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态度：涵义、成因与研究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涵义论文,态度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态度(Poiitical Atitude)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心理现象，由社会政治环境与个人政治社会化过程交织作用而成，它体现了人们看待和反应政治现象的方式。[1]这一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首先提出，他认为，政治态度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共同组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组织，用以引导或影响个人对有关政治目标、政治情境的反应。[2]此后，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逐渐兴起，政治科学家试图通过采访和调查的方法来识别、分析、度量政治态度，把它作为解释政治行为的一种工具，政治态度的研究随之在西方取得了较大进展。
政治态度的概念与特征
政治态度的定义源于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态度是一种建构性的概念结构，只能透过相关的行动或语言反应才能测量；它由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成分组成，具有一定的结构。这三种成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当认知因素与情感因素协调时，态度较稳定，反之，就不稳定，甚至发生重组现象；态度具有稳定性，能持续一定时间不发生改变，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往往随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态度的主要功能是将目标简化、概括化，以引导或影响个人对目标与情境的反应一致化。
受社会心理学的启发，政治科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政治态度进行了界定。有的学者偏重政治态度的组成因素，如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政治态度视为个人对政治系统、系统中各种角色、角色承担者、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以及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3]有的学者强调政治态度的特征与功能，如斯通把政治态度定义为“一个信念组织”；“是一种持久的，”而非“短暂的倾向”。“尽管态度是能够改变的，但是还是反映了一个人的长期特性”；“当态度产生后，它就会促使它的持有者按照某种方式对态度对象采取行动，”[4]还有的学者则兼顾政治态度的组成因素、特征与功能，如雷诺兹将其规定为对政治人物、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倾向，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三种要素。[5]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政治态度的定义表述为：政治态度是指政治人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其中，政治目标包括整个政治系统、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角色、角色承担者、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政治规制(political regime)和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政治情境则指特定时空的政治状况。政治认知是个体根据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外在特征的认识，推测与判断其内在属性的过程。政治情感是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的喜好、评价与反应，这种反应依据认知或通过把政治目标与政治情景简化而以喜好与否的方式出现。政治行为倾向则指在特定政治环境之下，为达到政治目标而准备采取行动的倾向。
如何理解政治态度这种政治心理现象呢？
首先，政治态度的对象是政治现象。政治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反应倾向、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既同其他心理过程类似，又与其他心理过程不同，它具有反应的倾向性，指涉的对象是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既包括政治目标，也包括政治情境。
其次，政治态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过程，是在其他政治心理过程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结构。这些心理过程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动机各种心理过程。因此，政治态度作为政治行为倾向，包含了不同的内容，如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也有以动机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
再次，政治态度是一种较一贯、较固定的心理反应倾向。作为后天习得的一种心理现象，政治态度一旦形成，就将持续一定的时间。但政治态度不是本能的、生来就有的。因此，政治态度的一贯性与稳定性是相对而言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
最后，政治态度是态度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这种联系与作用，不会产生政治态度，没有态度客体与对象，也不会出现心理反映倾向。政治态度作为个体对政治现象的反应，是个体植根于政治经验之中的内在心理状态。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心理现象，政治态度具有以下几种特性。
1、内隐性。政治态度主要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是决定政治行为的潜在动因。人们通常把个人的政治意见、政治行为看作是他的政治态度，实际上并非如此。政治态度可以有外在的表现，如平时看到的用言辞来表态以及某个具体的行为。但态度不一定都以外显行为显示出来。因为多数政治行为都可以分为内隐的准备阶段和外显的表达阶段。政治态度则是一种准备的倾向和阶段，它是一种建构概念，不能直接观察，只能通过个人外显政治行为或政治意见来衡量。
2、习得性。政治态度是后天习得的一种政治心理现象，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儿童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他的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变化充分体现了态度的政治性、社会性。
3、整合性。政治态度在其他心理过程的基础上形成，是对其他心理过程的整合。无论认知，还是情感，抑或动机，在政治态度这一心理过程中是作为整体起作用的，是整体性心理活动。因此，政治心理活动表现为一定的政治态度时，已经不是某一种政治心理过程的表现，而是整个政治心理过程的具体体现。
4、持久性。政治态度一经形成，便会持续一定时间，成为个性的一部分。而且政治态度具有一定的抗变性，形成之后不易改变。
5、中介性。政治态度作为一种整合性的心理过程是政治行为的准备阶段，能促使政治行为与政治心理过程吻合。因此，政治态度是决定人的行为的潜在动因，对人的政治行为起着准备作用，是个体的政治心理与外部政治行为之间的中介过程，政治态度是政治行为的准备或潜在政治行为。当然，它们之间并非一一对应，政治态度转化为政治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政治态度的主要类型
政治态度作为个体依据自己的政治观念体系对政治现象产生的一种评价性的肯定或否定的内部反映倾向，它有哪些类型呢？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主要有四种。
1、政治功效感(political efficacy)。指政治成员对政治系统输入、输出影响能力的主观感觉。这一概念由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坎贝尔等人1954年首次提出，他们认为政治功效感是“个体认为其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一定有或能够有影响的感觉。”[6]伊斯顿和丹尼斯在比较了政治功效感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政治学家大多认为：政治功效感是政治成员对政治系统具有有效与能力的感觉，即政治成员预料政府官员会接受其意见或作出有利于他的决策，且这种主观认知并不因实际结果而有所动摇。[7]普雷维特则进一步发现政治功效感与自我力量、主观能力及自信心有关，政治功效感随自我政治需求的实现而增强。[8]阿尔蒙德与维巴则把政治功效感分为公民能力与臣民能力两种，臣民能力指个体“认识到其在法律下的权利，而不是参与政府官员作出反应，但他是呼吁，而不是要求。”公民能力则相反，不仅个体“在一般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作用。此外，他在这个决策中，扮演了一个有影响的角色。”[9]
2、公民责任感(sense of citizen duty)。这一概念也是坎贝尔等人最先提出，指“政治成员认为自己或他人应该参与政治过程，而不必计较这些政治活动是否值得或者会有代价。”[10]阿尔蒙德等人则将公民责任感称为公民义务感。完整地看，公民责任感是政治成员认为自己或他人应该参与政治过程和履行公民义务，而不必计较这些政治活动的得失。公民责任感可分为两种：参与性公民责任感和服从性公民责任感，前者衡量公民参与政治的态度，后者表明公民自觉履行义务、服从政府决定的态度。公民责任感的培养，主要经由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学校的公民教育。
3、政治信任感(sense of political trust)。指政治成员对政府官员、政府政策、政治系统与政治结构的信任态度。政治信任感的对象分三个层次，即：政治系统与政治结构、公共政策、政府官员。对现存政治系统与政治结构的不信任，极易引发政治对立，影响政治稳定。大众对公共政策信任与否，往往受个人的政治信念、政治需求、对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政府官员的评估、党派立场等因素的影响。对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感，分别指向不同层次、不同机构、不同类型的官员以及官员的能力、操守和决策模式。政治信任感在西方政治选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选举结果、各政党得票率、席位比例等，反映了公众对各政府的信任程度。此外，民意测验所显示的行政首长的个人威望、各种公共政策的支持与反对程度，也反映出政治信任感的高低。
伊斯顿提出了与政治信任感内涵类似的概念。他声称政治系统必须得到政治成员的政治支持，政治支持由特定支持与混合支持组成。特定支持指政治系统产生的公共政策符合政治成员的要求，政治成员便支持政治系统。混合支持则是由于长期政治社会化所产生的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如爱国心与民族意识，这种支持并不受政治系统的公共政策是否符合政治成员的需求的影响。[11]政治信任度的高低，对政治运作有较大影响。
4、政治疏离感(political alien)。指个人感觉对他所处政治系统、政治过程、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具有政治无力感、政治无意义感、政治无规范感、政治孤立感与政治疏远感。其中，政治无力感指政治成员感觉自己无法影响政府的决策，与政治功效感正好相反。政治无意义感是指政治成员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选择的优劣，认为任何政治行为的后果均无济于事。政治无规范感是个人认为约束政治成员的行为规范和法则已遭破坏，政治体系处于失范状态。政治孤立感则指政治成员个人拒绝行使政治社会中其他成员普遍接受和同意的政治规范与目标。政治疏远感指政治成员认为无法从政治活动中得到自我满足，从而对政治产生疏远感。[12]政治疏离感分为两类，一类偏重政治无力感，另一类与政治无意义感、政治无规范感、政治孤立感、政治疏远感等心态有关。
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
政治态度不是本能的倾向或先天的反应，而是后天政治学习的结果。政治态度形成以后，往往在政治互动和交往过程中发展变化。了解政治态度是怎样形成和变化的，一直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在这方面，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对政治态度的形成提供了较好的解释，而政治态度的改变仍多沿用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改变理论。
在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者看来，政治成员从儿童时期开始，政治性的经验与非政治性的经验，综合形成个人的政治态度。政治态度形成的方式大致有四种模式：1.累积模式(accumulation model)：认为政治态度是由片段的知识、信息与活动积累而成；2.人际关系转移模式(inter-personal transfer model)：认为儿童在获得政治性经验以前，就具有一些人际关系的经验，这些经验投射到日后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上，会影响政治态度的形成；3.认同模式(identification model)：这种观点认为个体以早年模仿心目中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为自己的政治态度，且成长之后，幼年所认同的政治态度不易改变；4.认知发展模式(cognitive-developmental model)：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态度随着认知结构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不具备充分了解时，政治态度是不易固定形成的。[13]以上四种看法各具所长，尤以累积模式与认知发展模式两种观点较受学界重视。
政治态度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政治社会化是人生各阶段有关政治人格、政治态度的学习过程，又是团体、组织和政府传递其政治成员适当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过程。由于政治社会化的变量较多，因此不能武断地判定某种变量是形成政治态度的唯一因素。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政治成员形成政治态度的主要因素可能不同。政治态度如何形成，唯有参照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政治社会化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取得适当的结论与假设。政治社会化理论对政治态度的形成能提供以下说明：1.哪一种政治社会化主体对政治态度的形成具有影响力；2.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3.政治态度何时开始比较固定不变；4.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亚文化，对政治态度的形成有何影响；5.不同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不同，是否影响政治态度的形成。[14]政治态度的形成是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外部到内部、分阶段、有层次的过程，经历了服从、同化、内化三个阶段和层次。服从是在外在环境影响下，政治个体表面上表现出态度与别人一致，这种服从是表面的，因而这种态度是外控的、暂时的、不持久的、不稳定的。同化指政治成员自觉自愿接受他人的观点、态度，此时已较多地带有了情感成份。内化指政治成员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他人的观点，并把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信念之中，使自己真正地、完全地与他人形成一致的态度。
政治态度的改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致性改变，指政治成员对政治目标的态度在强度上发生了变化，但方向不变；另一种是不一致性改变，指政治成员对政治目标以一种新的态度取代旧的态度，这种改变是方向的改变。社会心理学分别以态度的强化、态度的唤起(attitudal arousal)、态度的不平衡与认知失调论(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讨论态度的改变。卡茨提出影响态度改变的主要因素有：需求的剥夺、新需求或新期望的建立、奖惩的改变、满足需求较新与较佳方法的发现、自我不满、威胁降低、消息或环境的变化等等。海德与纽考认为态度的不平衡会引起态度的改变。海德主张态度的不平衡是指个人态度、价值、信仰与思想之间的不一致。纽考则指出态度的不平衡还应包括个人与亲近朋友之间态度、信仰的不一致。费斯廷格提出认知失调论，指出：当个人觉得自己持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知元素相互矛盾或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失调状态；改变态度，改变行为或将态度、行为合理化，可以消除这种不平衡。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幼年时期习得的态度较成年习得的态度不容易改变；与个人人格结构有关的态度也不容易改变；较能满足个人需求的态度较难改变。
政治态度的研究走向
政治态度的研究受社会心理学的影响最大。五十年代初期，政治态度的理论框架几乎全由社会心理学家建构。当时的研究主题有：一般心理态度、人格与政治态度、政治人格之间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阿多诺等人提出的“权威性人格”，洛克奇的“开放和封闭心态”，索罗斯的“疏离感”，麦克克洛斯基的“一致与偏差”论，马斯洛的“心理需要层次论”。到五十年代中期，政治态度研究随选举研究和民意调查的发展而兴起，坎贝尔教授领导的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先后建构了“政治功效感”与“公民责任感”等政治态度度量表，麦克克洛斯基等人则提出“民主与反民主度量表”，政治态度的测量引进各种指标进行量化分析。
进入六十年代，政治态度研究蓬勃发展。这一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臻于鼎盛，政治社会化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跨文化比较研究纷纷涌现，为政治态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伊斯顿、海曼、格林斯坦、丹尼斯等学者分析了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对政治态度如何形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阿尔蒙德等人创立了政治文化理论，并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五国公民政治态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深化，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影响公民政治态度的成果日渐增多。最具代表性的有：英格尔斯的“现代人理论”，麦克克兰德的“成就动力论”(achievement motion)、哈根提出的“创造性人格”、勒那的“移情论”(empathy)，这些理论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政治态度变化的内在联系。这一时期政治态度的研究由早期注重个体心理转向心理与社会的互动。
此后，随着统计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的日益改进，各种研究机构的大量成立，政治态度理论不仅解释力增强，而且研究的范围与对象日趋扩大，涉及政治价值、政府政策、政党认同、政治人物的信任评估、政治过程及国际事务等，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政治态度研究的广度、深度不断扩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加强，对转型社会政治态度的变化关注增多，更着力于研究方法的精确性与态度量表信度、效度的改进。态度测量更多注意态度的方向性(direction)、强弱度(valence)、多面性(multiplexity)、一致性(harmony and consistency)以及辨别功能(discrimination function)。
回顾政治科学的发展历史，政治态度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五类：
1、态度、人格与政治态度。一般态度或人格被视为与政治态度有关。儿童早期的非政治性经验可能影响个人的政治态度，如个人对父母的态度有可能转化为对政治权威的态度；而政治态度又是态度、人格的一部分，对他人的不信任态度包括了政治不信任态度。所以，早期政治态度的研究偏重于一般态度、人格与政治态度的相关性，政治学者用来研究与政治态度相关的一般态度、人格的主要有权威性人格、现代性人格、开放心态、封闭心态、功效感、信任感、心理需求、创造性人格等。
2、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与政治态度。不同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生长地区、宗教信仰、职业类别、收入、社会阶层因素，可能造成政治态度的差异。
3、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不同的政治社会化主体、客体、内容、方法，对政治态度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影响。
4、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政治态度有时针对某一政策、人物，有时是对一些政策、人物、原则的态度的综合。前者称为特定性政治态度，后者叫做综合性政治态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类：特定性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综合性政治态度间的关系；特定性政治态度与综合性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
5、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政治态度包括行为倾向，对人的行为起着准备作用，因此被视为决定政治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来了解、观察和控制其政治行为，也可以通过观察某个人的政治行为来了解其政治态度。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少中间变项，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单一态度有时无法决定行为，行为往往受多种态度共同影响而成，环境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行为有时具有加深态度或改变态度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在考察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不能将这种关系简单化，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何种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相关性高，还有赖于实证研究的测定。
政治态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对此仅作了初步的探讨，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而促进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