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丝书“两三个儿子”、“刘毅五行”和“必须五行”_五行论文

帛書《二三子》“理順五行”、“必順五行”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三论文,帛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馬王堆帛書《二三子》載孔子釋《易》卦爻辭，一處言及“理順五行”：

      

      對“理順五行”，鄧球柏釋曰：“理順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剋的關係。五運六氣和諧運行。”②趙建偉：“‘五行’謂地道。”③丁四新：“‘五行’，又見帛書《衷》篇，帛書《要》以爲水、火、金、土、木五者。”④金春峰：“這裏的‘五行’，無疑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什麼叫‘理順’，如何理順？按《呂氏春秋·十二紀》和《管子》之《五行篇》的說法，是君主的立政和時令五行相順應，如春（木）不行夏政秋政，夏（火）不行秋冬之政。”⑤

      另一處言及“必順五行”：

      

      對“必順五行”，鄧球柏釋曰：“必然順從陰陽五行的變化。”⑦其餘學者無釋。

      按：“五行”，帛書《要》篇載孔子曰：“《易》……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⑧是言地道之五行。趙建偉、丁四新皆據此以爲《二三子》孔子所言，亦爲地道之五行。但從《二三子》此兩處語境，孔子言“尊天”，言“天時”，其“五行”似爲天道。古代“五行”有天道之五行，有地道之五行，有人道之五行⑨，其意義不同。此處“五行”屬於哪種性質，還需要研究。又，《二三子》上兩處“五行”之序，學者或以爲是金、木、水、火、土，或以爲水、火、金、土、木，亦可商。古代五行有多種排序，如《尚書·洪範》五行爲水、火、木、金、土，《國語·鄭語》史伯言五行爲土、金、木、水、火，《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五行爲木、火、金、水、土。《二三子》的“五行”排序爲何，也要進一步研究。而對於“五行”，如何“理順”，鄧先生認爲“理順五行相生相剋的關係”，没有具體說明。金先生所言“君主的立政和時令五行相順應，如春（木）不行夏政秋政，夏（火）不行秋冬之政”，已經言及要害，可惜没有進一步詳盡地展開。上兩處孔子釋《易》，特別是言及“理順五行”、“必順五行”，實涉及古代“時令”思想，具有“時令”思想的背景，需深入探討揭示。

      一、古代“時令”思想

      中國古代，有一種重視、講究“天時”（包括歲、月、四時），强調順天時以行政令的觀念，我們可稱之爲“時令”思想。這種思想源遠流長，對古代學術影響甚巨。從文獻來看，這種思想集中記載於《尚書·堯典》、《夏小正》、殷墟卜辭⑩、《逸周書》的《周月》和《時訓》、《管子》的《幼官》《四時》和《五行》、《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以及《淮南子·時則》等。《堯典》載：“（堯帝）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穀。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孔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現，以正仲春之氣節），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孔傳：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穀。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孔傳：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傳：日短，冬至之日。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諮，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由此可知，似乎早在堯時就有了二至二分、春夏秋冬四時以及歲的觀念。《夏小正》記載了夏人的十二月觀念，以及以物候判斷天時以順時安排農事的思想。商代殷墟卜辭中有四方風名，根據學者釋讀，其內容爲：“東方曰析風曰協，南方曰因風曰凱，西方曰彝風曰韋，北方曰伏風曰役。”(11)李學勤先生指出：“四方風刻辭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時的最好證據。析、因、夷、伏四名本身，便蘊涵著四時的觀念。”(12)《逸周書·周月》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逸周書·時訓》記載了周人的七十二候觀念。可見周代已有明確的歲、四時、十二月，以及十二中氣（推想也當有十二節氣）以及七十二候的觀念。

      《逸周書·周月》曰：“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於黃泉，陰慘於萬物。”這說明，周時人們已由對日月運行而形成時的分節的外在觀察（如以日南至、日短極來確定冬至），提升到以陰陽之氣來理解天時的理論高度（以微陽動來說明冬至之始）。上面所引《逸周書·周月》的十二中氣，也說明了這一點。《逸周書·周月》又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這表明，周人已揭示出四時有“道”。春、夏、秋、冬，這不僅是一年中四個時間段的依次轉换，更重要的是，它是天道的呈現，或者說它直接就是天道。天道呈現出來就是個運行，這春夏秋冬就是天道運行之路。生、長、收、藏，這是天道之理，也是萬物存在的形式，這也是在四時中呈現出的。因此，四時乃天道之象，乃天道之理。是人們理解天道的一個最簡易的模型。這說明，周人已將四時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已形成“四時的”或曰”時的”哲學思想。

      這種“四時的”或曰“時的”思想，發展完善爲成熟的“時令”思想。《管子·四時篇》曰：

      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唯聖人知四時。四時曰正。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13)

      《呂氏春秋·應同篇》云：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則角（高注：粗，惡也）矣。其智彌角者，其所同彌角。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14)

      這兩處明確而精練地表達了“時令”思想。這種思想，其要點有三：第一，政治人物有帝、王、霸等幾個層次，最高的帝知道行政令必須順天時，即“務時而寄政”。這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是只有作爲聖人的帝才能了悟的最高政治智慧。第二，時令思想的實質是施政與天“同氣”。氣屬於天道範疇，與天同氣即同於天道。第三，順天時行政令，主要形式是順四時行政。帝者與天“同氣”，而天之氣爲陰陽，陰陽消息於四時之中，因此，“帝者同氣”即聖人的施政要與四時相符應，要隨四時的不同而施行不同的政令。

      二、“時令”模式

      “時令”思想又具體化爲時令模式，這些模式是關於天子順天時行政令的一些具體理想方案。這些方案將四時、五行、節氣、物候、干支等配合起來，再將天子所行政令與相應的天時配合起來，認爲天子順時行政則有祥瑞，逆時行政則發生灾异。主要有兩種時令模式，一種是《管子·五行篇》的“五時”時令模式，一種是《禮記·月令》的“月令”模式。《管子·五行篇》的時令模式，把一年三百六十天，以五行木、火、土、金、水依次用事七十二日，雖與四時相配，但實際形成“五時”，天子則應順“五時”而行政令。具體而言，此模式以五行之木配春，春爲萌生之氣，其天道爲生，天子當順此行政：“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苗足本。不癘雛觳，不夭麑麇，勿傳速，亡傷繈褓。”如果天子逆此行政“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五行之火配夏，夏爲舒長之氣，其天道爲長，天子當“令掘溝澮津舊塗。發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駟，以發地氣”；反之“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五行之土配夏秋之間，爲夏之餘氣，仍爲舒長之氣，其天道爲長，天子當“不誅不責，農事爲亟，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而如果天子不以“農事爲亟”，而“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五行之金配秋，秋爲肅殺之氣，其天道爲收，天子當“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五行之水配冬，冬爲衰亡之氣，其天道爲藏，天子當“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而如果“天子决塞動大水，王后夫子薨”。(15)

      這種“五時”時令模式，將五行和“五時”密合無間地匹配，很準確整齊，有很好的形式感，但和經驗的“四時”並不符合，因此只能是一種理想的模式，在古代的影響可能小一些。

      《管子》中又有《四時》和《幼官》，其記載的時令模式，與《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的時令模式爲同一系統，都屬於四時時令模式，可以《禮記·月令》所記載爲代表。此模式以五行的木、火、金、水與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相配，形成“月令”模式。天子順此十二月之天時、五行之氣而施行政令，逆時行政則有灾异。具體而言，此“月令”模式以五行之木配春三月，如季春“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其天道爲生，天子當順時行政“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廪，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反之逆時“季春行冬（五行爲水）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五行爲火）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五行爲金）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以五行之火配夏三月，如孟夏之氣“繼長增高”，其天道爲長，天子當“行賞，封侯慶賜。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勞農勸民，毋或失時。斷薄刑，决小罪，出輕繫”；反之“孟夏行秋（五行爲金）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五行爲水）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五行爲木）令，則蝗蟲爲灾，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以五行之金配秋三月，如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天道爲收，天子當“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命有司趣民收斂”，反之“仲秋行春（五行爲木）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五行爲火）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五行爲水）令，則風灾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以五行之水配冬三月，如孟冬“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其天道爲藏，天子當“令百官謹蓋藏。戒門閭，修鍵閉，慎管龠，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傒徑”；而如果“孟冬行春（五行爲木）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五行爲火）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墊蟲復出。行秋（五行爲金）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16)

      這種“月令”思想模式，以五行中的“木、火、金、水”與四時相配，看似没有“水”，實際將水分布於四時之中，佐助木、火、金、水於四時之中發揮作用，以生成化育成就萬物。這種五行與四時的相配，是“月令”思想模式最基本核心的內容，與人們生活經驗相符，在古代的影響更大，其來源當古遠，其流傳也悠長。《孔子家語·五帝》載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對天之“五行”如何“分時化育”，孔子謂“播五行於四時”（《禮記·禮運》），即以春爲木，以夏爲火，以秋爲金，以冬爲水，土則分布四時，佐助木、火、金、水，以化育成就萬物。這與“月令”思想模式最基本核心的內容是一致的，估計孔子之時如“月令”這樣的時令思想模式已經存在，不過在內容上可能比較簡略，只有四時與五行的相配、君主順從四時當行的政令、順時行政所致祥瑞、違逆行政所導致的灾禍等，而没有詳細地把四時再劃分爲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等，從而再與五行相配。顯然，《禮記·月令》所載“月令”模式，已經是“時令”思想發展已久、非常成熟的形態了。而孔子之時的時令思想模式，只是一種早期簡略的形態。

      三、“理順五行”、“必順五行”解

      

      

      ①《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叄），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5頁。

      ②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長沙：湖南出版社，1987年，第358頁。

      ③趙建偉：《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12頁。

      ④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29頁。

      ⑤金春峰：《〈周易〉經傳梳理與郭店楚簡思想新釋》，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年，第132頁。

      ⑥《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叄），第47頁。

      ⑦鄧球柏：《白話帛書周易》，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第256頁。

      ⑧《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叄），第119頁。

      ⑨馬王堆帛書《五行》和郭店楚簡《五行》篇有仁義禮智聖的五行，屬於道德的五行，爲人道。

      ⑩《京津》520甲骨刻辭，《殷墟文字綴合》261。

      (11)同上。楊樹達：《甲骨文中之四方神名與風名》，收入《積微居甲文說》。裘錫圭：《說“白大師武”》，《考古》1978年第5期。曹錦炎：《釋甲骨文北方名》，《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3期。

      (12)李學勤：《商代的四風與四時》，《中州學刊》1985年第5期。

      (13)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59頁。

      (14)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3頁。

      (15)上引文皆據《管子校正》，《諸子集成》（下），第859-860頁。

      (16)上引文皆據朱彬：《禮記訓纂》（上），十三經清人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13-287頁。

      (17)于豪亮：《馬王堆帛書〈周易〉譯文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2頁。

      (18)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第229頁。

      (19)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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