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现实，怎样思想？——关于当代文学“思想状况”的一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当代文学论文,状况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思想状况”，是新世纪以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2006年《南都周刊》的报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引发讨论，凸显了这一问题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和分歧。“思想界”认为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当代文学作品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脱节，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真实生存图景；文学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普遍的现象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无尊严可言；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思考，看不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看不到对终极价值的思考，等等①。随后，“文学界”回应“思想界”的指责：“大部分文学界人士都认为，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是片面的：他们通过十分有限的文学阅读就轻率地做出了判断。”②相对而言，“文学界”的反批评，不像“思想界”那样观点集中明晰，这恰恰反映了文学处理思想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争论一样，关于文学的“思想状况”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但批评者和反批评者的论述，无疑都突出了思想之于文学的重要性。问题相对集中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思想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而核心问题则是作家的思想能力和文学的思想品质。因此，在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如何认识新世纪以来文学的“思想状况”有待深入讨论。
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时，我们参照的往往是鲁迅那一代作家。从晚清到“五四”，正是中国空前的大变局阶段，鲁迅和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以其杰出的思想实践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从而也获得了“思想家”的身份。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一段历史。当年的“文学革命”是和“思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通常是不可能离开“新文化运动”来谈“新文学”的。郁达夫在谈到现代散文的兴起时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③。这段话用来论述新文学的“滋长”也无不可，思想、个人、文字构成了新文学发生的三要素，而思想又具有“中心”位置。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鲁迅那一代作家以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出现在公共领域；就其思想而言，又是内在于“文学”的，如果不是从“文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讨论他们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就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了。
依据这样的历史叙述和价值判断，当我们讨论当下文学的“思想状况”时，自然会把80年代文学视为一个文学产生思想力量的正面例子。确实，我们多少具备了把80年代和“五四”相比较的一些条件。这不仅因为，“回到五四”、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意义，是80年代思想界、文学界的共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中，80年代文学在个人、思想与文字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堪称是历史性的，因此才有历史进入了“新时期”的表述。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又会对多年来形成的关于80年代文学的统一论述存有诸多疑问。
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论述，是新时期初期考察文学思潮、创作的一个基本思路。周扬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在回顾从“五四”到“四五”的这段历史时，有一个基本的视角，就是在思想解放的历程中讨论文学的发展史：“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生产力的伟大变革，也是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有一个大的解放。从‘五四’到‘四五’，革命文艺历来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一翼。我国革命文艺的奠基者鲁迅，就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驱和闯将。我们的革命文艺家，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整风就是和全党伟大的整风运动相适应，相配合的。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革命诗歌，吹响了向‘四人帮’发起冲锋的号角，为人民的思想解放打开了闸门。我们的文艺应当深刻反映我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历程，促进和鼓舞这个运动持续深入地开展。”具体到“文革”结束后的三年创作，周扬也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宏大叙事中做出评价的：“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认真的执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开始复苏和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首先是短篇小说和话剧，发扬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描绘了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的尖锐斗争以及在那些灾难年月发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描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长征路上的涌现的先进人物，揭露了阻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种种阻力和弊端。题材尽管不同，都比较及时地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强烈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理想、情绪和要求。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④
周扬论述的是70年代末的文艺，但从一个主要的方面阐释了80年代文学的发生史，其论述的基点、视角、思路与方法，不仅呈现了文艺与现实政治、思想解放运动的关系，而且也突出了历史转折时期当代文学制度重建过程中的规定性。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都直接顺应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确实处于思想的前沿。此时尽管也有许多争论，但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吻合。文学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也因此获得了文学回到自身的先决条件，其标志是重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获得了历史论述的主体位置。文学与现实的这样一种顺应关系以及它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力量，是在反抗极左政治中实现的。当文学回到自身的进程加快，其内部的观念、思想冲突不可避免，与当代文学制度重建中的规定性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抵牾甚至冲突，这两者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交织在一起的。由《苦恋》引发的批判，揭示了当代文学制度的规定性对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训诫，并巩固了“左”和“右”都会干扰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论述。在以清算和反抗极左政治来推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如何讲述历史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对讲述年代的思想认识。如此，对历史的讲述转换成一种对待现实的立场问题。这或许是多年来关于“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叙事未有重大突破的原因之一。而如何讲述历史、介入现实，又关乎创作方法。在80年代初期因“现代派”而引起的争论，也把现代化想象的方式、回应西方现代性的方式这一问题凸显出来。从1981年到1985年，关于现代主义(现代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学主体性等重要争论，则在哲学层次上引发了文学内部的冲突，并且和文学的外部发生了或多或少的碰撞。冲突的最终结果，是1985年的“小说革命”和约定俗成的“纯文学”观念的形成。所以说，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不仅处于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文学内部的思想冲突也异常激烈。我们通常所描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一历程，是由众多内部与外部的“思想事件”构成的。
如果把80年代文学视为思想资源，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思想的生产机制具有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90年代以后也就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在80年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十分密切，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对此后文学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新时期”的到来，相对于曾经的历史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只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文学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应对变化了的现实，而与“纯文学”相关的思想、观念、知识等也显示了它自身的不足。至于思想资源与新的文学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为作家的思想品质和审美理想，同样是个很大的疑问，90年代以后作家的挫折、困惑等现象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当时，我们也曾经有过“文艺复兴”式的期待，但80年代“新启蒙”的式微，则表明历史转型之后当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显然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年代，它留给90年代和21世纪的最大困境之一是，无论是在文学制度还是在作家主体的层面上，它都没有能够形成思想再生长的机制。所以，90年代以后文学的困境，不只是因为80年代曾经具有的思想能力丧失，同时还是80年代问题的呈现。
以80年代为参照，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现象确实存在：90年代以后，历史的统一论述被打破，知识分子也在分化中逐渐失去了在历史主体位置上把握世界的能力。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思想事件”的消退和大批文本“思想容量”的萎缩，作家在大的变局之中缺少应对多元冲突的思想能力；市场经济侵蚀了作家的理想，并诱惑作家放弃对人文和审美的追求；尽管我们坚持认为文学的位置边缘化了，而文学的价值并没有边缘化，但事实是文学对现实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减弱；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落幕之后，文学内部失去了通过形式变革以达到审美创新的动力，等等。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些现象，是因为这些侧面的问题并不能拼贴成当下文学的全貌，甚至也不能由此让我们轻而易举地洞察文学的真实处境，从一个细微之处或者个案便可以举出与上列现象相反的例子(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家反驳“思想界”的指责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现象何以产生，作家应对的方式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局限以至影响到文学的思想品质。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造力或进步性，在若干关键时期，通常都是以“破”为“立”的。比如：“新文学”对“旧文学”；放弃“新文学”的概念，以“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以“从国际歌到样板戏是一片空白”确立“文革文学”的“划时代意义”；以“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文学”。这几个历史阶段当然是质的变化，但思想生产的机制却有类似之处。作为“新时期文学”一部分的80年代文学，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对“文革”的否定，换言之，是在对历史的清算、批判之中开启来路的。在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作家与历史构成的紧张关系相对缓解(当然，如何讲述历史在今天依然是个问题)，而如何处理现实问题则显得慌张、犹豫和无序。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和某种对象的紧张关系中产生动力和思想，而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实是以分裂的状态呈现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也由于作家的不同选择而变得多样化。文学与现实保持了部分的紧张关系，但已经不是当年在整体上与历史构成紧张关系那样一种状态，我们便会在松弛、减弱或转换的那一部分里，发现作家思想能力的丧失。在这样的变化之中，用观察80年代文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判断90年代以来的文学显然有所错位。当文学的处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思想取向、价值判断等都有了不同的选择，笼统地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思想状况”如何已经无济于事。
粗略地说，在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主体建立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宏伟目标中，80年代的文学理想是：摆脱对政治的依附，文学回到自身；建立起人的主体性，确立“个人”的价值意义；实现文学的现代化，走向世界。这只是一个简单甚至偏颇的概述。到了90年代以后，这样的理想已经逐步展开，但是其结果似乎又与我们期待的不同，甚至是相反。90年代由文学知识分子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无果而终，但反映了一部分坚持人文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步”的警惕和忧思，而最终未能形成共识则足以表明知识分子道路的分化以及知识界、思想界已经出现无力解释现实问题的迹象。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一个过渡，到了21世纪以后，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基本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90年代以来的变化不是单一的，而是结构性的。因为，文学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想象》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科学的头等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而现代性是一次“大融合”现象：“‘现代性’指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融合(amalgam)，包括全新的实践和各种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全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等)以及全新的烦恼(malaise)形式等(异化、无意义、迫在眉睫的社会分裂感等)。”⑤尽管现代性任务在当代中国尚未完成，后现代主义又在其中纷扰，但查尔斯·泰勒所说的这种“大融合”所引发的问题，正是当下文学的处境与困扰所在。
从审美的角度，我们通常把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分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此，我们无法仔细区分和辨析这三者的特征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我们无疑已经意识到，随着文化形态的变化，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也随之改变，由于市场的建立和发育，消费文化在很大范围内居于社会文化、审美的中心。尽管无法用一种文化形态排斥另一种文化形态，但如何避免文学审美价值的衰退和被挤压，确实是文学创作以及当代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在工具理性弥漫的生存困境中，在实现物质解放的道路上，文学如何自我实现、自我拯救，已经成为文学中典型的“中国问题”之一。在这个多元共生的文学时代，文化以及文学的诸种观念、形态、特征都以共时态的形式并存着。
当我们这样表述时，既确认了作为“精英文化”的“纯文学”的重要性，也揭示了“纯文学”的困境所在，即全新的实践和制度形式、生活方式以及烦恼形式对作家和文学生产的影响。韩少功在一篇演讲中列举了这样一些现象：“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紧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收视率’、商业炒作这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的资本介入，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控制。”文学与市场的关系，自然比这里所言要复杂得多。他同时指出，在市场导向之外，许多其他限制，“足以对文学形成利诱和扭曲，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出国观光、其他福利等，都曾经是有效的控制手段，把作家圈养得乖头乖脑”。他对市场和权力的影响都有提及，没有顾此失彼。如果联系到张炜《精神的背景》引发的争论，我们还会发现，怎样看待市场和权力对文学的影响，在文学界其实也存在很大分歧。我们暂且搁置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把重点放在市场和权力如何影响了作家的生存方式和思想品质上。韩少功的观察是：“作家们的生活都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而“在另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不少作家“在模式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里乐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识形态里乐不思蜀，这当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当这些作家像挤牙膏一样挤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记忆之后，他们还能有多少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⑥。正如韩少功同时意识到的那样，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让历史停下来，文学的主流从来都有广义的中产阶级烙印。当制度和物质生活的影响不可避免时，问题的关键变成了作家如何自处的问题。在《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中，批评者对文学界的批评，其实和作为作家的韩少功所讲的并无二致。从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到21世纪，这样一种批判的声音从未停止，这意味着当下文学并未从公共领域退出。
但如何“以自己的个性反抗自己的身份”，当代作家、包括那些持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作家仍然仅停留在立场和姿态上，缺少应对现实的“内在资源”。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已变得妥协、顺从各种制度、现实生活的作家和创作不谈，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直没有丧失批判立场的作家与创作，虽然也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为什么文学的“思想状况”仍不尽如人意，也未产生“思想家”？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以鲁迅为例。李欧梵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现代性及其问题》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谈到了一些现代作家的“模糊性”特征，一方面，在公共场合拥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对现时的困惑和踌躇而缺乏一种持久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同于狂热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他认为，鲁迅以最痛苦的方式证明了这种模棱两可的矛盾之存在：“值得探讨的是，他的全部观念系于一种无法解决的自身压力：一方面他明确支持五四运动所包含的全面启蒙‘现代性’。另一方面，他又因常常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而在个人精神上形成一种难以根绝的悲观主义。因此，他既公开表示他进化论的坚定信念，同时却又拒绝投身于这种积极向前的历史潮流之中。”“这种不确定的类型，为一种更主观的艺术表达模式提供了内在的资源。”⑦因为矛盾的存在而为艺术表达模式提供了内在的资源，这正是当代作家思想容量偏小或者缺乏思想能力的重要原因。
讨论作为文学的“思想状况”时，我们实际上面临了两种情形：一是如前所述，当一位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时，他如何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思想和发言；二是作为作家，他如何在文学中产生思想或者成为思想家。后一种情形也就是思想如何在文本中产生和处理，这一点在我们讨论文学的“思想状况”时常常被大而化之或者疏忽过去。
其实，当代作家中的那些思想敏锐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思想的缺失、思想的危机对文学的灾难性影响。莫言在《思想的空白是文学的悲哀》一文中，曾经详细地阐释他对独立思想的理解。王安忆也在她从事文学创作十年时提出：“20世纪是个能源危机的时代。小说的思想部分与物质部分已被一代一代作家几乎消耗用尽，剩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少。”⑧这些观点显示了80年代形成的关于“纯文学”的观念，在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后已经有了调整和变化，将思想视为文学的一部分，并重新激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比起思想界或者文学批评界，作家对思想之于文学的认识可能更接近创作规律和文本的内在结构。在王安忆看来，小说的形式是壳，故事是内容，思想则是“核”，“我们从壳子进到了内容，就是瓤，然后就要把核敲开了。我为什么喜欢用‘核’这个词呢？因为我觉得对一个果子来说，核是生命的种子，种植下去，长出苗来，最后结成果实。小说的核我是这么命名它的，叫思想”。王安忆把思想在小说中的生长描述为从常态到非常态、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这样一个过程。“小说的面目是人间常态，我们是从人间常态出发，我们要遵守常态的基本原则，依循它的逻辑，然后将走到哪里呢？走到非常态。”“我们如何从生活常态中实现思想呢？是我们一直以来要处理的困难。”由此，我们也能区分出优秀的和平庸的小说，其差异就在于能否从常态到非常态。常理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违反常理则是生活应该有的面目，这就是小说的思想，或者小说的理想。从常态到非常态之难，还与现代小说的兴起、中国小说的传统有关。王安忆对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理解是：“尤其是当我们所写作的小说是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之下发生的小说的源过来，又在五四的启蒙运动中形成，小说的内涵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相信中国初期的小说是以趣味性为主要，娱乐人的耳目，没有承担太重的对人生价值负责的义务，但我们所承继的小说却是另一脉传统，所以是以思想为核心的。”⑨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中将“文革”作为一个“思想事件”处理的特征，并反映了她的这些认识。
莫言则深入阐释了构成小说思想品质的要素。他把长度、密度和难度视为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而具有了长度、密度和难度的长篇小说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莫言所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人物、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小说”。特别重要的是，莫言对思想与文本关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思想界和批评界的一些偏差：“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而与此相关的是，莫言也赋予了包括结构在内的形式所具有的“思想”价值：“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显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⑩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可以印证这些精辟见解。
如何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讨论文学如何产生思想的一个关键点。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有一段经常被征引的话：“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对此，小说家李洱解释道，相对于中国文学的“说书传统”，“现在，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部分地偏离了这个传统。我想它的目的，是为了激活并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它出现的背景，当然首先是因为小说家对已有的历史范畴和观念产生了怀疑，对‘说书传统’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可能是，它要表明小说家对单一话语的世界的不满和拒绝。小说家在寻求对话，寻找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对话”。“在小说的内部，应该充满各种对话关系，它是对个人经验的质疑，也是对个人经验的颂赞。它能够在个人的内在经验与复杂现实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11)在这段文字中，有两点是关键：小说家与世界各个要素的对话，不满和拒绝单一话语的世界；在个人的经验与复杂现实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
正是在这两点上，文学的内部有了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王安忆所说的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在我强调小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心灵世界，现实世界是为小说世界提供材料的前提下，思想也是被我当作材料来对待的，它决定现实世界的材料以何种形式在小说世界里运用，因而也决定了这个心灵世界的完美程度。”(12)而另外一种选择，是从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近几年的“底层写作”。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有良知的现实主义”和“内在统一的现实主义”。它们的差异并不是要不要介入现实，而是怎样介入现实。
在谈到30年代中国文学实践时，李欧梵曾经比较了“有良知的现实主义”和“内在统一的现实主义”两者之间的差异：“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文学实践往往对作者和文本提出了双重的要求，即不仅要真诚，而且要真实，以便体会到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想象性的分享经验的净化作用。在这种分享的语境中文学文本变得难以界定：它的语言所指涉的文本之外的世界(即真实的外部世界)，往往与文本内在的文学因素相差无几，概括地说，文学的或形式主义的意识，被实实在在的现实和情感所贯穿。”“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立场称为‘有良知的现实主义’”，对真实世界怀有一种责任和补偿的使命，这类现实主义的创作让读者沉湎于虚构的世界以致完全与真实的现实融为一体，因为它本身就源于“真实的现实”(13)。为一些思想界人士和批评家所称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写作”，毫无疑问具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但它们在道德上的意义远远大于思想价值。而“内在统一的现实主义理论”，则要求现实主义的效果“不是通过模仿”，而是通过创造。这种创造是对生活材料的加工，它调和了来自纯粹实在性的想象，将其转化成一种更高的秩序(14)。
重建文学与现实的联系，重新理解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显然要重新处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方面，伊格尔顿的思想对中国批评界影响颇深。21世纪以来，关于“纯文学”、“文学性”等问题的讨论，在新的学理基础上，对影响了近三十年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反思和修正，但同时也存在泛政治化的现象。在我看来，确认“纯文学”的合理性，是我们今天讨论一些基本问题的必要前提。在对80年代文学和“纯文学”的反思中，有学者对当年的“去政治化”做出了新的解读，认为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并进而提出了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确实，80年代的“去政治化”，其背后也有相应的意识形态支持，但当时“去政治化”中的“政治”，明确为“极左政治”以及它对文学控制的历史。当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文学的政治性时，即便是重新处理“革命的美学遗产”，重新界定“政治”的含义，也应当谨慎而不是随意地使用“再政治化”的提法。轻易地使用“再政治化”，会造成对“去政治化”历史的否定和解构。
对80年代“去政治化”的重新解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祛除文学史研究中对80年代文学复杂性的部分遮蔽。后来形成的关于80年文学的历史论述，与80年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存在很大差距。作为80年代文学主体的“纯文学”是在各种“思想事件”中孕育的，由此回到自身，这个生长的互动过程很长时间被文学史论述剥离了，抽象出一个封闭的“纯文学”体系，而对许多作品的解读，也只侧重于形式的一方面。所以，重新突出现实、思想之于文学的意义是对80年代文学历史复杂性的还原，但这种还原不能转变为对形式探索的否定，对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否定。正如南帆所说，“重提‘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这种表述必须在承认‘纯文学’的全部合理性之后。换言之，‘纯文学’概念的出现并不是一次徒劳无益的误会。否弃‘纯文学’庇护的美学个人主义并不是把文学驱赶回粗糙的社会学文献；抗议或者批判并不是再度以牺牲文学形式或者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为代价。相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明，文学与身边历史的对话恰恰要诉诸深刻的文学形式”(15)。在重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时，如果矫枉过正，正在试图打破“内部”与“外部”截然对立的努力有可能前功尽弃。
无论是现实语境，还是文学的知识谱系都仍然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影响着文学的“思想状况”。怎样现实，如何思想，对文学而言，破解的过程或许比破解的结果更有意义。
注释：
①《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载《南都周刊》2006年5月12日。
②《文学界反击思想界：不懂就别瞎说》，载《南都周刊》2006年5月29日。
③参见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④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⑤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王利译，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⑥韩少功：《文学：梦游与苏醒》，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文学的自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⑦李欧梵：《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现代性及其问题》，季进编《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
⑧王安忆：《我的小说观》，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⑨王安忆：《小说的创作》，载《花城》2008年第6期。
⑩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11)李洱：《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12)王安忆：《小说的思想》，《王安忆研究资料》上，第127页。
(13)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继承与变革》，《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第72页。
(14)达米尔·格兰特：《现实主义》，转引自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继承与变革》，《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第72页。
(15)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