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情报政策研究的定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量分析论文,情报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我国的情报政策研究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文章通过对我国1980-1993年间公开发表的情报政策研究的论文数量、论文期刊分布、论文著者及其引文、论文内容四个方面的定量分析，力求勾勒出我国情报政策研究的概貌，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同时确立了情报政策研究的基本研究群体和核心期刊。
关键词 情报政策 政策研究 期刊分析 计量分析
国家情报政策的研究现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课题，国外情报界已把国家情报政策的制定、执行及其效率的评价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四大新动向之一[1]。我国的情报政策研究起步于80年代初，从原先讨论大量属于工作管理范畴的问题，到目前已逐步走上理性思维和进行学术切磋的轨道[2]。十几年来，产生了一批研究文献，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情报政策制定的决策科学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开发表的情报政策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力求能勾勒出我国情报政策研究的概貌，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1980-1993，以及18种专业和相关期刊的各年度索引。
1 文献数量及年代分布统计分析
学术论文是一门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其数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整个学科的发展情况。情报政策研究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情报政策研究的发展速度及理论水平。对1980-1993年间有关公开发表的情报政策研究的论文进行统计。结果如表1
表1 论文年代分布
1.1 1980-1993年间，共有99篇研究论文和译文发表。1980年以前，我国情报政策研究几乎是空白，这同我国整个情报科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1980年以前，国内情报科学的争鸣阵线尚未真正形成[3]。因此，本文的统计从1980年开始。
1.2 由表1表明，我国情报政策研究起步较晚，且进展缓慢，平均每年仅有7篇文章发表。据文献[4]报道，截止1991年，情报政策研究论文篇数为76篇，仅占整个情报学研究主题的0.85%，可见，情报政策研究尚未引起情报理论界的极度重视。
1.3 如以年代为横轴，以论文数量为纵轴，可绘出一条论文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1）
图1 论文数量分布曲线
由图1可见，情报政策研究处于波动状态中，研究论文时而高涨、时而下降。1983年到1989年呈现出明显的高峰状态，1989年以后曲线显得较为平稳，变化不大。其原因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1.3.1 80年代初，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大量涌现。1980年《情报科学》和《情报学刊》问世；1982年，《情报学报》创刊；1983年《国外情报科学》的编辑出版，以及其它十几种专业期刊的出现，推动了整个情报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情报政策研究的开展。
1.3.2 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1982年10月，在洛阳召开了全国情报政策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有：我国情报政策制定的探讨和各国情报政策的分析研究。就我国科技情报政策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随后有不少论述情报政策研究的文章（包括译文）发表在有关刊物上，这可能是1983年论文数出现高峰的重要原因。1986年召开了国际科技情报政策研讨会，论证了国家情报政策问题。1988年8月，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了情报政策与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会上就发展战略和情报政策等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1990年召开的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年会上，其中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情报政策与管理”。1993年9月，国家科委信息司、政策法规司、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信息管理协会(ASLIB)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0年中国信息政策与发展战略讨论会”。会上主要围绕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问题，从十个方面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这几次会议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情报政策研究和制定的进程。
1.3.3 我国对信息产业的高度重视及对有关信息政策的研究、制定、执行和评价等问题便显得越来越重要。1992年的13篇论文中有4篇涉及到信息政策，占30%；1993年的12篇论文中有6篇是有关信息政策的文章，占总数的一半。可见，情报政策研究开始逐渐转向信息政策方面。也可以说，情报政策研究的范围拓展了，研究内容更为丰富。此外，1989-1993年五年间，共发文57篇，占所统计的14年发文总数的58%，这表明情报政策研究从1989年以来，得到重视，研究比较活跃，态势较为平稳。
2 论文期刊分布统计分析
对1980年以来刊登情报政策研究论文的期刊统计，结果如表2。99篇情报政策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18种刊物上。
表2 论文期刊分布
2.1 由表2可知，前6种期刊的载文合计为70篇，占论文总数的70%。可以认为这六种期刊是刊登情报政策研究论文的重要园地，或称核心期刊。
2.2 《情报科学》和《情报学刊》是最早刊登情报政策研究文章的期刊，创刊的当年就分别刊登过1篇和2篇，且年均载文量均有1篇，说明两刊一开始就比较注意情报政策研究。《情报学报》是我国情报学科的最高学术刊物。从1982年创刊以来，共刊登了14篇情报政策研究方面的论文，年均载文量为1.2篇。但在1988年、1990年以及1992年以来没有发过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情报业务研究》从1989年以后比较注重情报政策研究。1989-1993这段时间的年均载文量为2.2篇，而且所刊登的文章质量较高。如表4所列的被引次数最多的范并思的“中国国家情报政策反思：1956-1986”一文就是该刊所发。《国外情报科学》专门开辟了“情报政策”栏目，报道其他国家情报政策的情况。该刊还于1985年出版了《情报政策与管理》专集，汇集了部分情报政策及情报管理方面的论文。《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视情报政策为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报道国外情报政策的研究情况。这两种刊物为我国情报政策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国外研究资料和研究规范。
2.3 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表明，论文被引频次的高低与刊登论文的期刊质量密切相关。质量高的期刊，其被引频次一般较高。根据表4可知，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发表在《情报学报》、《情报业务研究》、《情报科学》等五种刊物上。其中《情报学报》占4篇，《情报业务研究》和《情报科学》各占2篇。这与我国公认的情报刊物的质量水平相吻合。
3 论文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
对论文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研究者的分布情况，确定基本的研究群体等等。
3.1 1980-1993年我国共有85位作者发表情报政策研究论文99篇，人均发文量为1.2篇。将发文2篇以上的论文作者及其论文情况列表如下（表3）
表3 发文二篇以上的论文作者及论文情况
发文2篇以上的作者仅7人，占作者总数的8%，人均发文约2.9篇，其中有我国的知名学者。90%以上的作者仅发表1篇这方面的论文。
3.2 论文被引用率的高低，被引次数的多少，关键由论文的质量而定，质量高容易被引用。表4反映的是一篇论文被引证4次以上的作者、论文及其被引论文的情况。表4是根据被引的绝对次数排序，若绝对次数相同，再根据年均被引次数排序。
表4 一篇论文被引证4次以上的作者，论文及其被引情况
3.3 由表3和表4中的作者单位栏中可见，情报政策研究活跃者主要来自高校和科技信息机构。这也反映出我国的情报政策研究明显地注重于科技情报系统。
3.4 综合表3和表4，可以将其中的作者视为情报政策研究的基本群落。他们是：范并思、邱均平、卢太宏、刘东维、丁庆生、周智佑、文岳雄、许良杰、乌家培、吴宏亮、文鹏程、秦季章一共12人。
3.5 表4中的10篇论文可以认为是情报政策研究的基础文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情报政策研究的水平。其中，卢太宏的“中国科技情报系统的基础结构”并未直接涉及情报政策问题，但由于该文较全面和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科技情报系统的基础结构，而进行情报政策研究和制定，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国科技情报系统的基础结构。因而，该文的被引次数较高，故也把它列入表4，作为情报政策研究的基础文献。此外，文献[6]、[7]也被引三次，可见，我国的情报政策研究借鉴了政策科学的研究规范和方法。
3.6 需要说明的是表4所统计的主要反映论文被引用的绝对次数，不能很准确地反映论文的质量的高低。因为论文被引除了与其质量有关外，还与论文发表的时间有关，论文发表的时间越早，其被引的机会可能就越多。表4所列出的论文没有1992年和1993年发表的，据此，并不能说明这两年就没有高质量的情报政策研究论文。表4只是从论文被引用的角度，从一个方面反映论文的质量以及作者情况。
4 论文内容分析
本文所统计的99篇论文，研究者们对情报政策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文献[8]对情报政策研究进行了很好的综述，从六个方面作了概括性的总结。无需再予赘述。笔者只想从情报政策研究过程中，其范围的逐渐拓展的情况，将情报政策研究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个侧面考察我国情报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及其未来的趋势。
4.1 局限于科技情报政策的研究阶段。时间大概为1980-1988年。从所统计的论文来看，1988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科技情报的政策问题。这一时期情报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主要是针对科技情报系统，局限于为建立高效的科技情报系统和进行科技情报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对政策问题的探讨。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1)研究力量分散，层次较低。情报政策研究大多是讨论属于工作范畴的问题，处于经验性、叙说性层次。文献[1]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情报政策研究论文。作者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国家情报政策研究的意义、范畴及其研究的方法和措施。(2)研究的“依附性”。这一时期，大量翻译和编译了国外情报政策的有关文章。统计表明约占同期论文总数的一半。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苏联等发达国家科技情报政策的介绍和评价、探讨国外情报政策研究的状况和背景，从而借鉴可行的经验，推动我国科技情报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4.2 强调大情报观念阶段。时间大致为1989-1991年。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极大地冲击着国家的情报事业。社会信息系统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大批涌现，原来单纯发展科技情报的政策暴露出极大的不适应性。同时，实行机构导向战略建立的经济信息系统，其成就则不明显，变革增强了国家情报系统的非科技方面的情报能力，但新的国家情报系统与原有科技情报系统缺乏协调，国家情报系统较之科技情报时代，变得更加松散了。[9]由此，文献[2]、[9]、[10]都强调情报政策研究必须建立起大情报观念。情报政策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情报政策，还要包括其他领域的情报政策。因而，情报政策研究的范畴拓展了，强调从大情报观念出发，来完善我国情报政策的研究体系。这一时期明显的特点就是：情报政策研究已进入理性思维和学术切磋的轨道，研究的内容范畴扩展了，研究的层次和水平提高了。表4中有6篇文章是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明以上特点。
4.3 我国国家信息政策研究的兴起。时间从1992年起。人们对信息资源的价值认识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对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促使国家信息政策制订和研究的兴起[11]。目前，我国的国家情报政策不等同于国家信息政策，其区别类似于情报产业区别于信息产业。国家情报政策内容虽然在新形势下更为丰富了，但仍有特定的界限。情报政策是信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国家科委下文将“情报”改为“信息”后，所发表的论文题目中有“情报政策”、“情报信息政策”、“信息政策”等称谓，但大多数仍是论述情报政策问题。随着国家高度重视、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信息政策的制定已提上议事日程，信息政策的研究必将成为热点，也必将对情报政策的研究和制订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讲，我国情报政策研究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4.3.1 虽然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国家信息政策的制订与研究上，但国家情报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仍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国家信息政策应以国家情报政策为基础；另一方面，情报政策研究体系的完善也一定会使信息政策更为全面。同时，国家情报政策的制定要在国家信息政策的总体指导下进行。
4.3.2 情报政策研究与制定的重点将是考虑各信息系统的协调问题，以求发挥国家情报系统的整体功能效益。我国目前已有12个全国范围的、以部门或行业为主的信息系统在建设或运行当中，但这些系统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协调，而国际上又出现各种信息系统逐渐融合的综合趋势，协调兼容问题已很突出。所以，情报政策今后的重点是考虑国家各信息系统如何协调分工，如何共享信息基础结构，如何发展兼容整体效益等[12]。
4.3.3 国家科技情报政策向信息服务业“倾斜”。我国于1991年颁布的《国家科技情报发展政策》，其内容架构是面向科技情报工作内部的。其政策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科技情报系统”。从概念上讲，这份国家情报政策是属于科技政策一部分的科技情报政策，而不是作为信息政策一部分的科技情报政策。[12]。20世纪的最后几年，发展信息产业将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综合体现。科技情报界是推动信息产业形成的重要方面等。无疑，国家科技情报政策应考虑如何才能促进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形成和发展，如何促进和保证国际信息交流等问题。
4.3.4 参与国家情报政策研究和制定的人员多元化，不会象过去那样局限于高校和科技信息部门的研究人员，将扩展到政府的各相关部门、情报产业界和法律界，情报立法问题将日益迫切。
4.3.5 情报政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更为紧密。具体表现在：(1)将进一步深入研究情报政策的理论与方法，充分了解国外信息政策的动向，借鉴各国制定政策中的经验；全面了解我国信息系统的基础结构现状，从总体上探索符合国情的情报政策。(2)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是重视政策条文的制订，而且将越来越重视政策的执行、监督和评价。(3)对以往制订的情报政策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取消不适合现时情况的政策，以求完善我国的情报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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