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丽[1]2000年在《早期美国人民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选举权被美国人称为“第一自由”。今天，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享有选举权；但是，在美国早期仅有少数人享有这一权利，为实现人人拥有平等选举权这一目标，美国人民经历了一场长期、艰苦、连续而又充满血腥的斗争。 1776年，美国曾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且享有造物主所赐予的某种不可让予的权利”；然而，这一所谓不言而喻的真理实际上并非不言而喻，1787年宪法中所用的“我们人民”这个词也并非指每个公民。 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曾估计在弗吉尼亚约有一半的缴税人或在军中服役的人没有选举权。事实上，其它州亦如此，许多人因殖民地时期形成的选举资格制被剥夺了选举权。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美国人终于突破对选举资格的严格限制，使财产等选举资格得以取消，在内战前实现了一人一票权（one man one vote），确立了普选制。本文着重对美国人民争取普选权斗争的理论、过程、深刻的社会原因及特点进行分析。 影响美国早期选举权的理论有两种：选举权有限论和自然权利论。这两种思想均来源于欧洲，并在北美大陆得到传播与发展。 持有限选举权论的人有欧洲政论家约翰·弥尔顿、詹姆斯·哈林顿以及殖民地领袖约翰·温思洛普和美国上层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肯特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选举权应当限于有财产的人，实行普选制会危害社会。该理论产生的原因在于英国传统影响及有产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穷人的偏见。 坚持自然权利论的有英国的平等派领袖李尔本及北美的宗教平等派和美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他们认为选举权是人的基本的自然权利，只有实现普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平等，选举权仅限于有产者是不公平的，社会的不安定不是来源于普选制，而是来源于权利分配的不均。自然权利论产生的根源在于中下层人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及部分上层统治者出于对国家社会安定的考虑。 殖民地创建蜘，北美尚不存在选举资格的严格限制，由于地广人稀，经济不发达，殖民地居民基本实行普选制，选举权具有明显的广泛性。但在殖民地中后期，伴随着殖民地政治经济的发展，殖民地当局逐步加强对选举资格的限制。一系列包括宗教、道德、财产、性别、年龄、居住地与居住年限及种族等条件的选举资格形成。经过层层限制，选举权成为有钱的白人基督徒的特权。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端：第一，把持殖民当局上层的清教徒或英国国教徒出于宗教狂热和政治需要，实行严格的宗教道德资格。第二，殖民地中后期经济发展，人口也有很大增长，殖民地上层统治者担心大权旁落，从而加强对账等资格的限制。第三，殖民地人民对选举权较为顺从和冷漠的态度使上层统治者得以顺利严格资格限制。 美国独立战争前，由于选举资格及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地区只有20一40％的白人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许多外国移民／佣一新教徒、边疆移民都被合法地排除在选举权大门之外。 独立战争期间，有关自由与平等的民主言论大大激发了普通人民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的思想，他们开始要求扩大投票权／‘任何缴税者都应有选举权”的口号由是提出，美国人民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兴起。 经过激烈的斗争，美国人民终于在1820年前取得初步胜利：大多数州实现了“以纳税资格代替财产选举资格”；部分州实现了普选制。初步胜利的原因在于一些知名民主斗士的积极参与以及西部边疆州的现实需要等。斗争的特点有如下四点：第一，斗争在各地发展不均衡，第二，斗争以和平论战为基本方式。第三，个别州出现与党派斗争合流的端倪。第四，伴随着财 一2 一 g·产资格的放宽或取消的是性别与人种资格限制的强化。 自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人开始进人普通人时代。以小农场主、工人＊商人等为主体的平民阶级兴起，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也随之再起。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这时期方式表现得特别复杂，既有议会斗争的和平方式，又有武装斗争的形式。经过历时40年的斗争，普选权在美国得以确立，斗争取得胜利。该时期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与党派斗争、移民争取公民权斗争及宗教斗争等纠合在一起呈明显复杂性特点。 斗争高涨与取得胜利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是普通人观念的变化激发了他们的参政热情；其次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变得更加密切；然后是党派斗争的加人及干预作用；最后是国际环境的影响。 普选制的确立是美国民主制的重大胜利，推动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它标志着美国民主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因为该普选制的建立实际上仅使美国的白人成年男子获得了选举权，美国还有另外两个重要阶层没有选举权：绝大多数的黑人与妇女。
杜延延[2]2014年在《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形成》文中提出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必然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格局。学界就此提出异议,汤普森认为,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其生活经历、文化意识紧密相关；卡兹尼尔森等学者认为阶级形成是国家制度的特定结果。在阶级形成的类型学上,将马克思恩格斯视为“经济决定论”者不免有失偏颇。事实上,马克思并非把经济因素作为阶级形成的唯一变量,他们也注意到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共同生活方式、国家和制度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只不过它们并没有像经济因素那样被突出出来。从国家角度考察阶级的形成,虽然是研究者在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其渊源仍然需要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述。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文献追溯,试图运用既有的理论成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文献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进行再研究,分析国家对工人阶级形成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选题的缘由、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回顾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成果,梳理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尤其是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批评,进而界定工人阶级形成的概念,建构工人阶级形成的国家视角。第二章讨论国家结构与政体类型对阶级形成的影响。“强”国家导致激进的工人运动,“弱”国家则相反；单一制容易使工人把问题归结于国家,从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家,而联邦制则把问题的指向分散开来；政体的专制或自由也会导致不同的工人阶级政治模式。第三章从普选权、出版结社权、政治参与三个方面讨论公民权的有无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有公民权的国家,工人有合法的斗争渠道,工人运动往往也就比较温和；政党成立条件及生存环境宽松与否直接决定着工人政党有无成立的可能和今后的发展,而工人政党对领导工人运动,启发工人意识有着重要作用。第四章讨论公共政策的影响,土地政策的变化直接让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产者,住宅的集中为工人提供了便于形成阶级意识的聚集空间,而劳动政策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则容易引起工人越来越多的反抗。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指出不同国家塑造了不同的工人阶级,其阶级形成的模式当然也就不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也会对国家和制度产生影响,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形成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
刘艳玲[3]2016年在《“科学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是东亚最早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实践性方面研究成果显著。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主张将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的观点正逐渐成为热议。日本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可划分为以大学学者为代表的理论学术型研究者和以日本共产党领袖人物为代表的现实实践型研究者两类,后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献为出发点,结合日本政治以及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发展现状,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应用价值,即日本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研究。不破哲三作为连续40年在日本共产党内担任要职的日本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是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的杰出代表。他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解读,通过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基础性问题的新探索,对马克思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新理解,对马克思再生产与经济危机关系的新探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考,以及对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日本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分析,构建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新地阐释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框架,形成了不破哲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破哲三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革命家、经济学家的有机统一体来总体认识。不破哲三通过“科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析找到了马克思作为可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家、诊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病理学家”,以及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拓荒者而存在的当代价值,指出了马克思的社会观与自然观已成为一种常识的客观事实。因此在不破哲三看来,“马克思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本文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第一,不破哲三对科学社会主义几个基础性问题的新探索。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视角”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所在,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势力是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任务。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已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活动的一种常识,而辩证的方法论在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中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此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不破哲三首先分析指出把“社会经济形态”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表现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社会经济形态”一词恰好诠释了社会的变革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两个领域里的社会运动的必然性。同时,不破哲三还指出了“经济基础”说的片面性所在,强调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有机结合才能体现辩证方法论的真谛。第二,不破哲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新思索。在不破哲三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理论经历了由《共产党宣言》时期的初步形成到第二国际时期的成熟飞跃,马克思、恩格斯从而最终完成了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革命家的转变。不破哲三重点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探明了“过渡时期”理论从无到有的发展动因及轨迹,并指出“过渡时期”理论是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所产生的必然结论,同时批判了斯大林对“过渡时期”理论的歪曲。此外,对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政权的问题,不破哲三提出了新的思索,他否定了通常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执政”的论断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方法,无产阶级与其他各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等方面更能体现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本意。第三,不破哲三对马克思再生产与经济危机理论的新探求。在不破哲三眼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存在着“一种空白”,即没能对经济危机的问题作出深刻的讨论,未能说明经济危机由可能变为现实的缘由,未能阐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周期性地打破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的。因此,他以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文献,特别是手稿和笔记等为研究素材,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以再生产理论为根基探明了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机制所在。第四,不破哲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思考。不破哲三解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阐述,并透析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首次挑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他还思考了当前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防止腐败与官僚主义、人民监督与人民自律、环境保护与防治污染等方面给出了建议。同时结合日本国情,阐明了日本共产党将积极推动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孕育社会主义市场,从而最终在经济上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目标。第五,不破哲三的21世纪时代观及对日本实现社会主义的展望。不破哲三在认识当今世界新局势的基础上指出,21世纪将是人类在社会制度上由资本主义体制向社会主义体制过渡的重要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所论证的“两个必然”将在21世纪得到实现。他还针对列宁对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的理解提出了质疑,认为列宁的“阶段论”以及以分配方式作为高低阶段的标识是对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的误读。此外,不破哲三明确了日本的未来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并阐明了日本共产党将通过经济上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变革和政治上的寻求国民多数支持的民主改革来达成未来社会的具体实现路径。总之,不破哲三以“科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个方面做出了解析: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基础”等概念做出了新的诠释;明晰了“无产阶级执政”的新观点;在再生产理论与经济危机理论的集合中揭示了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机制;发现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明确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向;对21世纪的世界及日本做出了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描述一般的展望。不破哲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析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方面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初步构成了不破哲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王心扬[4]2006年在《论罗德州多尔起义的性质——兼议美国早期工匠的政治性格》文中研究指明罗德州直到19世纪初仍然遵照1663年殖民地特许状的规定,只赋予大土地所有者投票权,而工匠和中产阶级则一直要求扩大选举权。1842年,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在多尔律师领导下演变为武装起义,迫使州政府做出让步。迄今为止,学者大都从政治史或法律史的角度研究这次事件,认为它是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本文对多尔起义的性质重新进行探讨,发现工匠不但首先发动了普选权运动,而且在关键时刻把运动推上激进主义的道路;所以,多尔起义应该被定义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本文还讨论了美国早期工匠的双重政治性格。
王兰芳[5]2010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平,是人类追求的一个基本理想。千百年来,无数的思想家始终未间断过对理性认识和平、促进和平实现的孜孜探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科学探究和平问题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树立科学进步的和平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学界对此的研究相当缺乏。基于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原论,旨在通过系统挖掘和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拓展丰富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研究,以达到为中国和平理论的发展与和平实践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是在19世纪欧洲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产生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内在矛盾的凸现、欧洲和世界战争与和平交织的现实以及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但丁、格老秀斯、卢梭、康德、黑格尔、边沁等)的和平思想以及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平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这些和平思想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本身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总起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848年之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孕育、萌芽阶段;1848年至1852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确立阶段;1853年至1869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发展阶段,1870年至1895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深化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理解“和平”的内涵?他们是在怎样的语义下运用“和平”这一概念的?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他们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理解的和平内涵:和平是人类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间一种通常的关系状态;和平是不同利益主体间一种非暴力的交往方式;和平是处理民族间、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和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条件;和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影响和平的基本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第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和平的根本性因素;第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相比较而言,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和平的影响更为深远、更起决定性作用,阶级关系对和平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更为显露;第三,民族与民族关系。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状况尤其是矛盾状况,是影响和平的重要因素;第四,国家与国家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对国际和平与战争产生着重大影响。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和平,是马克思恩格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辩证分析的立场。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和平客观上具有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着重对资产阶级的虚假和平进行了揭露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在资产阶级时代不可能有真正和平。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和平;资本主义列强对弱小民族的侵掠绝非和平;资本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不会导致和平。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通过对早期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批判,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论调。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非和平的根源,从经济的角度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人自身的角度看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在分析资本主义和平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实现和平的条件与途径进行了探索。他们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科学地指明理想和平的实现条件是生产力的充分、高度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阶级、国家的消亡;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现实和平的实现条件是国内民主;消除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消除民族摩擦,实现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实现和平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和平;以国际法约束和调节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使“道德和正义”成为至高无上的国际关系准则。恩格斯晚年为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今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和平研究时所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正确认识当前世界和平问题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准则,对辩证评析当代西方各种和平主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对指导中国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对指导中国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对指导中国推进世界和平进程,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卢家银[6]2010年在《第二国际的新闻自由理念（1889-1914）》文中研究指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新闻自由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第二国际顺应民主大潮,坚持与各类压制新闻自由的专制制度和专门压制社会主义者的各类“非常法”展开斗争。不论是处于非法时期、还是处于合法时期,广大社会民主党人都将新闻自由的大旗—扛到底,在为社会公众争取平等、普遍的新闻自由上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本文沿着社会自由和党内自由两条主线,在总体论述第二国际新闻自由理念的基础上,围绕领袖人物和成员政党两大组成部分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通过对第二国际的新闻自由主张和实践的全面梳理,本文发现：广大社会民主党人普遍将新闻自由作为工人政党生存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提条件,通过创办报刊、游行示威、议会活动等方式努力影响新闻传播政策的制定、推动新闻立法,明确提出了平等的新闻自由要求,坚持争取或捍卫党内外的新闻自由。他们不仅追求形式自由,而且努力实现实质自由。在深入分析第二国际领袖人物的新闻自由理念时,本文选取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恩格斯、左派代表卢森堡、中派代表考茨基和右派代表伯恩施坦作为领袖人物的代表,经过分析发现：各派人物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基本一致,他们普遍坚决反对压制和取消党内外新闻自由的各类专制做法,明确主张在夺取政权前要争取或捍卫党内外的新闻自由,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更要保障党内外的新闻自由。同时,本文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案例,对第二国际成员政党的新闻自由理念进行了“窥斑略豹”式的分析后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二国际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政党,不管是处于非法条件,还是处于合法环境,都能够坚持新闻自由的原则,积极争取和捍卫党内外的新闻自由。为了进一步阐释第二国际的新闻自由理念,本文又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新闻自由理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全面比较中可以看出,与第三国际截然不同,第二国际既没有以阶级自由取代社会自由,也没有以专政取代民主,始终坚持保障党内外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致力于争取和捍卫所有人普遍的新闻自由,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社会民主党人在野反对和上台执政之后的新闻自由理念进行了对比,努力对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新闻自由理念做出全面阐述。
张颖[7]2014年在《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文中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没有一个像考茨基那样,其地位以及影响力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因此必须把考茨基的思想与它所经历的变化以及造成这些变化的具体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本文将考茨基的思想历程划分为前马克思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期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考茨基在政治思想上经历了激进捷克民族主义到模糊的社会主义的过程；在科学思想上主要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并且构成考茨基的新的世界观；而马克思远没有引起考茨基的注意,他对马克思还是持淡漠的姿态,并对马克思理论采取批评和不信任态度。然而随着与伯恩施坦的交往以及向恩格斯的学习,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考茨基逐渐从浪漫的、自然科学的社会主义逐渐转变为具有恩格斯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最终逐渐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到一战前夕的时期内,考茨基不仅应对了来自伯恩施坦等右派的挑战,并且在政治实践等问题上也与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进行了争论。最后,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1938年考茨基逝世,由于考茨基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中间立场和采取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去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从而使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孤立境地,与社会民主党大多数处于对立状态,而又不能使少数派感到满意。虽然考茨基的思想发展及其地位经历了巨大的反差,但是晚年考茨基仍然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总结其一生工作,并将其看作用以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在考茨基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就是一种科学的、有原则的历史观,即历史科学。在此基础上,把人性和人类社会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对象,指出前者是历史由之发端的前提,而对后者进行研究时,确定了以生产方式为主要因素,综合地理条件、民族特性等具体因素方法,确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道路。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考茨基从阶级、国家、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等三个层面展开了分析论述。在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上,考茨基反对恩格斯的“朴素暴力论”的内部假说,而主张阶级和国家起源于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至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亡,考茨基指出不应该特别强调国家的消亡,而是应该更多地指向国家职能的转变,并将阶级消亡之后的新的共同体称之为工人国家。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考茨基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形式,但更多地强调了民主的作用,所以非常主张以议会改革的方式和平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政治思想,第二国际内部理论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都与其展开了论争或对其进行批判。在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论争中,其主要焦点集中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性质、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讨论、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社会主义是科学还是伦理等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集中于哲学层面,主要指责考茨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从而忽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造成了经济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在列宁看来,这位昔日的“导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的表现在忘记暴力革命以及歪曲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认为折衷主义、诡辩论是考茨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常见态度。最后,本文基于对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思想的考察,在总体上评价了考茨基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局限。就理论贡献来说归结为三方面,其一,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渗透了社会人类学批判维度；其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阐发与捍卫做出了贡献；其三,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典序言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体现了考茨基探索唯物主义历史观新的发展方向的尝试和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值得肯定的。就局限来说,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否定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带有实证主义和折衷主义色彩；其次,由于没有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所以导致了仍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立场,并且在历史主义和发生学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本文最后对考茨基作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决定论等否定性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的回应,以期更准确地了解考茨基思想的特色、贡献和局限,也希望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更细微的方向。
雷丽君[8]2013年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欧政党政治的发展与第二国际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西欧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经济上,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西欧各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垄断资本普遍产生；政治上,代议制民主的确立和普选权的进一步扩大,使议会内外的政党和各类社团组织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国际工人运动在经历巴黎公社失败的阴影后逐渐复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利用当时的民主政治重新组织起来,将普选权作为主要斗争方式,成功地解决了政党的合法性问题。第二国际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立的。第二国际从成立之初,就面临着西欧现代民主——政党政治不断发展的事实。民主政治的法制化和普选权的扩大,使选举成为政治民主的典型特征,政党组织和政党观念日益开放。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党由传统的“权贵党”逐渐向大众党转变。另一方面,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日益习惯于利用民主的合法手段获取利益,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第二国际就是在政党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走向解体的。关于第二国际缘何破产,学者们主要从第二国际内部来找原因,将其独立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外,很难得出实事求是的论断。第二国际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盟,它处在西欧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中；而作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则处在一定的国内形势当中。本论文正是从当时最大的背景——民主政治的发展入手,着重剖析政党政治的发展对第二国际变迁的影响。论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通过大量文献的研究,发现第二国际与19世纪中后期西欧政党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政党政治给和平运动提供了舞台和载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也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活动上,这种转变的态势是无法逆转的,它客观上吻合当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第二国际的破产最终还得归因为现实,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秦栋艳[9]2015年在《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文中研究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是恩格斯晚年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早期马克思关于革命策略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深入地研究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本文第一章主要通过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势进行深刻的剖析从而总结出恩格斯思想变化的脉络和依据,并阐明新的变化对恩格斯晚年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影响。在对新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有了清晰掌握的基础上,本文第二章从革命时机,革命手段,革命形式,革命同盟军,革命领导力量五个方面全面深刻地剖析了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所作的新调整。通过对新思想方方面面的剖析,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然也从中得到很多启示,这就是本文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带给我们的启示两部分的内容。在历史地位方面,本文着重从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现实价值和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大贡献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突显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科学而又伟大的理论犹如心灵的灯塔,总能给人启示,激人奋进。21世纪的今天,新思想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但是重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国内外对恩格斯晚年关于革命策略新思想的研究硕果累累,本文主要运用分析与归纳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为研究对象,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本文在研究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时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社会思潮四个领域入手,不仅条理清晰,而且全面透彻,更有利于读者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有全方位深刻的理解。第二、本文在阐述新策略的内涵时,从革命时机,革命手段,革命形式,革命同盟军,革命领导力量五个方面入手,不仅使新策略更加条理化,易于理解,而且弥补了诸多学者在研究新策略时忽略革命同盟军和领导力量的不足。第三、在阐述新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时,本文把新思想转变过程中渗透的方法论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结合,更形象地体现“启示”在我国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王彦伟[10]2013年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近代和当代中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按照历史的脉络对其作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全面展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传播为基础，对“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当今中国”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回答。本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有：截止到二战爆发前夕，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阶段，从欧洲大革命结束到19世纪80年代费边主义产生是其初步发展阶段，从费边主义产生到二战爆发是其最终形成阶段。二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广泛的，主要包括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思潮、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英国工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英国费边主义、法国可能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英国麦克唐纳社会主义、瑞典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等；其中，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到维新变法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乃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和欧美；其中，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又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当时日本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已经严重地社会民主主义化了，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也都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后，来自俄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受此影响，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步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但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和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和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则是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主要对近代中国的四个政治派别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们分别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及其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民国成立前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打着“三无主义”的旗号，贩卖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亢虎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主张，其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美国；在两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提出了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张东荪与张君劢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一开始就饱含社会民主主义因素；从1934年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到1947年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的十几年间，两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更加青睐，各自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堪称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社会党是以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从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来看，两党算得上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五四以后，孙中山越来越越倾向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没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孙中山外，马君武、朱执信、叶夏生、钱智修、邓实、宋教仁、冯自由、林云陔、胡汉民、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大都脱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内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便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二战后，尤其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后，社会民主主义换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整个冷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的意识形态总称，在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经济政策、社会事务、国际政策等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苏东剧变时期开始，社会党国际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步以“社会民主主义”替换了“民主社会主义”；然而，苏东剧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二战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变化。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序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陆一统天下，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既有敌视与对立的一面，也有友好与接触的一面；其中前者是主流，而后者是支流。中苏论战时期，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加速了我们党“左”倾思想路线的滋长，并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过，反对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也给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重新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以及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并保持友好往来；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逐渐受到热捧，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对瑞典模式的介绍和宣传，即所谓的“瑞典热”。苏东剧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出现了短暂曲折；因此，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逐步恢复，进入21世纪，两党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受此影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中共十七大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也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等其它各种主义或道路都是不能拯救旧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的两个重要原因是：近代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不愿向人民群众妥协，从而使中国缺乏社会民主主义扎根、成长的土壤和环境；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所依托的阶级力量弱小。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但民主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不适合当今中国国情的，我们决不能全盘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推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进步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还应当积极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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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D]. 张颖. 复旦大学. 2014
[8]. 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欧政党政治的发展与第二国际的变迁研究[D]. 雷丽君.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 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D]. 秦栋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10].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D]. 王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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