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华人在越南南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刘 文 决
(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 历史系，越南 胡志明市 74000)
摘要 ：由于越南的地缘特征，相较临近的其他各国侨民，华人移居越南要相对早些。经历了较长的时期，华人遍布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移居到越南北部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官吏和士兵，而商人(除了宪街、升龙的华人)较少，因此越南北部的华人群体通常规模小而且分布零星，没有形成像中部和南部那样大的规模。自17世纪以来，一些商人和官吏在“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逃亡至越南岘港居住，在阮主的支持下去开发南部。华人群体在越南南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迹，不仅对居住地区变成繁荣的商业都市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越南今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19世纪，越南南部华人居住的一些都市，如农耐大街(古老街)、美萩大街、河仙港市、堤岸等都是区域内和国际上重要的商业和货物中转中心，这里面就有华人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 ：华人；越南南部；商业；经济中心
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与越南周边的其他国家相比，华人移居越南较早，至少也自公元前后开始。华人迁移并在越南定居的潮流主要是在中国的各场内战发生后注 主要是唐朝末期至宋朝初期(960—1279)、宋朝末期至元朝初期(1279—1368)、元朝末期至明朝初期(1368—1644)、明朝末期至清朝初期(1644—1911)等时期。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动，移居越南的华人在数量上日益增多。经过九个世纪之后，华人已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等地区出现。尽管如此，移居越南北部的华人大多是各军队的官兵，而来越南北部经商的商人并不多(除宪街和青龙街等一部分华人外)，因此，在越南北部的华人较为分散，并不像在越南中部和南部那么大规模。
17—19世纪，华侨商人以及在“反清复明”运动中战败的官兵前往越南塘中向阮主申请避难。阮主将这些避难者安置在越南南部开拓新土地。这部分人集中地定居在具有商业环境的地区，成立了村屯、街道，发展成了较为稳定的华人社区，而华人也成为越南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华人在越南南部的出现，尤其是在17—19世纪期间，华人在越南建立了多个繁华和发达的城市，在这些地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迹。华人力量不仅在推动居住地区各个都市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为这些都市成为越南历史上繁华十足、繁荣发展的贸易中心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越南今后贸易经济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
17—19世纪，越南南部有4个著名的贸易中心，即农耐大街(别名为古老街)、美萩大街、河仙商港、堤岸，华人在这几个贸易中心的经贸活动中承担着核心角色，虽然华人的核心角色只在较短的时间凸显起来，其角色地位也随着这些都市的衰落而逐步削弱，但是在堤岸，华人经贸活动的核心角色仍然保留着，如今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经贸都市中，堤岸已成为越南最为繁华的商贸中心之一。
一 、17世纪前华人移居越南的背景
人口迁移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既具社会性，也体现族人发展过程的重要现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由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所引起的移民现象，不同时间和不同规模的历次移民潮改变了族人领土以及社区居民结构，文化因此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甚至促使新的文化群体及社区居民的产生。
与移居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过程相同，华人移居越南是一个非常复杂、长久、连续的过程，从开始的零星、自发地移民到颇具规模地迁移。在此过程当中，尽管自然迁移现象较为普遍，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华人移居越南的问题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与在越南领土居住的其他外族人不同，移居越南的华人是外来的民族，他们从中国南部各省迁移到越南。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华人迁移越南的时间较早。据越南古代文献记载，华人向南方的首次大规模的移居始于中国各封建朝代所奉行的南向政策。
公元前2世纪末期到公元10世纪，越南北方成为中国避难者、自然迁移者以及中国的士兵停留居住的地方。在向南方迁移的部分人中，也有些富有的商人阶层以及对朝廷不满的官吏、士人。经过长期的融合，这些迁移者中的一部分人与本地人联姻从而成为真正的本地人。
第二次移民潮是中国发生多次大规模动荡后出现的。据越南和中国的古代文献记载，蒙古军队在南下攻打、消灭南宋并在中国设立统治制度(1279—1368年)期间，曾经有数十万汉人跑到包括越南在内的国外避难。这些避难者中有不少宋朝的将军和士兵，他们自愿加入越南陈朝抵抗蒙古军队[注] 宋朝将军的赵忠及部属前往大越避难并在抗元战争中自愿加入陈日燏军队。 。在中国元朝时期，随着远征军队对外扩张的加强，许多中国商人跟随战船来到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各国从事生意。他们的商船常常从广州海港出发前往广南占婆岛购买朱砂带回中国[1]。
进入明朝都护越南时期(1408年)，基于鼓励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明朝组建了一个寻找生意市场的大规模舰队。明朝先后派遣郑和率领27000余名士兵，驾驶62艘海船[注] 据中国历史记载，郑和下西洋先后率领两百多艘海船。 ，7次下西洋，开启了华人通过海路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征程[2]6。这一时期，以官吏和士兵为主要成分的华人以不同目的涌入越南。除官吏与士兵之外，也有些华人前来越南只是为了经济目的。依靠着明朝的实力，华人经济已占据着越南经济的重要位置[注] 在越南北部地区他们已建设了各种煤炭和铜矿开采工厂，建设了农场，从事工商业活动。 。
自15世纪蓝山义军取得胜利后，初黎朝建立，大越国成为一个强盛国家。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为大越开展广泛的贸易营造了条件。周边国家的船舶经常前来今日越南广宁省的文屯、万宁港，今日义安省的干海、会统港进行商品交换活动。但是，为了维持安宁，黎朝在各港口设立了检查站，旨在对经过这些港口从事生意的外国商人进行检查、控制[3]，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此地与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往来。
1527年，莫朝取代黎朝，虽然未能维持国家的稳定和领土完整，但是莫朝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有关商业的政策却比黎朝更为开放。尽管如此，自16世纪中期开始，中国明朝由最初奉行严格控制外贸的“海禁”政策转向了外贸放宽的政策，此时越南却在较长时间陷入了国家动荡不安和分裂的险境。这一时期始于黎朝的重建(1532年)，导致了黎—莫长达几十年的战争(1539—1592年)，接着郑—阮纷争的蔓延(1627—1672年)又造成了塘中—塘外的分裂。
在内战不断发生时期，国家领土的分裂给越南人民造成许多伤害，但是由于各个分裂势力之间存在着竞争因素，塘中与塘外政权都要着力发展经济，争取外贸活动的扶持。在塘中—塘外分割期间，各方对外贸活动均保持不同态度，尤其是对华商的态度迥异。在塘外，郑族对华商的贸易活动持较为保守、谨慎的态度，采取措施孤立、排斥华商；而在塘中，阮主政权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认识到若想长期存在，就要鼓励各种贸易活动。因此，在塘中，阮主政权不只是给华人生活和经商活动营造了便利条件，而且华人还能够参与到当地的政府机构事务中。
美萩大街与农耐大街形成于同一时期。1679年，阮朝皇帝允许约一千明乡人在此地定居。由杨彦迪率领众人建立了美萩大街，此大街沿美萩运河左岸分开修建，从浴马站起直至美萩运河与前江交汇点[注] 此地是今日的前江省美萩市第二坊。 。因位于江河交汇点，所以美萩大街在当时就能聚集外地的船舶、物资，并与国内，甚至国外大的商贸中心通商。
二 、华人在越南南部定居过程
19世纪初期，在中国发生几次禁教和灭教(天主教)事件后，许多华人已逃离中国，通过海路向南方迁移并前来越南塘中申请宗教避难。阮主允许他们在当时是一个贫困地区即今日的会安定居。经过长期的努力，这一批避难者将会安建设成了一个传教都市和繁华的海港。从此，会安成为西方商人的贸易中心。历代阮朝皇帝也依靠定居会安的华人力量来开展其与西方和中国的各种贸易交换的中介活动[注] 最为显著的是明朝时期华人官吏在会安所设立的务司楼活动，他们被阮主雇佣来监督外贸活动、征收船务关税、给前来越南塘中进行交换物品的中国商人做翻译。 。一些移居越南的华人也帮助阮主建设基业，并在离岘港市区以南约30公里的贫困村庄聚居，他们将村庄取名为明乡村，以表示对故乡的思念。其中许多华人是原明朝的官吏，他们前来越南申请避难并在越南中部广南、广义、平定等省份建立了不同的明乡村。此后，许多明乡人被阮主允许在南部各省市定居，帮助阮主开垦新土地并向南方扩大领土。
史上农耐大街就是现在的同奈省边和市侠和乡的古老街(属于越南南部地区)，这是一个位于两条支流交叉点的小岛，其在水运方面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原是同奈河(原名为福龙江)下游与上游间的“连接”点。朴素的农耐大街这一称谓很容易让人们想起由陈上川率领的华人在此地建成的一个曾被命名为“都市地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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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期间，有一个名为鄚玖的17岁中国广东青年，在高棉海边进行开发建设。在自己的新领土上，鄚玖设立了河仙市，吸引来了那些流浪人或者从广南、广义等地被驱逐的人，甚至是占婆人也前来此地开荒、经营，最终建成了四方船舶聚集的河仙海港。当时的河仙被命名“小广州”，十分繁华[4]79。 1736年鄚玖去世，其长子鄚天赐(别名为鄚天积)继任，被任命为河仙镇总兵，掌握维护边陲的特殊权力。在鄚天赐的管辖之下，河仙发展成为一个行政基础稳固、商业经济繁盛的大规模港市和越南南部一个热闹、繁华的贸易中心。
鉴于库存核航弹已服役多年，型号多样，存在老化问题，军工局2010年启动B61-12延寿计划，以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整合库存核武器，利用当时4种在役核航弹(B61-3、B61-4、B61-7和B61-10)的成熟部件，研制B61-12，并用B61-12替代这4种核航弹；二是增加航弹的打击精度；三是解决库存武器的老化问题，提高航弹可靠性和现代化水平。
在此后的时期，移居南部的华人日益增多，出现了几次移居潮，特别是每逢中国或华人生活的地区发生社会变动时就会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在移居、定居过程中，经过历史的风雨洗礼，既有成功，也有苦难，华人凭借自己的韧性和努力为南部的开垦事业和形成各著名贸易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南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这一地区今后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阮主和阮朝对华人所奉行的政策
17—19世纪，阮主和此后的阮朝对移居越南的华人所奉行的政策对移居南部地区的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上述所提到的，自从17世纪下半叶，阮主利用中国政治避难者作为开拓南部新区的主要力量，并允许他们在此地成家立业，华侨华人开始被允许在各经济中心、都市、海港等地定居。华人社区在南部逐步建成了各种各样的街道、市场及经济中心。华人大规模地涌入以及华人社区的形成，使其成为越南民族中较为稳定的居民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阮主和此后阮朝对中国移民的“热情接待”政策的结果[5]69。
华人不只是被允许在越南永久居留，他们还能享受阮主(1592—1771年)和此后的阮朝(1802—1945年)许多的优惠政策，诸如享受与越南人相同的公民权(若有长期生活的愿望)、不需要履行兵役和公益劳动等义务、被授权向来此地经商的人征收关税。
在南部的华人被允许参加所有经济活动，同时也享受阮朝政权的许多优惠待遇。华人若没有条件购买房子或开垦土地，政府将向他们提供贷款；允许从事矿业的人招募工人；为从事大米经营行业的人提供方便。根据19世纪上半叶所颁发的法律法规，移居越南并在越南定居、生活的华人在头三年被免征全部税收。在越南码头上停泊的华人商船只需要上缴2000—3000贯钱的入港税，而欧洲各国的船舶却要上缴8000贯钱[4]220。阮主和阮朝上述的政策既鼓励了华人移居越南，又推动了资本、经验积累和各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进而影响了此后各历史时期华侨华人经销商、承包商阶层的形成。
从文化社会的角度来看，阮朝也允许华人成立各种传统公会。华人在越南所设立的第一个同乡组织(公会)始于1787年。1814年，在嘉龙皇帝统治时期(1802—1819年)，华人的公会得到法律认可而合法化。公会建立在同乡、同方言的基础上，其成立的目的是确保移居并在异乡生活的华人人身和财产安全。此外，通过公会，阮朝也可以对华人的生意、生活和来往等活动实施更加方便、更有效的管理[5]70。
总之，在17—19世纪，阮主和此后的阮朝为华人的定居和生意活动营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为了在与华侨华人商品交易、交流活动中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能更全面、有效地学习、利用他们的生产、经商等方面的技能，阮朝对华侨华人一直保持亲切和友好态度，这种宽松的环境使许多移居越南的华人在越南南部创建了稳固的事业，并吸引更多华人来到越南定居，从而引发更多的新移居潮流，勤劳、有头脑的华人，生意越来越兴隆，也逐渐促进了所在地成为繁华的贸易中心和发达的城市。
四 、华人在越南南部各贸易中心形成 、发展历程中的贡献
进入17世纪末期，与还在重视农业生产这一传统领域的大多越南人相反，凭借自己的特殊优势移居新地的大多数华人却选择了各种手工艺和商业活动作为自己的谋生计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哪里有货币贸易，哪里就有华人；哪里有华人生活，哪里就出现各繁华都市，经济活动十分热闹。17—19世纪末，随着各华人社区的形成，在越南南部出现了农耐大街(别名为古老街)、美萩大街、河仙商港、堤岸四个都市，其形成与发展历程与华人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牦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一 )农耐大街 (古老街 )
大规模开拓越南南部地区的事业始于17世纪上半叶，许多贫穷的越南人为了逃避郑主与阮主之间纷争引起的战争，他们从越南中部沿着海岸乘船前往同奈开垦土地，成家立业。南部地区此时仍是一个面积辽阔、人口稀少的荒芜之地。 1679年，不愿意向清朝投降的广东总兵杨彦迪及黄进、陈上川(字胜才)、陈安平副总兵等明朝将军率领3000名士兵及其家属乘着50艘战船前来司蓉海(岘港)，请求拜见阮主并申请在越南避难。此后杨彦迪和陈上川在阮福秦皇帝派遣下，与阮阳林和阮延派两位越南将军的队伍一起进入越南南部开荒立村。原明朝的两位将军将军队分成两队，通过海路进入南部。杨彦迪和黄进前往禄野(同奈)、美萩(定祥)和高冷(今日先江)等地居住。陈上川和陈安平以及他们的部属则在古老街(农耐大街)、盘陵(边和)和堤岸(原嘉定)等地居住。在越南中部沿海乡村定居的一些明乡人也逐渐加入杨彦迪和陈上川的兵团，迁移至南部定居。从此原明朝的两个军团和明乡人一起开垦荒地、砍伐森林、挖运河、建房子、设立市场等，并在此地安居乐业。杨彦迪和陈上川还代表阮主征收税务(大米、干鱼、林产品、海产品等)，并返回福春上交朝廷[4]110。
此地交换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经商活动也非常容易，并没有什么阻碍。“船主常购买的商品一般是在同奈生产的大米、干鱼、犀角、象牙、鹿角及南方的各种药材等。商人经常代购的东西大多是丝绸、粗麻布、药品等日用品以及砖瓦、搪瓷、寺庙石柱子、金银纸钱等装饰物品。”[7]农耐大街成为华人、西方人、日本人、爪哇人等商船集散之地，中国文化习俗也逐步融入、传播并辐射整个东街地区[8]。
华人凭借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将生意从小做到大，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从雇工到当老板，从小老板到大老板，再加上了解本地市场的特点，善于经营，很快站稳了脚跟。到18世纪，华人移居者已将农耐大街建设成越南南部“第一商港”，吸引了日本、中国，甚至是西方的许多国家的商船前来经商、交换商品。
有关农耐大街的繁华和发达，史上记载，“在西头是新开发时的大街，陈上川召集了中国商人在此地建立街道、石灰砖墙的房子、高耸的楼，河边是繁华的几层楼高的店铺，在阳光下十分辉煌，街道绵延五里，有三个车道。大街使用白石铺路，十字街是用红土铺路，小街是用像魔石那么平的绿石铺路。商人在此聚会，海船、内河船等抛下缆绳，大小船只汇集在一起，热闹非凡。从事大规模生意的商人大量集中在此地”[4]194。
这一时期，前来农耐大街的商人并不单纯是经商，还有休闲、购物的目的。“此前商船来此地时，下锚后就上岸租房，之后才去购买商品，拿船内商品明细表进行装卸，对物价进行谈判，无论商品质量如何，购物者都会一扫而空。商船回去的日子叫回堂，船主若想请求买家替他买什么东西，买家也非常乐意，预定时间前就送来，买卖双方算清账后就一起演奏唱歌，既能用淡水洗澡，又不用担心藤壶穿孔船木板，回去时商船装满商品，极为方便。”[6]
1679年，在阮主的许可下，由陈上川率领的华人跨越芹椰入海口，定居在盘林(边和)地区。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农耐大街的独特优势，就集中在此地生活和经商。农耐大街原是一片位于福龙江中心的荒芜泥沙沉积地，面积约7平方千米。尽管离大海较远，但是此地却有优良的深水河道，具备航运条件，从此地可逆流而上，通往北方进行林产品资源开发，并运往南方，或经过芹椰入海口，到达高棉。由此可见，大部分华人已从当初定居的盘林(边和)地区迁移到农耐大街。本来就有了资本积累，经商的经验又丰富，再加上阮主的优惠政策，因此就在此地开荒、建房、建码头、修建道路、建设市场大街，经济发展迅速。
农耐不愧是“大街”，此地的繁华在南部历史上非常著名。但是农耐大街的繁荣时间并不长，到18世纪上半叶，由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西山与阮映之间的纷争、破坏，农耐大街就开始衰落。从形成到发展，再到被破坏整个过程，农耐大街存在了共有97年(1679—1776年)，此进程与陈上川及移居越南华人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
(二 )美萩大街
经过一系列教学实践改革活动，学校的数学建模教学活动获得很大发展，学生对数学建模课程的学习兴趣有了较大的提高，参加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成绩优异．相关教师积极做好教学研究改革工作，编写相关教学单元，将数学建模渗透到各门数学课程的教学中去．编写了适合民办本科院校的《微积分》[5]、《线性代数》[6]、《概率统计》[7]、《数学建模》[8]等教材，申报了5项相关省级、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教师发表相关教学科研论文20多篇[9-12]，为民办本科院校数学建模教学活动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为数学建模课程的进一步教学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具有优越的地理商贸位置，来此地定居的华人主要以做生意，生产中药材、小手工艺品为生。同时，美萩的华人凭借悠久的经商传统进行“开荒地，建街市”，吸引各地商人来此经商，为美萩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至17世纪下半叶，美萩大街成为当时南部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
美萩大街的对内、对外贸易活动非常活跃。从美萩大集市出发，船舶沿前江往西可通往凯来、凯比，乃至高棉；或顺前江往东通往米市、鹅贡，至小口后再到西宫集市或顺华富春；或沿保定运河经过西万古河、滨沥至西宫集市。不仅如此，美萩大集市作为外贸商港，吸引各国商船来此进行货物交易。史上记载了美萩大集市的繁荣景象：“南方住所为美萩大集市，有瓦房、亭子、寺庙，在河江船舶港口有许多船舶停留，此地为繁荣、热闹的大都会；各方来往船舶均停留在美萩河纳凉、赏月，等待潮水上涨时，顺流往西或往东。”[9]451
此后，美萩大街日渐发展，“至1781年，经过上百年的贸易发展，美萩大街日益繁荣，既是镇定营甚至是九龙江平原地区的经济贸易中心，又是政府行政中心”[9]453。美萩大街不仅是行政中心所在地和经济贸易中心，还是九龙江平原各省和西贡至堤岸开展贸易活动的重要中转站。
在南部地区历史变革的某个阶段，政权斗争，各种势力互相兼并，美萩大街也深受影响。华人内部也产生矛盾，1785年，黄进(黄晋)副将杀害了杨彦迪主将，同时美萩大街也被西山军摧毁破坏。1785年，泰国暹军入侵并破坏美萩大街。美萩大街在战乱时期沦为战场，街道尽毁，财物被掠夺，人民流离失所。
(三 )河仙港市
鄚玖(又名鄚镜玖)，广东省雷州府康海县黎郭社人，他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的商人，经常来往于中国—菲律宾—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之间，曾紧密跟随郑成功在台湾进行反清活动。1680年，鄚玖带着家人与部分亲信乘船离开福建[4]79。在海上漂泊一段时间后，鄚玖一行抵达真腊。真腊国王让其镇守忙坎(河仙)，鄚玖到任后，立即召集海外人士到此处经商，船只熙来攘往，越人、唐人、辽人、满人争相来此寓居，居民日益增多，太公(鄚玖)的名气日渐显赫[10]。
从以上定价中可以看出，当θ=1时，即当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知程度跟新产品一样时，pn=pr。即两种产品的销售价格一样。
(1)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园区共设置有安全警示牌135块，指示牌167块。警示牌内容：动物散放、关好车窗、锁好车门、严禁下车；您已驶入猛兽区、请关好车门窗，谨慎驾驶；珍爱生命、严禁下车等。东北虎园区入口安全门上设置了大型安全警示标志，园区内设置安全警示标志11块，其均分布于游览路线两旁的醒目位置。由此可见，倘若作为成年人的游客遵循警示牌和指示牌的指示，理应可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原本就是一个海上经商的商人，在踏足河仙后，鄚玖所做的首要事情就是开店铺，与国外客商发展经贸往来，修建城郭。很多资料表明，鄚玖召集并接纳了各国船只过来经商[注] 到真腊前，鄚玖已是一个商船的主人，经常前往菲律宾和巴大维亚经商。鄚玖也曾经帮助郑成功扩大台湾与海外间的贸易活动，参见陈京和：《关于鄚玖》，载《亚洲文化》1938年第6期，第21页。 ，同时主动与各国建立贸易关系。1728年和1729年，鄚玖派刘卫军和黄立关带两艘商船前往日本开展贸易活动。1731年和1732年，再次派商船前往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也始于1729年，自此河仙的特产如海参、干鱼虾等源源不断销往中国[11]。
（五）血清学诊断 常用的方法有HA和HI试验、ELISA检测6份鸡血清抗体水平很高，检测结果分别为达到12 Log2以上和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说明病鸡已感染了鸡的新城疫病毒。
为鼓励国外的商船前来交易，鄚玖实施了相当优惠的税收政策，交易的商品只需要上缴很少的一部分税收，随着大量国外商船的到来，河仙早早就成为热闹的商业港口。
由于真腊王国的软弱和暹罗的侵凌，鄚玖不得不寻找靠山以保存实力。 1708年，鄚玖与阮福周取得联系并把河仙献上，阮主册封鄚玖为河仙镇总兵，封为九玉侯。这一事件在史书上有记载：“1708年8月1日，封鄚玖为河仙镇总兵……这片土地相传常有仙人在河面现身，故命名河仙。那时，鄚玖授意张周和李社上书请求担任河仙长，阮主同意，授予其总兵职务。鄚玖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定都方城，居民日益增多。”[4]162
渗漏是房屋建筑施工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而发生渗漏的位置有很多，如外墙、屋面、门窗、厨卫等，渗漏不仅会对房屋建筑的外观带来极大影响，同时还会影响到房屋建筑的稳定性，降低了房屋建筑的使用寿命，所以在房屋建筑施工中合理的应用防渗漏技术是十分重要的。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是指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到正式开庭审理之前，为明确案件争点及确定诉讼资料以交付正式开庭审理，当事人和法院等诉讼主体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方式和手续进行的诉讼活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总和。〔1〕
1735年，鄚玖辞世，其子鄚天赐袭职。那时候河仙已经非常繁荣，故阮主授予鄚天赐的权限更大，“授予三艘免税龙牌船只与海外通商，准予铸造钱币”[9]321。鄚天赐继承父业建立了城垒和军队，设立衙署，扩大集市，促进与国外通商。1740年和1742年，鄚天赐两次派吴招员和林天长随同商船到日本长崎推动与日本的贸易关系[12]。在扩大与各国贸易关系的同时，鄚天赐还建设集市、道路，修建官邸、寺庙、军营、仓库、维修船只的工厂、城垒等，使河仙的面貌焕然一新，“路路相通、街社连片、越人、华人、高棉人等按人种居住，河面船只来往络绎不绝，实在是海角一代繁华都会”[13]。
鄚玖和鄚天赐的上述活动让河仙港市的人口迅速增长，吸引了很多移民前来，其中包括越人、华人、爪哇人以及在附近居住的高棉人。
关于河仙这片土地的描述，清朝(1747年)文献记载如下：“港口国位于安南和暹罗中部西南海域……当时的皇帝名叫天赐(鄚天赐，鄚玖之子)。”“历史传位尚未明确。那里有高山，但领土只有几百里。以树做堡垒，民居与中国毫无差异。上至国王的宫殿下至民居全部是砖瓦结构，饮食穿着仿效上一朝代(中国明朝)。国王束发髻裹网，戴以绉纱做成的巾帻或帽子，着龙袍，佩角带，穿靴子。民众穿高领宽袖的衣服……风俗重文风，喜诗歌。那时候有孔子庙，从上自下谁都拜供。”[14]
由此可见，在河仙商业港口的形成和发展中，华人在其中的角色很重要。河仙商业港成为东南半岛南部地区一个繁荣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河仙的华人独立但团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他们逐步全面融入越南。而后由于诸多因素，河仙商业港也沦落衰败，大部分华人飘零各地，其中大部分集中到了堤岸继续安身置业，发展对外贸易。
(四 )堤岸
南部地区的变化总的来说呈片区状，但农耐大街、美萩大街、河仙港市随后逐步失去了昔日的繁华。那里的华人已解散，到各处寻找安身之地。史书记载，农耐地区“沦为一片荒坡，中兴虽有人返回，但不如以前的百分之一(千分之十)”[4]238。至于美萩大街则“自1788年，民众才逐步返回，人口虽然稠密，但仍不及以前的半数”[4]238-241。
式中：πr(q)为购电商在批发价格w下购电量为q时的期望利润；Lr(q)为购电商订货量为q时的期望效用损失。
罗爹爹便向阿东解释，说：“你姆妈是个好人。每回见我，就会跟阿里说，罗爹爹腿不好，要搀扶罗爹爹。阿里硬是记住了。”
这些地方的衰败以及原有的繁荣给堤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堤岸自1788年步入建设和发展时期[注] 离西宫西南5公里的堤岸地区是由华人成立于1778年，堤岸常被称为华人大集市，当地百姓将其称为西宫市场。 ，变成了阮主执政下南部地区发展的中心，有着重要地位，移民从混乱不安的各个战区来到堤岸与之前到来的居民一起安身置业，使这个地方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那时候的堤岸被描述成：“道路交叉纵横形成‘田’字，街道房屋砖瓦连片，有3里长，越人和华人住在一起。街上的货物有：锦、缎、瓷器、写过字的纸张、珠宝装饰、书籍、药品、茶叶、粿条店。大江南北商品应有尽有，男女熙熙攘攘，实在是热闹的大都会。”[4]229后来，堤岸还与以华人为主的经济产业共同发展，以致“华人的商业可以说是垄断了这个地方以及南部下方的所有商业”[15]。
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11.1%、丙型肝炎抗体（抗-HCV）阳性率0.35%、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抗-TP）阳性率1.87%、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HIV）阳性率0.02%、总阳性率11.43%，这四种传染性标志物阳性率远高于普通流行病学（见表1）。
18世纪末，堤岸变成了所有地区的商品供应地，且商人基本是华人。华人在堤岸成立了自己的帮派、会所以管理商务并在这区域定居的过程中相互扶持帮助。在这里的明乡人主要从事碾磨和出港谷物以及其他农产品，同时为九龙江地区提供需要的商品。
在1795年西贡市的地图上，堤岸得以命名为中华街，或称为客市(Chinatown)。特别在嘉龙王即位(1802—1820)后，堤岸迅速发展。除了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里的华商也主要从事从中国、东南亚各国、欧洲进口的日用品的贸易活动。在法国建立殖民地前，在越南南部的堤岸已有500座房子、两条运河、5座桥，许多仓库和造船厂，这里的交易从早到晚热闹非凡[4]300。头虎水道(或堤岸水道)挖土动工于1819年，是连接西贡与堤岸在九龙江地区各流域的水运航线，在这里，华人把进口或内地的商品转卖给南旗六省，然后购买稻米、家禽和其他农产品转卖。水道两岸华人的活动非常频繁[16]。
1819年，皇宫里允许开挖安通河使堤岸变成“热闹都会”，然后“明乡人”出力加固河岸、建石桥，创造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大港。1822年，英国的一位外交家George Finlayson来到西贡并评价：西贡码头(即后来的西贡)和西贡(即堤岸)两个城镇的所有建筑和暹罗国的曼谷一样大[17]213。他还描述“房间宽大，以风水相符。房顶盖瓦片，柱子全是木头做成的。墙壁则从地面涂缝到半腰然后向上美化，很多高层楼房，木地板上的货物沿着河岸、河渠堆叠或沿着敞亮的道路堆放，这里的街道比欧洲许多都市的街道还笔直”[17]214。
堤岸不仅是国内热闹的交易中心，而且还是与国外或区域外开展交易活动的大场所。这里的华商经常与柬埔寨商人进行交易，在李文悦担任嘉定总镇时又增加接收国外经商船只的政策，使得堤岸的交易活动更加繁荣。
法国入侵并建立殖民地后，堤岸华人的机构、组织也随之变动。1865年，法国成立了由5位越南人、15位华人以及5位明乡人组成的联盟会。该协会负责管理华人移民和收缴居住税，每位定居的华人都必须加入阮朝时期就成立的7大帮派(福建帮、福州帮、潮州帮、广州帮、贵州帮、雷州帮、海南帮)之中(可任选其一)，那时候，联盟会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它不需要经过政府批准就可以颁布自己的法规如侨民管理、稻米价格、出入港定价[5]48。法国殖民当局在完成了对越南的占领和统治(1844年)后，并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在越南居住的华人为中国公民，在各方面，包括生命财产安全上享受与越南人同等的待遇，允许华人在南部地区自由出入并成立自己的经贸组织。在堤岸，还准予华人成立一个大帮派以管理华人内部事务[2]23。
五 、结语
明末清初，明朝的部分忠臣不屈从清朝的统治而进行反抗，失败后逃亡至越南，被阮主准予到南部开荒。这部分人精于经商，又大规模地进行开垦荒地。经历了一代代的积累，不断丰富了他们的经商经验。华人在移居新的地方后，充分发挥自己在商业方面的天赋，南部原本就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本地居民又不精于商业。华人敏感的商业头脑使得他们刚涉足这片土地就认识到，只有开发新产业并积极进行商贸活动才能在这里立足。农业与土地密切相关，商业则与资金密不可分，而开发新产业使资金易于流转和周转，因此南部的商业综合了所有有利的要素。
17世纪到21世纪，越南南部因为华人的到来而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华人群体不仅为上述都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的经济活动还使这些都市变成近3个世纪内繁荣的商业中心。农耐大街、美萩大街、河仙港市、堤岸等这几个大都市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华人杰出的贡献。同时，华人的商业活动还超越了这几个都市，带动了越南经济的发展。
传统数学描述工具(如集合论[13]、图论[14]等)在对类似的层次模型进行形式化描述时，不仅要对模型中的每一个元素建立集合，还要对关联元素单独建立集合或关系图，既繁琐又不够清晰，同时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操作方法。多色集[15]的特点是能够描述集合本身及其组成元素的性质,以及集合本身性质与其组成元素及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基于多色集理论将图4中模型元素间的关系进行直观表达。
正是各商业中心的繁荣，让南部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封闭式的经济，而是与外界连接的能动的经济模式。从17世纪美萩大街的形成和发展就可以看出当时南部地区商业关系与其他商业中心紧密相连，甚至辐射到东南亚周边地区。农耐大街、美萩大街、河仙港市等地区虽然在变动后地位不如以前，但由于这些地方的货源充足、物产丰富，所以这些地方成了南部地区商业重镇。
越南南部地区经历了3个多世纪的变化，商业中心的形成与华人群体密切关联，是该地区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农耐大街(东奈)、美萩大街(前江)、河仙港市(坚江)商业中心的文化遗迹如今已存在不多了，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商业中心为整个南部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今的堤岸仍是华人和越南人繁荣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今天越南城市中最著名、充满活力和不可或缺的经济中心。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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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Hoa People Chines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ng Centers in Southern Vietnam (17th-19th Century )
LIU Wenjue
(Faculty of History, VNUHCM-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o Chi Minh City 74000, Vietnam)
Abstract : Due to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migration to Vietnam occurred quite earlier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t least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century. Over the centurie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ppeared throughout the three regions of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Vietnam. However, Chinese immigrants to Northern Vietnam were mainly from the stratum of officials and military men rather than traders (except for a number of Chinese in Pho Hien and Thang Long). Therefore, in the North of Vietnam,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small-scale, not as large and significant as those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Vietnam. From the 17th to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merchants and defeated officials from the “Anti-Qing” movement sought temporary refuge in Da Nang, Vietnam and followed Nguyen Lords. Nguyen Lords then ordered them to explore new lands in the South.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South of Vietnam for centuries ha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the thriving cities. The Chinese commun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not only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urban cities but also in turning those areas into prosperous and bustling centers with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mmodity economy to develop later on. Several urban areas in Southern Vietnam such as Nong Nai Dai Pho (Cu Lao Pho), My Tho Dai Pho, Ha Tien Trading Harbor, Cho Lon, et ceter, are important trading and transit centers both reg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which the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learly expressed.
Key words : Chinese; Southern Vietnam; commerce; trade center
收稿日期 ：2018-11-01
基金项目 ：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科学基金项目“越南南部解放财经建设与发展”，项目编号：C2018-18B-01。
作者简介 ：刘文决(LUU VAN QUYET)(1980— )，男，越南南定省人，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历史系长、历史博士，研究方向为中越关系史、经济文化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K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320(2019)01-0021-08
[责任编辑 ：岳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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