]. 谢毅.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6]. 严歌苓小说节奏之美研究[D]. 吴楠.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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