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波动及其趋势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现阶段论文,趋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背景
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四方面特殊背景下展开的。一是持续高速的特殊增长背景：改革开放26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5%左右，并且预计到2030年之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8%左右（2000年至2010年为8～9%，2010年至2020年为7～8%，2020年至2030年为6～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持续了26年的高速增长，并且还极可能继续保持25年的高速增长，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中国2004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已相当于1978年的10倍以上。只要在未来增长率平均不低于7.2%，到2030年，我国人均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将超过8000美元，比2000年人均800多美元的水平再增加10倍。（注：刘伟 蔡志洲等：《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5》，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二是工业化加速的特殊发展背景：我国经济不仅在量上急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在体现发展的实质性进展的结构高度上迅速提升。产业结构，包括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均迅速发生着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已从1978年的近80%下降为2004年的50%以下，城市化率也从29%上升至40%左右，就经济结构而言，我国经过26年发展，已经实现了从低收入穷国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的转变，并且结构变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仍会保持相当高的速度，到2030年之前，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将从目前的50%左右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从而在结构质态演进上实现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国。（注：刘伟 李绍荣：《转轨中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三是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体制背景：改革开放26年来的体制转轨，使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取得了极为深刻的进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运行越来越大程度地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尽管中国现阶段要素（资本和土地）市场化进展较为迟缓，但商品（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化已基本实现。尽管按国际标准承认我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的国家尚不到40个，尤其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都未承认，但国际社会越来越以市场经济标准来对待和规范我国经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企业微观主体制度的改革尚有待深入和规范，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比重从1985年的近90%下降到目前不足40%，非国有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已近70%，表明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进程所需要的所有制基础正在迅速发育。尽管对我国市场化进展水平的度量存在很大分歧，但承认市场机制已是我国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已成共识。（注：李晓西等：《2005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5年版。）四是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开放性背景：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无论是在进出口贸易上，还是在资本流入流出上，联系程度都越来越高，中国经济增长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度也日渐增大；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经济运行准则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竞争性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强。
上述四方面的特殊背景，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是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失衡，是伴随着结构急速变化的总量失衡，是日益提高市场约束程度中的失衡，同时也是日益提高竞争的国际化程度中的失衡。
二、从时间序列的变化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冷热标准
分析经济增长中的总量指标及其相互关系，最基本的是GDP总量指标，以及投资和消费总量指标及其变化。从需求方面看，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便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投资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长变化速度，促使国民经济增长趋于均衡和协调，而对于经济增长、投资、消费三者间相互关系的调控，又可以分为存量比例关系的调控和增量速度间的调控两类情况：存量比例关系的调整往往具有静态性质，同时调整力度以及由此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深刻；增量速度间相互关系的调控，往往具有动态的性质，是对三个指标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更具渐进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存量比例关系的变化是增长速度逐渐变化而累积成的某种结果，因此，就宏观调控而言，更应注重的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其中的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加以调控，并在此基础上协调主要总量指标的增速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结果上的存量比例关系的协调和均衡。判断经济增长是过“热”或过“冷”关键也在于判断增长速度的变化率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变化。
就分析方法而言，考察GDP、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是否均衡，运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中的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额作为经济增长中投资和消费总量指标是较为理想的，运用它们的增长速度指标来反映投资与消费的增量关系也是合适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GDP的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目前的统计中，在季度统计上并不统计和公布支出法GDP的数据，只能在下一年度的统计中才可获得，所以据此进行分析并协调年度内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投资与消费增长速度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而，一般使用的指标是与之相联系的指标，即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标反映资本形成总额，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最终消费。虽然这种指标的替代并不十分准确，但更符合实效性的要求，同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增速和社会消费晶零售总额及增速大体上也可以反映投资和消费的运动趋势。
考察经济增长(GDP)、投资和消费三者增长速度间的相互关系，考察这种相互关系的长期运行趋势较为通用也较为简单的方法是平均数分析方法，虽然某些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可能更精确，但对数据的要求往往难以满足。因此，在这里，首先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进行平均数计算，并将伴随时间序列变化的平均数及其变化作为长期趋势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估计标准差分析，考察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投资、消费三个主要总量指标的波动范围，并由此归纳出我国现阶段制度、结构、技术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要总量指标增速过快或过慢的经验性标准。
根据统计局所提供的有关数据，按算术平均数计算，我国自1981年至2003年年均GDP增长速度为9.5%（按几何平均数计算的结果为9.54%）；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数来反映）为13.2%；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以消除了价格变化的社会消费总额指数来反映）为8.6%。
我们将20多年来的平均数指标及变化视为这些主要指标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基本趋势，那么，这里的长期趋势表明：(1)中国现阶段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无论是GDP指数，还是相应的投资和消费指数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征；(2)投资的增长速度在长期里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按支出法计算的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是上升的，相应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这表明作为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中国经济，投资及其增长在拉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所不同的特殊影响。
若平均数反映的是经济现象长期运动的趋势，那么，对这种长期趋势的严重偏离，便可视为脱离了正常状态，或者说超出了正常波动的范围，进而可以视为增长过快或过慢。若以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标准差为控制标准，那么，围绕平均数，超出一个标准差的增长可以判定为过快或者说过热，低出一个标准差的增长可以视为过慢或者说过冷。
分别对1981年至2003年以来的GDP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和社会消费的零售指数的时间序列计算标准差，其中GDP增长指数的一个估计标准差为3.05个百分点，消费指数的一个估计标准差为4.8个百分点，投资指数的一个估计标准差为10.9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中国20多年来的平均速度为9.5%（算术平均），向上加一个标准差单位（3.05个百分点），为12.55%，向下减一个标准差单位（3.05个百分点），为6.45%，表明在现阶段，根据我国的制度、结构、技术等基本历史条件的规定，短期内若不发生重大特殊变化，经济增长(GDP)的正常波动范围在6.45%～12.55%之间，超出即为过热或过冷。
就投资的增长速度而言（以消除价格变动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数来表示），20多年来投资增长指数的标准差为10.97个百分点，表明围绕投资指数的平均数13.2%，向上加上一个标准差为24.17%，向下减去一个标准差为2.23%，其波动范围在2.23%～24.17%之间，低于或高出这一波动范围，根据我国目前的经验，便可判断经济增长的投资增长是过冷还是过热。
就消费品增长速度而言（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社会消费品总额指数表示），20多年来的平均数为8.6%，向上加或向下减一个估计标准差（4.8个百分点），波动范围在3.8%～13.4%之间，表明我国现阶段消费增长速度上限不超过13.4%不算增速过快，下限不低于3.8%不算过慢。
正是根据上述判断标准，检讨1981年至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发现就GDP增长而言，偏冷的年份（增长率低于6.45%）有3年（1981年为5.23%,1989年为4.1%,1990年为3.8%）；过热的年份（高于12.55%）有5年（1984年为15.2%,1985年为13.5%,1992年为14.2%,1993年为13.5%,1994年为12.6%）；其余15个年份均为正常增长。就投资增长而言，过冷的年份（增长率低于2.23%）有2年（1989年为-21.2%,1990年为0.3%）；过热的年份（增长率超出24.17%）有5年（1982年为25.6%,1984年为24.7%,1985年为27.6%,1992年为25.2%,1993年为27.8%）；其余16个年份均为正常。就消费增长而言，过冷的年份（增长指数低于3.8%）有3年（1986年为-4.2%,1990年为0.3%,1993年为0.1%）；过热的年份（增长指数超出13.4%）有2年（1984年为14.6%,1985年为17.8%），其余18个年份为正常。根据上述长期趋势，对2004年及2005年的情况做出判断，2004年GDP增长为9.5%,2005年上半年为9.5%，应该说都属于正常（6.45%～12.55%之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04年为23%左右（公布数为25.8%，但除去价格因素后应为23%），2005年上半年为22%以下（剔除价格因素后），应当说虽然未超出波动范围上限(24.17%)，但已经十分接近了，总量上增长指数的这种与过热极限的接近，必然伴随着其中结构性的某些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显著过快，实际上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4%，已经达到了上限的临界值，尽管在总量上未超出，但其中的结构性过热的矛盾在许多方面已经十分尖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推出了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措施，从目前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中的总的增速尚未过快，但结构性过快矛盾尖锐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消费增长指数（以消除价格因素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数反映）2004年为10%以上，2005年上半年为12%左右，分别高出平均值(8.6%)2个及近4个百分点，但处于正常波动范围(3.77%～13.37%)之内，应当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三、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均衡性的提升
宏观经济运行的均衡性，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质量，重要的体现在于增长中的波动性弱，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目标，也在于淡化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周期性，进而减缓其波动性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程度。就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GDP、投资、消费等三大宏观指标的波动性而言，突出的特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按时间序列计算的标准差反映出的投资、消费、GDP增长中波动性强弱的排序为：投资最大(10.97%)，消费次之(4.8%)，GDP最小(3.05%)。就是说，从计算的标准差上看，投资增长指数的一个标准差10.97个百分点，消费指数为4.8个百分点，GDP指数为3.05个百分点，表明我国GDP、投资、消费三大主要总量指标变化中，经济增长(GDP)波动的幅度最低。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均衡性水平的提升。
那么，为什么上述三项总量指标的波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呢？首先，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中，之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性最大，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1)发展的经济阶段性原因，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客观上也正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显著加快的时期。从我国的现实来看，20多年来平均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剔除物价因素后）为13.2%，在GDP、投资、消费三项指标中也是平均增长速度最高的，速度高本身就为波动性增大提供着基础。(2)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原因，投资的波动直接受市场信心的影响，而市场本身是具有周期性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市场信心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对于投资的影响也就差别极大，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普遍地存在着投资的波动性高于经济增长(GDP)的波动性的状况。这是经济的周期性与投资增长间的内在联系所规定的。(3)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原因，20多年的改革，使得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无论是从地方利益上还是从相应的责任上，无论是从经济动机上还是从非经济动机上，都不能不越来越将“地方收入最大化”作为基本的，甚至是首要的行为目标。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最重要又是最简单的办法便是加快投资，所以不遗余力尽可能加快投资便成为各级政府共同的冲动。怎样使这种冲动能够超越当地财力的硬性限制而实现加速发展呢？只有依靠在本地区之外广泛招商引资。根据我们曾做过的一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取得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地区，尤其是深圳、上海等保持了两位数的平均增长率的地区，无一不是以迅速扩大投资为先决条件；而且这种扩大投资的行为，与各地本身人均GDP已达到的水平并无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以扩大投资拉动的地区的高速发展与地区本身的可能的积聚能力并五更多的直接关系，地区发展并不依赖于它本身的积聚能力。（注：刘伟 蔡志洲：《区域差异——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资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3、4期。）这就从体制上为扩大投资，尤其是为超越地区积聚能力而扩大投资创造了可能，从而使我国现阶段投资增长速度尤其加快。进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尤其是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约束而产生的行政性行为的变化，对地方的投资行为必然会产生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从而使得投资的波动性增大。
为什么消费增长的波动性小？尤其是在我国显著地低于投资增长的波动？主要原因至少也在于以下三方面：(1)消费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市场化进展越深入，这一点体现得越显著，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支出越是更严格地受家庭预算限制线的约束，消费行为本身越市场化，可支配收入越对消费本身具有约束力，消费的增长才越可能真正建立在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基础上，而不至于发生严重的软约束下的消费饥渴和超越收入限制的消费冲动，我国消费品的市场化进程是在各方面市场化进程中最为迅速的。这就为消费的增长受市场硬约束不断创造着体制条件。(2)也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历史进程中，因而人们对于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仍处于不断的上升中，对于未来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各种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等的变化认识的不确定性提升，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的提高，都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费的比重下降，相应的增加储蓄，以提高未来消费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说，使可支配收入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刚性增强，这是使消费增长波动性降低的重要体制原因。(3)分配制度变化，尤其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下，经济增长及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在社会成员的分配上的差异是扩大的，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是不争的事实。从增长的波动性来看，高收入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会低于低收入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因而，收入越是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层，总收入中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发生的消费增长就会产生严重的差异，这也是我国现阶段为何消费增长速度相对于GDP增长速度，相对于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来说偏低的重要原因，增速低本身就构成波动性低的重要条件。
那么，为什么在GDP、投资、消费三个总量指标的增长指数中，GDP的增长波动性相比较而言最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降低表明增长的稳定性提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GDP增长指数波动性小，因为它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政策作用目标，宏观调控的基本目的就在于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而这种稳定性重要的体现便是GDP增长的稳定性，所以政府政策作用的集中和政府调控关注力度的集聚，使GDP增长波动性较低具有较充分的政策基础。而且，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历了长期的治理短缺的历史，同时又经历了自1998年后的治理需求疲软的实践，在总量上实施宏观调控的经验日益丰富，对宏观经济的反周期调控能力也在不断提高。(2)我国GDP增长指数波动性小，还因为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市场化进展，对外开放对市场化的推动，在所有制改革上的对市场化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条件的创造等等，使得市场机制已经逐渐替代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从体制上能够摆脱行政性的大起大落式的不稳定，事实上，行政性调控经济产生的不稳定以及起落幅度远远大于市场约束下的经济周期波动性，这一点已经为经济历史事实所证明。(3)从经济增长结构上看，GDP可以从需求方面分解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部分，如果假定不考虑净出口方面，仅就投资和消费来看，虽然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的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尤其是比其他发展历史阶段要快，从而使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按支出法）不断上升，但总的来说消费在存量中所占比重还是最大的（2003年为55.5%），消费本身增长的波动性又显著低于投资的波动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由于投资的波动性而产生的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投资和消费增长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性，但这种波动受不同的因素规定，因而往往并不是同步发生，一般情况下，在同样的波动方向上，总是投资的波动在前，消费的波动在后，并且，消费行为本身的不可逆性产生的对经济周期的“棘轮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着经济增长(GDP)的波动程度。
2.伴随着市场化和政府调控方式的转变，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逐渐提高。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同时根据上述有关我国经济总量主要指标正常波动范围的分析，从总量上看，自1995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包括2004年和2005年上半年，可以说近10年的时间，在总量上看是稳定持续、高速增长的，尽管其中包含相当尖锐的结构性矛盾。根据统计分析，自1995年以来，我国GDP增长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数这三项总量指数都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总量上严重失衡的年份全都集中在1995年之前，自1981-1994年的14年里，GDP增长过热5个年份，过冷3个年份，合计为8个年份，一半以上的年份不正常，正常年份仅为6个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5个年份，过冷2个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过冷3个年份，过热的2个年份，也均集中在1994年之前，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严重波动主要发生在1994年之前，1995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在总量指标上基本是稳定的，尤其是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9.3%以上，若2005年仍不低于9%，那么我国便是自2003年以来连续三年GDP增速保持在9%以上，同时经济总量上又未出现严重失衡，应当说这是一种高质量的高稳定性的高速持续增长。
究其原因，一方面表明在经济体制上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使得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了避免行政性直接干预而引发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可能，使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至少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市场经济内在运动逻辑而不是体现行政意志。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政策效应的提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稳定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政府经济调控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1)总量政策与结构调控政策相结合，但更强调结构政策的作用，使宏观调控更具针对性；(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但体现了“紧松搭配”的原则，而不是简单的双紧或双松，使宏观调控更为协调；(3)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相结合，但同时直接运用资源（如土地）配置的微观措施，使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实现更具微观经济基础；(4)中央政府行为目标与地方政府行为目标相互协调，但对地方利益及其相应的行为周期予以尊重，中央经济政策作用周期与地方经济行为周期相互错落，使政府干预经济的周期力度及相应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程度发生了时序上的淡化，减弱了经济的波动幅度；(5)经济增长调控与促进对外开放相结合，但在调控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失衡时，国际收支领域政策基本稳定，特别是保持了汇率的长期稳定，尽可能地减少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波动性的影响。（注：事实上我国人民币长期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升值压力，但我们把汇率政策的选择与调控国内经济均值增长的目标需要结合起来，没有轻易地更没有简单地调整汇率，直到2005年7月结合整个汇率决定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才有2%的升值性变动。）正是上述政策调控的特点，使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在保持高速的同时保持稳定。（注：刘伟 蔡志洲：《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现阶段降低高速增长中的波动性，重要的在于协调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间的比例制约关系。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越来越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总量的大幅度波动，而是表现为结构性失衡并由此构成对总量增长失衡的威胁，因而，要提高增长的均衡性，重要的在于结构性协调，其中突出的在于投资与消费增长速度上的协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提供的数据计算的1981年至2003年我国GDP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数等有关数据，以GDP指数为因变量(Z)，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X)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数(Y)为自变量，拟合线性回归方程：
Z=74.10451+0.112476X+0.199901Y
该方程通过了在95%置信度上的假设检验。在该方程假设下，我们可以研究我国现阶段GDP、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的制约关系，据此测算，我国现阶段在GDP增长速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如果我国经济增长保持9.5%的水平，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消费的增长速度下降0.56个百分点；如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31%，那么消费就不再是增长速度的下降问题，而是出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负增长。（注：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与消费增长之间。据测算，当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的增长超过26%，消费将会出现负增长。）
从我国现阶段的增长均衡性要求来看，虽然投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作用，虽然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较高，并且促使投资在总需求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一方面消费直到目前在我国需求结构中仍占55.5%；另一方面，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必然会排斥消费需求的增长，最终使总需求的增长受到负面影响，并不能有效地实现高速、均衡、持续增长的目标。至少投资的增长速度应控制在不使消费产生负增长的水平之下。至于GDP增长指数、投资（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的增长指数、消费（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社会消费的零售总额反映）的增长指数三者关系的协调原则，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实践中存在的上述三项指数的长期趋势，即GDP指数平均为9.5%，投资增长速度为13.2%，消费增长指数为8.6%。这意味着，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是在9%的邻域里，那么，投资的增长速度高出GDP指数均4个百分点左右，消费增长速度则低于GDP指数1个百分点左右。当然，这种增长速度上的比例，只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历史概括出的经验性比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伴随着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这种比例关系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但根据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要求，从动态上，协调投资、消费增长速度间的比例关系，是不可否定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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