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半个世纪的“五四”先驱王希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个论文,先驱论文,世纪论文,五四论文,王希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希天是“五四”运动的先驱，旅日华工领袖，但他的业绩在今日中国学术界却鲜为人知；他是周恩来的挚友，但他与周恩来的交谊，他与周恩来、李达、许德珩、邓中夏等人在1918年抵约运动中的合作，在周氏旅日日记公布之前，也为多数人难以认同；他以“排日巨魁”“社会主义者”的罪名，被日本军警宪合谋秘密虐杀于关东大地震时的东京，由于日本政府的掩盖，在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得以揭开事件真相，重新认识王希天的生平和思想。
家世与少年时代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1896年9月11日， 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金钱堡。祖籍山东登州府蓬莱县。清康熙年间全家移居奉天金州（今辽宁省金县），以农耕为业。至王希天曾祖父以读书知名于乡里。清道光27年（1847年），祖父携家移居于吉林长春金钱堡，仍从事农耕。父王立廷，始经营皮革手工业，亦工亦商，开设王家皮铺。皮铺最盛时有雇工50人左右，并在九台、德惠等地开设分号。王家兼营农业，由4 户佃农耕种田地。王家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富户。
王希天自幼生活优裕，并受长辈抚爱，养成良好素质：“性格朴厚如农夫，气度高雅如名士，才能干练如商者”（注：谢介眉：《王希天小史》1996年再版本。《王希天纪念文集》，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234页。）。7、8岁时，王希天随父识字。9岁，入家塾读书。 12岁，入新式小学堂。13岁，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5岁以优异成绩毕业。
王希天对于祖母、父母，孝感至深。吉林早婚风气颇盛，王希天14岁时即由父母为之订婚，16岁成婚。妻张万英是王家皮铺大掌柜的孙女，比王希天大4岁，不识字。这桩婚事不合他的理想。但订婚、结婚时，他都不曾表示异意。婚后俩人和和气气。张万英孝顺公婆，爱护小叔小姑。王希天在外读书，假期回家帮助张氏识字。他们共生过三个子女。小儿子王振圻，生于1921年，王希天牺牲时，他只有两岁。（注：陈瑞云：《王希天的家庭观》。《王希天研究文集》，第200～201页。）
王希天和“五四”时期一般新派人物一样，力主婚姻自由，反对旧式包办婚姻。1920年夏，他弟弟王熙庚只有15岁，父亲依惯例要给他订婚。王希天替弟弟争婚姻自主权，得到母亲同情，由母亲说服父亲，打消订婚的主张。事后他对弟弟说：“你的婚事，被我反对掉了。但后来的事要你自己做主，自己觉悟。”（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66页。）王希天是一位富有爱心，肯为别人着想的人， 又是一位善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补救办法的人。从理想出发，他反对旧式婚姻；从现实出发，对不理想的既成婚姻，不主张简单地取缔了事；从人道主义出发，他更愿意替受压迫最重、生活难以自立的妇女着想，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要设法帮助她们提高文化，改善生活环境，即使离异也不应弃之不管。追求新思想，保持旧婚姻，这也许是王希天和他同时代的不少人所保持的双重性格和行为。
王希天出身于殷实富裕家庭，但他对家产、物质生活与常人态度迥异，他常对朋友说：“人贵自立。我不愿享受家庭的遗产，要以自己的生产为自己的消费。”他告诉父母说：“家产问题，无计较之必要，凭父母自己处置可也。但于弟辈的教育费，总以不缺着为好，因为十年后之收获是大的。”（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 第265页。）他关注弟弟熙庚的教育问题。1921年冬天希天回国，熙庚毕业于县立高小。父亲要熙庚到省城吉林求学。王希天力争把熙庚带到北京读书，以广开眼界，接受更多的知识，尽到了长兄为弟求学的苦心。（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66页。）
少年时代的王希天崇尚知识，崇尚教育，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甘于清贫，不惜牺牲的精神成为他后来投入救世救民救国事业的良好开端。
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1月，18岁的王希天东渡日本求学。此前，他在吉林第一中学经受了一场反对腐败校政的学潮的磨炼，事后辗转到沈阳、天津寻找新的学校就读却不能如愿。出国之后，他对朋友说：
吾辈在中国，并非不能读书、不能研究学问。不过因为国内环境恶劣，所以跑至国外，要研究他们的文化学术思想，以为祖国之参考。况日本为我邻邦，关系殊切，吾辈更有知其内情之必要也。（注：王希天1916年春与留日同学的谈话。《王希天纪念文集》，第17页。）
“为祖国”——这显然是王希天旅日留学的宗旨。
1915年初，王希天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勤学苦读。同年，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王希天广结朋友，“思想大变，有改造自身、社会、国家的觉悟。”（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34页。 ）“他此时被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礼拜日演讲会所唱赞美歌《种子撒于朝晚》所打动，每逢礼拜日必到会听道。逐渐“认识宗教的内容，为可以救人脱离罪恶，信仰宗教是得能力的根源”。（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34页。）1916年春，他在东京基督教美以美会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稍后，被推为该会执事、执事部长。
1917年9月，王希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成为官费生。不久，留日学生纷纷要求中国政府增加官费数目。王希天不甚附合其事，他说国家贫弱，学费虽由官出，实际来自民间，加费徒使同胞负担加重。学生应以俭节为主，万不能再使国民增加负担。王希天入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即住进收费低廉的学生宿舍“一高寮”，而不像大多中国留学生那样租住高收费的寓所，这样既可以节约食宿费用，又能够“考查日本学生的生活情形及其内部实况”（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87页。）。同室60人，除王与另一中国留学生王大德外， 其余58人都是日本学生。日本学生时有侮辱中国学生的举动。王希天抱定“卧薪尝胆”的气概，坦然对待。诚如王大德回忆：“希天此时之思想，不仅对于日本的侵略极力排斥，即对于外人之侮辱我民者，亦常抱愤慨。故其留学时代之言动，几无处不是爱国爱民之言动也。”（注：王大德：《一高时代的王希天》。《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88页。 ）“统观全行期中，没有不以‘爱’之一字为其生涯的主要目标。”（注：王大德：《一高时代的王希天》。《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89页。）
留学生界的风气，是王希天十分关注的问题。他曾与挚友周恩来（注：周恩来于1917年9月起程赴日留学，抵日后与王希天结识， 逐渐成为相知的好友。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所载，在这一年中，周王互访共有8次；周写信给王3次，王写信给周7次。1917年到1918年3月，周于生活困境中，王希天先后两次资助周恩来，每次5元。 现在还保存一张周、王与其他5位留日同学的合影。 ）共同商讨改善留学生界不良风气一事。周恩来在1918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希天来，为改良留学生风俗事。”（注：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4月4日，手稿。）周恩来虽未在日记中写出他们所论的具体内容，但在周恩来的其他日记和书信中，在王希天的一些谈话中，都有叙及留学生界风气的内容。
周恩来在写给南开学校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
留东学生在此，约分三派：一理首用功，不闻理乱；一好出风头，到处声张；一糊涂到底，莫名其妙。此外，持求学济世，以用功为根，交接为道，糊涂隐藏者，乃属上流不可多得之士。若胡作非为，则下之下矣。（注：周恩来致陈颂言信，1917年12月22日，东京。）
1918年1月25日，周恩来日记云：“昨天， 我说留东学生分作两派的事，现在政界做事的人，除去老官僚旧武人以外，大半就是这两派人。”“单说激烈派，自从革命以后，出了两次风头，毫不容人，气盖一世，到临事是一败涂地。要说他们不爱国，是真冤枉他们。”“至于稳健派，每遇着得意的时候，多半跟着就是失望的事情。”“看来他们这两派失败的原因，大半是从前没有预备，才闹出这样的的结果来呢！”（注：周恩来旅日日记，1917年1月25日，手稿。）第二天，1月26日日记云：“论起这两派没有预备的事，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去与这个恶劣的社会交战。所以每临到自己头上，一战就败。”“论起这个，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铁意志，不为利起，不为势屈，才能有效。”（注：周恩来旅日日记，1917年1月26日，手稿。）
1918年2月11日，中国旧历春节， 周恩来写下了他的留日进学箴言：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注：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1日，手稿。）
与周恩来一样，王希天和在留日同学交谈中，时常针对留学生界存在的弊端，提倡留学生要时刻省察自己，明确奋斗目标，勇于开拓进取，苦读实干，不辱人生使命。他说：
我们活着，乃是为担受人间的苦，享受人间的乐。（注：王希天与旅日朋友的谈话。《王希天记念文集》，第18页。）
人隔几日，总应找一清静地方，沉下心去自己省察省察，方觉得人生的真义及使命。（注：王希天与旅日朋友的谈话。《王希天记念文集》，第18页。）
现代青年精神上的损失太大，不应都因循苟安虚伪妥协，应当有爆炸式的自己革命，警醒巨世人。（注：王希天与旅日朋友的谈话。《王希天记念文集》，第17页。）
我们的运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要冒险，要创造，要往圈外跑。（注：王希天与旅日朋友的谈话。《王希天记念文集》，第18页。）
誓以自身做则，去做开路先锋。（注：王希天与旅日朋友的谈话。《王希天记念文集》，第18页。）
多做事，少说话；多实行，少空谈。（注：王希天与旅日朋友的谈话。《王希天记念文集》，第18页。）
以上王周两人的思想观点，清楚地告诉后人，他们在一起“论改良留学生风俗事”，是有共同语言的。（注：参见刘武生：《周恩来与王希天》。《人物》1998年第1期。）
“拒约运动”的杰出领袖
日本帝国主义继向中国政府逼签“二十一条”卖国协定之后，1917—1918年乘俄国革命纷乱之际，妄图代替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地位。在以政治贷款控制北京政府的同时，日本打着“共同防御”俄国革命的旗帜，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便使中国军队充当反对苏俄的附庸军，进而占领俄国西伯利亚广大领土。协定签字后，将有7—8万日军开进中国东北。
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首先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抗，史称“拒约运动”。
1918年4月， 王希天和留日同学聚集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化学讲堂，他手持报纸，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不见报纸所载中日军事密约乎？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注：王希天1918年在中国留日学生集会上的演说。《王希天纪念文集》，第17页。）王希天悲愤填膺，朝夕呼号，发誓不愿忍辱在日求学。留学生同学会召集会议，讨论抵抗办法。王希天在大高同学会上，声泪俱下，发表演说：“国将不国，学于何用？为目前计，惟有全体退学回国，誓死力争取消亡国苛约！”与会者全体掌声如雷，赞成王希天的主张。（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36页。）稍后， 留学生各校代表齐集于神田源顺馆开会议事时，遭日警百余人包围，王希天等被拘捕，幽禁于警署一天一夜始获释。遂激起全体罢学义举。留日学生争相归国参加拒约运动，总共超过两千多人。当时，留学生中也有不同意回国的。周恩来虽然积极投入“拒约运动”，但他正在准备入学考试而主张在日本就地组织反抗行动。尽管如此，他仍然支持王希天和其他退学回国学生的激进行动。受王希天等同学的委托，周恩来为留日学生“中华民国救国团”拟订了“组织方法”，从而成为“拒约运动”的“主干人物”之一。周恩来在1918年5月5 日日记中全文记录了救国团“组织方法”的导语和14项条文。 导语云：“五月五日留东各校代表会议议决事项：各代表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其组织方法如下。”（注：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5月5日，手稿。）接下是14项条文。其中第一至第四条是：
（一）本团定名为中华民国救国团，由全体留日学生组织之。（二）本团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三）本团干部由各省同乡会会长或其代表并各校同窗会会长或其代表组织之。（四）本团干事长一人，副干事长二人。（注：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5月5日，手稿。）
第八至第十条关于罢学归国的安排：归国时由各省同乡会会长及其代表统率该省学生一致行动；各省各派4 人以上之先发队半往北京半往上海筹备一切，并襄助各省先发队办理一切；先发队由东京出发日期为5月7、8两日。这个组织方法，系统全面规定了组织救国团的宗旨、 目的和办法，是拒约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按照救国团归国先发队规定的出发时间，救国团北京支部负责人王希天5月7日自东京启程归国。周恩来送王希天到横滨。阮湘、李达等与王希天同行，12日抵达天津。14日，王希天等与天津《益世报》及各校联络，并到各校宣传拒约，号召学生奋起救国。当时在天津读书的谌志笃、邓颖超都听过王希天的救国演讲。（注：谌志笃：《参加五四运动的几点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8页。）
5月15日，王希天、阮湘、李达等到达北京，住在湖南会馆。 他们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邓中夏等会晤，共商发动京、津、沪拒约运动。王希天等遍访北京《中华新报》、《晨钟报》、《北京日报》、《群强报》等报馆，揭露中日密约真相，各报均表示愿为留日学生后援。（注：《在京留日学生日记》，《民国日报》1918年5月23日。 ）16日、20日，王希天与阮湘、王兆荣、刘涤欧等两次晋见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面陈拒约要求。（注：《教育部又有压迫法》，《民国日报》1918年6月1日。）同时，王希天、阮湘等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宣言书》，痛斥中日密约的祸害，陈述归国拒约宗旨，申明“我等一致对外”，“征日人之妄，大华夏之威”。（注：《民国日报》1918年5月20日。）
王希天等人炽烈的爱国言行，迅速得到北京学界的积极响应。5 月20日，北京大学两千余名学生在校内集会，留日学生代表参加了大会，议定与留日学生一致运动，拒约救亡。5月21日， 留日学生救国团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学生两千多人集会于新华门前，向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公布并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拒约运动进入高潮。学生代表十多人（注：学生代表人数，据当时报纸报导为13人，许德珩回忆为8人。 ）面见冯国璋陈述拒约要求。冯国璋发表了带有欺骗性的谈话后，学生代表离去，同去的两千名学生也随代表回校。这次请愿未能获得直接结果。5月26日下午， 王希天、阮湘、王兆荣等留日学生代表往见留学生总监江庸，要求政府公布中日密约，再次上书冯国璋，仍未获结果。段祺瑞政府接连发出训令，要归国学生一律于6月中旬返回日本复课，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 据曾琦说，王希天“曾与归国同志亲谒段氏，闻其刚愎自用之言，乃知废约之无望”。（注：曾琦：《悼王希天君并盛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志》，1923年寄自巴黎。《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79页。据《民国日报》1918年6月11日报道，段祺瑞接见留日学生代表的时间为6月7日。）“余乃与王君等，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于天津。”（注：曾琦：《悼王希天君并盛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志》， 1923年寄自巴黎。 《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79 页。）6月25日，王希天、阮湘向社会发表公开信后离京赴津。 （注：《驻京留日生离京》，《民国日报》1918年6月29日。）此后， 王希天来往于天津北京之间，除宣传拒约之外，还亲售国货，并设国货贩卖部。8月，王希天赴哈尔滨会见东华中学负责人邓洁民等， 并在该校发表演讲，呼吁拒约救亡。10月，国民社在北京大学成立，王希天等留日学生为之捐款提供发行经费，并成为该社社员。其间，在与马骏、邓洁民等共产主义者接触中，他开始憧憬社会主义，并产生赴苏俄、德国考察的愿望。
拒约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却为逾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播下火种，以它作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而载入史册。
1918年秋冬，王希天再次赴日回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校方以他耽误数月学业，不准参加升级考试。
1919年国内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王希天又在东京组织了大规模的声援斗争。5月4日当天，王希天等以留日学生救国团名义，分电南北两政府，要求拒签和约，以保山东主权。5月7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千余人往各国驻日使馆递交呼吁书，途中遭日本军警冲击。队伍散而复聚，又被日警当场殴击，彭湃等29人负伤。日警逮捕彭湃等学生36人。王希天为营救被捕学生，亲赴日本外务省与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当面交涉，要求释放被逮学生。他在声援五四运动中表现的非凡的号召力，被日本警视厅视为“煽动”留日学生“进行骚乱”（注：（日）田原洋：《日本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55页。 ）的排日分子，而予以严密监视。
综上所述，王希天是1918年拒约运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宣传者之一，也是东京留日学生声援国内“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由此奠定他作为“五四”时期爱国先驱的历史地位。
虔诚理智的宗教家
回到日本的王希天，于1919年转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改学文科。除完成学业外，他常与日本平民接触，与日本友好人士和进步学者交往。他先是与日本同学酒井便吉的父亲、基督教牧师酒井长吉时相过从，与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促膝谈心，探讨社会问题和人生哲理，深得老人赞许。随后，王希天与名古屋租住房的主人、农民冈田夫妇相处很好，宛如亲人。王希天在第八高等学校期间，自强好学，颇具见解，深得日本教师山田先生、佐佐木先生，同学伴琢磨、矶部严等人的好感。 1920年，王希天原有的胃病加重，又感染肺病， 只好辍学赴长冈休养。一年后，病情稍好，便返校准备升级考试。终因校方受东京教育当局和名古屋警察当局的示意，勒令王希天退学。学校的河村指导教官爱惜王希天的德行和才华，几度请求校方保留王的学籍，亦遭拒绝。1921年夏，王希天完全离开学校，投入了为教友服务、为华工服务的更广阔的社会活动中。
东京中华留日美以美会，因主理牧师彭彼德归国，两年无人主事而陷于困境。1921年秋，会众以王希天多年信教虔诚、服务热情，共推王为该会宗教干事。王就职后，不辞劳苦，遍访会友，发展会员。每逢礼拜日，都在青年会会所邀名人演讲布道。美以美会迅速恢复生机，王希天在旅日宗教界更受教友信赖。同年冬天，被推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德育干事。这一职务空缺已有十年之久，王到职后青年会工作顿然起色。1922年夏，他以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在大原海岸成功地举行了第八次学生夏令营。在为期10天的营会中，王希天请来8 位东西方学者到会演讲，博得热烈欢迎。会后，王希天在报告中指出，基督徒的聚会应该是“灵”、“爱”、“服务”的聚会，“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除了高洁的感情之外，还要需求一种明确的理智。”“基督徒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凝力，由这种凝力发出更大的热情、爱心，去服务社会，必收极大的效果。”（注：谢介眉前揭书1925年再版本。转引李玉刚《论王希天的基督人格与爱国品性》，《王希天纪念文集》，第167页。 ）王希天认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并行不悖，他倡导基督徒要创造、开拓新境界，“要往圈外跑，但心须真正信神，不然一定失败无疑。”（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30页。）这里， 充分体现了现代青年奋进精神与基督信徒理性自律在王希天身上的完美结合。
王希天每天到教会事务所上班，办事诚实，从不爽约。“公务之余，每到公园独自祈祷，并喜到名胜地旅行。”“又喜集合多数青年，到名胜地开灵修会。”他在教会服务一年中，先后在富士山下的御汤场、箱根、日光三地开过三次灵修会。“每次集会，均感动多人信主，或决定其正当之人生观，或提高其灵性生活，或改变其思想”。留日学生王大德、施大雄、胡育英等，“均由希天个人传道工夫而皈依基督”。（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38页。）
美以美会中有不少工人信徒。王希天发起组织同工联欢会，设立查经班。平日与工人们一起劳动，深受工人信徒爱戴。1922年，中国许多穷苦孤儿来到日本，为日本爱国妇人会所收容。王希天怜悯这些穷苦孩子，常到他们的往处看望，赠送书籍，并与爱国妇人会及日本宗教人士商议，将这些孩子送入学校读书，或到工厂学艺，以解除他们在海外的孤苦。
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次大会，王希天是积极支持者。日本教会代表十余人离东京赴中国前，王希天联络中国留学生信徒为日本代表送行。他即席发表演说：“君等此次赴北京，于所见所闻中，不仅要得我国之所长，且亦要观察我国之所短。因为世界基督学生同盟之目的，无非促进世界基督教学生之运动，为国际间最高精神的互助。”（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39页。）日本代表返日后， 王希天邀请中日两国基督徒学生举行联合祈祷会，每月一次，坚持不懈。日本工学博士、宗教家佐藤定吉及东京帝大中日基督徒学生纷纷加入联合祈祷会。王希天感到留日学生孤悬海外之寂寞，又与日本各教会领袖商洽，于1922年夏举行留学生恳亲会。日本教友中村镇、江川荣、丸山传太郎等人，特组织东方信爱会，谋求中日两国基督徒的真正联合，彼此勉励修养灵性，先后举行几次联合聚会。中村镇还提议为留日学生建设家庭宿舍，旋因关东大地震爆发，未成。
王希天精通日语，善于交往，足迹遍及日本社会各角落。除前述的人士外，还有伯爵陆奥广吉、文学家冲野岩三郎、救世军大佐山室军平、青木中校等。日本宗教界的著名领袖贺川丰彦牧师，是王希天最欣赏的人物。贺川以其青年时代在神户贫民区的生活经历和宗教实践为素材撰写的小说《超越死线》，在日本广为流传。后来，贺川逐渐从救济贫民转向参加工会活动。1921年，贺川领导了川崎造船厂的工人罢工。贺川长期生活在贫民区，为贫民传道。他对王希天说：“我为日本贫民传道，如到日本贫民完全没有的时候，我就到中国去为贫民传道。”（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39页。 ）贺川丰彦对贫苦平民的博爱精神，在王希天心中产生了共鸣。他随时携带《超越死线》一书阅读。此书对王希天影响很大，它为王希天献身旅日华工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献身旅日华工运动
1922年，王希天所从事的旅日宗教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旅日华工问题引起了王希天的关注。
旅日华工多半在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华赴日。当时，日本作为参战国急需后勤劳力，补充工厂做工。中国浙江温州、青田、瓯海、瑞安一带部分山区，山高岭峻，耕地区极少，山农即食番薯亦难得一饱，寒冬仅以蓑衣御寒，靠火笼取暖。温州等地与日本相距较近，海路往返甚便，旅费不多。听说日本需要劳工，容易落脚谋生，于是山农相率东渡，几年内达六七千人。东渡温州山农足迹遍及日本各大城市，其中以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为多。他们赴日时，随身携带一些纸伞、石刻，货品售出，寄钱回家。但当货品供应不及时即充当苦力，或去挖土、挑煤，或到铁工厂、玻璃工厂、镀金工厂、铅笔工厂、制瓦工厂、纺织工厂、木器工厂做工。他们每天辛勤劳动十多个小时，换取的只是每天1至1.5元的工资。他们深受资本家、工头们的剥削，又受日本人的歧视、排斥以及日本警察的辱骂殴打。他们的生活牛马不如，住小客栈内每平方米要住1—3人，室内无窗，空气污浊，疾病滋生。他们食不饱腹，衣衫褴褛，如同乞丐。有的华工染上赌博、酗酒、殴斗等不良习惯，有损中国人形象。
中国政府和驻日使馆对华工遭遇漠不关心。1922年4月， 留日学生王兆澄（名古屋八高学生、王希天好友）目睹名古屋华工苦况，设法办了一个华工宿舍性质的“共济号”。经过与华工同住，王兆澄得知漂泊到日本的华工不仅在名古屋一地，别处尚大有人在。同年6月6日，留日青年会在箱根召开的留日学生领袖集会上，王希天、王兆澄两位提议，决定以后对于华工加以特别注意。同年7月下旬， 青年会在大原海岸夏令会上，王希天又与会众讨论此事，准备设法解决华工的困难，并谋其福利。8月，日本政府发布驱逐华工令，形势更为紧迫。王希天、 王兆澄等多方奔走，联合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等团体，并得到日本宗教家、救世军大佐山室军平和青木中校的支持和帮助，到东京华工聚住地大岛町视察实况，决定成立华工团体。王希天亲往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使馆及留日各团体磋商，取得一致意见。第一步成立一个事务所，以便与华工取得联系；第二步组织一个团体，定名为共济会。9 月21日，共济会在东京大岛町中央地段3段278号举行成立大会，公举委员20人，推选王希天为委员长。11月23日，修改共济会章程为会长制，王希天任会长。1923年3月，共济会成立董事会，王希天仍任会长。 共济会以增进会员利益，互相扶助为目的，救难解困为宗旨。王希天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将自身全部贡献于华工事业。为此，他于1922年12月1 日发表公开信，宣布辞去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职务，“专门服务劳动同胞所组织之共济会”。
王希天领导共济会为华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从1922 年9 月到1923年5月，王希天号召留日学生、 旅日侨胞和日本友好人士为华工慷慨解囊，筹措经费，共得款1965元，使会中活动得以开展。王希天还在名古屋、大阪、京都、横滨等地设立共济会支部，会员发展到近五千人。
鉴于华工生活居住条件恶劣，华工疾病滋生，共济会设立医疗部和药局。王希天委托好友孙宗尧医生带同留日学生孙卓等人，全面调查华工卫生、健康状况，进行身体检查，实行巡回医疗，每次仅收诊费3 角，深受华工欢迎。
华工大部自幼失去教育机会，文化程度很低，尤其不通日语，备受日人欺蒙。共济会成立教育部，组织留日学生20余人担任教员，使华工受到普通教育。王希天的好友王朴山被委为负责人在大岛町创办华工夜校，每晚6时半至8时，分两处上课，向华工讲授日语和文化知识。
为了改善华工形象，共济会设立慰问部，由8 名留学生定期专访华工，了解华工疾苦，及时加以解决，并向华工宣讲礼仪道德知识。订立《不正行为罚则》、《合宿所规约》，要求华工去除酗酒、赌博、不讲卫生等不良习惯，收缴大量赌具，效果甚佳。
为了抵制日本官方、资本家、工头对华工的压迫，王希天经常代表共济会向日本警方和资方进行交涉。这包括向资方索付工资；斗殴交涉，为被殴华工伸冤；禁工交涉，如名古屋官方不准华工做工案，大岛町禁止华工开设客店案等，在日华学会、日华实业协会、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同情和日本友人山室军平协助下，都得以圆满解决。一位老华工回忆说：
王希天经常到我们住的客栈来。……和我们谈话，叫我们不要赌博要注意卫生。
日本警察、工头欺侮我们，不让我们做工，扣我们的工资，他就去交涉，所以警察见到他就避开，我们大家听他的话，日本警察也怕他。（注：《和仁木女士座谈记录稿》，未刊。）
共济会的福利事业不断发展，而会长王希天自身却节衣缩食，甘于清苦。他把个人薪金由规定的100元降至30元，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他说：“并非我吝啬，亦非无钱可使，实因有许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给，我等生活独丰，于理即为不合，于心亦何忍哉！”（注：谢介眉前揭书。《王希天纪念文集》，第268页。）
旅日华工运动的开展，与当时日中两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而在此以前，日本在1921年春夏之交就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思潮涌动，要求实行普选的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相互激荡，对日本专制政权形成强大的压力。日中两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引起一切关注社会变革的有识之士的警醒，把目光转向工人运动。王希天不是共产党人也非国民党人，与国内政治力量没有直接联系，但他显然明了旅日华工运动的特殊意义，全力加以推进，继他领导学生拒约运动之后，再一次走在社会运动的前列。同时表现：王希天个人观察力之深刻，判断力之敏锐，实践力之笃实，都远居同时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前列，而绝不比他们有任何逊色。
日本政府一向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有碍其专制的任何进步的社会运动。早在1910年，便制造“大逆事件”，野蛮杀害幸德秋水等12名社会主义者。随后，又在警视厅设置“特别高等课”，专门监视和镇压进步人士。1922年1月，片山潜、 德田球一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酝酿组建日本共产党。3月，日本政府制定《过激社会活动取缔法案》， 镇压战后新兴的进步力量。1922年秋至1923年春，在日共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反对“三大恶法”（即《过激社会活动法案》、《工会法案》、《租佃纠纷调停法案》）的全国斗争；同时，日共发动了承认苏联运动。6 月，日本政府制造“第二次大逆事件”， 镇压日本共产党， 德田球一等100多人被捕入狱。8月，日本政府颁布《驱逐华工令》，表示了日本当局无理排华，对国外进步力量的敌视。
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爆发。日本政府乘机对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大肆进行杀戮。无政府主义者大彩荣夫妇及7岁幼童， 工团主义者平泽计七，工会领袖河合义虎等先后被日本军警杀害。9月12日， 被日本当局视为“排日巨魁”、“社会主义者”和“危险分子”的王希天，也在救助受难华工、调查华工被害案情的途中被日本军警宪合谋秘密残杀于东京龟户町中川河畔的逆井桥下。当时日本野战炮兵第一联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对此有详细记载：
……以中队长（佐佐木）为首，对王希天诈称“因为贵国同胞在骚动，去给训诫训诫”，说着将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的铁桥处，躲着的垣内中尉走出来，对六中队的官儿们说：“您们上哪儿去？不休息一下吗？”说着朝王希天齐肩一刀砍去。然后，将手、脚、脸都斩碎了，衣服也烧了丢掉，身上的10.7元钱和一支自来水笔也给抢了。就这样，杀人的事，在官儿们之间成为秘密。我是从现场的哨兵那里听说的。（注：久保野茂次1923年10月19日日记。）刽子手垣内八洲夫中尉（战败前任日军对马要塞司令官）在他生前如实供认了他斩杀王希天的罪行。（注：（日）田原洋：《拂晓的惨杀》。《王希天纪念文集》， 第164～165页。）
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抗议惨杀王希天和中国政府派员赴日调查王希天事件，十分恐惶。11月7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本权兵卫、 内相后藤新平、外相伊集院亲王、法相平治骐一郎、陆相田中义一，举行五相会议，决定严格保守秘密，掩盖王希天事件真相。直到60年后，远藤三郎（时为野战炮兵第三旅团参谋）《关东大地震——关于王希天事件》（1983年11月）、官武刚《将军的遗言》（1986年4月）的公布， 日本最高当局“彻底隐蔽”王希天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事实证明，这是日本宪兵、警察和军队秘谋，而以政府为后台酿成的一桩严重的反华血案。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结语和余论
在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进程中，王希天独特的业绩不可或缺也无法替代。王希天殉难前，曾打算赴德国考察社会主义学说，未成；又决定赴美国深入研究神学，未及成行即遭杀害。他憧憬社会主义，但终未脱离基督救世主义。
王希天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一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度担任重要的宗教职务，成为职业宗教家。王原名熙敬，入教后更名希天。研究者指出：
王希天的改名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希天”是他的信仰，是他的人生态度，是他的人生目的。这个“天”是天国、天父、天主，就是上帝。“希天”就表示皈依上帝。王希天的“天”是宗教信仰的天。关于这种信仰的天，哲学家贺麟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天指有人格的神，……最高尚模范的人格，最高的价值。……说宇宙有所谓天或神，犹如宇宙间也有总司令。知天就好像直接向总司令交涉、请示。到后来已经知悉总司令的意旨，为天地立心，代天立言，终则与天为一，与神为侣。……由知天而希天，由希天而与天为一。”……他的改名标志着他坚定信仰的确立，崇高人格的确立，人生目标的确立，献身精神的确立。（注：王桧林：《关于王希天思想与活动的三个问题》，《王希天研究论文集》，第125～135页。贺麟所论，见《论人的使命》一文。）
基督教教义是世界主义的，超种族，超民族，超国界。王希天是信仰笃实的教徒，他当然信奉超国界超民族种族的救世博爱思想。王希天又是中国人，为挽救国家，改造社会，他把救世、救国、救人结合在一起。他从事学生运动和华工运动的救国救人活动，正是他博爱救世理想的伸延和实践。博爱救世越真诚，救国救人越迫切。集宗教家、爱国者、博爱家于一身，救世、救国、救人在王希天身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宁愿相信王希天是共产主义者，而难以认同王希天在思想行为中的宗教情结，是一些研究者的良好愿望。试观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不乏身怀宗教情结而终成革命斗士的杰出人物，如孙中山、彭湃之于基督教，瞿秋白之于佛学，等等，无不映射出历史的错综复杂，思想的多姿多彩。每个人似乎都脚踏中西，上下求索，使人一时难断是非曲直，绝非一刀切的思想分野，简单化的政治标签所能说得清楚。探索王希天的思想境界，对于认识“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认识中西文化的交融，都将是有益的。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统治的中国政治革命，理应联合一切要求进步、要求变革的大多数中国人，团结一致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斗争。
提倡科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旨之一。科学意味着重新评估一切，也意味着否定迷信愚昧。当时，有新思想的人多把宗教视为迷信。中国共产党更把宗教当作“人民的鸦片”。1919年，毛泽东提出“民众的大联合”，包括联合政治派别和团体，却把宗教团体排除在外。1923年中共决定“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青年会）”，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随后成立的反基督教团体，指斥基督教是“帮助资产阶级的恶魔”，“资本家的警犬”。
共产党人信奉无神论，从理论上思想上批评和反对宗教教义中的有神论，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某些教徒依仗洋人之势为非作歹，自有其合理性，无可非议。但是，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从整体上反对基督教会及教徒，却是极不明智，根本错误的。非基督教运动，开启了否定宗教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使人们长期以来视宗教为毒品，谈宗教而色变，一度阻碍了宗教的正常发展。非教者往往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却忘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云：“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5页。）王希天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 与基督的救世救人精神绝无冲突；新教美以美会倡导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主张教会与工人结盟，关注社会改造，与王希天对于社会主义的憧憬，两者之间确有相通之处。揭示和研究王希天的思想实践及其特点，无疑对“五四”时期的历史研究是必要的补充。
标签：日本生活论文; 王希天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周恩来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