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就变动、关系使用与职业地位获得

李黎明, 廖 丽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通过分析2014年和2016年“社会网络与求职调查”的数据发现个人获得初职后,其教育成就变动情况与职位获得方式对职业地位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初职后,不同教育文凭对劳动者的激励不同,成人高等教育更容易吸引劳动者“再深造”。获得初职时,使用“关系”的求职者未来更可能发生教育成就变动。获得现职时,使用“关系”的求职者更可能实现职业地位向上流动,但是,教育成就变动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并不显著。初职后,教育成就的变动只是弥补了教育信号的不足,并没有像社会关系的作用一样解决雇主对工作能力的信任危机。

关 键 词: 教育成就变动; 再深造; 社会关系; 职业地位; 教育信号

一、 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分层是依据阶级或劳动力的职业等级将人们分配到不同阶层的过程。教育是社会层化的一种“分类器”^[1],教育机构在新一代人的劳动力职业分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学校教育到工作过渡的过程是个人生命周期中社会地位的重要来源,也是年轻人对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两种领域的融合^[2]。基于国内现有文献,社会学领域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市场化改革或教育扩张的背景下,教育与职业地位获得的阶层不平等问题^[3]。虽然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联系在学术领域有一定共识并有很多深入的研究,但是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视角围绕学校教育或文凭向工作领域过渡的讨论还不是很多。

如果考察由教育向工作过渡的特征是如何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那么这些特征的变动性有助于解释中国教育与职业地位分层的关联机制。由教育向工作领域过渡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教育与首份工作之间的联系;人们在工作后返回学校,改变其教育成就的过程;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人们工作变动的情况^[4]。已有研究探讨了教育与职业地位的显著关系,但其中许多研究并未区分首份工作与最终职业地位归属之间的差异。实际上,由教育向最终地位归属转变的历程中人们可能会经历教育成就变动、社会关系转换及职业流动等事件。本文试图分解这一历程,通过考察关键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地位获得的作用,更清晰地解释教育与职业地位之间的关联机制。

教育成就变动的状况反映了教育层级与职业地位的联结程度。大多数经验研究预设年轻人由学校向工作过渡是一种从全日制学校到全日制职业参与的一次性流动过程,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许多年轻人进入首份工作后可能又返回全日制学校学习,然后再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不同教育体制而言,如果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成就变动的可能性越大,那么教育与首份工作之间的联结性越弱。例如,美国教育体制授予的学历是非差异性和非标准化的普通教育证书,因而年轻人的首份工作分配比较随机,初职后学历提高情况也比较普遍。国内针对教育成就变动的研究比较少,但与其相关的社会现象受到大众的关注。比如近几年关于“先工作还是先考研”的话题受到热议。那么,我国劳动者教育成就变动的情况如何,及其如何产生分层的机制？这将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发扬企业的精神对于企业来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精神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它在企业的管理及发展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只有具备良好的企业精神，企业才会有更加远大的战略目标，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企业精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使他们谨记企业精神，时刻提醒自己的工作任务，勿做有损企业形象的事情，使这份工作变得更加有使命感，遇到问题也会积极地解决，而不是选择放弃，企业精神对员工和领导者的指导作用就在于此。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不仅关注社会关系对职业地位获得及其流动的影响,还强调社会关系在由教育向工作过渡的历程中的作用,及其对教育成就变动的作用。许多经验研究证实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有助于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并影响其职业流动^[5]。在学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互动的研究领域,功能主义的理论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年轻人就业难与教育回报不匹配的问题。相反,网络理论主张“社会关系”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能够实现学校教育依据社会需求的能动反应^[6]。可见,社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变量,具有收集、筛选、传递人力资本信息的作用。本文认为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会通过“关系”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另外,如果人们动用关系资本的条件来源于教育竞争或教育贬值,那么使用“关系”对“再深造”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

2005年和2011年，湖北省两次利用杜家台分洪工程行洪道分流洪水，而未动用蓄洪围垸蓄洪，以最小代价换取了最大安全，是对汉江中小洪水（约20年一遇～50年一遇）调度模式的创新和补充。既以人为本，又给洪水以出路，体现了洪水管理的新理念，同时为今后汉江中小洪水的调度积累了经验。

本研究将重点关注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学校教育产出的问题,探讨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获得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微观互动关系。为了揭示教育作为社会“分类器”的运行机制,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在于:教育与初职职业地位的联系、初职后教育成就的变动、社会关系对职业地位获得及流动的影响(见图1)。

图 1研究框架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遵循由学校教育向工作过渡的研究思路,考察了教育对初职职业地位,教育成就变动和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并分析了教育成就变动与“关系”使用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通过分析初职后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教育成就变动的比例,本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成就变动的比例越高。教育成就变动比例最低的是初中及以下的劳动者(2.92%),最高的是成人高等教育的比例(成人大专是61.89%,成人本科是64.84%),研究生及以上的次之(42.95%)。相比于正规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成就变动的比例更高。由于正规高等教育需要初职后的劳动者脱产学习,相比于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劳动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看来,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人们更愿意投入较少的成本获得高等教育证书。

教育筛选理论有助于解释人们完成学校教育后与劳动力市场首次接触的过程。柯林斯继承了韦伯的传统,分析了教育是如何让一些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他认为教育证书限制了职业地位的竞争,这源于教育的层级构建在整个社会地位的序列中,教育作为进入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与阶层利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10]。教育为相应的社会群体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看门人”利用教育证书识别符合期望的群体而排除其他群体^[11]。教育筛选理论(signaling theory)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雇主需要依据可用的“信号”决定是否录用求职者,而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往往被认为是可信的。Spence将后天的可改变可观察的自致因素称为信号,如工作经验、教育水平等,雇主将基于教育信号与工资结构之间关系的信条(belief)传递给就业市场中潜在的求职者,求职者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教育投资的决策^[12]。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提出假设1:教育年限越高,初职的职业地位越高。

表3的模型1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年限每增加1个单位,职业地位上升的风险将增加7%,显著水平小于0.01。教育成就变动对职业地位上升的风险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然而,获得现职时使用了“关系”的劳动者职业地位上升的风险是不使用“关系”的1.74倍,显著水平小于0.001,这样的结果在表3的模型2中是相同的。另外,教育年限的平方项对职业地位上升风险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教育年限与职业地位上升的风险率不存在U型关系。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4。

虽然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变量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一些研究的挑战,但是许多经验研究证实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获得^[15]。格兰诺维特曾指出使用关系收集信息的人更容易流动到收入或地位较高的职位^[16]25-28。边燕杰与张文宏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在中国市场转型时期有利于劳动者获得更好的职业,他们指出社会关系的入职方式不是一种正式的求职渠道,它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与其他方式结合^[17]。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个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完成工具性或情感性行动,最终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18]。

图5展示了在NBA数据集中，PPVPS协议和VPS协议在服务器数量从2增长到8的过程中的计算时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服务器数量从2增加到5，协议运行时间从19.013 s增加到63.354 s，当服务器数量逐渐增加到8时，VPS协议和PPVPS协议的计算时间出现波动，这是因为数据集的分布影响锚点筛选，从而影响协议运行时间。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和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主持的“社会网络与求职调查”(JSNET2014、JSNET2016)。该调查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天津、厦门、西安等城市采用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式对有过非农职业经历的受访者进行问卷访谈,调查数据的总样本量为5 476人。另外,魏昂徳和李博柏对1949—1996年中国城市成年人口全国抽样调查的生活史数据分析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背景下,党员身份和教育对行政管理职业和技术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22]。由于1990年以后行政管理职业中“先培养,再提干”的政策逐渐废除,本文基于市场的逻辑,将1990年以前获得首份工作的样本剔除。

本文探索中国城市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的选择,教育成就的变动与职业地位的上升在个人职业生涯中都是重要事件,因此,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该方法将分析单位由个人转化为特定时间发生的生命事件,并依据研究假设定义不同的事件。为了探讨个人结构特征的差异对教育成就变动和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沿着上述研究思路,本研究实证分析的步骤包括:首先,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描述分析教育对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其次,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初职后劳动者教育成就发生变动的风险率;最后,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初职后教育成就变动与“关系”使用对劳动者职业地位上升风险率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传统DMA传输对PCIE总线性能的限制,详细介绍了双DMA缓冲机制的实现原理以及图像数据的DMA传输过程,完成了极高数据吞吐率的图像传输设计。最后在FPGA硬件平台下对图像传输系统的性能做了测试验证。

据此,本研究涉及三个因变量:初职职业地位(ISEI);教育成就发生变动的事件;相比于初职,现职职业地位上升的事件。当样本获得最高教育程度的年份发生在获得首份工作的年份之后时,本研究将其定义为教育成就变动的事件发生(事件发生=1)。本文将现职的职业地位高于初职的职业地位(包括升职)的样本定义为职业地位上升的事件发生(事件发生=1)。另外,初职和现职获得的方式是本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自变量。JSNET2014和JSNET2016调查问卷(1) JSNET2016是基于2014年的追访数据,本文基于2016年的教育和职业变动做了相关调整。 详细询问了被访者获得第一份和现在这份非农工作的方式,具体包括7个选项:经人介绍、个人申请、国家分配、国家分配和经人介绍、个人申请和经人介绍、国家分配和顶替父母,以及其他方式。本研究依据是否涉及“经人介绍”将7类选项划分为两类:不使用“关系”和使用“关系”。

实验大鼠均通过灌胃方式给药，剂量如下：苦心丸高、中、低剂量组分别为1.48 g/kg、0.74 g/kg、0.37 g/kg体重；阳性对照药组用药为复方丹参滴丸，剂量为250 mg/kg体重。以上各组给药均为1次/d，共连续7 d，第7 d给药后30 min进行心肌缺血模型的复制。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教育年限与初职职业地位的关系

表1的模型1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使用“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相比于不使用“关系”的劳动者初职职业地位低2.76个单位,显著水平小于0.001。表1的模型2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初职社会地位平均增加1.75个单位。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1。当人们最初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教育与职业地位的层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表1的模型3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引入教育年限的平方项,教育年限对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U型关系,当教育年限大于6.32年时(2) 教育年限平方项最大值的计算公式为β ₁/-2β ₂(β ₁是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β ₂是教育年限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教育年限与初职职业地位是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当引入教育变量后,初职获得方式对初职职业地位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人们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教育是影响初职职业地位的主要因素。

表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初职职业地位)

注: ·、*、**、***分别表示在0.1、0.05、0.01、0.001的水平上显著;省略控制变量性别、初职年龄、户口、政治面貌、初职单位属性、初职行业、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父辈教育程度、入职时代,下同

2.首份工作后教育成就变动

“虚不受补”狭义上是指脾胃虚弱不能消化补药，广义上则泛指补药在被消化吸收后产生了各种不良反应。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就要考虑自己是否是“虚不受补”，并在以下几个原则指导下，科学进补。

表2的模型1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年限每增加1个单位,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上升55%(3) 当风险比>1时,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上升55%,即1.55-1=0.55,COX模型变量的解释方式下同。 ,显著水平小于0.001。获得初职时使用“关系”的劳动者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是不使用“关系”的1.36倍,显著水平小于0.01。初职职业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下降1%(4) 当风险比<1时,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下降1%,即1-0.99=0.01,COX模型变量的解释方式下同。 ,显著水平小于0.05。初职月收入对数每增加10%,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下降21%,显著水平小于0.001。这样的结果证实了假设2。

社会资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兴起源于布迪厄与科尔曼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社会资本与教育研究似乎有天然的亲和性^[19]。在学校教育向工作过渡的研究中,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补充了教育筛选理论的不足,它提出了关于人才的信息如何通过个人社会关系获得并被信任的问题^[20]。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求职者借助亲属关系、社会网络等非正式渠道求职,有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使求职者与工作岗位更匹配^[21]。教育证书是一种普遍的信号,是否使用信号取决于雇主关于“文凭代表能力”的社会信念。提高对教育信号的理解和信任度的一种方法是将它们嵌入到社会关系的环境中。在日本,社会关系会使评分标准成为值得信赖的选择,它向雇主提供人力资本的良好印象,并传递给年轻人他们在“劳工队列”中的位置^[11]。可见,当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教育成就变动与求职过程中使用“关系”的社会动机是相同的——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地位。依据上述推论,本研究提出假设3和假设4。假设3:相比于不使用“关系”,获得初职使用“关系”更容易发生教育成就变动。假设4:相比于不使用“关系”,获得现职使用“关系”更容易实现职业地位向上流动。

表2的模型2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年限与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率呈倒U型关系。获得初职时使用了“关系”的劳动者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是不使用“关系”的1.42倍,显著水平小于0.001。这样的结果证实了假设3。另外,初职职业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下降1%,显著水平小于0.1。初职月收入对数每增加10%,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下降24%,显著水平小于0.001。

表 2 COX比例风险模型(因变量:教育成就变动)

3.教育成就变动与使用“关系”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

分析教育投资的动机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为什么会发生教育成就的变动。虽然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筛选理论对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的解释不同,但它们关于教育动机的解释是类似的,即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争取更高水平的教育,更高水平的教育也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果更多的人关心社会地位的升迁,那么教育领域的学历竞争会更激烈。教育是社会地位竞争的重要依据,“知识改变命运”的幻象激励着人们追逐更高水平的教育^[13]。教育对精英阶层自身地位的稳固具有重要作用,获得优质教育已经成为进入精英阶层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和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14]。在现有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激励下,人们获得教育成就的动机在于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初职后,由于不同学历对人们的激励不同,人们教育成就变动的情况也会不同。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提出假设2:初职后,教育年限越高越可能发生教育成就变动。

表 3 COX比例风险模型(因变量:职业地位上升)

注: 省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户口、政治面貌、现职单位属性、现职行业、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父辈教育程度、入职时代

五、 结论与讨论

当人们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教育层级与职业地位就发生了联系。由教育向职业领域过渡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教育成就与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层级之间的联系。布劳与邓肯提出美国社会地位获得模型时,认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7]。从教育水平与社会分层的互动关系看,一部分研究者强调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更强调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对职业地位的影响^[8]。虽然阶层背景影响着人们的受教育机会,但是教育作为一种职业地位的分层标准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在控制家庭背景的因素后教育与就业和工作起薪显著相关^[9]。

第一,个人教育成就与初职职业地位之间有显著的层级联系,即教育年限越高,初职的职业地位越高。在获得初职的过程中,年轻人的社会接触不多,学历是让雇主相信自身价值的主要凭证。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引入教育变量后,关系使用对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这样的结果表明个人学历在早期职业生涯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虽然有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是关系与学历并重的^[23],但本研究认为至少在职业生涯早期,由学校教育向首份工作过渡的阶段,学历的作用大于社会关系的作用。

另外,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关系”的使用对获得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这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结论一致,他认为最低收入工作的人更可能使用家庭—社会关系,而最高收入工作的人最不可能使用家庭—社会关系^[16]34。在我国,吴愈晓也曾认为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处于社会下层,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并且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更可能离开初职^[24]。如果教育证书是一种信号,那么受教育年限较低的劳动者拥有的教育信号对雇主来说只是最基本的能力。较低社会阶层的群体面临更多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竞争处于劣势,他们更容易通过非正式求职渠道来弥补自己教育信号的不足。实际上,他们大多会通过亲戚、老乡等“熟人关系”的介绍了解职业信息,并使雇主了解自身与岗位相匹配的能力。因此,在社会关系的使用方面,那些缺乏社会网络资源的较低阶层群体在求职时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熟人关系甚至是他们获得工作的唯一途径。

第二,从教育投资的动机看,人们发生教育成就变动的目的是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因此不同学历或文凭对人们有不同的激励机制。首先,本文发现相比于正规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成就的变动比例较高。我国教育系统给普通高等教育文凭捆绑了较多的利益,“声誉低”和“学不到真本领”被认为是职业高等教育证书的普遍问题^[25]。成人高等教育证书对人们来说是为了弥补教育信号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普通高等教育证书的人初职后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教育信号而“止步不前”。其次,本研究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年限越高越容易发生教育成就变动,并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教育筛选理论的内在假定,获得较高教育成就的个人体现了较高的能力,在合理的工资结构下进一步投资更高层次教育的收益将大于成本,更容易作出进一步投资教育的理性选择。当个人的教育信号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教育成就变动是人们为了弥补教育信号的不足而做的决策,人们付出的成本将大于收益,教育成就变动的风险则开始下降。

另一方面,使用“关系”获得初职的人更可能发生教育成就变动。如前所述,教育成就变动的状况反映了教育层级与首份工作层级之间的联结程度。我国的教育层级与初职职业地位之间的联系是比较模糊的,现实中年轻人在初职匹配时也有许多“专业不对口”的现象。与美国类似,我国的教育体系授予的学位是非标准化的普通教育证书,缺乏职业相关性。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关系的使用对教育成就变动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这说明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地位,教育的结果刺激着人们发挥主动性弥补人力资本的不足,社会关系并没有影响人们提高教育程度的需求与热情。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中后期,使用“关系”无法代替教育获得赋予个人能力的信息,因此动用关系的年轻人更可能在首份工作后返回学校“再深造”。另外,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教育筛选理论和网络理论中强调的信息传递机制也会逐渐完善,教育、工作经验等自致因素将是影响职业地位获得及流动的主要因素。

通过目前的数据统计，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较低的，初次创业成功的比率是更低的。在中国整体创业成功率基本在30%左右，而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仅为3%，这个比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整体创业成功率45%的水平。综上，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第三,获得现职时使用“关系”的劳动者对职业地位的上升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教育成就变动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一方面,相比于不使用“关系”,使用“关系”的人更容易实现职业地位向上流动。结合教育信号理论和网络理论的解释,在正式与非正式求职渠道的研究中,当雇主对求职者了解很少时,会将求职者的教育当成是否雇佣的筛选工具;而当雇主对求职者非常了解时,教育的信号作用将下降。使用“关系”解决了雇主对教育信号的信任危机,向雇主说明个人的教育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而且介绍人的推荐与担保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效的筛选过程。另外,能够找到最好工作的那些人,他们与关系人的关系大多是职业关系而非社会关系^[16]73,那么就职业流动而言,关系人很可能以雇主或同僚身份传递晋升信息。

另一方面,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教育成就变动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虽然获得初职时使用“关系”的劳动者更可能返回学校“再深造”,但“再深造”对职业地位向上流动没有显著作用。虽然“再深造”和使用“关系”的社会动机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但是二者的影响机制不同。首份工作后教育成就的变动只是弥补了个人教育信号的不足,并没有像社会关系的作用一样直接提升了雇主对教育信号背后工作能力的信念。因此工作后“再深造”对职业地位上升没有显著作用。而且,人们偏爱使用“关系”来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是因为个人关系意味着更好的、额外的信息^[16]76-77。相比较而言,使用“关系”的成本更少,人们更可能选择使用“关系”实现职业地位向上流动。因此,考虑现实情况,当年轻人决定是否返回学校“再深造”时,他们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后果,也许中断职业发展获得更高的学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提高专业能力与积累人脉才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工作。最后,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在事件史分析的模型中用教育年限代替了教育程度,没有考虑不同文凭类型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差异,下一步研究还需要从不同文凭类型或教育质量方面,更深入地探讨教育和社会关系在社会分层中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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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chievement Change, Social Ties Use and Career Status Acquisition

LI Li -ming ,LIAO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the “social network and job search survey” in 2014 and 2016,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the way of position acquisition of the workers after they get their first job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mechanisms on the career status. Different education diplomas have different incentives for workers after their first employment, and the adult higher education is more likely to attract people to “further study”. Job seekers who use “guanxi” to get their first jobs are more likely to change thei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Those who use “guanxi” to get their current job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but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tatus is not significant.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fter the initial employment only compensates for the deficiency of educational signal and does not solve the crisis of trust in employers' ability to work like the social ties.

Key words :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change; further study; social ties; career status; educational signals

doi : 10.15936/ j.cnki.1008-3758.2019.05.013

收稿日期: 2019-04-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BSH131)

作者简介: 李黎明(1966- ),男,陕西长武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廖 丽(1988- ),女,陕西咸阳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 40-0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58(2019)05-0532-07

(责任编辑: 付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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