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地区的工业化高潮和未来发展战略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发展论文,高潮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传统划分，中国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等9个省区。1995年，这9个省区人口占全国的35.5%，国内生产总值占27.2%， 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以来，我国中部省份中开始出现了工业化的高潮，其中尤以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北最为显著。本文将主要依据上述四省的情况，探索我国中部地区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变化，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一.1994年以来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崛起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除了依据地理位置的特点，也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例如，以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出来衡量，90年代初期东部地区为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中部地区为50万元，西部地区只有5万元。从改革开放以来直到90年代初期， 我国三大地带间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始终处在不断拉大的趋势，以至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焦虑和不安。然而从1994年开始，中西部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北4省， 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势头更为明显。从改革开放之初直到1994年以前的长时期内，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前5名之内根本看不到中西部省份，而前3名则基本上为广东、江苏和浙江3省所占据，但是从1994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第1名是安徽，而广东已排在第6位，1995年工业增长速度排名第1的仍是安徽，1996年，湖北与山东并列第1位。
表1 沿海与中部8省份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的对比（%）
1985～1990 1992～1993 1994 1995 1996
全国 10.8
23.321.4 16.0 15.0
江苏 15.2
38.227.6 21.2 16.6
浙江 15.5
33.427.6 19.8 15.5
山东 15.0
29.027.5 14.1 20.0
广东 18.7
34.927.5 14.1 12.0
安徽 11.5
23.630.6 23.2 19.7
江西 11.8
20.625.4 20.3 18.7
河南
9.8
21.821.2 21.7 15.1
湖北
9.2
17.425.0 18.0 20.0
注：本表为乡及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1990年以前，中部4 省的工业增长速度不仅与东部4省有着较大差距，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5～1990年， 中部4省的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从13.2%下降到12.2%，而1996 年则上升到14.4%。换句话说，中部4省经济发展高潮的出现，使我国90 年代以来的工业增长率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
中部4省经济发展高潮的出现， 也带来了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从全国范围看，自改革开放直到1992年以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劳动力人数的绝对数量仍是增加的，这种第一产业劳动力相对量下降、绝对量增加的情况，被发展经济学概括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而1992年以后，则不仅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显著下降，也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净减少。这种相对量与绝对量同时下降的情况，被发展经济学概括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是一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重要标志，说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使非农产业部门不仅已经可以全部吸纳每年全部的新增劳动力，还有能力吸纳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我国在1992年以后能够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也与中部4省的变化密切相关。
表2 东、中部8省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
1982 1986 1991 1993 1995
全国 73.6 60.9 59.7 56.4 52.9
江苏 66.2 48.7 47.8 44.3 41.7
浙江 62.4 53.9 52.5 46.9 42.7
山东 80.0 63.4 61.8 58.4 54.4
广东 72.2 58.1 49.2 43.0 37.5
安徽 81.2 70.9 68.9 64.3 60.7
江西 74.4 66.0 65.5 57.5 55.4
河南 84.1 70.7 68.6 65.0 60.0
湖北 76.3 59.8 60.5 56.7 51.1
注：1982年数字是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整理，故与统计年鉴数字不一致。
表2数字说明，1978～1986 年期间是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较快的时期。1986年以后到1991年这一过程则基本上停滞，而无论沿海还是中部省份，其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与全国的大趋势是一致的。
然而1991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1992～1995年，全国新增劳动力为4028万人，第一产业劳动力净减少为1998万人。在这一时期，中部4省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了390万人，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了1103万人，占全国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量的27.4%，相对于1986～1991年期间的16.9%，上升了8.5个百分点。中部省份劳动力结构的这一变化， 使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在1992年以后大约下降了3.2个百分点， 相当于1992～1995年期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幅度的43.5%，所以中部省份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对我国劳动力结构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具有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中部省份经济的崛起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心长期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局面，出现了向北、向西移动的趋势，从而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在更加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展开；它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长期绝对增长的结构格局，使我国工业化过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安徽、江西和河南等中部省份，都是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75%以下的低收入省份，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也为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东、中、西部收入增长差距拉大的区域经济格局展现了曙光。
二.80年代东南沿海省份经济起飞的回顾
探索中部地区90年代经济崛起的原因，是研究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的基础。而在探索这一原因时，我们看到中部地区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轨迹，与东部地区在8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极为相似。
东部沿海地区平原辽阔，耕地平坦，江河湖渠密集，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沿海11省市除京、津、沪3大市外，其余8省都是农业产值份额在全国所占比重超过3%的农业大省， 而全国这样的省份一共只有15个。因此，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首先对沿海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农村改革时期农业增长最快的江、浙、鲁、粤4省来看，1981年农业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合计为27.9%，粮食产量比重合计为24.3%，到1984年农业产值比重上升到29.5%，粮食产量比重上升到25%。
随着沿海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长（见表3）。表中数字说明，除广东省以外，东部其他3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都大幅度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广东虽然增长率较低，但农民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却大大高于全国，另外一个原因是，1979～1984年间，广东经济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已率先转入了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方面，农业发展已开始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表3 1980～1984年东部4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元）
1980年 1984年 年增长率%
全国 191.3 355.316.7
江苏 217.9 447.919.7
浙江 219.8 446.719.5
山东 194.3 404.220.1
广东 274.4 425.311.5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的增长除了来自农业生产的增长以外，由农产品提价所造成的从非农产业对农业的转移收入也有巨大作用。 1979 ～1984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3%， 而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增长率为7.4%，就是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 有一半左右是从农产品提价中获得的。农民收入的提高带来了农村市场的普遍活跃，1978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所占比重仅为48%，1984年已迅速跃升到59.2%。同时农民家庭的储蓄水平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1980年全国农民家庭的平均储蓄水平只有15.2%，1984年已猛升到22.9%。同期，江苏农民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从10.7%上升到19.5%，浙江从12.5%上升到17.3%，山东从24.9%上升到28.9%，只有广东略有下降，从19%降低到18.6%。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从根本上解决了改革前长期以来8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开始从农业中解放出大量劳动力。 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农民家庭储蓄水平的提高，则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因此，在8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的高峰——1984年，就出现了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高潮。1984～1988年，我国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现价计算）为23%，而农村工业同期的年均增长率为43%。农村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从1983年的13.4%上升到1988年的24.9%。其中东南沿海4省农村工业在本省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上升的程度更为显著，而4省农村工业在全国农村工业中所占比重也从1983年的45.7%，上升到超过50%（见表4）。如表中所见，东南沿海4省中，只有广东农村工业的比重上升不甚显著，主要原因是在这一时期广东的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三资企业”方面。
表4全国及东部4省农村工业占本省工业产值比重（%）
1980 1983 1988
全国 10.9 13.4 24.9
江苏 23.4 27.9 46.1
浙江 20.9 28.4 46.2
山东 15.3 19.6 37.8
广东 16.4 20.3 25.4
注：由于农村工业产值的统计口径与全国工业产值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故此种比较只有参考性质。表8的情况与此相同。
中国农村工业化高潮的出现，使1984～1988年间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从农业转向工业，在这5年中，出现了11.5%的经济高增长率，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从200美元跃升到500美元左右，沿海地区则普遍超过了1000美元，而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局面在沿海地区基本上被打破。
应当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农业蓬勃发展情况，在中西部地区也是普遍存在的，但农村工业化高潮却只出现在东部而并非普及到全国，这里面有着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发展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别在改革开放前就已长期存在，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看，1980年沿海大部分省份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则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这自然要影响到农村工业化初期原始资本的积累能力。此外，沿海地区在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之前，农村工业就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例如1980年江、浙、鲁、粤4 省的农村工业在本省工业产值中的比重都超过了15%，江、浙两省甚至超过了20%，同期中西部地区却普遍都在10%以下。而且沿海地区是我国城市大工业最密集的地区，对周围农村工业的辐射与带动能力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要大得多，这也是沿海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其次是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条件不同。改革以来，对外开放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首先享受到各种开放政策的实惠，而80年代外资的进入也首先是集中在沿海地区。据统计，整个80年代沿海地区吸收的外资，约占全国各地区吸收外资总和的90%。
最后还有体制方面的差别。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没有重大的空间差别，但各地原有体制的影响程度在改革之初就有所不同。例如在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1981年时全国平均为78.7%，江、浙、鲁、粤4省除山东外都在70%以下，山东也只有71%，而皖、赣、豫、鄂4省则都高于80%。传统体制在经济中的比重比较高， 必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更不利于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产物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三.90年代中部地区出现经济繁荣的原因分析
1990年，我国农业终于走出了停滞徘徊的局面，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显著超过了198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为了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在1991～1995年期间，国家三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约相当于同期农业产值现价增长率的78.7%，从而使我国农业在整个“八五”计划期间始终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率，并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农业增长高峰。
但是，支持这一次农业增长高峰的主力已经不是沿海地区，而是中西部地区了。从农业产值比重看，沿海地区所占的比重从1984年的42.2%下降到1990年的42%，粮食产量所占比重则从36.7%降至34.5%。东南沿海江、浙、鲁、粤4省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中部皖、赣、豫、鄂4省比重则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见表5。
表5 两次农业高峰东、中部8省农业发展情况比较
1984年占全国比重(%) 1990年占全国比重(%)
农业产值 粮食产量
农业产值 粮食产量
江苏8.0 8.2 7.6 7.2
浙江4.6 4.5 4.4 3.6
山东
10.0 7.5 8.5 7.5
广东6.1 4.8 7.6 4.3
合计
28.7 25.0 28.1 22.6
安徽5.1 5.4 5.5 5.5
江西3.1 3.8 3.2 3.7
河南6.6 7.1 6.7 7.4
湖北5.3 5.6 5.3 5.6
合计
20.1 20.7 20.7 20.7
农业丰收使中西部地区为工业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农业基础，连续的农业丰收，也使中国农民出现了第二次收入增长的高峰。1984年，我国农民家庭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比重曾高达70.5%，1988年已降至63.4%，1992年随着第二次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又上升到69.4%。从1984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始终落后于城市， 但9年之后，1994年终于与城市居民基本上持平，1995、1996两年则高出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中部皖、赣、豫、鄂4省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在改革以来首次赶上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第一次农业增长高峰中，只有豫、鄂两省的农民收入增长率高出全国，但在第一次农村工业化高潮时期，只有江西的增长率略高于全国，而在第二次农业增长高峰到来时，中部4 省已全部赶上乃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正是中部地区出现工业化高潮的基础。因为由农业丰收和农产品提价所形成的收入增加，是中部地区提高积累水平，从而为工业化的起步积累原始资本的前提条件。从国民总储蓄率看，1990年全国平均为34.7%，而安徽、江西和湖北都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河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9个百分点。到1994年， 全国平均水平上升到39.9%，当年只有江西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个百分点，湖北与河南已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安徽则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
与沿海地区在80年代中期的经济勃兴主要是由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农村工业化高潮一样，中部一些省份在90年代出现的经济勃兴，也是由于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农村工业化高潮。1991年中部4 省农村工业产值在本地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还只相当于沿海地区1984年时的水平，而到1995年已普遍超过了沿海地区1991年时的水平，见表6。
表6 东、中部8省农村工业占本省工业比重的变化（%）
1984 1991 1995
江苏 33.9 46.4 69.5
浙江 36.4 48.3 86.8
山东 22.8 44.1 83.6
广东 20.3 25.8 39.9
安徽 17.7 27.6 62.5
江西 15.9 25.9 69.3
河南 18.3 33.4 53.3
湖北 13.5 19.7 47.4
中部省份工业化高潮的出现，与90年代以来外资的内移也有一定关系。前面曾经说过，在整个80年代，进入到中国的外资90%左右是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广东一省所吸收的外资，占到全国的50%以上。就其来源说则是以港台地区投资为主。进入到90年代，出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从对外借款为主转向直接投资为主，港台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以及国外投资的重点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北、向西移动。从绝对额看，中部地区所得到的外资远不能与沿海地区相比，但是由于中部地区经济不发达，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外资的增加，仍使外资在本省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显著上升，见表7。而外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上升，也成为推动90年代中部地区出现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
表7 外资在中部4省固定资产投资中比重的变化（%）
1985 1990 1995
全国 1.8 5.9 17.1
安徽 0.1 1.6
9.1
江西 0.7 2.4 10.2
河南 0.2 0.8
6.9
湖北 0.6 3.2
7.2
注：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所占比重，是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全国栏内的比重，是全国各地区利用外资总额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
在农村工业发展初期，一方面受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水平低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资金积累能力的制约，必然是首先发展人均资金占用量较少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80年代我国经济具有极其明显的“轻型化”倾向，这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工业发展有着极密切的联系。90年代，随着我国城市居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消费层次的提高，经济增长进入到以长期消费目标为主的“重化工业”阶段，工业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但因为中部地区仍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需求与供给的层次都无法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所以工业化的发展仍显示出“轻型化”的特征。
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较，沿海地区的工业结构“趋重”，而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趋轻”这种不同的工业化发展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见表8。
表8东、中部8省工业产值中轻工业比重的变化（%）
1991 1993 1996
江苏 54.4 51.5 48.1
浙江 64.1 63.8 61.6
山东 50.8 48.6 48.0
广东 66.4 64.3 60.8
安徽 52.6 49.9 50.0
江西 45.2 43.8 41.2
河南 44.2 43.8 44.6
湖北 44.2 39.7 45.1
注：统计口径为乡及乡以上1990年不变价格工业产值。
与80年代中期的沿海地区一样，这些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的中部省份，1994年以来也出现了农业增长衰退的前兆。1995年与1990年相比，中部4省在全国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21.4降到20.7%， 粮食产量所占的比重从22.2%降到19.2%。1991～1995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70.2万公顷，而中部4省耕地面积减少达36.3万公顷，相当于同期全国耕地面积减少总量的51.7%。
综上所述，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两次农业高峰和工业高峰，其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样的，即都是一些农业大省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凭借农业大丰收和农产品大提价中所形成的积累，掀起了农村工业化的高潮。农业高峰与工业高峰有一段时间的叠加，接着是工业高峰的持续发展和农业逐步走向低谷。由此看来，90年代我国中部地区的发展，实际上是在重复80年代东部地区所走过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业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超过3 %的农业大省，除了东、中部地区上列8省外，还有一些省份在90年代中期以来， 也出现了工业化速度加快的势头。例如沿海的河北和福建，过去在沿海地区中相对落后，近年已经赶了上来，西部地区的四川和广西，近年来的工业增长率，也达到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出现工业繁荣的机理，也与以上所分析的原因相同。
表9 中部4省“九五”规划的主要目标
年均经济1995年价格 投资累计比 粮食产量年均
增长率(%) 人均GDP(元) "八五增长"
增长率(%)
全国 86538 2.1 1.5
安徽
12～15
全国平均
3.2倍
2.5
江西
10～12 5626 2.9倍
2.9
河南
10～12 5550 2.9倍
1.6
湖北 12
6900 2.6倍
1.5
2000年钢产量 2000年汽车产量
(万吨)(万台)
全国
1.05 270
安徽500
江西180 22.5
河南430
18
湖北
1150
65
注：本表数字根据各省“九五”计划和统计年鉴中有关数字整理。
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
未来15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长期以来，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强国的梦想，将在未来15年内得到实现。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到2010年的长期发展规划，表明了政府的战略发展意图和主要的奋斗目标，各地政府也纷纷提出各自的“九五”和到2010年的远景规划。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处在刚刚起飞阶段，相对于东部地区，今后工业化的路途更为遥远，制定出一个符合本地区情况的好发展战略，意义就更为重大。
从表9数字中可以看出，中部4省的主要计划目标是很接近的。其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出国家计划，其人均GDP水平，则是要求接近乃至超过2000年时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部省份所提出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制约条件。
首先是农业问题。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稳定发展的农业，不仅是不断扩大非农产业人口的前提条件，也是为初期工业化提供积累的重要来源。如前所述，1994年以来，中部4 省的农业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处在下降的趋势，这个现象与80年代在沿海地区发生的现象原因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中部地区的后续发展条件，很难与80年代中期的沿海地区相比。
第一，80年代我国农业的生产潜力还很大，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还未被充分挖掘，因此当80年代中期沿海地区的农业衰退后，还可以凭借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廉价农产品保证供给。但是进入90年代，经过几次农产品大提价以后，我国农产品价格已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市场水平，依靠廉价农产品推动工业化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这对工业化后起的中部地区来说，必然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此外，当沿海地区进入农村工业化高潮阶段时，农业生产增长尚有一定的潜力，这主要是指主要农产品的单产水平还相对比较低，以粮食生产为例，大部分沿海省份的单产水平，在80年代中期是在每公顷4 吨以下，因此当耕地大量从农业内部流失时，沿海地区的农业还可以依靠提高单产来保持一定总产水平，以及主要农产品的缓慢增长。但是中部地区在刚开始进入农村工业化高潮阶段时，这些地区的农业单产水平就已经比较高了，这无疑对处理好今后阶段中部地区工农产业的协调发展构成了不利因素。因为单产的提高并非没有限制，到了一定水平后继续提高将变得极为困难。农业经济学认为，粮食生产的这一边界是在每公顷产量4.5吨左右，因为当接近和超过这一边界时， 会出现严重的“农业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即每提高一单位的产出量，所付出的投入必须成倍增加。1990年我国粮食的单产水平为每公顷3.93吨，当时农业中间消耗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是34.7%；1995年每公顷产量上升到4.67吨，农业中间消耗的比重也上升到41%。1991～1995 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是21.6%，而农业中间消耗年均增长率是25.6%，所以农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9%。这些情况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在90年代初期粮食产量突破每公顷4.5吨后， 已经进入了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阶段。就中部4省而言，1995年的粮食单产水平， 安徽是每公顷4.73吨，江西是4.82吨，湖北是5.59吨，只有河南稍低，是4.12吨。中西部的其他农业大省，其农业潜力的开发程度也很高，例如1995年每公顷的粮食产量，广西为4.69吨，四川为4.86吨，湖南为5.65吨，吉林为6.12吨，新疆为4.87吨。而沿海各农业大省的单产水平，至今大部分仍在5.1～5.3吨之间，可见未来中西部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难度，实在是难与80年代中期的沿海地区相比。
第二，我国沿海地区是凭借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农业大丰产和农产品大提价的推动，迈开了农村工业化的步伐。到80年代末期，一次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普遍从65%降到了50%。在80年代的第一次农产品大提价后，我国农产品的国内收购价格与国际市场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就是90年代我国农产品第二次大提价的基础。而第二次农产品大提价，不仅推动中部地区出现了农村工业化高潮，也对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形成第二次推动力，使沿海各省一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普遍从50%降到40%。但是第二次农产品大提价，使我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使我国今后的农产品的供给及价格水平，必须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均衡。由于世界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比我国优越得多，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将长期低于国内，因此用不断增加进口的办法来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显然比再次大幅度提高国内农产品价格来刺激国内农业供给的办法要优越，所以，今后继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前景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未来的前景是这样，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后续动力，与不能与东部地区相比。
其次是环境问题。工业化的发展要占用大量平地资源，而我国的平地面积约只占国土面积的12%。从未来的发展看，要使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达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程度，每平方公里平原面积所提供的工业产出，将比欧洲国家高出3～5倍，比美国高出10倍。如此密集的工业产出只有日本可比，但日本是岛国，且国土面积狭长，河流大多短促而湍急，走向是从岛中央的山脉流向两岸入海，因此有利于污水的排放，大气的污染也易受到海上来风的净化。相比之下，我国沿海地区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而中部地区由于远离海岸，水与大气的污染会更加严重，环境保护的难度及其为此所需的费用，将比沿海地区要大得多。例如目前中部工业化推进最快的安徽省，虽然只是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农村工业的发展就已造成对淮河和巢湖的严重污染，以致于到了非关闭相当多的一批乡镇企业而不能治理的程度。
最后一个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中部地区各省所提出的重点产业发展目标。从表9的数字看，中部工业化势头最强的4省，到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大大超过国家计划安排的全国平均增长率，而其人均收入目标都是达到或者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这些省份的计划目标真能实现，他们所提出的主要工业产量指标就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按1990年价格计算，到200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200美元左右，按此计算， 中部4省的人均收入水平届时也将在1000～1200美元之间。 这个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6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当时日本的人均钢产量在400公斤左右，人均汽车产量在0.30台左右。 按照这个需求水平来看这4个省的“九五”计划， 钢产量就是目标最高的湖北也相差一半左右，其他3省差得更多。汽车产量也是如此， 产量指标最高的湖北也只及1/3，产量指标最低的河南只及1/16。然而另一方面， 在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后，对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要求空前上升，例如钢铁工业的最佳经济规模，是建设年产1000万吨钢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汽车工业的最佳经济规模是年产50万台以上的轿车厂，和年产15万台以上的卡车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除湖北可以达到标准外，其他三省都相差很远。
一方面是产量指标达不到需求总量的要求，一方面是所计划的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这就是以上4 省在“九五”计划安排中的突出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全国各省“九五”计划中的共同问题。未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可能与日本60年代以后所走的道路极不一样，随着技术进步的发展，未来中国所需要的主要产品的产量，也可能与日本60年代中期的人均水平相差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不太关心到2000年时中国人均主要产品占有量与日本60年代水平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能不关注我国产业发展计划普遍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的现象。特别是在若干个省份的需求总量已经可以容纳得下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出现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更需要引起重视。发生这种情况，是我国“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反映，因此如何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模经济要求，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组织经济建设，是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发展战略及规划中亟需研究的问题，否则，各地区所提出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就难以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