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中的矛盾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结构仍表现出冷战后过渡时期的特点。虽然总体安全形势较为平稳，已有的一些容易引起冲突的问题大多趋于缓解，但本地区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安全结构。旧有的军事安全结构和现实的政治多极化趋势的不协调，使人们在探索未来地区安全结构的过程中处于矛盾境地。
一、亚太地区过渡时期的合作与矛盾
（一）区域合作是使地区总体形势保持平稳的重要因素
冷战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主要是东亚地区处于近代史上少有的和平稳定状态，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地区内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发展也方兴未艾，和平、合作与发展已成为地区形势的主流。从1993年APEC在西雅图举行了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1994年7月东盟地区论坛就安全问题上的地区合作举行了首次会议；11月APEC《茂物宣言》启动了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亚太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展开了全面合作。这些合作在促进地区内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及缓解某些国家间的政治矛盾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合作是使地区保持总体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主流形势之下，一些现实的安全问题基本上都趋于缓解或得到控制。
冷战遗留的朝鲜半岛问题，自1994年美朝核问题框架协议签署以来，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无论在金日成主席去世后外界对朝鲜的内部有多少种猜测，北朝鲜仍基本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南北之间，以及朝美之间尽管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缓和局势、和平解决仍是主要的发展趋势。
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由于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开始生效，以及东亚一些国家相继批准该公约，从而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显得有点紧迫。日本由于批准该公约而与韩国在竹（独）岛问题上发生争执，对中国又重新挑起钓鱼岛问题。南沙问题也由于主权争议而常成为地区安全中的议论话题。这些问题虽然有时紧张，但基本上是处于可控状态。
（二）多极化趋势中的矛盾因素
亚太地区各种多边合作的发展是与冷战后地区内的多极化趋势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冷战后亚太地区政治上最大的变化是东盟的崛起。随着东盟成员逐步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东盟不仅成为东南亚国家自己处理区域性事务的组织，同时也是亚太地区一支重要的地区政治力量。东盟的崛起是地区格局多极化的表现，但亚太地区过渡时期的特性表现为一超加多极的形式。
因此，过渡时期的矛盾表现为在构筑未来地区安全架构中究竟是以一超为主导还是以平等合作为基础。就代表性而言，目前对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大因素是美国、中国和东盟。这样划分并不意味着排除或轻视俄罗斯、日本等重要国家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但俄罗斯目前不仅无力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影响，同时还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欧洲，去对付诸如北约东扩等较为紧迫的问题。日本由于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使自己成为美国在亚太及全球称霸的帮衬，因而在地区安全上应主要归于美国因素的范畴，尽管它在某些方面与美国不尽相同。
在上述三种因素中，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其所发挥的作用对地区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是亚太地区旧的安全结构的主要构造者。在这种结构中，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是一些较为独立处事的国家，在安全上处于独立、分散或不确定的状态。在这种结构中，美国主要是依靠其军事力量而在地区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面对新形势，美国如何看待和应付其在亚太地区所遇到的问题，将对本地区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与此相关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亚太地区一些“民主国家”的内政正在对本地区的形势产生微妙的影响。较为直观的是日本政治近年来出现的右倾化现象。这种现象是导致日本国内对其侵略历史的翻案风和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激化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出现了保守倾向，少数种族主义分子当选为国会议员，并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使澳亚关系受挫。并且，基于这种保守主义，澳大大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美国国内政治历来是影响其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表现得越来越复杂。在中美关系上更是如此。近来在中美关系出现改善势头的同时，美国国内却再次出现了不少谈论“中国威胁”的言论。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弥漫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作。“中国威胁论”反映了霸权主义对新兴国家的阴暗心态。尽管有人认为这并不代表美国的主流，但以西方国家舆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不能低估它对美国的中国及亚太地区政策的影响。美国为维护其霸权究竟还会在亚太地区做些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变化。从这一点上说，美国因素是亚太地区安全中一个难以确定的因素。
东盟是亚太地区一支重要的地区政治力量，在冷战后发展迅速。在亚太地区安全中，它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构造自己在其中能起主导作用的多边安全机制来保持大国力量及其关系的平衡。东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在寻求大国力量与关系的平衡的同时，也要求大小国家之间的平等。因此，随着东盟在亚太地区地位的增强，其作为也就必然会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产生某种制约，从而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由于东盟在牵制大国平衡关系上具有某种特殊作用，因此它也就成为大国争取的对象。东盟在构筑未来地区安全结构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将取决于其内部的协调性和对外的协调能力。
中国因素是亚太地区受到关注最多的因素。由于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经济持久迅速的发展必然使其对地区的影响力增强。因此，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会以什么方式在亚太地区发挥什么作用，并最终会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也就受到关注。事实上，外界对这一点如何判断，有时并不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努力地去阐明自己的政策，而是取决于分析者本人是客观全面地，还是主观偏执地看问题。从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持有所谓“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强大，以及中国的统一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这种理论最准确无误地反映了其自身的霸权心态。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自身的安全利益与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周边地区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这三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中国政府始终主张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但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本身），通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既不会去称霸，也不会容许霸权主义威胁自己的正当利益。中国是亚太地区一支重要的稳定力量。有些西方人，特别是持有“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虚弱和发展缓慢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事实恰好相反，中国正是以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从而不仅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稳定，也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今天，中国越是强大，就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总之，美国、东盟和中国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因素所构成的关系结构反映了亚太地区冷战后过渡时期的矛盾特性。这些矛盾在亚太地区探索与新时期特点相适应的安全结构过程中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来。
二、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矛盾因素
9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在安全结构的组成中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美国强化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原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是地区内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线的在安全问题上的多边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发展。这两种趋势的并存使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出现多重矛盾。
（一）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与双边军事同盟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1.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特性
冷战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地区内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多边安全合作也提上议事日程。澳大利亚曾提出建立欧安会式的亚太安全机制。美国在看到多边趋势的不可阻挡之后，也试图以APEC为基础建立多边安全机制，以便于自己利用强国的地位来掌握主导权。但是，亚太地区最终选择了以东盟外长会议后的对话国会议为基础而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初步形式。
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为什么最后会接受东盟地区论坛这种形式，应当说是由于它在许多方面符合了时代的潮流和地区的特点。第一，东盟地区论坛在成员上具有包容性。它可以使亚太地区内的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以及关系不好或相互之间有芥蒂、争执或冲突的国家平等地坐在一起对话磋商。第二，东盟地区论坛在手段上强调的是政治性和合作性。即参加国之间主要通过政治对话与合作来达到安全的目的。论坛引进了东盟的合作经验，强调协商性和一致性。第三，东盟地区论坛在目的上强调安全的共同性，即，论坛是以谋求所有参与国的共同安全为目标。各参与国之间在此寻求的是本国的安全利益与地区的安全利益之间的最佳结果。
东盟地区论坛自1994年7月在曼谷举行首次会议以来，已取得相当的进展。1995年8月在文莱举行第二次会议时，确定了将通过三个阶段逐步就安全事项达成共识：1.建立信任机制；2.推行预防外交；3.加强化解冲突战略会议。此次会议还明确了东盟地区论坛将沿着官方和非政府组织两条轨道进行。第二轨道定义的存在，使目前众多的非官方的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探讨和协商活动纳入了东盟地区论坛的范畴。1996年7月在雅加达举行第三次会议时，除通过了有关区域合作的具体措施，以进一步加强信任机制之外，还通过了加入论坛的标准作为今后论坛扩大成员的基础。此次会议引人注目的是缅甸和印度的加入。缅甸的加入意味着西方国家干涉内政政策的失败。印度的加入则表明了论坛地域范围的扩大。另外，此次会议主席声明指出：“该组织的‘地理影响’将覆盖整个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以及大洋州”。从而明确了东盟地区论坛的意义并非仅限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虽然东盟地区论坛要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但论坛的合作对话本身就有利于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而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
2.军事同盟的特点
军事同盟的特点在于它是在部分国家间签署的以军事合作为手段的同盟条约。它首先在成员构成上具有排它性，即这种条约的应用范畴仅限于这部分国家，并且排斥特定对象的参与。其次，军事同盟强调的是军事性和对抗性。即同盟成员通过军事合作来与非成员中的现实的以及潜在的敌人进行对抗，从而达到使自身安全的目的。因此，军事同盟在目的上是自私的和片面的。它寻求的只是自身利益的安全，并且很可能会以牺牲它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1996年，美国先后与日、澳签署了旨在加强双边军事同盟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和《悉尼宣言》以及一系列相关文件。对美国来说，日、澳不仅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对美日军事同盟进行评价是个复杂问题。但是，如果说过去美日安保条约有抑制日本发展军备的作用的话，现在它在某种程度上却在鼓励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发挥军事作用，只不过这些均要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与此同时，美澳之间也决定从1997年起进行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其中有一场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美国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在亚太地区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频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还需由当事者自己进行解释。但无论如何，我们看不出美国如此突出地强调其军事力量的存在对亚太地区内建立相互信任究竟有何益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美国自身发挥作用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今年美国在10天之内连续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要求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行动的决议就是明显不过的例子。
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和双边军事同盟的关系上，美国政府奉行的是以多边合作作为自己双边同盟的补充，且这种多边合作不能危及自己的双边同盟的政策。然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等合作、共同安全的地区环境。美国的安全目标是要防止在亚太地区出现任何新的能与其霸权相抗衡并具有威胁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出现。这种目标，在某种情况下所导致的并不是稳定而是对抗。因此，从根本上说，双边军事同盟的发展是与政治上的多边安全合作相矛盾和冲突的。亚太地区众多的国家不可能为了迎合美国的利益而去进行多边合作。而相互平等的多边合作毫无疑问地将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产生制约作用。
（二）安全观念中的矛盾
1.相互依存的合作安全观与霸权统治下的强权秩序观的矛盾
亚太地区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上，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均比较高。虽然最初是以美国、日本的资金、技术，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劳力、资源加上北美的市场为模式，但近年来，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的比重在不断增长。美国虽然主要的贸易赤字仍来源于东亚，但同时东亚也是其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从经济的角度讲，亚太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合作安全的概念。
合作安全的根据在于，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在完全中的比重下降，经济、政治等因素的比重上升。同时，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保护、跨国犯罪等问题也成为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安全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合作的手段来解决。
在合作安全的概念之外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霸权安全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稳定均来自一个霸权的统治，或两个，或多个霸权的力量平衡。而当一个新兴国家对旧有的霸权地位造成挑战时，就会破坏稳定造成冲突。这种理论强调军事力量在安全中的决定性作用。目前流行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正是源于这种霸权主义理论。早在80年代，美国就有人在侈谈冷战后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问题。今天，《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谈论的所谓“中国威胁”不过是一个新兴国家可能对美国的霸权造成的挑战，把中国对国际事务影响能力的增强描绘为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简言之，从霸权主义的理论来看，另外一个大国的发展就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威胁。因此，霸权主义的安全目标就是防止所谓新“霸权”的出现。这种论调不能不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
2.共同的安全需求与不同的安全利益的矛盾
由于安全观念的不同，产生了共同的安全需求与不同的安全利益的矛盾。稳定是亚太地区各国共同的安全需求。但如何寻求这种稳定的持续长久，就反映出不同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主要依靠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来寻求共同的稳定；抑或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制衡的方法来制造仅仅有利于己方的安全。
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中，前者寻求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策一系列国家间关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能够预防冲突的机制。而后者仅强调建立机制，以图制约他人，而忽视或避开国家关系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它置自身人权状况极为糟糕于不顾，最喜欢以人权为借口来干涉它国的内政，并冠之以所谓关心人权、促进民主有利于稳定，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等。这种理论在忽视它国的主权尊严的同时，也忽略了历史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也是西方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怪胎这一事实。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国家行为是破坏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与地区的共同安全利益相悖的。
（三）现实的矛盾对区域安全合作的影响
上述现实矛盾的存在对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产生了诸多影响。首先，在多边机制中，是应突出军事制约还是政治合作呢？具体地说，建立相互信任的具体措施与国家关系原则之间究竟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一些为各国所接受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那么以军事制约为主要内容的互信措施又有多大意义呢？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准则，有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等。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的主席声明中说，会议“主张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国家关系的准则以及地区建立信任、预防性外交和开展政治安全合作的独特的外交手段”。但是，这些原则依然处于虚拟的状态，甚至在第二轨道的议题中都会遭到超级大国对某些条款的拒绝。在日常的国际事务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明白无误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言论与行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对此除了在某些具体事件上给以抑制之外，尚不能对其有更多的制约。这种矛盾使得多边安全合作在虚拟的原则与具体的措施之间徘徊不前。
其次，由于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原则的虚拟化，造成对具体的信任措施的追求缺乏依托。本来，相互信任首先应是政治上的事，共同的国家关系准则应是建立信任机制的基础。但在目前尚未将虚拟的原则具体化为行为准则的时候，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就已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军事安全措施上，从而使建立信任的过程有时显得像是揭露相互间的不信任。多边安全合作目前仍处于论坛性阶段，但作为一种组织机制它需要以不断取得成果和进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它自身具有尽快向制约性安全机制前进的压力。然而，地区内安全结构上的复杂矛盾又要求它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这种矛盾会使地区多边论坛的发展过程出现曲折性。
三、亚太地区面临的选择
在这充满矛盾的历史过渡期，亚太地区面临着对未来的选择。由于亚太地区已经出现的多极化趋势，因此理想的选择是构筑一个可以使各国平等地和平共处的多边安全机制。但现实可能会使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双边军事同盟与多边政治合作共存的局面。这种矛盾结构有可能使地区内出现第三种情况，即大国间的对抗。在对未来地区安全格局的选择过程中，美国、东盟和中国三大因素都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其中以美国的作用最为关键。因为只有美国有能力选择对抗。从最近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和去年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走向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一文中，都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中存在着选择对抗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如何面对东亚新兴力量的崛起，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东亚国家的兴起必然会削弱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小国家的合作自主能力的增强，而非其他霸权的出现。如果美国一定要维护自己的霸权，抑制别人的发展，那最终将导致对抗。如果美国能理智地对待世界的正常变迁，那将有助于亚太地区出现合作与繁荣的局面。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较快，但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尚需许多时日。通过合作来谋求周边地区的稳定，始终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能力也将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东亚地区称霸。中国一向反对霸权主义，更不会自己去称霸。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也主张采用和平方式，但这点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身。持有“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强大后会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并把这作为中国开始称霸的标志之一。这是十分荒谬的。从历史的眼光看，台湾问题是美国长期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毫无疑问，美国始终认为台湾在其亚太地区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实际上它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虽然表面上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但却从未放弃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如果美国能够本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行事，相信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就不是可预而不可期的。台湾问题将成为美国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的试金石。
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代表，是亚太地区构筑多边体制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大国间关系的牵制力量。东盟如何在大国间协调平衡，对地区的稳定和未来安全结构的确定也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总之，这三种力量的相互平等合作将是地区安全的最理想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