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对待丁玲历史问题的态度看周扬晚年的性别观念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观念论文,性别论文,态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革命者的“睡觉”问题
丁玲历史问题的彻底平反，就是要推翻1980年结论中的“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这句话。丁玲历史结论之所以一波三折，周扬研究学者徐庆全反复强调是由于她1943年交代的那张“纸条”的影响①。然而，到最后平反时，周扬强调的却只是“睡觉”问题了。周扬甚至不再提那张“纸条”，而唯独抓住丁玲与特务同居——或者直接说，与特务睡觉——不放。丁玲的历史问题，在周扬看来似乎就是一个“睡觉”问题。
周扬坚决反对丁玲历史问题平反。王慧敏说：“周扬不同意给丁玲彻底平反，我可以作证。那时贺敬之同干部局的郝逸民去征求周扬的意见，苏灵扬代替周扬表示不同意(周扬说话已不利落)，说她(丁玲)明明和特务睡觉了嘛，等等。”②由于有这样的态度，周扬才责怪贺敬之不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几天我听到议论，说丁玲是叛徒，和特务同居，‘文革’中连小孩都知道。几位老大姐都非常愤怒，你怎么就不说呢。”③1943年9月5日的萧军日记中写道：“从纪之华口中，知丁玲已不在研究院，并说夏大姐(按：疑指夏之栩)看不起丁玲等。我说这不是同志的态度，纪说夏已经不以丁玲为同志了，因丁玲政治上已失了节。”④周扬所说的“几位老大姐都非常愤怒”与这则日记不知是否系同一所指，但精神上显然同出一辙。到了晚年，同居或曰“睡觉”已成了他眼中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问题，而且特意提到老大姐们的愤怒以及小孩都知道，来说明这是妇孺皆知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羞耻。
其实，持这种观点的老同志并不止周扬一个人。与丁玲有多年之交的夏衍也说过同类的话⑤。夏衍是在李辉访谈时说的，李辉写道：“在同我谈到丁玲三十年代幽禁南京时期的事情时，他仍然坚持自己以往的意见，对丁玲和冯达保持夫妻关系一事耿耿于怀。他说作为共产党人，他一直不能认可这一做法，尽管丁玲为此后来遭受过磨难。”⑥
“同居”，是丁玲历史问题历次审查的内容之一。据李之琏回忆，在1956年做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时：“有的认为，这种写法太过分，丁玲被捕后继续同冯达同居并生了孩子就是叛变，怎能说她同敌人斗争？等等。持这一见解的同志还对起草人有所指责。”⑦根据当时文艺界的权力关系格局，“这一见解”不管由谁具体提出，贯穿的肯定都是周扬的意思。这也是周扬的一贯态度，“思想解放”后依然不改初衷。
袁良骏指出：“周扬的这一态度，似乎充满了‘党性’，实际充满了私心。即使50年前，二三十岁的青年女作家丁玲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难道在历经沧桑的半个世纪之后，还不能得到宽恕吗？”⑧张凤珠曾经感叹：“她是在丈夫牺牲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参加党的，这个行动可以称得上悲壮。”⑨被软禁期间，一双儿女、病体、老母，冯达也病着，精神上的重重压力，逃出以后，一次次赤裸裸的审查……丁玲一生的革命路途比周扬更为坎坷和不易，周扬何至于如此没有同情心！
李锐对丁玲是同情的。他说：“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即使她有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党给她彻底恢复名誉，推倒一切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她是很感激的。她觉得从此她可以不再受到那些若明若暗的歧视了，那些嘁嘁喳喳的非议也可望消除。”⑩周扬被视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引领者，但至少在丁玲的历史问题上，他的思想远不如李锐“解放”。正像高华所指出的那样：“周扬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11)
周扬故意在历史问题上把丁玲说得那么不堪，这不仅是对丁玲的恶毒，更是对人性的荼毒。丁玲《魍魉世界》十一章的标题是：《欺骗敌人是污点吗？》。但周扬所说的污点，并非指“欺骗敌人”，而是指“睡觉”问题。
性方面的不平等及革命洁癖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有丁玲的“夫子自道”，她为女主人公取名贞贞，可以理解为一种尊严的自卫。周扬的看法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记》中，却说作者所描写的这个“灵魂”，是如何如何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12)。
周扬最不能容忍的，不是贞贞做了随营娼妓，而是做了娼妓之后依然可以有“灵魂”，依然“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依然可以被“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在他看来，这个女人应该永远是一个贱人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眼中的贱女人居然如此有骨气、如此毫无愧色、如此骄傲、如此阳光。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周扬对丁玲的感觉。她越辉煌耀眼，他的这一感觉就越强烈。
美国学者梅仪慈注意到了丁玲批判中的女性人格攻击问题：“在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丁玲写的这三部作品(指《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被人从她的全部作品中抽了出来，当作重点批判的材料。人们不禁要问，批评者专门选取这三部作品进行批判是否出于一种对妇女的歧视呢？”(13)批评一开始以后，即出现了一种熟悉的模式，就是往往对于一个女作家的批判：重点不在她的作品，而在她的为人，她的个人道德品质，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她的男女关系。《我在霞村的时候》被说成是美化在敌军营当妓女的作品，很快就和传闻中一向没有得到证明的丁玲本人的道德行为联系了起来。她的批评者攻击她曾屈膝投敌，出卖共产党，在1933至1936年被捕期间，和一个过去的国民党特务同居。因此，她本身也有失节行为(失节，不忠诚或不贞节，这两个意思都曾用于丁玲的身上)(14)。她的谴责者又使用从小说推断个人品德的伎俩，断言陆萍便是比她出现早得多的莎菲女士的化身，而莎菲女士，这个怀着性苦闷、自私地玩弄男人的女子便是丁玲本人的化身。如此一来，通过小说人物推断作者性格的老习惯转而被用到评论男女关系上来，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往往是最易招致抨击的。由于对她们有着比对男人更严厉的评议标准，因此，她们受到的指责便更为苛刻了(15)。
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特定的性别眼镜从来没有被摘除过，而处于弱势的几乎总是女性“被看”。有人分析，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视角才是造成“丁沈之争”的内在原因：沈从文本无意诋毁丁玲，他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旧时代的男性作家共同的通病，即全然站在男性的立场、以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女性，而无法真正以“换位”的方式去体验和同情女性的真实情感。这种“错误”是沈从文本人所没觉察到的，因此实际产生的阅读效果最终往往有悖于作家的初衷(16)。
当然，丁玲与贞贞仍有很大差别。在单世联看来，丁是因为身体与情感的需要而被迫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丈夫”同居，贞贞是为抗日而与日本人“睡”。不过，无论是底层愚昧的民众还是一些高级官员，对与敌人有过性行为的女性都不能原谅。共产革命改天换地，抛弃一切旧伦理，但仍然持有严格的“贞节观”：性行为只能在革命内部施行(17)。
性与意识形态与革命有着微妙的关系。正像杨光祖指出的那样：“到了延安文学、解放后的文学，性和党的文化，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了，性学和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了。”“如果一个女人把性献给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很伟大，如果和反革命发生了肉体关系，这个女人就很可耻，很肮脏。所谓‘无产阶级爱情’的命题就是这样产生的。这里面就把性叙事和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了。包括《青春之歌》，林道静前面同余永泽同居，后来和江华好，江华死了就和卢嘉川。林道静是很单纯的女娃娃，从农村出来的，跑到北京来了，余永泽有文化，也是自由主义，把林道静征服了，然后余永泽说‘晚上能不能不回去，在这住吧’，他是代表自由主义的。后来林道静发现他不热爱国家，光知道读书，很自私，马上就接触共产主义了，江华就给她讲共产主义，卢嘉川给她谈革命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她的性别。”(18)
与周扬同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也有与丁玲同样的情况。1935年冬田汉被捕后也关押在南京，但为国民党演了戏，表现远不如丁玲，但周扬并没有对他上纲上线，咬住不放。1965年，毛泽东想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曾对周扬说：“你跟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毛只好假手林彪、康生、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19)。
同样的情况，对待却如此不同，原因何在？撇开宗派，潜伏在周扬心底的另一原因是：田汉没有与特务睡觉。进一步假设，即便睡了，那感觉也不一样，那是睡了敌人，而不是被敌人睡了。己方的女人跟敌人睡觉，这才是最不能原谅的耻辱。
丁玲“污点”的不可去除，就在于她是一个女共产党员，却跟一个男“特务”睡觉了；如果性别倒置过来，一个男共产党员跟一个女特务睡觉了，污点可能就小得多。
顾彬的《三访丁玲》中写到，第二次访问(北京，1983年10月31日)：当《当代》杂志的编辑冯先生说遇罗锦是个“堕落的女人”时，丁玲好像突然敏感起来。她想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男人(20)。丁玲的敏感显示了一个曾经的女性主义者的精神底色。冯先生对于遇罗锦的“堕落的女人”的评价，与王蒙所提到的“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如出一辙。丁玲为遇罗锦作辩驳，几乎等于女性的自卫。
丁玲已经敏感到，同样的事情，性别由“男”置换为“女”，性质与色彩就完全不同了。“睡觉”这样的事情尤其如此。
徐庆全强调，值得一提的是，周扬对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一直持这样的看法——在他晚年依然认为丁玲历史上“有污点”(21)。这是在标榜，周扬对自己的看法始终没有“变节”，忠贞不渝。但是，“一直持这样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吗？也许只能说明一直不正确。
徐庆全还强调：事实上不独周扬有这样的看法，当时的作协负责复查的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对这些曾经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认为丁玲“变节”或“政治上有错误”、有“污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内所形成的一条评判标准。这条标准是：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一旦被捕，只有“胜利或者死”，连哈姆雷特式的犹豫发问都不允许，这成为作为一个党员的唯一的人生路标，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22)。他(指张光年)与周扬一样不能想象人间除了抗敌爱国的民族感情外，还有诸如丁玲这样复杂的感情(23)。
这种正气磅礴的说法，不仅是在为周扬和张光年辩护，而且是在把他们当神打造。既然不是凡人，当然不会有凡人的情感——这样解释，他们对丁玲的刁难就合情合理了。但是，他们真的有那么“超凡脱俗”“神圣纯洁”吗？恐怕，就连他们自己，面对这样的说法都会感到羞赧和发窘。
周扬本人的话首先就不能支持这种说法。周扬对朋友、对亲人都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丁玲在历史上是有问题的，当时在南京，如不做一点妥协，怎么活呀？但没有当叛徒，也没有自首，最后还是到了延安，这是可以原谅的。”(24)对丁玲，他觉得是应该表示歉意的，但并不表示丁玲就完全清白(25)。周扬的话表明，他并非“除了抗敌爱国的民族感情外”，再不能理解人间还有其他“复杂的情感”。
解放初期，丁玲认为周扬的文艺思想有些右倾，表现在对文联和作协的刊物经常放弃思想领导，在创作问题上过分强调写作技巧和作品的趣味性，甚至说“即使有点色情也可以”……(26)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周扬并非那么“超凡脱俗”“神圣纯洁”的，而且，恰恰从这样一个并不“超凡脱俗”“神圣纯洁”的周扬身上，可以看见他的真性情的一面。
周扬对于复杂的两性关系并非纯洁到不能理解，相反，他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还曾身体力行，如解放初期一度跟某知名人士的女儿发生婚外情。
一个作家的价值并不在于私德，也不见得会因私德而贬值。
其实，丁玲也有共产党员的政治洁癖，由她对谭惕吾、秦德君的态度可以见出。
据李向东《丁玲与谭惕吾》(29)：丁玲与谭惕吾1924年在北京曾有很深的友谊，后来疏远了。疏远的原因，丁玲1980年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写道：“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甚至几十年后我也顽固地坚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而谭惕吾对丁玲的态度却是：你越对我疏远，我越对你怀念(见1982年谭惕吾给丁玲信)。丁玲被软禁南京时，谭惕吾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她，对她仍然保持着1924年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丁玲对她也非常信任。丁玲最后离开南京时，还向谭惕吾借了二十元做旅费。
在1982年给丁玲的信中，谭惕吾写道：“一九三五年我冲破重重阻碍前去访你，也是受这种怀念的驱使。我对那些饶舌的家伙，投以鄙视，也就说明我对你的认识始终是坚定的。”但是，丁玲1943年交代材料中写的却是：(19)36年春天我母亲快回家时，谭××以与我旧识之资格来看我(女人，曹孟君朋友)，并带来一个会拍照的男人，来后一定要替我母亲及孩子照相，我不准，强邀再四，我母亲和孩子都让她照了，并强替我拍照，我把脸放下来了，才未照成。后来她告诉我想写一篇丁玲访问记，我不准，我说如果要同读者见面时，我一定要以我的文章去见面，不愿你写访问记。结果她写了，发表在《妇女生活》上，并在左恭处拿了我一张以前的照相一并登在上边。这是一个阴谋，是国民党公开我的耻辱生活，谭可以断定是他们的特务(30)。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交代？李向东分析：一、对于国民党党员谭惕吾，丁玲最初心存戒虑。二、戒虑之心很快涣然冰释。三、在1943年延安审干扩大化的压力下，丁玲要跟国民党员划清界限。
解放后至新时期，丁玲与谭惕吾多次见面，但一直保持着距离。1982年谭惕吾看了丁玲赠送的书中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明白了丁玲对她疏远的原因，热情地给丁玲写了信。但之后二人还是不来往。
丁玲的淡漠，显然辜负了谭惕吾对她的友谊。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王剑虹的原因，王增如的这一段话似乎是很好的注解：老太太政治上看人很严格，住同一幢大楼，且住同一单元的秦德君女士，参加过五四运动，1924年入党，后来由于复杂历史原因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85年7月，丁玲让王增如去她家里借一本杂志，上面有她写的《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秦德君说，你们老太太看不起我，我们同乘一部电梯，她连招呼都不跟我打。
可见，丁玲也有着政治上的洁癖，对于她眼中不够根正苗红的非我族类，如谭惕吾、秦德君，保持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拒斥姿态。软禁南京时，她需要谭惕吾的友谊，所以恢复朋友关系；利用完了，又拿出共产党员的清高，不再往来。
革命性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人性异化了，洁癖反映出来的是意识上的狭隘。
丁玲的“红字”与革命迷彩下的封建贞节观
丁玲如果在遭禁时选择了死，就可以成为“烈女”了，就不会遭到“同居”或“睡觉”问题的责难了。而不死，便不“烈”，正如鲁迅《我之节烈观》中说：“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31)
沈从文在晚年，与助手王亚蓉有一段关于丁玲的对话——王亚蓉：“她主要讲的誓言，就是她要被捕她就死？”沈从文：“她没讲死，只是说我决心死。结果不但不死，活得还好。”王亚蓉：“结果不但没死，还给人家生了一个小孩。您送她回湖南的照片不应该给她。”(32)这也是丁玲不做烈女而招致的非议。不看这个语境中的沈从文，真不知道他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这就好比电影《丽人行》里，丈夫质问被强奸的妻子：“你为什么不去死？！”蒋祖林在《回忆母亲丁玲》中写道：“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33)那是1957年夏天，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要成员时。在那种千夫所指的形势下，丁玲可能也为自己没有以死明志而感到羞愧了，甚至担心儿子为自己没有以死明志而感到失望，所以，特意对儿子做了这样的“坦白”。
苏友贞认为，张爱玲对完全无辜的可怜受害者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所以，在《半生缘》里，她会安排曼桢最后愿意“自甘堕落”地下嫁给祝鸿才。虽然这样的情节把曼桢的境遇写得更为不堪，却把曼桢这个角色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提升到了有某种自主权的受苦的人物。如果略去了这一节，而把曼桢写成冰清玉洁，从此烈士式地为她和世钧的爱情守节，那《半生缘》就真有沦落为一个通俗剧的危险，也绝对不是张爱玲的文学视景。曼桢是另一个张爱玲自己所谓的“不彻底的人物”(34)。
别人希望丁玲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默默隐忍的牺牲者不是更有艺术感染力吗？但是，丁玲偏偏没有进入这样的角色，她把自己“写”成了一个不彻底的人物。因此，她的人性里有了许多参差对照的审美因素。否则，她还是丁玲吗？
苏友贞强调的是“被动的受害者”的“某种自主权”，而且将其视为一种提升。但在丁玲的时代，她的所作所为没有被“提升”的可能，只能是一种“沉沦”，而且，她要为自己的“沉沦”进行捉襟见肘的申辩。如果说丁玲的不落窠臼是对一种约定俗成的集体无意识的消解，她的申辩就是为这一消解付出的代价。所有对集体无意识的挑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丁玲要像一个钢铁战士那样坚决、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话，首先就不能理睬冯达，即便国民党不把他们分开，也坚决不理睬。如果只有一张床，她就坚持睡在地上。那样，就不至于发生性关系并怀上孩子，以至于给别人留下责难自己的把柄了。但是，她说：“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地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仅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和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末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35)这是她晚年写的，对半个世纪前自己的软弱，表示着理解，也表示着悔恨。丁玲接下来的一段告白，则让人看到一位把自己钉上十字架的母亲的伟大：“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光明美丽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同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从小到大，在心上始终划上一道刀口，好像她应该低人一等，她应该忍受一些人对她的冷眼和歧视。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冻僵人的冰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36)
在延安，丁玲历史问题遭审查时，这个作为罪证的孩子无疑在一同示众。虽然她一无所知，受难的只有母亲。这一切，丁玲早就料到，但她从未打算退却；即便在受难之中，她对孩子也没有任何怨尤，这种担当是多么伟大！
在“反右运动”中，蒋祖慧出生的事情被一些人抓住不放，他们说丁玲如果没有叛变，敌人怎么会让她好好地生出孩子，这件事就这样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叛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由头。多年之后，每每想起此事，蒋祖慧都说她甚为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37)。
女儿天生就是丁玲身上的“红字”，提示着她的“污点”。一个人被迫作为“污点”符号而存在，又是多么无辜！丁玲为历史问题的彻底平反而不懈努力，也是为了给女儿的生命一个清白。
对于出现在自己笔下的冯达，丁玲经历了一个从痛恨谩骂到公允评价的过程，到了晚年，终于能够在《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中平静客观地写出他。丁玲终究是一个凭良心说话的人。更重要的是，毕竟有女儿在，有外孙在，至少是要爱屋及乌的。很大程度上，她是写给女儿和外孙看的，她要让女儿和外孙明白：女儿的父亲、外孙的外祖父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不仅是对冯达的负责，更是对后代的负责。
得知冯达自首后，丁玲坚决要与冯达分开。但是，孩子把两人永远钉在了一起，丁玲用“分开”来证明自己与叛徒的界限已经毫无意义了。何况，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形式上无法分开；即便他们合中有分，也无人可以见证。既然分开是徒然，孩子又需要两人共同照顾，那么，任何的“坚决”，都抵不住日积月累的时间的消磨。如果丁玲没有怀孕，就算她与冯达再怎么保持两性关系，也神不知鬼不觉，无可指责，因为那是无法证明的。那些在革命年代假扮夫妻的地下党员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夫妻关系，又怎么说得清呢？张洁的《无字》中，胡秉宸与他的妻子就是在地下工作中假扮夫妻而成真的。怀孕是一个偶然，冯达对丁玲命运最深重的影响，就在于这个偶然。孩子是性关系的证明，其存在本身就是证据，就是把柄，一旦给别人掌握了这个证据和把柄，从此就百口莫辩、无可脱卸了。
周扬一直到死，都坚持认为丁玲是有“污点”的。丁玲历史问题上的“疑点”已经消除，使周扬失去了政治上的杀手锏，而“这个‘污点’，却可以洞穿女人的尊严。因为，男女同居，必然涉及女人的肉体；生出小孩，必然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联想到‘性交’。在道德家眼里，不被认可的性与性交这样的隐私，是足以剥夺女人脸面和尊严的一个致命武器”(38)。
关于夏衍对丁玲这个问题的不原谅，李辉写道：是偏颇、狭隘，还是个人意气起作用，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想恐怕不能简单归纳(39)。确实不可简单归纳，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潜意识。这种隐身于道貌岸然义正词严之下的潜意识，是中国文化中的劣根，发生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党员身上，实属不该。海明威调侃她的第三任妻子、战地记者玛莎·葛尔红：“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周扬的“人道主义”遭遇丁玲的历史问题，也成了“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的叶公好龙，看不出“反思”“思想解放”的丝毫踪迹，倒是证明了“异化”的依然存在。
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周扬的同志。在《黄河怨》歌词中，他“为遭日寇强暴而投河自尽的女同胞洒悲恸哀悼的泪水，这位女子以为玉碎了便完蛋了，而不知还有他途，连丁玲在小说《新的信念》中描写的陈老太婆也不如！她同贞贞和喜儿相比较，到底谁更有意义呢？”(40)张光年为遭日军强暴的女同胞设计的命运就是投河自尽，这可以折射出张光年的女性贞节观。张光年1958年署名华夫的文章，用“不要脸”这样的言词来批评贞贞(41)。他晚年无非坚持了1958年的观点而已。
周作人在《谈虎集下卷·读报的经验》一文中说：“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当由自己负责，与第三者了无关涉，即使如何变态，如不构成犯罪，社会上别无顾问之必要……要知道这是极私的事没有公布的必要，那就好了。”(42)但是，丁玲历史问题的一次次审查，就是一次次隐私大曝光，就是一次次羞辱；甚至已成垂垂老妇，还在被“睡觉”这样的难堪所折磨。党员向党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是不能要求隐私权的；并非只要在慎独中保证了自己的清白，就可以选择沉默。这就是党性，要做党的人，就必须接受这些；不想接受的话，就不要做党的人，就这么毋庸置疑。
一次次被迫曝光自己的隐私，如一次次被迫脱光自己的衣服，一个人身上无形中就罩上了一层不洁的色彩，丁玲对自己历史问题平反的誓不罢休，就是为了最终脱掉这层色彩。对于这层不洁的“外衣”，她已经忍受得太久太久了，绝不能穿它到坟墓。
“敌方之女”的双重困境与反抗
“从性暴力视角看的日中战争之历史性质”研究会自1990年代中期以山西省盂县为中心进行了多次采访调查，发现当地的抗战损失调查中有财产、文化、民力等五个项目的损失统计，作为其中之一的人口损失统计中有被杀者、负伤者、被绑架者、饿死者、流亡者等项目，但有强奸项目的县统计极少。战犯调查中虽有强奸项目，但在三百九十四件的杀人统计中强奸仅有四件”。研究会的石田米子针对未记录性受害实况的“结构”，指出：“毫无疑问，侵略的国家及其军队强制了被害的结构，但，抗日民族和国家也为了群体的生存以及群体的尊严而对于女性个人的性受害个别事件不太关心。因是‘敌方之女’，个人尊严被蹂躏的女性们，同时被看作为‘被敌人蹂躏的女人’，其本身的存在就成为了群体共同名誉上的污点。”(43)
“敌方之女”自古以来就是战争掠夺的对象。对于得到一方，她们是战利品，对于沦丧一方，她们是战争损失。但与一般的战争损失相比，她们又具有更加不堪的羞辱意味，战争结束后，其他的损失可以被高高兴兴地收回，唯独她们，总是被或明或暗地拒斥。“敌方之女”的困境是双重的，她们所受到的伤害既来自敌人，也来自自己人。贞贞的不屈，是一个无辜者对于自身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反抗，也是一个强者对于一种强加于自身的被动性的颠覆。她以自己的傲然，给予使其有苦难言的集体无意识一记响亮的耳光。
石田还指出：“被害的女性作为个体，一直认为是耻辱的，不断自责，为了忘却而不断封闭自身，使其成为忌讳的这些记忆”，是“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屈辱的悲哀的过去”；因此“谈到这记忆是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我一开始试图听取这些记忆时，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女性们开始言说、面对过去，明确地认识到痛苦的责任不在自身，由此开始为了夺回自身的尊严而战斗”(44)。作为耻辱的证明，她们很难被别人正视，但她们可以选择勇敢地正视自己。丁玲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为了自身尊严而进行的战斗。作为一种文化反抗，丁玲毅然塑造出了贞贞这一形象，只要联想到她自身的境遇，贞贞原型的境遇，所有“敌方之女”的境遇，就会赞叹：这是何等地有力！
丁玲的《新的信念》中“老太婆”公开自己的“耻辱”使村民站起来的“信念”这一故事，与石田所说的“言说”的力量——就是，大娘们自觉认为“痛苦的责任不在自己身上”，通过言说“开始为夺回自身尊严而战斗”，并由此使周围的人获得“共有的历史认识”和“人类的同感”——相通。当时丁玲本人也背负着被国民党软禁时与“叛徒”丈夫之间有女儿的“耻辱”。丁玲会把这些与“老太婆”的形象相重合，希望建成耻辱的“言说”能受到理解、同时周围的人也能由此获得力量的社会，而写出了《新的信念》(45)。
这是当年的施虐国——日本的学者的认识，但是，作为同胞，周扬、张光年显然不想获得这“共有的历史认识”和“人类的同感”，他们只想把丁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示众，而自己贞洁地与她划清界限。
舒芜在《回归五四》中写道：“比起被欺骗的女人来，被强奸的更为不幸，而礼教的性道德对她们更为残酷。……周作人指出：在乱时战区内的妇女的命运大约就是两种(逃走和躲避的自然除外，)一是怕强奸而自尽的，二是被强奸而活着的。第一种自有人来称她作烈女烈妇，加以种种哀荣，至少也有一种歌咏。第二种人则将为人所看不起，如同光时代的‘长毛嫂嫂’，虽然她们也是可哀而且——可敬的。(《泽泻集·闲话四则》其三)……周作人对于被耻笑为‘长毛嫂嫂’的女人的不幸，有特别的同情，因为他有特殊的体验。”(46)这个特殊的体验就是：周作人的继祖母的家曾陷太平军中，因此，祖父辱骂她为“长毛嫂嫂”。周作人在《谈虎集下卷·抱犊谷通信》和《知堂回想录》第二五节中都提到这件事，对继祖母报以无限同情，而对祖父则报以轻视。舒芜继续写道：“鲁迅在《我之节烈观》(此文收入《坟》里面)，痛论‘逆兵’(或是‘天兵’)一来，女子或是不受辱而死，或是受辱而死，或是受辱而没有死，事后便有她的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七嘴八舌，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何况说是道德。’这些话中的悲愤之火，恐怕也有与周作人相同的回忆作为燃料。”(47)
这件事给他们兄弟二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一个丈夫责备妻子的受辱，“长毛嫂嫂”显然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个称呼，这就特别反映出中国的性道德的残酷性不仅是家庭中的，而且是社会性的(48)。
周氏兄弟对于“长毛嫂嫂”，是报以对弱者的深切同情的，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49)丁玲虽然不是被强奸，但在那种被动的处境之中，无疑也是“被动的受害者”，是弱者。在周扬和张光年等眼中，丁玲、贞贞之类的女性当无异于“长毛嫂嫂”，但他们却对其毫无同情。周扬是受过五四文化熏陶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与一个清末的封建“祖父”比起来没有多大进步。以共产党员的气节之说辞来为自己封建礼教的性道德作外衣，只能说明后者已然渗入前者。
封建性道德观念的幽灵居然能够盘踞一个共产党员的头脑到生命的最后，这也说明了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改造是多么不奏效。从延安开始，“改造”的真实涵义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工农化改造，而革命队伍内部的封建性的改造却被忽略了。正如邢小群在《我的父亲》中所感慨的：“我反复地想过：这个社会如果连邢野(注：红色经典《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小群的父亲)的‘封建专制残余’都改造不了，人们的信服将从哪里开始呢？”“共和国成立后，没有人对这支革命队伍的人施以家庭的文明伦理规范，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也就只能因袭传统的宗法秩序了。”(50)
革命队伍内部的互不宽容与主观故意
当然，能抱着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理解丁玲的人并不是没有，为丁玲辩护的人也不是没有。涂光群就是为她辩护的人。他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国古人，对这类复杂的情形，也是能够理解、接受的。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外交使臣张骞、苏武都是身陷敌营十数年，并且娶敌营的人为妻或生子。而在政治上，史书明确地说，他们‘持汉节不变’。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她在战乱中被俘，再嫁给南匈奴的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生活造成了她这样复杂的遭遇，曹操反而将她赎归，重返汉地，并再嫁董祀；对她的文学才能依然肯定。”(51)艾芜也写道：“1933年，她被捕了。押在南京，有一些传说，颇使大家不满。鲁迅还说，丁玲完了。1957年，我写了一篇批评丁玲的文章。不只是受了左的影响，而且落后于几百年前中国人民的思想。调查丁玲的一生，其中有关南京的事件，就是身在南京，心在延安。我们为这件事情而责备丁玲，岂不是落后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读者吗？”(52)
就算丁玲没有用“死的光荣”来证明共产党员的大义凛然，又在本质上给革命带来什么损失、造成何种伤害呢？最真实的损失和伤害，也许就是周扬们的不舒服，因为她没有做烈女。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道：“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53)
对待丁玲被软禁的问题，关键看她有没有做什么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人自首的言词——1984年的平反结论就着眼于这些方面，何必盯着她跟冯达有没有性关系不放呢？革命的思维就是越反人性越革命吗？陈漱渝认为：“‘污点’，即指丁玲在被软禁期间仍与前夫同居并生下一女。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这也许是暴露了人性的弱点罢，虽然这对夫妻是被职业刽子手强行捆绑在一起的，但如果一定要视为政治上的污点，那就只能够暴露出整人者人性的阴暗面了。”(54)丁玲没有做烈女的后果之一，就是这个“污点”最终为周扬们所利用，成为他们裁制她的重要把柄。
丁玲说，在延安时，她曾和周恩来总理谈过冯达这件事。周总理说：“你们原来就是夫妻，在当时那种具体困难处境下，可以理解。”(55)周恩来说的比较令人信服：“你要帮助那些不熟习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的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对此是容易理解的。”(56)周恩来是在上海领导过特科工作的，所以他能够理解和体谅。
其实，丁玲对周扬的私情问题，也同样表示过不理解。丁玲曾批评周扬在私生活方面不检点，如解放初期一度跟某知名人士的女儿发生婚外情。周扬希望丁玲能对此予以理解。他说：“你是作家，你应该懂得感情。”丁玲却顶撞说：“你是领导，应该注意影响。”1956年8月17日，丁玲又把这些意见形诸文字，向中宣部作了汇报。据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回忆，这一材料曾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审查丁玲问题专门小组的成员。周扬对此十分反感(57)。最让周扬恼火的是丁揭露他的男女关系问题(58)。一次，在陆定一家谈话时，周扬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我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59)
1968年，郭小川在一份材料中写道：“1957年初丁玲写的材料中，就用‘检查’的形式，揭露了周扬在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作为给丁、陈写结论的负责人，就把丁玲这个材料印发给少数负责人(我记得，只发给旧中宣部党委和旧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和陆定一、张际春、周扬、林默涵们)，因为，当时丁玲的所有的材料都要印发的，目的是让有关负责人了解她的动态。但是，周扬看了，大为恼火，他对我说：‘为什么要印发那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这以后他又经常讲到丁玲对党的不忠，暗示他自己的‘对党忠诚’。”(60)
周扬希望丁玲理解，因为作家应该懂得感情；丁玲却回以：领导应该注意影响。丁玲懂得感情吗？懂得。但是，她不想理解周扬。当周扬以作家思维向丁玲寻求感情理解时，丁玲却以领导思维让周扬注意影响，两个人在这一节点上发生了换位。丁玲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打击周扬的策略？周扬后来整丁玲时不放过她的历史问题，除了历史问题是最有力的杀手锏外，还因为历史问题里包含着同居、“睡觉”这样的男女关系问题，使他可以在最有痛感的地方报一箭之仇。
丁玲在《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中拿“生活作风”问题反击周扬，让周扬下不来台。此举当然也不够君子和“费厄泼赖”，不仅激起周扬心中原本已存的对丁玲“不贞”的瞧不起，而且使他对丁玲一旦有机会绝不手软，必用“生活作风”问题来痛打落水狗。丁玲的“污点”，当然亦可视为“生活作风”问题。周扬的恼火表达出来就是：你是什么东西！跟特务都睡，还有脸说我！就算周扬原本并非卫道士，这下也咬定了丁玲的“污点”论，一直到晚年，丁玲最后平反时，周扬仍然毫不松懈。
新时期的形势是：周扬要平反，丁玲也要平反的。一平反，大家不就差不多了吗？周扬对丁玲几十年的战果不就化为乌有了吗？这一定让他很不是滋味。所以，必须抓住丁玲最后的把柄不放。这样做的意味是双重的：即便不能在政治上独占制高点，至少也可以拥有人格上的优越感。1957年终于把丁玲扳倒时，周扬曾得意地说：以后没有人叫你同志了，你怎么想？可是现在，他们又将成为同志了。周扬不能听任自己成为丁玲这样的人的同志，正如丁玲在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对沈从文的殷勤毫不领情一样——不仅不领情，可能还觉得是一种侮辱：居然落魄到连沈从文这样的人都可以像同志一样对她了！历史问题是周扬遏制丁玲、并在丁玲面前保持心理优势的最后一个山头，周扬必须用它来将自己与丁玲区分开来。丁玲在1979年3月28日给郑育之的信中说，胡耀邦说得好：“有些人总不愿落实，因为别人落实了，他就要落空了！”……(61)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写道：“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这话用于周扬，何尝不是入木三分！周扬就是不想丧失那份“圣洁”的优越感，就是要对丁玲的“可耻”表现出决不妥协的道德洁癖，他竭力要丁玲明白：尽管都平反了，但我跟你还是不一样的。
丁周矛盾当然非一日之寒，但在新时期，很显然，丁周关系是因丁玲的历史问题而烽烟再起的。对于丁玲的历史“污点”，周扬并不是不能理解；他的态度，根本上并非认识局限，而是主观故意，或者说，并非“认识论”问题，而是“目的论”问题。
注释：
①指丁玲1933年被捕后，给国民党写过一个条子：“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这张条子1943年丁玲才向组织交代。
②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18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③贾漫：《关于丁玲平反》，见汪洪编《左右说丁玲》，94—9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④陈漱渝：《丁玲与萧军》，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研究》2010年1期。
⑤(24)(25)丁言昭：《丁玲传》，2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39)李辉：《风景已远去——关于夏衍的随感》，载《收获1995年第5期。
⑦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⑧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载《粤海风》2001年第3期。
⑨(55)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见汪洪编《左右说丁玲》，26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⑩李锐：《怀丁玲》，见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6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1)高华：《革命年代》，2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2)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见徐庆全《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35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15)梅仪慈：《丁玲的小说》，179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梅曾另文探讨过丁玲作品中反映出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见《不断变化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丁玲作家生涯的诸方面》，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具体内容可见该书；又可见于《论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载《符号：妇女社会化杂志》第二卷第一期(1976年秋)。
(14)(41)华夫：《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载《文艺报》1958年第3期。
(16)陈素娟：《从女性视角看丁玲交恶沈从文》，载《博览群书》2009年第3期。
(17)单世联：《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http://www.maozong.com/show.aspx? id=4981 & cid=65。
(18)《性爱与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徐杨唐三人谈》， http://wensitang.blog.sohu.com/76733105.html。
(19)(26)(54)陈漱渝：《周扬与丁玲冤案》，见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多彩画卷——丁玲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0、165、16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0)［德］顾彬：《三访丁玲》，马树德译(代德文1987年版《莎菲女士的日记》跋)。
(21)(22)(23)(30)徐庆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146、418、419、137—13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28)邢小群：《七年前的一次采访》，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1237.htm。
(29)李向东：《丁玲与谭惕吾》，载上海《书城》2010年第3期。
(31)(49)(53)《鲁迅全集》第一卷，119、119、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2)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18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
(34)苏友贞：《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43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35)(36)丁玲：《丁玲全集》第10册，43—44、4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7)许江：《蒋祖慧对母亲丁玲的愧疚》，http://www.rwabc.com/diqurenwu/rw_detail.asp? people_id=7003 & id=21584。
(38)苏红警：《一个洞穿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奇女子——丁玲》，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11/05/content_856387.htm。
(40)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2)转引自舒芜：《回归五四》，468—46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3)(44)(45)［日］江上幸子：《“言说”战争中性受害的“耻辱”——从对丁玲〈新的信念〉之误译和删改说起》，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研究》2010年第1期。
(46)(47)(48)舒芜：《回归五四》，465—466、467、467—46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0)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11_04/01/5508214_43.shtml。
(51)(56)涂光群：《丁、陈一案小窥》，见《中国三代作家纪实》，3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52)艾芜：《有关丁玲的回忆》，见汪洪编《左右说丁玲》，2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57)(58)(59)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60)《郭小川全集》(第十二卷·外编/1959年前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1)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下卷，5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