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在问题论文,存款论文,准备金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主要动因
2004年以来，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动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宏观调控动因，主要是为对冲货币供应量和收缩信贷规模；第二类是资本充足率动因，也就是为了配合资本充足率管理，实现调控货币供应和降低金融系统风险的双重目标而进行差异化调整。但从实际情况看，除2004年4月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是出于资本充足率动因考虑外，其他调整均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特别是2007年以来，由于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国内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货币信贷增量大大超过预期，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成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由稳健变为从紧的重要特征。具体而言，这一阶段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动因主要有：
(一)对冲外汇占款
自2003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以年均4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截至200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15 282.49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而2002年末至2007年末的60个月以来，57个月的外汇储备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一方面来自于经常账户的巨额顺差，另一方面也源自于FDI和国际游资的大量涌入。有研究测算认为，1999年至2005年，涌入中国的长线投机性资金累计存量近3000亿美元，而仅2005年一年，此类资金数量就达到872亿美元(唐旭，梁猛，2007)。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境外资金压力下，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常性账户和资本性账户双顺差态势。但在相对刚性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及结售汇制度影响下，大量的外汇盈余转换为央行基础货币，为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央行又被迫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可以看作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副产品。
(二)应对偏快的经济及投资增长形势
从宏观经济形式看，截至2007年末，我国GDP总量已达到24.66万亿元，较2005年增长11.4%。而月度数据表明，从2005年初以来，GDP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2个月保持在10%以上。另外，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06年下半年有所下降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初达到25%以上，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出于对宏观经济形式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担心，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基调也由稳健变为从紧。
(三)抑制货币信贷规模高速增长、防止通货膨胀
由于外汇占款大增，2007年1—4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达到36.41，37.78，39.31，40.34万亿元，而从2005年11月以来，M2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6%以上。从人民币贷款规模看，2007年无论贷款增长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都是2003年以来最高的。截至2007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金额已经上升到26.17万亿元，较年初增加36 405.60亿元。从增长速度看，2007年贷款增幅为2006年增幅的1.19倍，而2006年1月以来，贷款月增长速度已经连续22个月超过10%，2006年7月以来，更是一直维持在15%以上。信贷规模快速扩张，贷款总规模不断攀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贷款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或通过其他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在资产泡沫逐渐堆积的同时，银行体系风险水平也在不断地增加。
另外一个更为敏感的经济数据是消费物价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曾经多次为通货膨胀困扰。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再分配和社会问题，通货膨胀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而管理者对这一指标异常敏感。2007年5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上升，到11月末达到106.9(上年末100，下同)，12月末达到106.5，为10年间最高水平，通货膨胀威胁日益加重。由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显偏热迹象，决策者收紧货币信贷闸门的意图日益明显。
二、存款准备金在西方国家的变化情况
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情况看，存款准备金率在90年代前一直作为信贷总量调节工具，这和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而90年代以后，存款准备金在西方国家的信用调节功能日益减弱。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法、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部分西方国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准备要求，随后这一做法为其他发达国家采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水平已基本降为0%，大部分国家放弃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导致以上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与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相比，存款准备金率更多的作用于传统银行机构而不是金融市场体系。在金融市场地位提高、市场参与者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工具对于那些金融市场依赖度高、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影响很小，而对于一般性的存款储蓄机构则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人为制造了不公平竞争。存款准备金的选择性成为其广为诟病的一大原因。
第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功能日益减弱，很难满足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相对于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作用剧烈，作用时滞大，不利于央行及时调整货币概览，并对金融市场进行微调。近年来，西方央行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上日益偏重价格型指标，工具选择上也更倾向于价格型工具，利率指标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货币供应量，而存款准备金工具作为典型的数量性工具只能作用于银行机构的可贷资金量而不能有效影响金融市场资金价格并引导资金流向，这一数量型特征也导致存款准备金工具逐渐淡出舞台。另外，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对信用收缩或扩张的影响力度过大，而该工具在实际作用过程中会出现严重的时滞，在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这一时滞特征更为明显，使得中央银行主动性减弱，政策适用性下降。
第三，过去二十年间，存款准备金的风险管理功能也在逐渐减弱。随着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的全面实施，资本监管日益取代存款准备制度成为当局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的主要手段。其主要原因为：其一，在金融创新条件下，规避存款准备的金融创新产品繁多，存款准备要求日益失去了风险监管功能；其二，金融界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日益深刻，监管者意识到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绝不仅仅是支付问题，支付困难只是银行体系风险爆发后的表现，通过建立存款准备制度或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在事前预防银行体系风险；其三，随着全面风险管理思想的深入，以资本监管为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为核心的资本监管模式日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控制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主要手段。
三、存款准备金工具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7月以来，人民银行已连续1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截至2008年1月末，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5%，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在货币政策实践史上，如此频繁地在短期内使用存款准备工具是极为罕见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一作用猛烈的数量型货币工具却成为人民银行的日常性调控手段，频繁地作用于央行货币资产负债表。但从目前调整的效果看，该工具在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
存款准备金作为对冲工具，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由于汇率高估带来的持续的基础货币发行压力，这也正是人民银行不断调整准备水平而却难以从根本上抑制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原因。如果国内汇率持续低估，结售汇制度改革不进一步取得突破，境外资金就会保持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巨大的境外资金压力无法释放，也就无法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而汇率持续低估，国内生产要素定价过低，不仅无益于内外失衡问题的解决，还会间接鼓励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中国转移，进一步造成中国生产结构性失衡。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仅依靠存款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操作对冲过量的流动性，可能减弱“治病追根”的动力，从而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和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二)无法有效控制资产泡沫的形成和发展
资产价格泡沫的堆积往往形成经济体最大的潜在风险。上世纪90年代，作为最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深陷泡沫经济泥潭，10余年经济不振；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而言，其资产泡沫程度往往更高、而监管方往往又对资产泡沫的危害认识不足，香港地区、韩国、部分东南亚国家及拉美国家都曾深受泡沫经济之害。2004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资产价格上升，特别是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迅猛上涨，资产泡沫快速生成。
从股票市场看，截至2007年12月末，上海市场A股平均市盈率79.40倍，深圳市场A股平均市盈率133.0倍，大大高于成熟市场15-20倍的水平，中国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价格水平最高的股票市场之一。证券市场泡沫形成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境外热钱不断涌入，二是在财富效应作用下的存款转移。热钱持续涌入主要源于对新兴市场的认同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维持渐次小幅升值趋势，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对中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但也使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持续和稳定的预期。只要人民币汇率短时间内无法调整到位，国际热钱就会持续涌入境内安全的进行套利活动。而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在财富效应作用下，居民及企业存款直接或间接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从而为证券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富余资金，直接推动了证券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存款准备金作为银行类机构的数量型工具，对证券市场资金供给影响有限，对证券市场价格泡沫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热钱涌入境内也基本没有影响，存款准备水平对储蓄存款进入证券市场的影响作用也非常有限，总体而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对于证券市场泡沫堆积没有大的抵消作用。
从房地产市场情况看，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后，特别是2002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根据有关研究(李淑玲，2007)，2006年中国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房价收入比(90M[2]住房价格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达到10，部分城市突破13，远高于世界银行6.4倍的统计中值(金三林，2007)；从房屋售价和月租金之比，即租售比看，2006年我国部分大城市二手房租售比已经超过了300这一国际警戒线，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城市中心区租售比甚至达到了400，考虑到中国单位住房面积多在100M[2]以下，而国外房产面积多在200-400M[2]，因此国内房产价格泡沫实际水平还要高于指标估算水平。
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庞大的住房需求与有限的土地及房产供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房地产领域众多体制弊病集合作用的结果。在土地流转环节，由于土地所有权性质被分割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集体所有土地只能在转让给国家后，方能进行开发建设，农民无法直接参与土地使用权交易，一方面是土地市场供给被地方政府绝对垄断，另一方面是农民无法直接参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并分享城市化进程成果。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惟一合法的用地供应者，在特定地理尺度上，成为惟一的土地卖方，垄断着土地供应市场，而市场垄断直接导致了地价居高不下，从而大幅度推高了房地产价格。此外，从房地产行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看，由于房价上升直接有利于增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并提高当地GDP水平，在目前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下，推动房价上涨也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特别是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价款达到5894.1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价款更达到7677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2%，土地出让价款实际上已经沦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从房产构建环节看，由于地方政府在土地交易、规划制订、项目配套等诸多方面拥有明显的谈判优势和信息优势，其下属部门和工作人员可以制造大量的寻租、设租机会，而且在房产构建的过程中，规划、配套建设、监理、验收等大量环节的交易透明度差，权利渗透程度高，直接导致房产构建成本不断上升。总体而言，房价过快上涨主要是由于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建造成本的不断上升，而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并不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政府高价卖地，开发商高价卖房，而交易过程中的设租损耗又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商业银行的信贷链条只是使这一价格上升模式不断运转下去的传导机制之一，除非有关体制性弊病消除，否则仅仅收缩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难以达到控制房地产信贷规模并降低房价的目标。
(三)可能造成普遍的信贷紧缩，对城乡、区域协调及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有研究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是结构性的，流动性在城乡、东西部及行业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唐双宁，2007)。中国在存在流动性过剩的同时又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涉农产业和中小企业中存在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问题，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导致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普遍吃紧。2007年10月后，部分商业银行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大幅度减少了流动资金贷款和票据业务规模。目前同业拆解利率水平迅速升高，3个月SHIBOR由2007年1月初的2.8077%上升到2008年2月初的4.5033%，最能代表市场利率水平的转贴现利率，也已经由2007年3月中旬的2.7%左右上升至2008年2月初的6.6%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普遍的流动性紧缩首先会冲击地方银行和中小型银行机构。由于大型银行在高度趋同的客户选择下会优先满足大型客户资金需求，在总量缩减的条件下，大型垄断客户的资金需求不会受到明显影响，而中小型客户则更难获得信贷支持，中小企业贷款及涉农贷款收缩更加明显。从信贷结构上看，在紧缩条件下，信贷资金会进一步向垄断性公司、政府背景企业、房地产企业和个人住房按揭领域倾斜，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会进一步发生畸变。信贷总量缩减条件下的信贷结构偏置将影响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利于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优化应用存款准备金工具的前景
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存款准备金制度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当在中国，存款准备金作为最为有效的货币供应对冲工具还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于控制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有一定作用，但总体上属于扬汤止沸的做法，很难解决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中央银行应该及时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调整汇率形成机制和结售汇制度，并联合其他相关部门追根溯源地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汇率及财税政策，以消除流动性泛滥的根本原因。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应当注意更加全面看待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分析其上涨背景和原因，特别要重视石油价格上涨对能源制品价格的影响，以及美洲国家种植燃料乙醇作物作为对国际粮食供求平衡和价格的影响，在全面分析物价上涨的背景和原因基础上，审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特别要重视美国次级按揭抵押债券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实体经济衰退、消费减少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必须高度重视资产泡沫的形成趋势，从各国资产泡沫破裂过程中充分吸取警示，防止证券价格及房地产价格大涨大落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特别是要着力解决房地产价格过高，经济增长房地产化的问题，以避免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下滑付出惨痛代价。
从银行体系的角度看，存款准备金应更多地在中观金融领域发挥作用。应进一步优化差异存款准备金率，以调整银行体系信贷结构，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小企业、小城镇、农村地区及服务业客户的金融服务水平，改变中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偏置状况，并结合资本监管和资本充足率要求，进行主动地流动性管理。从而更好地发挥银行体系作为全社会资金供应中心的作用，以促进国民经济结构改善和民生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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