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改革进程中信息效应的相容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效应论文,进程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效应特指受信者根据所获信息相应调整自己行为的现象。根据信息论创始人申农对信 息的定义，信息能消除人们认识中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学家兼心理学家西蒙(Herbert A S im on)对信息如何通过人的认知转化为经验预期，进而进行决策作了开创性的研究，除了被广 泛引证的“满意标准”、“有限理性”和“决策过程四阶段论”外，具有分析意义的推论包 括如下两点：其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层级组织中，以自上而下延伸的“目标——手段 ”链作为联结方式。例如，在基层，一经济组织的经济绩效如何是个事实判断问题，但是在 高层，它就被转化为价值判断的偏好组合问题了；其二，西蒙基于人类“注意力资源稀缺” 这一事实，提出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描述和收集信息，而是压缩信息（“信息消冗”），即将巨 量的信息尽量转变成简洁的符号（西蒙，1947）。例如，市场价格信息就是经过“消冗”的信 息，一个消费者不必去追究商品的诸多细节，他只要获得有关商品的市场价格信息，就能根 据预算约束和个人偏好进行自主的消费决策。
在人类“注意力资源”恒有稀缺性的严格假定下，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及信息简约速度， 与节约“注意力资源”成正比关系，它通过记忆和经验形成理性预期。经济学是一门善于选 择的科学（施蒂格里兹，1990），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的信息效应，决定了经济目标实际被实 现的程度。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流信息效应相容性的制度安排， 而这种相容性的受制条件是可分析的。
一、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信息效应分类
现时中国的主流经济信息肯定不只有市场价格信息这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了经济 制度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具有受控性质。控制的主体是政府。判定这一事实具 有以下政治经济分析的意义。
第一，渐进式改革使公共权力与不成熟的市场结合在一起，导致中国的市场发展兼有“催 化”和“渐化”两种特征。“催化”特征意味着，政府会预先发出在哪些领域对旧制度进行 改革和建立何种新制度及其推进速度的信息；“渐化”特征表现为，新制度从幼稚到逐渐成 熟呈现为一个类似“经济生物学”（马歇尔，1890）的过程。假设上述两个特征只有一个是真 实的，我们都很难用成熟、完善的市场模型来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作为该问题的实证参照，二百多年前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政策效应，导致西方国家不成 熟 的公共权力从不成熟的市场中撤出。一个半世纪后，以罗斯福“新政”实践和凯恩斯《 通论》(1936)的理论证明为契机，西方国家的公共权力重新大规模进入市场。其后，公共权 力对 市场的干预日趋参数化。注意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是重要的，因为公共权力与市场相距 较远，客观上会造就一种发展机遇，可使权力与市场按各自的发展规律分别独立成熟起来。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没有这种历史机遇。
第二，渐进式经济改革过程中最现实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和“市长”（政府）至少是同 等重要的信源主体。市场不成熟，“市长”的指令依赖行政组织贯彻实施。但政府的交易地 位再强，市场发育的过程、方式也不可能外在于政府的效用函数，而政府的效用函数又肯定 不只包括市场这一变量。事实上，是政府的偏好组合而不是单一偏好才能决定中国经济制度 的变迁方式和新制度的供给量。不难理解，当人们还在使用“优惠政策”的概念时，就等于 认可了新制度的供给强度与公共政策的信息效应完全一致。在这种“双信源”的信息背景下 ，“一只眼睛盯住市场、一只眼睛盯住政府”构成了经济主体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信息 搜索背景。问题是，权力和市场这两种信息效应对于改善长期市场效率的意义并不必然一致 ，且不能排除经常互为代价的可能。换言之，双元信源的信息效应并不必然相容。
第三，普遍而言，制度以提供公共信息的形式帮助人们实现效用最大化。由于个人无法穷 尽他所需的信息，无法设计出所有可能的决策方案并在事前比较结果，加之不可能事前预知 他人的反应（西 蒙，1947），任何面向未来的理性预期都存在或多或少被伪证的概率。人们 以 记忆方式储存以往决策成败的经验信息，尽量节约“注意力资源”。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 国经济改革方式的实践为一代人积累了如下经验信息，即政府致力于向全社会提供市场经济 制度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政府毕竟是政治组织之一部分，有可能不会完全按照经济逻辑 行事，渐进式改革也决定了，政府管理市场的经验增长，不大可能比市场自身成熟的速度更 快。因此，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过程中的失误，既可由公共政策内容的不合理部分理解，也可 以由市场本身发育不健全加以解释。现实中的困难在于，人们无法描述新旧经济制度增长的 边际，也无法准确判定市场的信息效应与公共政策信息效应各自作用的区域。所谓人们很难 准确评价政府的作用（周业安，2000），实质是难以划分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而在发达国家， 这种边界是清晰和作为分析问题的隐含前提存在的。
二、经济改革中的主流信息的性质
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前提讨论利益问题和“善”（群体目标）的问题。 在宪法框架内，利益冲突、利益表达、利益结合、利益交换的具体形式和费用，均与一套制 度密切相关。在已知的经济制度中，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最低。中国政府20多年来致力 于向公民提供市场制度，实际上是在提供一种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使用市场制度的人越 多，新增一个消费单位所造成的边际成本就会愈加趋近于零，这种“公共物品”的纯粹程度 就愈高。然而，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府提供市场制度的方式；二是这种方式对于改 变传统的主流信息结构的意义。
关于前者，政府提供市场制度的方式在中国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政治、行政体制 改革在后；价格改革（市场环境）在前，企业改革（市场主体）在后；放松下游产业价格管制在 前，放松上游产业价格管制在后；建立产品市场在前，建立要素市场在后……。总体说，这 种渐进式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但同时也以时间的机会成本为代价。即使假定时间的机会成本 最小，人们也不能相信没有成本发生。问题是怎样判别、描述这种成本。
关于后者，中国传统的主流信息结构是单元结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主要依靠法 规、政策和指令的传达和反馈。这是支撑以前中国政治制度的信息基础，也是脆弱的信息基 础。因为，纵向信息交流不能使官民之间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也使得许多合法的利益要求 难以进入信息渠道。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横向信息交流很困难，那么，过高的交易成本也使分 工受到限制。市场制度中的价格信息为信息的横向社会交流提供了制度保证，使“最关键的 信息能迅速传递到需要它的人手中”（斯蒂格勒，1953）。更重要的是，由于决定利益分配的 信息内在于价格信息之中，市场制度就构成了联结价格信息、经济动力、利益分配三者的（ 弗里德曼，1979）的桥梁。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的双元信息结构会扩大社会稳定的基础， 也会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凯恩斯神庙”完工以后，人们知道了，个人效用最大化 的叠加效果可能并不如意，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富翁和乞丐都在劫难逃。因而，政府应以公 共目标最优化为合法理由，干预经济生活。其前提是，追求公共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以 参数形式输入市场。作为强有力的补充，不同利益集团可以在政治制度内交流信息，从事“ 事前交易”，以减少政策实施中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
渐进式改革的经济成本是比较低的，但并不等于没有成本，其成本很可能属于预支、贴现 性质的，迟早要支付。如众明察，渐进的关键是受控。在经济领域，受控点在哪里呢？渐进 改革中一直受公共权力控制的地方，必然是新制度因素稀缺的地方。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从 宏观上看，渐进式经济改革有两个主要控制点，都属于要素市场。它们分别是经营者市场和 资本市场。关于经营者市场，政府通过“党管干部”的方式实现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控制， 才不致使“发挥国有经济的主渠道作用”成为空话，使号召各单位“积极安置……人员”得 到实现。这些举措对于“物价闯关”和缓解就业压力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应当承认具有时 代和经济改革策略上的合理性，使中国企业较少出现由计划垄断变为市场垄断的尴尬后果。 关于资本市场，政府放弃维系于国家信誉的纵向信用制度，导致横向信用制度的供给至 今仍属稀缺，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很难与其它要素市场的迅速发展相匹配（张杰，2000）。客 观地说，在“强金融，弱财政”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滞后，并导致“资本饥饿症”难以治愈 的情况下，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确实曾是控制宏观经济的最后手段。
扼要回顾上述两个控制点，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短期内，在特定条件下，上 述控制能用“全局优化必须以局部次优为代价”来解释。符合西蒙提出的“满意标准”；其 二，从长期看，比如说10年，整个宏观经济终究要为上述控制付出代价，表现为市场发育滞 后，更使得相当部分国有企业出现“穷庙富方丈”现象；其三，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政 府成功地推进改革和定域控制生产要素市场，已经向一代人持续传递了一个信息，即政府要 做 的事情，不乏操作的手段。如今，这种信息刺激已经转化为人们记忆中的经验信息。
虽然政府始终是政治组织之一部分，首先追求政治目标。但是，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已被 大大强化（王沪宁，1987）。当前，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至少包括了改革旧体制和培育市场、 并用市场方式管理市场这两个目标。当政府发布要深化改革的信息时，公民记忆中的经验信 息 能够引导人们作好相应的预期。然而，当政府探索用市场方式管理市场（宏观经济政策参数 化）的时候，制约的条件就会很多。一般说，市场制度的供给和程度，决定了政府能在多大 程度上用市场方式来调节经济总量的关系。就中国的现实看，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沉默的、而 又是颇有份量的博奕者。
三、几组主要信息效应相容性的具体分析
1、来自公共权力部门与市场信息的效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政策目标下，来自公共权力部门 的 信息，与由市场发出的信息之间，信息效应的总趋势无疑是相容的。整个社会的主流经 济信息从原来的由政府供给逐步转向由市场供给，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一点，人们都清 楚。但在权力信息与市场信息相容的表象背后，仍要做进一步具体研究，其中有普遍意义的 结论或许还包括以下两点。其一，权力信息与市场信息逐步相容，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不止受到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市场的发育健全还受到来自公共权力部门的巨大推动。“建 立”二字主要就是指各级政府的自为推动。因此，推动中国市场发育的力量是两个而非一个 ，即如前所述的市场自发“进化”的力量加上政府“催化”的力量。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 市场化进程何以快于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进一步说，在市场发育处于非常幼稚水平的 时候，市场信息与公共权力信息效应相容，将有利于推动市场成熟。在经济学上，该过程应 该属于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个积极特例。其二，如果公共权力与不成熟的市场相结合构成一个 国家特定发展阶段的“满意策略”，那么，由此导致的腐败现象就有一定的必然性，或者说 存在制度性诱因。历史证明，公共权力与市场的距离，以及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边界的模糊 度，向来与“腐败现象”成正比关系。人类无法回避一种选择所必然包含的成本因素。按照 西蒙的解释，只要成本因素在主观评价许可的范围内，该项决策方案就是值得考虑的。目前 ，有关中国的公共权力信息与市场信息在本质上具有相容性大约属于事实判断，较少有异议 。但对于比较公共权力与市场相结合改革方案的优势和成本问题，细化研究的余地显然还很 大。
2、改革与稳定的信息效应
兼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政府推进改革的举措及其信息效应，旨在追求社会进步，而确 保社会稳定的信息效应则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两类信息是相容的，但操作起来难度颇大。在 经 济改革过程中，渐进而不是“休克”的方式，已被证明能够较好地平衡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 的关系。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在理论上很容易说清楚，而在实践中较难做好的辨证关系 。问题的关键是对“度”的把握。中国的实践表明，改革与稳定的信息效应在发展生产力的 总目标下相容，不等于时时、处处都相容。毋宁说，在客观上，改革与稳定的具体力度的分 布不均匀，“优惠政策”内涵的改革成分较多，“顾全大局”概念多包涵的稳定成分较多。 “优惠政策”的覆盖面愈小，“优惠”性质愈明显。尽管“优惠政策”泛化是一个大趋势， 但“优惠政策”所带来的改革力度和利益示范的信息效应，必然会以很快的速度向外扩散。 当然，这只是理论值，“优惠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扩散，毕竟取决愈政府的态度。明 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尽管改革与稳定的信息效应在整体上表现为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 长，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却必然会存在较大差异。而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则又是一个价值评 判问题。
3、加速经济发展与拉动有效需求的信息效应
1992年以后，中国决心促进经济发展的信息被“发展是硬道理”的宣示标定了最优次序。 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其信息效应无疑首先发生在增加总供给水平方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以消除短缺经济为初始条件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企业、公民都积累对付总供给不足 的 经验，首要的经济目标均为填补市场空缺而不是开拓市场。因此，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粗 放经营的经济景观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宏观经济一旦出现结构性供给过剩的局面，怀疑总 需求方面出现问题往往是经验性信息积累所带来的思维习惯。
主流经济分析认为，决定宏观经济均衡的长期因素主要来自总供给方面，短期影响力主要 来自总需求方面。在供给和需求相互决定、互不外在的严格规定下，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决 定需求。结构性总供给过剩会以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式表现出来，问题当然需要解决，但它毕 竟也给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带来了机遇。应该说，这种机遇以前在中国出现得并不多。只 有先解决供给数量问题，才能进而解决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背景下 ，中国总供给由短缺到消失再到结构性过剩，有历史的惯性在起作用；而在短期内，解决有 效需求不足的公共政策则有探索的性质。今后一段时间，人们经验和记忆中的信息，恐怕与 宏观经济政策信息的“试错”特征并不相容。
4、深化“五大改革”与扩大内需的信息效应
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中国来自公共权力领域的信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要深化教 育、科技、住房、医疗、社保“五大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些改革的实质 是，要把个人成本从社会成本中分离出来，使社会成本中内化的个人成本外部化，平衡个人 在市场中的权利和义务。它直接提升了个人对未来市场风险的预期，强化着人们的谨慎动机 。其信息效应无疑会导致边际储蓄率上升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来自公共权力领域的另一类 信息是要刺激经济，扩大内需。在消费者强化谨慎动机的时候，由政府借用百姓的储蓄直接 投资于公共工程，并通过降息的方式告诉公民，存钱将无利可图。不难看出，深化“五大改 革”与刺激经济的信息是不相容的，一旦投资水平持续下降，宏观经济均衡的目标将难以实 现。面对宏观经济的波动，指望政府采取有效的行动，属于一种常规思路。然而，将其中大 部 分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辅之以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景观的变化仍然可能是积极的。比如， 统计资料已经显示，新经济所涵盖产业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大，增长迅速，在京、沪、穗等地 均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之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出口增加，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得到 了初步缓解。在这次经济波动中，人们暂时还很难明察市场的自发均衡力量和政府公共政策 效果之间的边际。但是，至少有两点结论似应转化为未来对付需求不足的经验信息：第一， 在短期、近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比人们预料的要强；第二，市场的自发波动不必看得太 重。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应最大限度地让市场来调节宏观经济。尽可能 地加大新制度供给力度，比之人为设法削弱新制度的消极后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