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调查（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南论文,不平衡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引起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
1.发展起点低下的制约
发展起点低下，对于一个地区的制约往往不被人们重视，这在某些地方制订发展战略时最易表现出来，期望通过某种“跃进”，突然改变落后的一切。实际上，低起点不仅体现在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值上，而且会在社会、经济、体制等形态上体现出来，赶上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会花很长时间，而改变社会、经济、体制等形态方面的落后面貌可能花的时间更长。
由表2可知，海南的低收入地区人均水平起点低，1987年陵水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海口的1／3，建省后经过几年的建设，1994年陵水的人均GDP甚至还没到1987年海口的人均GDP水平。另外，1993年海南绝大多数低收入地区的非农业占GDP比重没超过50%，临高这一比重还不及20%。而在高收入组的海口，这一比重却高达98.12%。低收入地区的就业结构、城市结构等指标也相当低下。
2.市场因素的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各种生产要素起基础性配置作用，而配置的准则是利益最大，什么地方能使生产要素发挥最大效益，生产要素就会向这个地方流动。在市场化初期，生产要素易于向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流动，促使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不过，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断发挥，会对生产要素配置产生影响，从而有可能对缩小地区差距作出贡献。
1994年占全省总人口58.78%的低收入组，国家银行存、贷款占全省比重仅为19.26%、19.87%。而高收入组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2.21%，存、贷款占全省比重却达36.23%、24.24%，表明资金要素是向高收入地区流动。从1988年开始，海口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超过所有欠发达地区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额的50%，这一比例在1990年达到最高，为85.87%。发达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资本的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与1993年相比，1994年低收入地区和中收入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都有增加，唯有高收入地区下降。这表明吸引投资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是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要素配置和流动体现了市场的效率原则。在经济“起飞”之初，相对发达的地区具有相对良好的环境，会使投资发生倾斜，强化地区经济的不平衡性。但随着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资本要素配置和流向就会发生变化，促进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今年外商投资向农业倾斜，既是政府宏观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根据海南比较优势作出的自由选择，而这一选择，必将对减少地区差距作出贡献。
3.政策因素的影响
海南在建省初，选择了不平衡发展的战略，即强调临海形布局，注重依靠港口城镇和有港口为依托的城镇，带动周围腹地的发展。这个战略的执行使海口的人均GDP水平不逊于其他特区或发达地区的水平，也对海南地区差距扩大有着直接影响。分析各种经济资源占全省的比重，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组中，1994年财政收入比重为17.4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18.24%，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0.63%，财政支出比重为23.45%，工业总产值比重为25.51%，都低于总人口比重58.78%。在中收入组中，1994年各类经济资源比重低于人口比重，但与低收入组相比，相差的百分点较少。在高收入组中，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64.69%，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58.53%，财政收入比重为54.09%，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9.97%，财政支出比重为28.37%，远高于高收入组的人口比重12.21%。从建省以后经济资源的变化看，低收入组和中收入组均呈下降趋势，而高收入组则呈上升趋势。但1994年与1993年相比，情况刚好反过来，高收入组的各种经济资源呈下降趋势，而中低收入组则呈上升趋势。
投入资源地区性倾斜，导致产出资源地区性倾斜，产出资源地区性倾斜又进一步加重投入资源地区性倾斜。这是实行地区发展不平衡战略的必然结果。
4.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模式影响。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分析表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692（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23），工业的增长对GDP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1987—1994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较高的是，万宁为33.75%，海口为29.56%，琼山为26.39%，三亚为25.84%，儋州为24.74%。这些市县的GDP增长率均不低，海口为32.69%，三亚为22.53%，儋州为14.46%，琼山为13%，万宁为9.77%。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较低的是，保亭为－4.84%，乐东为－1.49%，昌江为－0.99%，琼中为2.30%，白沙为4.38%，它们的GDP增长率也都不高。
②轻重工业模式的影响。在建省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海南的轻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占有绝对优势。1993年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较高的依次是，澄迈为91.60%，定安为89.61%，临高为81.78%，乐东为81.49%。1993年重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产值的有3个市县，它们的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昌江的78.40%，保亭的63.59%，东方的60.23%。1994年，情况有了转变，由于食糖、原盐等的减产，所有市县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都下降了，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儋州的46.47个百分点，临高的39.54个百分点，文昌的38.99个百分点，东方的30.01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重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产值的市县达到了10个。虽然从建省以后轻重工业所占比重的总体变化趋势看，轻工业比重缓慢下降，重工业比重有所上升，但在一年里所有市县的轻工业比重都下降，重工业产值大于轻工业产值的市县超过一半，这还是第一次。在国内，重工业比重偏高往往被看成是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重工业主导型模式，但长期重工业比重过低，又有可能是缺乏具有很强辐射力和带动力支柱型工业的表现。
③农村工业化模式影响。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越高，非农产业发展越快，对GDP的增长贡献越大。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被看成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经济主体之一。1994年，除海口外，其余市县的非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均未超过50%，最低的依次是，昌江为9.52%，白沙为9.62%，东方为12.34%，保亭为13.39%，乐东为14.14%，临高为15.84%，定安为17.07%，琼中为17.38%。这一比重最高的依次是，海口为66.11%，万宁为41.75%，琼山为38.51%，琼海为37.67%，文昌为37.11%，通什为35.56%。建省后，全省非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平均比重是呈上升趋势的，1987—1994年，这一比重增加了8.27个百分点。但也有些市县呈下降趋势，如1987—1994年，临高下降了8.26个百分点，东方下降了7.69个百分点，白沙下降了6.46个百分点，昌江下降了6.04个百分点，保亭下降了4.23个百分点，乐东下降了3.04个百分点，定安下降了1.04个百分点，琼中下降了0.88个百分点。农村工业化程度低成为影响海南低收入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④贸易模式的影响。相对兄弟省来说，海南的地域小、人口少，市场也小，各市县的第一、二、三次产业要想有大的发展，都不能完全以海南为市场，必须放眼岛外。1993年，三亚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最大，为14.28%，通什为7.14%，琼海为6.10%，海口为5.86%，琼山为3.25%。从1990—1993年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变化来看，除三亚、琼海、海口、儋州的这一比重略有增加外，其余各市县均呈下降趋势，全省平均数也是下降的，表明海南的出口形势严峻。相对来说，沿海有港口的市县出口形势好于中部各市县。保亭、白沙1990—1993年没有出口额。
五、关于地区差距问题的再认识
1.辩证看待地区差距
地区差距的产生是历史、自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绝对的均衡是没有的，是不现实的。从世界范围看，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经济起飞的初期，都经历过地区差距扩大的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近年来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得到决策层高度重视，但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为着追赶沿海发达地区，在本地区内仍然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具有经济、资源优势的增长极，以此带动区域整体水平的提高（见《中国大西南在崛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1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实际上这是经济起飞地区决策者面临的“两难”选择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从欠发达状态迈向发达状态的过程中，一般都会遇到资源紧缺的问题，尤其是资本资源紧缺。面对有限的资源，如何寻求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益最大，就是决策者考虑的首要问题。通常这样考虑问题的结果都会导致地区差距扩大。按这样的结果来分析资源，都会使地区差距扩大。于是决策者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谋求整体利益最大，承受地区差距扩大；要么寻求地区平衡，承受整体利益受损。面对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市场，选择前者无疑有利于使整个区域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占据有利位置。我们曾对全省各市县的党办系统调研组长和主管调研工作的办公室领导进行了调查，结果有超过60%的人认为海南应实行地区不均衡发展战略，表明至少在海南市县干部中，大多数人对海南能否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表示关心。海南的高收入地区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是符合包括低收入地区在内的全省整体利益的。
海南建省后出现的地区差距扩大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一种希望谋求整体利益最大的选择的结果。海南是一个岛形省，对外联系几乎是决定海南能否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虽然如此，不论是从自然条件或经济效益等方面看，都不可能在整个海岸线上都建设港口，这样做无疑是不可取的。必须集中力量建立对外联系的“桥头堡”。在这个过程中，地区差距会扩大，但也要看到，“桥头堡”的建立为其他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辐射效应”。没有海口、三亚以及沿海有关港口的建设，及其辐射作用的发挥，没有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全省经济就不可能在整体上出现目前的良好局面，更不会有外来客商的投资向农业倾斜的现象。
虽然地区差距扩大是经济起飞地区要付出的代价，但如果投资成本等因素变了，地区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地区差距则又会成为影响整体利益扩大的主要因素。
2.发展才是硬道理
经济起飞时期地区差距扩大带来的影响与其说是经济上的，还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就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地区发展差异程度最大的年份是70年代中期，那时人们关心“阶级斗争”的兴趣远甚于关心经济，没有谁对地区差距的严重扩大而操心。为什么在90年代，地区发展相对差异程度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人们却对地区发展差距表示了严重的关切？虽说地区绝对差距是扩大了，但真正的差距并不是不同发展地区现价人均GDP之差所反映的情况，因为相对初始比较年代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物价上涨因素在抬高现价GDP的同时，也放大了现价人均GDP所表示的绝对差距。就全国来说，相对差距呈下降趋势，海南从1993年开始也已出现这种态势，实际上表明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而这正是欠发达地区赶上发达地区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现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和海南各市县的经济发展正是在向缩小地区相对差距的征程上迈进，整个过程所花时间除了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有关，也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差距程度密切相关。由此看来，当今的地区差距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地区差距对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形成了冲击，这里面可能还包含了对某种攀比心理的刺激。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于全国和海南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夸大地区经济不平衡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甚至把它作为影响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片面、不可取的。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是否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否向前发展了。80年代初，国门初开，那时我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谓不大，但这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相反全国人民在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后，表现出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衷心拥护。实际上，普通的老百姓关心自身生活的改善远甚于关心他人的生活是否优于自己。历史经验表明，平衡发展并不一定导致稳定，而非均衡发展和地区差距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不稳定。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目的，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才能解决，地区协调也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海南的问题也是如此。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妨碍发展的许多体制上的深层次矛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到解决。稳定是发展和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而稳定又必须在发展和改革中才能长久保持。发展、改革、稳定三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不应当把它们割裂开来，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只要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那么整个社会的基础就是稳固的。
3.掌握缩小地区差距的时机
既然经济“起飞”时期造成的地区差距扩大，是经济“起飞”的必要代价，那么是不是说可以视地区差距而不见，让其永远存在或扩大下去呢？当然不是。一个区域中，只要存在地区差距，那么这个区域的整体利益提高就要受到地区差距的制约，尤其是在投资成本上升后，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的上升，地区差距的制约作用就更加突出。发达地区的投资成本上升，意味着用向发达地区增加投资来提高整体利益的方法成本加大。当发达地区的投资收益小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收益时，向欠发达地区增加投资的方法就是可取的。一句话，投资应该用在什么地方所要把握尺度就是整体利益最大。实际上，市场经济对投资的引导也是遵循这个利益最大原则的。因为投资对收益是最敏感的，它总是要选择效益最高的地方投入。而投资效益高的地方是随时间和环境而改变的，这个改变促使投资的改变，进而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这大约也是在全国率先实行市场经济的海南，快速通过倒U型曲线峰顶的原因。理论分析证明，遵循这个原则的方法也是政府缩小地区差距时成本最小的方法。不顾客观实际，为缩小地区差距而缩小地区差距，很可能的结果是：区域内的地区差距是缩小了，而整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却扩大了。因此，详细分析地区发展情况，适时把握缩小地区差距的机会，是缩小地区差距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件工作做好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有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出现再次扩大地区差距的局面。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的进程中，由于起点不一样，地理、资源、基础条件等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发展快，有的地方发展慢，有的地方先快后慢，有的地方先慢后快，这是一个此起彼伏、你追我赶、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都是向现代化这一共同富裕目标的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先进地区有义务帮助和带领后进地区加快步伐，后进地区也有责任克服困难，急起直追。政府在解决地区差距过大、促成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注意把握时机，当客观条件已具备，可以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时，仍然迟疑，则会丧失良机，导致问题更加严重，最终也会损害整体利益和整体目标。
六、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海南作为一个特区，相对于其他特区，有地域广、农村人口多的特点，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是海南的基本省情。要求各地区同时、同等程度地发展，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海南的地区经济发展，应该走协调发展的道路，即：在保证发展快的地区继续发展的同时，促进发展慢的地区加快发展；在保证发达地区继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繁荣。各地区经济在你追我赶不断发展的同时，有先有后走向共同富裕。
1.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海南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60%以上（除农垦外），农业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着海南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我省低收入地区，农业仍然是农民的主要产业。现在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农业仍是大多数低收入地区的经济支柱，也是全省经济的基础，必须把农村和农业工作抓紧抓好。
首先，以加工为龙头，以运销为纽带，发展热带商品农业，以产业化带动规模经济的形成。要根据气候、地理、资源特征，发展商品化农产品生产基地，通过实用技术推广示范、专业户成片承包经营和“公司+农民”的方式，为重点逐步形成区域性经济和规模经济，走成片开发、集约经营的道路，并充分利用大农业的自然资源，发展旅游观光农业。
其次，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全面发展农、林、牧、渔各业，逐步提高渔业和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根据海南的资源结构特征，要大力发展高产粮蔗种植，发展用地少、产值高、兼作性强、收益大的反季节瓜果蔬菜、热带水果等热带经济作物，尽力提高耕地产出率。要利用桔杆等副产品发展畜牧养殖，实现农牧结合。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高效农业，通过扩大农业领域带动就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海南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份，无论是市场潜力还是资源潜力都远远没有发掘出来。要把发展水产业作为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重点。
第三，要瞄准省内外和国际市场，加强经济效益分析，在调整品种、品质、种植期上下功夫。积极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早、人早我好”的产品，要下大力气配套搞好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要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加快琼台农业经济合作的步伐。
第四，要大力发展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各种经济实体，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农民自愿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协会和学会，把千家万户联结起来，引导农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
2.加快工业化进程
在海南的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无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还是占社会劳动者人数的比重都是最低，但即使是这样，在房地产热降温后的1994年，仍然只有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高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的比重。这表明工业在海南的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最高，是最具活力的。这也从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的线性正相关的关系中得到印证（相关系数为0.692）。因此，在海南加速工业化过程，迅速提高加工能力，已是当务之急。海南的工业化，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起点、高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包括资金密集型的能源、重化工业，以迅速改变海南工业薄弱的状况。另一方面，尤其是低收入地区的工业化则要从既增加产量又增加就业的思路出发，有选择地多应用中间技术或适宜技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
首先，要在一些基础比较好、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发展技术、资金等要素密集型的企业，不失时机地引来大客商，上一些大项目，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极，以提高海南工业的科技含量，增强海南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形成海南经济的支柱企业，让工业成为海南经济的“稳定器”。
其次，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海南的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基本上已到了零，即通过增加农业劳动力，已不能使农业产出增加。根据一些市县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报告的分析，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不断兴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也将日益凸显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要求海南的工业化进程要走一条与其他特区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与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相比，一般规模较小，教育密集程度较小。但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将在生产过程中与在职训练中逐步提高，教育密集程度逐渐加大，而且资本储备将逐渐积累起来，工业将逐步现代化，工业规模将逐步扩大。因此，劳动密集型工业，尽管在一段时期生产率还比较低，但是，它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并培训出一批有经验的工人和管理人才，更符合海南低收入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乡镇企业在海南建省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与海南的整个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应该大力发展。海南的工业基础薄弱，这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工业企业就业人数在社会劳动者人数中所占比重低，而且表现在技术应用、经营管理水平低等方面。这些缺陷的存在，会对海南发展技术、资金等要素密集体型企业产生制约作用。必须有一个练兵的过程。乡镇企业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便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便于积累管理经验，提高技术水平，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有效手段。同时也还能够促进资源加工增殖，推动第一产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必须把乡镇企业提到县域经济的主体位置来看待，发展乡镇企业是低收入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也是县域经济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各级政府应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给他们提供信息，帮他们招商引资，为他们跑项目、跑资金。要看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低收入地区在相当时期内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战略选择。
3.提高城市化水平
海南的中、低收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当低，大多数市县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不足20%。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994年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915（乡村人口所占比重的相关系数小于零），说明城市化程度越高，人均GDP也越高。因此，应该努力提高海南的城市化水平，带动经济的增长。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县（市）城所在地，一般都是这个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某种程度说是这个县（市）的一个“窗口”。应通过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增强城市的功能；通过依法行政，使城市的管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把县（市）城建成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其次，要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小城镇的崛起，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税收、增强地方财政实力、促进农村经济对外开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可以使乡镇企业布局区域集中，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降低基础设施的成本，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小城镇的建设还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便于农民走入市场。海南的低收入地区，尤其应该注重小城镇的建设。海南具有地方立法权，可以在城乡户籍改革等方面出台一些法规，加强规划，合理布局，对小城镇建设加以引导和规范，为小城镇建设提供法律保障，探索出一条特区城市化的新路，促进海南的城市化水平。
4.提高吸引投资的力度
低收入地区吸引投资的能力很弱，人均投资额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938。也就是说，低收入地区要想使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千方百计加强投资的力度。
海南的陆地面积不算大，建省以来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已使全省投资的硬环境逐步趋同，所谓“偏僻”地区，相对于内地来说，又可算得上是地处沿海。因此必须弱化地理意识，摆脱无所作为的心理影响，把握和加强对外开放的走势。低收入地区对外开放要打开山门，算活大账，做到先予后取，互惠互利。对外招商的目的除了要把客商的投资引进来，还要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让他们有利可图，否则即使项目引进来了，最终也办不成。其实外来客商能在本地合作愉快，合法赢利，就是对外招商的最好广告。低收入地区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外的知名度还不高，因此不能希求一下子就招来几个大项目。低收入地区土地和劳务成本较低，有的还具备特有的资源优势，因此，要扬长避短，从实际出发，坚持大中小项目一起上，以中小项目为主。要看到，小项目也可引来大客户，除了一些项目从小项目做起，滚动发展外，还有些大客户往往也从小项目做起，采取投石问路的作法，只要经营好，就会再投入资金把规模搞大。省里要继续有意识地在低收入地区布局一些大中型生产项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封闭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观念，以优质服务吸引外来客商的投资。
5.提高聚财理财的能力
海南低收入地区的财政自给率普遍偏低，这迫切要求低收入地区的市县提高聚财理财的能力。聚财的关键是要把生财的源头放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经济的发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营造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不能单纯地从企业看企业，从税收看税收。既要从税制、税源、征管等方面算小账，更要从经济发展路子、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算大账；既要眼睛向内挖潜，更要眼睛向外聚财。对区内的缴税大户，要理直气壮地加以扶持，鼓励他们把企业办大，增强税源的稳定。理财的关键就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在既要“吃饭”，又要发展的情况下，要统筹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引导投资向生财的源头倾斜，以财养税，使理财和聚财相得益彰。
6.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1990年，海南的成人识字率为86.0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53年。这两项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序都大约处在第13位左右，属于全国的中上水平。这是海南长期坚持不懈地抓教育的结果，它已成为建省后海南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情况，一些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就业年龄青年的文盲率高达50%，文化程度不高是这些青年就业的主要困难，因此当前的教育仍有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低收入地区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必须正视市场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大力改革教育结构，改革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必须下大力气抓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并加强对就业前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和成人技能培训，拓宽农、科、教相结合的路子，大力推广加快农民致富的实用技术，从根本上缓解中、初级技术人员和第一线熟练劳动力缺乏的状况，切实根据海南自身的特点，把经济发展和教育科技发展协调起来。随着全省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改善，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员素质上。文化水平低，不仅妨碍了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使欠发达地区在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处于劣势。治愚是治贫的基础，省政府应建立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援助计划，建立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专项基金，用于补助基础教育设施，保证如数发放教师工资，支付失学儿童学费等。同时建立少数民族人员培训专项基金，用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专业人员和劳动者。要大力鼓励厂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各界人士、侨胞、港澳台胞集资办学、捐资助学，继续广泛开展“希望工程”活动。
7.坚决贯彻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有的市县GDP总值很高，但按人均GDP排序却排在一些GDP总值并不高的市县后面，其中的原因就是人口基数的作用。再多的GDP，被庞大的人口总数一除，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就少了。降低人口增长率，就相当于提高人均GDP的增长率，单从经济角度上看，也是值得的。人口增长过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海南一些地区出现“好”学校学生拥挤不堪的情况，实际上“好”与“差”之分，主要体现在投入经费的多少。虽然教育经费、设施一再增加，但高质量的学校仍不能满足需求，这也反映了人口的压力。海南近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计划生育的难点也在农村，全省的计划生育率仅为47%。海南的人口形势相当严峻，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低，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继续扩大，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困扰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既是基本国策，也是每个地区的切身利益所在，各地的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人均意识”，始终不懈地做到“两种生产”一齐抓，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8.改善和调整向低收入地区提供财政援助的方式
向低收入地区进行的财政援助，应以“造血”式援助为主。即实行有条件财政援助，设立专项援助基金，专款专用。主要帮助低收入地区发展基础设施，兴办公共事业，开发人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严禁援助款项随意开支。由省审计厅审计，主管部门管理监督，一旦违反规定，挪用专项资金，则采取惩罚手段，包括停止拨款、减少拨款甚至追回拨款等。对于一些特别困难的地区，一时还不具备建立“造血”功能条件的，也可考虑适当采取“输血”式援助，但这样的援助面不宜过大。要把握援助效益最高的原则。
9.在“利用差距”上做好文章
经济落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相对的概念，落后并不意味着永远落后、绝对落后，可能是暂时落后，相对落后。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下，就表明从先进地区引进资金技术的可能性越大。市场上的商品具有多样性，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产品上具有优势。低收入地区有可能具备高收入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这种优势也被称为“比较优势”。只要比较优势存在，区域性分工和区域性贸易就是必然的。因此，低收入地区针对自己的特点，放开视野，从全省范围、全国范围乃至国际市场的范围，选准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和产品，就可能在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低收入地区要充分利用高收入地区的技术、资金优势，借鉴高收入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发挥“比较优势”，通过“以劳力换资金”，“以资源换资金”等方式，扩大市场容量，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获得利润。
应该看到，海南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初步确立，全省统一规范的市场已逐步形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就也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这一切都为海南欠发达地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经济互补提供了必要条件，只要低收入地区采取承认差距、利用差距、发挥优势、奋力追赶的态度，那么从根本上改变海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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