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两个“三十年”与“革命之后”时代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三十年论文,努力论文,两个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危机”，我更愿意把它解释成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同时也是危机的生产装置，当危机被生产出来以后，这个社会有没有能力来克服它以及克服它的资源是什么，就构成了极其重要也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危机的克服，则往往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也在生产自己的危机，包括对危机的克服。在这一意义上，我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是革命的结束，反而孕育着新的革命——当然，这一新的“革命”的内在构成因素是极其复杂的。
但是，在今天，讨论社会主义危机或许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近三十年以来，也就是所谓“后三十年”生产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解释。这一解释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整个社会主义妖魔化或者污名化；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新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大辩论的开始，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理想化或乌托邦化。这一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完全把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理想化和乌托邦化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解释1980年代，1980年代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完全把这段历史理想化，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遭遇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提供的反而可能是一种遮蔽性的说法。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新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将可能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危机
我一直用“革命”这个概念来称呼当代中国——“革命中国”，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或比喻性的说法。如果我们把革命解释成一个大规模的，尤其是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一种群众运动(或者政治实践)的话，那么在1949年以后，这一“革命”则暂时告一段落。当然，不是说“革命”这个概念停止了运转，而是它仍然在运转，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因此，1949年以后，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革命之后”的语境。1990年代以后，按照一些学者喜欢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叫做“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示我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历史语境。但是，我愿意把1949年到1980年代——也就是20世纪的后半个时期——称之为“革命之后”的时代。
这个“革命之后”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强调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因此，它就不是以往那种大规模的以颠覆和反抗为目的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延安，因为延安时期包含了1949年以后这一建设的某些理念甚至制度设计在内，延安特别重要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面。第二，这个“革命之后”，除了建设以外，它还强调了治理，也就是说，它明显突出了国家的重要性。原来的革命是挑战和颠覆原有的国家形式，但是1949年之后，一个建设的社会必定需要治理，因此，“治理”这个概念，构成了“革命之后”的第二个特征。要谈到“治理”，就会突出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治理。这些问题，都和列宁主义，尤其是“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关。
可是，革命的理念并没有消失。革命的理念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势必与建设和治理这两个概念产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个矛盾怎样来解决？有没有能力来解决？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构成一种危机性的形态，就会生产出这个社会内部的危机因素。
因此，我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简单地概括为五个范畴：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2.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4.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
当然还有很多的矛盾范畴。但是即使通过这五个矛盾范畴的分析，我们也将会看到，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中国革命在根本上包含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因此它一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乃至所有权的革命性的改变。但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却为现代性所无法容忍。因此，即使在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度”中，仍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别，也就是王实味当年所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平等的理念，当时激进的“文学青年”就不会对这一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是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一方面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一部分高级的知识人才。因此，它实际上包含了1949年之后的两个根本性的现代特征：专业化和分工化。这一现代性特征必然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我们所熟悉的，就是1950年代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①。这一转变也实际预示了社会重新分层的可能性。
所以，“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它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制约下，又同时对社会重新分层。这个社会分层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第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第三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差别被无限制的扩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仅可能生产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也有可能生产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文学方面，后两类矛盾(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实际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或者说，表达得不是非常地清晰。而且经常会通过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些定义，来掩饰或遮蔽这些矛盾。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比如《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对皮夹克和西装的追求，本身已经呈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地位差别。但是为了克服这个差别，仅仅把它定义为“个人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则被另一种叙述力图克服，比如《艳阳天》里面强调“丰收不忘国家”，在这里，对国家的高度认同遮蔽了这一矛盾的实际存在。这一被压抑或遮蔽的矛盾在1980年代，得到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但是这一“报复性”的叙述不仅没有制止社会分层的趋势，反而使得这一分层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支持。
但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则成为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矛盾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象征。这样一个格局——差距的扩大、新官僚阶级的产生——必然会导致对平等主义这一重要的革命理念的挑战。因此，“反官僚、反特权”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一叙事主题在政治的干预中顽强地延续下来，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怎样千变万化，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一主题的存在。而且，这一主题始终得到的恰恰是平等主义这一革命理念的支持。这一支持构成的是一种内在的叙述动力，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深刻思考。比如，在土改过程中，一部分干部利用权力在资源分配的时候获得了比一般农民更多的胜利果实——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财产。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历史，往往是从历史已经形成的结果来讨论，比如合作化带来的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搞合作化的话，当年在土改中间获得相当多的资源的这些干部中间，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压迫阶级。赵树理的《邪不压正》、《三里湾》，包括柳青的《创业史》等等，都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阶层比以前的地主阶级更厉害的一点在于，他同时占有政治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所以，即使在1950年代，文学已经在积极地回应这样一些危机性的因素的出现。这都是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间产生的新的问题。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危机。
2.科层制和群众参与：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语境中，它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要走高度专业化和分工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制度上，无可避免地要实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同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官僚主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比较早地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里，一直在强调群众参与。群众参与是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中，群众还有没有可能参与，怎样参与？这一矛盾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出现。
第一，一个现代化的企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高度的专业化；第二是大量的合格的现代劳动力。社会主义同时面临着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描述过“痞子运动”，但是所谓“痞子”从来就没有正面地进入过中国当代的文学描写。强调一个合格的现代劳动力，必定要重新强调工匠精神：即通过自己的产品，表达出一种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所以，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大都隐含着“生产”的概念。即使“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文学实际动用了很多的传统资源。比如说，赵树理在他的文章里面，会反复使用一个词——“正派”，他一直在说“正派”：干部要正派，农民要正派。什么是“正派”？在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文学中，有大量的老工人或者老农民的形象，这些形象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性的印象。这一传统资源被“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所吸纳，更多地是因为现代性的需要。但仅仅抓住这一点，很容易混淆“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边界。也就是说，高度的专业化到底意味着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涉及到很多层面，观念、制度、经济等等。但是这个高度的抽象系统，必须依靠技术的支持。没有技术的支持，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实际上是无法建立的。这也就是所谓专业性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构成现代的专家社会。但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为了克服这一高风险的危机，必然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这一信任的中介常常由专家(技术或知识)承担。
但是，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一高度的抽象系统未必完全由“专家”构成。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并无意建立一个专家社会。但是不能说中国社会没有高度的抽象性，它的抽象系统实际上是通过政党政治来完成的，尤其是通过政党领袖——也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来完成。史华兹在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是“文革”这么乱，党委实际停止了运转，但中国的社会没有乱，生产没有停止，生活秩序也没有彻底瓦解，因此，他使用了一个概念——他认为，控制中国社会的并不是表层的制度性的东西——“德性统治”②。这个“德性统治”实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高度的抽象系统，而且得到了社会成员的高度信任。只有到了1980年代，这一信任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1980年代的“信任危机”。因此，在中国“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和苏联不一样的由高度的专家社会所构成的控制模式——因为这一模式首先面临的是“群众参与”的挑战。
显然，如果片面地强调“专家社会”，那么，所谓工农大众就有可能仅仅只是现代性意义上合格的劳动力而已。这和革命的理念就会产生激烈的冲突。而且，“人民”这个概念怎么处理？所谓的“民主”到底意味什么？人民有没有可能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专家”——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已经表示了对这一专家社会的政治忧虑。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在这样的专家控制下，怎么解决底层人民的“尊严”问题。因此，在专家社会和群众参与之间，实际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包括必要的制度创新。
第二，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动员结构，尽管它是非制度性的。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必定要和专家社会产生冲突。汤森和沃马克曾经在《中国政治》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动员社会”的特点，其中涉及到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他们认为极权主义是不可渗入性的，关键是构成这个极权主义是官僚的，技术上是有能力的，也就是所谓的高度的专家社会。而动员社会具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特征，是多样的也是变革的。这是他们对动员社会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性的一个描述③。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实际很难容忍群众的全面参与。
第三，1949年之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可能马上建立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另一个原因是和“专家”稀缺、群众识字率低下有很大关系。既然缺乏专家，那么它就必然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群众参与的方式，通过两个层面进行：第一，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到1950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普遍、规模也极其庞大的识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或知识的普及运动。在政治参与的另一面，一定是知识参与，尤其在现代社会。第二，强调知识参与，就不能让知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是要让知识普及化，就必须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技术革新”实际也是围绕这些问题。而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挑战的恰恰是所谓“知识产权”这一概念。在“十七年文学”中，比如艾芜的《百炼成钢》，最严厉的批评往往在于一个人“有技术不肯公开”，所以这一“群众参与”的确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一个现代社会的形成，依靠的不仅仅是少数的专家，而必须群众普遍性的参与。要普遍参与的话，就必须是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因此，它才会涉及到“红”与“专”之间的冲突，但是，它又是非常现代的，在制度层面上，它力图解决的，正是科层制和民主化，也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在1960年代，通过著名的《鞍钢宪法》被相对地表现出来。
当然，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比如，在1980年代，在重新反思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对所谓的“单位”有过批评和分析，认为中国原来的“单位”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这种批评完全建立在高度分工化和专业化的现代性的基础上。但是反过来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单位承担了那么多的社会功能，甚至承担了很多的家庭功能——比如单位的浴室向职工家属开放——这样一种“单位”模式，对职工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很强的，工人和工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类似于血缘的关系，这是无法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进行解释的。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抑制了专家-精英集团的产生，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
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1940年4月第6期的《共产党人》发表了谢觉哉的文章《民主政治的实际》，在文章的第四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中，谢觉哉着重讨论了列宁有关民主的定义：“列宁的苏维埃定义上说，‘他(指苏维埃)是先锋队，是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部分的组织形式，因为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他们的先锋队经过这个机关可以促进他们的教育，训练并领导他们。’民主就是要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查路条》剧里的刘妈妈，是生活在历史之外的，居然负起政治责任来：‘朱总司令路过，也要路条子！’‘谁告示你的？’‘就是朱总司令告示的。’我们如尚不能把所有像刘妈妈这类的人都过问政治，那民主工作还没到家。真正像刘妈妈一样的人都参加了政治，那力量尚可以计量吗？这是民主的效果”④。在延安政治的设想中，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⑤。因此，在延安民主问题的辩论上，谢觉哉着重指出的是：“有些同志，以为民主只是官吏由人民选举。当然，这是民主的主要现象。但如没有别的东西，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施行选举吗？人民仍脱不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⑥。把民主仅仅解释为某种“选举”制度，王绍光曾经戏称为“选主”⑦。显然，延安政治对民主的解释更强调：“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等)，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利。这是民主的实质”⑧。因此，《查路条》中的刘妈妈才会引起谢觉哉(也包括延安政治)的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之为“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的高度典型化的戏剧人物。这样一种群众进入“历史”的过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谢觉哉认为这才是“民主政治的实际”。这一民主的“实际”正是政治，而所谓“历史”也就是“政治生活”的时间表现形式。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感觉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某些理念或者社会设想已经酝酿在延安1940年代有关“民主”的辩论之中。这一设想我将其称之为某种“政治社会”的结构形态，这一结构形态通过“政治”这一公共领域将“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纳入到“政治生活及历史”之中，从而构成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形态，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使群众“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才能使他懂得与他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⑨。因此，一方面是经由政党政治的教育，从而确立了“大者、远者”的乌托邦图景；另一方面，这一“大者、远者”又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即“切身的事”，只有如此，才可能构成一种人人参与的“政治社会”，这一政治社会显然并不等同于查特吉基于印度经验所阐释的“政治社会”的理念。
显然，在这一“政治社会”的结构模式中，一方面突出了政党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政党政治才可能使那些“‘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政治社会”的形成显然和当时的战争环境——“例外状态”——有很大的关系。问题显然在于，在进入“革命之后”也就是“常态”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语境的时候，这一“政治社会”和民众(尤其是城市)的“生活世界”构成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政治社会”的可能性之一即是政治空间的无限扩大，并且导致它和“生活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我并不认可那种把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完全对立的叙事模式——这会导致一种简单化的历史描述。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个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容侵犯的，同时也是绝对自足的。因此，它强调了对公权力的警惕和拒绝。生活世界的确有它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和政治的密切关联，不仅政治渗透和控制着人的生活世界，同时，生活世界也会积极地影响政治。但是生活世界又的确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因此，一旦政治空间无限扩大，就会引起这一世界的反感和不满，包括个人的利益、欲望甚至趣味，等等。
而更重要的是，即使生活世界不是完全独立和自足的，但是它始终有一个自足性的愿望存在，并相应形成一种叙事幻觉。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一幻觉的重要性。这一幻觉隐含了种种反抗的可能性，尤其在文学中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需要处理的正是这样一种幻觉，包括这一幻觉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960年代前期，这一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冲突，变得再度激烈起来。再度激烈的原因之一，即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个人的欲望、时间、趣味、生活方式，等等，在这一时间/空间之中，通过种种方式被表征出来，并相应形成一种分散化的趋向。显然，如何面对城市以及城市生产出来的此类问题，恰恰构成了对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最大的挑战之一。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革命实际上一直没有处理好它和“市民”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最终趋于破裂，并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积极回应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4.内在化和对象化：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主人，用谢觉哉的话，就是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概念里面隐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尊严政治。一个社会重要的，不仅是财富的分配制度，同时还包含这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和尊严。“主人”这个概念所生产出来的巨大的政治能量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已经无需多说。需要讨论的可能是这个概念面临的理论乃至实践过程的挑战。
在我看来，所谓“主人”同时意味着的一种内在化的实践过程。比如说，机器原来是工人的对象，现在，不仅机器不是对象，工厂也不是对象，一切都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且在表述上也被身体化——1955年，国家正式发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中，除了再次强调国家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同时细致地规定了每一个劳动者所必须具有的劳动品质：“我们要把每一个人、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都充分地、有效地用在五年计划的建设事业上！厉行节约，人人有责！我们必须节约原材料，降低产品成本和商品流转费用；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必须爱护机器、工具，延长机器和工具的寿命；在基本建设中必须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贯彻‘好、快、省、安全’的方针！我们一定要认真地遵守各种规程，经常地、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每一个人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的态度，和各种浪费现象作斗争”。⑩显然，支持这一现代工匠精神的，并不全部来自现代化的理念，而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主人翁”的政治态度。但是，“异化”的问题是否会因为这一内化的过程就此消失呢？不仅是机器，国家、制度、官员等，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被对象化出来，甚至异化？因此，讨论社会主义，更重要的可能是要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但是，这一“异化”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深刻解释。相反，在“主人”的内化过程中，主体无限膨胀。主体的无限膨胀带来的叙事问题是：通过什么语言来表达这一无限膨胀的主体？豪言壮语因此产生！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一无限膨胀的主体可能削弱的恰恰正是阶级意识。
而且，这一内化不可能彻底，总是有一部分东西、一部分人无法被内在化。内在化的过程必然要生产出它的剩余物，并且重新的对象化。比如，劳动竞赛强调的是群众参与，并激发参与的积极性，这一积极性通过“荣誉”而被形式化，但是荣誉的形式必然会区分出先进和落后，先进又必然构成对落后的压抑。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存在压抑，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一压抑性，当然，压抑的本质也各有不同。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仅这两类矛盾实际上的边界有时会变得相对模糊，而且，即使在人民内部，经常使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时时导致面对面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社会主义在生产自己的支持者的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反对者，一旦这种“反对”被“命名”——比如“自由”，“反对”就会被意识形态化，这正是1980年代挑战传统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一个阶级社会，如何处理“主/奴”关系。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则具体表现为“阶级出身”的问题。因此，它又和权利的平等性产生了冲突。这就是遇罗克《出身论》的重要意义。遇罗克当年写《出身论》，不是要求承认出身不好的人怎么样，而是要求出身不好的人也有参加革命的权利。这一持续存在的强大的阶级压抑的记忆，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构成中国后三十年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需要认真加以分析的。
因此，存在的悖论反而是，一方面是这一被压抑的阶级记忆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在前三十年中，尽管在强调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反而在“主人”的概念中逐渐消失。
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处理成一种内部充满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那么这一运动可能导致的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中国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也就是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就必然强调治理、强调规范、强调生产、强调秩序的整顿和建设——这一秩序同时包括道德和伦理秩序。在这一意义上，它就必然肯定“现实”，并且强调这一“现实”正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因此，所谓继承、所谓接班人，都和这一“维持现实”相关。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中，却始终存在着“面向未来”的根本态度，这一态度可能由两方面组成：一，所谓“现实”必是某种意义上妥协的结果，因此，如何打破这一妥协的局面，便始终是重新解放“未来”的中心话题；二，“未来”或者说“共产主义的设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始终停留或安心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激进主义的政治或文化观念的产生，这一激进主义的倾向不仅可能存在于高层，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形成对现实批判的激进的反体制力量。而在这一“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青年”就始终是一个被反复争夺和重新叙述的符号。如果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青年”曾经是“面向未来”的象征(“少年中国”)以及一种激情的生产装置——由此导致的叙述模式就是“青年教育老年”，那么，在“革命之后”，“青年”却置于“被教育”的叙事模式之中——在1960年代前期，这一模式终于被固定化。当然，这一“青年”在更具体的意义上，更多地带有“文学青年”的意味。但是，一旦中国革命重新启动“未来”，这一“文学青年”就会立刻成为重新征用的叙事对象——这一重新征用在1960年代后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成为主要的反体制力量，同时引申出“造反”和“保守”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过程，由此波及的是社会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一旦这一状态越出必要的边界，就会导致现实人心的激烈反抗。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1980年代的“安定团结”的口号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召唤力量。
上述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主要的矛盾范畴——这些范畴的核心就是现代性问题——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的危机性因素。当它无法被克服的时候，就会爆发社会危机，并通过种种方式来克服这一危机。
二、克服危机的努力
在1950年代，这些矛盾或许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激烈。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转型刚刚开始，自身的矛盾或危机尚未充分展开；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和资本主义的竞争过程中，也显示出了强大的自信心。比如，在当时的小说里，出现了“算账”的细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刘雨生为了动员盛佳秀入社，很自信和她“算账”：单干成本多少、回报多少，入社以后成本多少、回报又有多少等等。但是这并不能证明1950年代的文学就此缺乏自我批判的勇气和力量。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收录了20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重点批判的短篇小说，其中涉及干部和群众关系的有12篇。可以说，“反官僚”的主题实际上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共同的写作倾向。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复杂的历史事件，但在众多的“右派”中，实际上有一部分恰恰可以称之为“青年左派”。在社会主义时期，所谓抗争性政治的边界极其难以界定。一方面，体制希图利用这一抗争性政治来克服体制自身的弊端，而另一方面，一旦体制认为这一抗争性政治越出了它所划定的边界，又必然对群众运动加以压制——“反右”、“文革”等等，莫不如此。从“双百方针”到“反右”，正好显示了这一抗争性政治在中国的尴尬位置乃至悲剧性的命运。但是随着社会主义自身矛盾和危机的逐步展开，这一抗争性政治将被反复征用，表现形式也愈加地扑朔迷离。
在我看来，1960年代的前期，中国出现了从积累时代开始转向消费时代的某些症候。这些症候则进一步引发了社会主义内在的危机性因素。这一危机通过分配和消费两个方面被表征出来。
分配引发的不仅是社会重新分层之后的阶层性对抗，同时包含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消费则导致了个人欲望的进一步生产，并逐渐产生了脱离国家政治的冲动。显然，这些危机性因素的出现，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阶级斗争”的概念背后，显然是“敌/我”关系的重新辨别，并希图通过这一“敌/我”关系的重新辨别，来克服社会主义内在的危机性因素。因此，它就必然是高度政治化的。在这一高度政治化的克服危机的努力中，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也是196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但我仍然要指出的是，“阶级斗争”这一克服危机的“形式”本身所包含并产生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阶级斗争”解释成一种“敌/我”关系的处理模式，那么，以这样一种模式来企图囊括并进而解决社会主义内在的所有矛盾，则未免简单。比如，无论是《艳阳天》还是《夺印》，都隐含了乡村和城市的“分配”矛盾，当这些矛盾统统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模式，反而掩盖了真正的利益冲突，仅仅依靠国家认同，显然也无法真正解决这些矛盾。这些冲突在1980年代，获得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可能，比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正是建立在对这类作品的重新改写的基础之上。同样，表现在观念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显然也无法用“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模式来予以解决。这一模式反而模糊或者混淆了政治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区别。
显然，在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被解释成一种“内/外勾结”的模式，而且传统的敌对阶级(比如地主或工商资产阶级)也依然被解释成新生的“特权阶层”，甚至如“个人”观念等等的阶级基础。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都有可能使它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的“外部”，并将问题归之于“外部”的阶级敌人的腐蚀或诱惑。这样，社会主义内在的危机性因素——比如异化——反而被一掠而过，而“敌/我”关系的无限制的描述，正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1960年代实际上夸大了传统敌对阶级的残余力量，并实际形成了一种(尤其是对“出身”不好的子女)歧视性暴力，这也是遇罗克《出身论》的社会原因之一。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深挖”一词也浮出水面，并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深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人自危。因为这一“阶级斗争”的模式逐渐突出了它的政治性(个人的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态度)辨别标准，往往可能被权力政治所操纵。因此，这一“阶级斗争”的模式不仅没有克服社会主义的危机，反而加速了社会主义内部的反对力量的生产，并且压抑了真正的反体制的力量，或者说真正的抗争性政治的形成。
我并非要根本否定“阶级斗争”的合法性，相反，我以为，1960年代的问题在于，它过于依靠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模式，缺乏形式创新。这一过于仓促的形式化，不仅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同时显得简单甚至粗暴。更严重的问题则在于，正是这一粗暴的形式，引发了1980年代的某种“报复性”叙述，但是这一叙述更多针对的是这一“阶级斗争”的形式，隐藏在这一形式下面的问题，则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
迄今为止，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已有不少，尽管未必都如人意，但也多少掀开冰山一角，并使我们得窥藩篱。当然，这一“藩篱”里面的风景更多地局限于政党高层，权力斗争乃至争夺的描述或叙述也往往会因此替代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间的全部复杂因素。
尽管对这一历史时间的描述并非是我在此的主要研究任务，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1966年爆发的这一运动，也仍然可以视之为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一种时间上的延续。当然，我在此仅仅局限在“文革”的参加者，尤其是所谓的“新思潮”(或称“异端思潮”)。我选择这一讨论视角，也仅仅只是因为这一“新思潮”的辩论过程中，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了1960年代前期所暴露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内在的危机性因素，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更主要的是，这一“新思潮”的蔓延，已经预示了1980年代的出现。
有关“新思潮”的构成内涵，至今仍然处于模糊不清的争执状态，一种宽泛的解释包含了“文革”早期大多数的“异端”性言论，不仅涉及遇罗克的《出身论》，还包括谭力夫等人的“血统论”观点等等(11)。而我在此需要讨论的“新思潮”则主要指以1967年《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为代表，包括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北(“北斗星学会”)、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扬子江评论》)的《北斗星学会宣言》、《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决派宣言》，上海“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联会”)的《一切为了九大》等等，1974年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则可视为这一“新思潮”的终结。尽管这一所谓“新思潮”意见殊异，表述不清，但大致来说，我们仍然可以勉强描述出一条从巴黎公社式的激进民主到略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制民主的变化轨迹，这中间的思潮演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所谓“新思潮”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在于它对1967年的直接反应，在这一年中，“革命委员会”成立，社会开始出现重新体制化的迹象。但是，1966年所逐渐形成的激进主义思潮并未宣告终结，相反，它和这一重新体制化的运动转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些含糊的思想此刻变得清晰起来，并通过各种媒介方式逐一发表。北京“四·三派”的宣言之所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可能一是明确使用了“新思潮”这一概念，二是在宣言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了“特权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并且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而权力则可能腐蚀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层(“‘挟重器’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焦点应该在于“权力再分配”，而且这一斗争应该是持续而永久的。由于“四·三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联动”思潮(“血统论”)的挑战，因此，有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四·三派”的这一政治宣言实际上正是遇罗克《出身论》中“反特权”思想的延续，并且影响了后来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12)
“反特权”的思想引发出了对权力甚至国家的种种思考，尤其是1968年以后，构成了民间思想团体的重点思考领域。比如，在一份署名“曹思欣”(即“新思潮”三个字的倒置谐音)的大字报《应当表明的观点》中，作者大段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强调了“国家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脱离的力量。因此无产阶级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非消灭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等等之后，强调了群众监督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并认为：“十七年的国家机关，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置身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使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危险的阶级敌人长期隐蔽于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中。”因此，即使“革命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新生事物”，也是由“旧形式脱胎而来，它不免带有旧的残余”，更重要的是，“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所以，“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责任监督革委会”。而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中，则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打倒走资派，而且要消除产生走资派的条件。不断改革国家机构，并逐步从组织上保证群众的监督，使国家机构密切联系群众，是当前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13)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一权力监督的提法，正是《鞍钢宪法》的一种思想逻辑的延续。如果说，《鞍钢宪法》强调了“党委”对权力(一长制)的监督的合法性，那么，在这些文章中，则进而强调了群众对政党监督的合法性。因此，对权力的思考，开始延伸到政党-国家的层面。
曹思欣的这些思考，在当时并非个别的观点，而是弥漫于整个的“新思潮”之中。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被视之为这一“新思潮”的代表性作品，并非偶然。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杨曦光不仅批评“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且认为“革命委员会”只是“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只是“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甚至极端地提出：“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靠武装夺取政权，靠革命国内战争”，等等。
将“新思潮”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不确切。相反，支持这一所谓“新思潮”的，恰恰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而他们对1967年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批判，也正因为它违背了公社原则，所以要重建“中华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式的新的民主政体。
1926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毛泽东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14)在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列宁主义的影响。但是，以1966年3月中国纪念巴黎公社起义95周年活动为标志，公社的选举制度(比如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的原则)、群众自发的革命首创精神(比如“自己解放自己”)等等受到更多的强调，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则明确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度……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显然，无论是“十六条”，还是“新思潮”，“巴黎公社”都是一个被共享的理念。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这一“公社”理念并没有被运动的发起者贯彻下去，尤其是在“革命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上——这正是“新思潮”认为“文革”的领导者背叛了“文革”的原因之一。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只能留待“文革史”的专业研究。但是，简略地说，“公社理念”的逐步倒退，暴露了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设想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悖论乃至分裂。这一悖论和分裂经典地体现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的过程之中。当“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迅速引起高层的震荡，理由之一是涉及到“国家体制”问题。一位研究者指出：迫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反对压力，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这个“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原则，即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并且重新采用了任命制，而不是基于普选制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设想。(15)显然，“国家体制”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比如说它还涉及到国家如何治理，包括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同时，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这一“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引进，可能意味着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挑战——即反对把个人的权力让渡给政党，而要求人民的直接选举和自己解放自己(革命的首创精神)。因此，1968年以后，“新思潮”就必然会遭遇被严厉取缔的命运。
显然，在“文革”中间，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资源逐渐转移到巴黎公社的组织模式和政治设想。它的实践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可疑的，而其极端化的民主倾向，包括对专业化的彻底否定，不仅难以克服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同时在国家内部也面临制度上的重重障碍。但是，它所明确提出的“反官僚、反特权”的思想，包括权力监督等等的制度设想，却就此被延续到1980年代。在这一意义上，“文革”未必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具备任何的“理论”含量。当一个时代提出的某些理论，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普遍思想，我们就很难说这一“革命”没有任何“理论”含量，这种说法是轻薄的，起码，显得轻率。
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1974年出现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写作者继承了“新思潮”的“反特权、反官僚”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首次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取消言论罪，用法律保护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强调要反封建、反礼治、反人治——这三点实际上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文革”的意义则被概括为：“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联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等等。李一哲的大字报的理论资源显得相对庞杂，既保留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理念，又吸收了法制思想。我们很难说在李一哲的大字报中表现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但是，它和1967-1968年间的“新思潮”的确有了很大的思想差异。
如果说，1967-1968年间的“新思潮”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于巴黎公社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的思想阐述，那么，李一哲的大字报则更多地转向了社会主义的外部资源。尽管我目前并不十分清楚李一哲的理论背景，但这一转折的轨迹仍然相对清晰。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乃在于试图说明，1980年代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时代，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这一危机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果。这一结果既昭示了克服危机的社会努力，同时也暗示着在固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寻找克服危机的资源的困难。它一方面表明了社会自我更新的强大的生命力量，同时，在种种甚至是偶然的历史机遇中，一旦这一寻找资源的努力转向西方，它本身又暗示着一种新的更大的危机的产生。
三、1980年代的知识转型
详细讨论1980年代并不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工作，那是我另外一个研究设想。
但是，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叙述领域，这一叙述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不了解前三十年的复杂演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1980年代；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1980年代，那么，我们同样不可能了解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历史运动的多重的逻辑缠绕。因此，在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中，所谓198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逐渐地重新进入“世界体系”；1980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20世纪的终结，而用某些理论家的术语来说，也即所谓的“告别革命”。
在多重的叙述视野中，1980年代相对地显得含混甚至庞杂，然而，这一含混乃至庞杂的叙述，却可能揭示出1980年代的丰富性。但是，我在此却想强调，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对1980年代的时间处理。这一时间处理既在1980年代内部——比如说，如何解释所谓“前三年”(1976-1979)的重要性——也在这一时间的外部，即如何讨论1980年代的历史关联。
一些历史材料都涉及到了1980年代的历史来源，显然，这些来源未必都在同一个逻辑起点上，相反，众多的甚至是偶然的历史机遇，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设想，这些设想构成了不同的逻辑起点，而这些众多的逻辑起点才构成了1980年代内部复杂的多重的逻辑缠绕。比如，在一些研究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75年国内形势的主流是全面整顿，而实际上，毛泽东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一些甚至是偶然的政治机遇也恰恰在此时出现：继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之后，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来访，会谈中美建交事宜；也正是在这一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主席。正是这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毛泽东在公安部《关于清理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邓小平则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县团以上的，也照此原则办理。在具体的释放过程中，不仅召开释放大会，宣布给予公民权，发给裁定书和释放证，每人发一套布棉衣、一套内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袜、一百元零用钱等等，同时还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并提供方便。(16)这些琐碎的历史材料能说明什么呢？也许，我们能看到1980年代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安定团结”的政治来源，或许，也能感受到1980年代“两岸”关系解冻的某些症候。这并非不重要，尽管在1980年代，整顿秩序变成恢复秩序，但是，秩序的重要性被再次提了出来，而强调秩序必然强调现代社会的重建；同样，民族内部冲突的缓解的政治设想在1980年代逐渐转为阶级和解的理论幻觉。但是，正是这一“大和解”的现代幻觉才导致1980年代对所谓“普遍性”(“人性”、共同美等等)的追求(17)。显然，1980年代并非无源之水。
同样，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个人成长史意义上的1980年代的历史关联。比如，在《今天》杂志的“七十年代专号”的“编者按”中，北岛和李陀就着重提及“七十年代”的重要意义：“我们这里说的‘一代人’，是比较具体的，主要是指在七十年代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一代人，这代人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种成长的历史特殊性造就了很特殊的一个青少年群体，而正是这群体在文革后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18)实际上，不止是个人成长史，也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呈现了1980年代的复杂的历史关联性，即使在思想史领域，我们也能同样看到这一关联性的存在。
在一历史的关联性在于，它提示我们，为什么在1976年之后，中国并没有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十七年”)之中——尽管，这一重回“十七年”的愿望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内涵，当然，这个“十七年”我主要指的是被激进的政治实践(“继续革命”)所压抑的“十七年”。历史的延续性还在于，它同时也延续了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这一危机的历史过程，显然，1980年代不可能不考虑这一历史的关联，并以此作为自己反思的逻辑起点。在这一思考过程中，1980年代的特殊性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进来，并形成一种社会转型的契机。
因此，我们起码可以在多种层面上思考为什么1980年代拒绝重回传统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拒绝相对形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冲突。当然，我并不会着意扩大这一政治文化层面冲突的绝对性，对于历史发展来说，更多地可能依靠某种逻辑的力量，一旦某种逻辑开始启动，这一逻辑的发展往往会超出个人的意志，并不受这一意志的控制。
显然，这一逻辑的起点正是“改革开放”这一最为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在《班主任》中强调了一种“知识”的开放——尽管这一“开放”在小说中只是被限定在《牛虻》这类作品——这一“开放”势必会引起更为激烈的“读书”要求，这就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而在具体的表述中，“读书”甚至被引申为“民主”的政治权利的要求：“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民主”的政治诉求在1980年代，尤其在所谓的“前三年”带动了这一时代激烈的变革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会看到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延续。用“法制”代替“人制”，用“民主”代替“专制”，正是198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表现形式之一。而“封建”(无论这个词是如何的不准确)则成为前三十年的一个隐喻，并由此划定两个三十年的边界。一方面，它带动了1980年代的思想创新，但另一方面，却由此生产出一种新的思想禁区，这一禁区就是如何讨论社会主义的思想遗产。
更为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对“现代化”的解释上，正是在1980年代，“现代化”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元话语，并获得了它的权威性。问题在于，仅仅在技术层面上的解释，可能导致的是另外一种逻辑发展——从技术崇拜到制度崇拜再到意识形态崇拜，这一内在的逻辑力量无论经过怎样的理论修饰都很难阻挡它的逻辑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最终被定格在对“西方”的模仿上——从制度设计到文化生产。
而一个社会的情感结构也在这一时代发生了悄悄的变化，经过“伤痕文学”的再三叙述，每个人都成为“受难者”——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怨愤和恐惧成为对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情绪反应。未来被再次提出(这一未来现在被明确为西方式的“现代”)，尽管国家意识形态仍在用老式的语言反复阻挠，但在“现代”的冲击下，几乎溃不成军。
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思想和日常生活领域，甚至无意识层面，似乎都在一种巨大的力量的催动下，要求中国重回“世界”——中国一度挣脱了这个“世界”，并企图重新创造一种世界体系。
1980年代的变革是深刻的，新的思想资源的征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有力的克服，不能说这一克服是无效的——这一克服来自多个层面，对个人利益的正视、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这一调整还意味着对专业化的尊重、自由的思想空气等等。但是，更大的危机也同时生产出来。
对平等主义的实际的驱逐，导致社会分层的合法化，并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对科层制的强调，实际取消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并进而导致下层群众的尊严的消失；个人生活世界的合法性的确立，同时公共领域却在逐渐萎缩，阻碍群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除了政治，还在于个人欲望的无节制的生产——这一生产来自于商品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当个人进入这样一种资本的逻辑，除了对个人的热忱，同时生产出对公共领域的冷漠；“主人”概念的消亡，使得下层群众再次仅仅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劳动力，劳动再次进入一种异化的状态；未来再次失去，“西方”成为我们的未来，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思想都可能被视为左翼思潮的“复辟”，等等。
显然，社会主义的“退场”，意味着对这一“现代”最为重要的制衡力量的消失。一旦资本的逻辑成为控制我们的最为主要的力量时，它可能导致的就是这个社会另一种危机的积累乃至爆发——三十年后，这一危机我们已经能够感同身受。
我当然无意把这一危机的生产归咎于1980年代，我至今仍然对这一年代充满感情，而且，它提供了多种的历史机遇，并打开了我们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问题是，我们必须对1980年代重新思考，1980年代不能仅仅成为1980年代人的纪念馆，而应成为历史的图书馆，以供我们反复阅读。同样，反复阅读的，还有中国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什么正当性会生产出它的无理性，还包括它的理论上的有限性。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从“文革”前期的巴黎公社式的激进民主到后来李一哲“法制民主”的转变，本身就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想，对于一个认真的思想者来说，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他要重回那个时代——那样未免过于简单。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这样一种讨论，不仅是它已成为一段历史，而且，我们更需要的是对这一历史的理念的回应。我们在对这一革命理念的回应中，讨论历史，不仅讨论它的正当性，还在讨论这一正当性如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不仅讨论它的巨大的成功的经验形态，还在讨论它的失败和教训——当然，这一失败也仅仅是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
只要我们仍然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即将劳动和劳动阶级从某种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包括这一阶段的文学史。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已经成为一座活着的图书馆，以供我们时时阅读，并反复征用。
而在这座图书馆里，最基本的主题仍然是：世界应该怎样。想象的重要性在“应该怎样”中被凸现出来。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当下的秩序安排，那么，我们就会重新面临这一历史的想象主题：世界应该怎样。而我们一旦企图重新讨论这一世界秩序，那么，我们就会重新走向政治。因此，我以为，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
注释：
①详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②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德性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史的宏观透视》，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④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⑤谢觉哉：《民主政治是救人民的，反民主政治是断送人民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第34页。
⑥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第42页。
⑦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相关论述。
⑧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第41页。
⑨同上，第42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5年7月-12月)》，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852页。
(11)比如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版。
(12)同上，第244页。本文所使用的各种“新思潮”文本亦出自该书所收集的文本资料。
(13)肖帆：《过去与思想：“文革”回忆录(节选)》，《眷念的一瞥：萌萌纪念文集》内部交流印刷品，第249、252页。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35页。
(15)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16)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
(17)参见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的这三十年”三人谈》(上篇《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下篇《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21世纪经济报道》，同年2月23日。)
(18)北岛、李陀：《“七十年代专号”编者按》，《今天》，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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