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云在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上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关系论文,生死存亡论文,执政党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云一贯对执政党建设深忧远虑，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从党风的角度，揭示了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加强执政党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提出了执政党存在着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生死存亡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其命运一直为党内外所关注。全党为自身的巩固和发展而斗争，历尽沧桑，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迎来了新的考验。陈云针对党内腐败现象，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提出了执政党存在着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生死存亡问题，使全党同志振聋发聩。
1.继承革命导师有关执政党兴衰的理论，更明确地表述了执政党存在着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生死存亡问题的思想。革命导师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兴衰胜败。马克思、恩格斯自始创无产阶级政党以来，即呕心沥血地为其生存、发展而斗争，不时针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及时向共产党人敲响警钟。他们在深入研究近代国家的基础上，预见到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存在着“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①而衰败的危险，提出了防止这种蜕变应遵循的原则。列宁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十分忧虑执政党变为“社会主人”悲剧的发生，把狂妄自大、文盲和贪污受贿列为三大敌人，疾呼：“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官僚主义。”②毛泽东在解放前夕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以后又多次警告人们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③这些以党群关系为主线的执政党兴衰理论，无疑是陈云执政党生死存亡观的思想来源。陈云对党内一些重大问题，往往能从生死存亡的高度考虑，尤其在新时期论及党风建设时，更是明确地表述了执政党存在着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生死存亡问题的思想，从而概括了他以往在这方面的论述，为形成独具特色的执政党生死存亡观奠定了基础。
2.从党风的角度，深入揭示了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是源自党的本质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执政党和其它事物一样，其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或衰亡，都是由其内在的矛盾运动所造成的。党风作为党性这一反映党的本质属性的表现，其核心就是党群关系。党性党风来源于无产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性的高度集中。执政党有了党性党风，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也才能有无产阶级作为支持自己的阶级基础，也才能够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作为支撑自己的社会基础。执政党一旦丢弃了党性党风，就会脱离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而衰亡。可以说，党性党风是执政党维系党群关系而保持不败的命根。而党对无产阶级性的高度集中，是通过党内思想、政治、组织等内在要素与非无产阶级因素做斗争的矛盾过程。党内要素的不成熟；社会的不发达及因此而导致的非无产阶级因素的存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等，都会对上述党内矛盾斗争产生巨大影响，使之出现曲折或天折，从而导致党存在着衰亡的危险。陈云多次以党群关系为主线，从党风入手论存亡，这就深入地揭示了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是源自党的本质发展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由这一矛盾决定的以党的本质演变为主要形态的问题，因而也是贯穿党的产生、发展、消亡全过程的问题。
3.在改革的转折时期，适时地预示了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严峻考验的问题。陈云是在我国进入改革新的历史时期提出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的。他十分同意实行改革“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④的观点，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加强党风建设，越是“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⑤从而向人们预示了随着改革推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的演变，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党是在我国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因素不成熟的情况下，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寻求社会主义出路的。这时，从总体上说，党被迫远离中心城市而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及与此相应的根据地军事共产主义环境之中。这些环境实际上成了党抵御社会落后因素的天然屏障，使党脱离群众而衰亡的危险主要来自外部的强敌，而不是社会落后因素的侵蚀。民主革命胜利后，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过高，并先后开展了激烈的政治运动，这使得非社会主义因素缺乏生长的“土壤”，并不断被清除，从而为执政党造就了一种人为的“纯净”环境，因而并没有给党的本质发展造成太严重的影响，使党脱离群众而衰亡的危险相对较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在逐步破除旧体制的同时，也破除了人为的“纯净”环境，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促使各种生产力发展所需要利用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复活”起来。这些非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领域中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要素相融共生，在政治上则势必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党内来。而执政党则必须在容纳它们存在于经济领域的情况下，抵制和改造它们，同它们进行政治上的斗争，这就使执政党面临着历史以来被腐蚀进而从本质上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陈云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演变对执政党的影响洞若观火，早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就指出：“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⑥近年来则日益紧迫地提醒全党注意消极因素的影响，并把它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这就循着中国社会及其与执政党相互关系的发展脉络，立意深远地预示了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生死存亡问题已遇到严峻的考验，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关口。正是基于这一点他进而发人深省地向全党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忠告。
二、论证了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是党群关系
关于党风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观点，陈云在1983年有个解释，他认为，对于以权谋私的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⑦显然，陈云认为导致执政党毁灭的最大问题是脱离群众，这表明他是把党群关系看成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的。这也是陈云的一贯思想，他在不同时期对党群关系的论述，也实际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这一思想，其观点包括：
1.执政党是以人民群众为生存发展的力量源泉的。陈云深深懂得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为人民群众是执政党生存发展的力量源泉。他在七大谈到反对骄傲自满情绪时，认为任何功劳“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⑧这就从唯物史观出发，把人民群众的力量摆到了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第一位的位置上。以此为出发点，他坚持一切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并结合各不同时期的实际斗争，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具体作用，认为在开展对敌斗争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增加我们的力量。”⑨他认为在制定党的政策方面，党“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⑩陈云还总结说“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11)
2.执政党是以服务于人民群众为生存发展的意义的。陈云历来把能否为人民服务看作是衡量党员的最起码的标准。认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12)。这些都包含了执政党是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生死存亡意义的深刻思想，尤其是他在七大归纳党群关系时深刻指出，“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共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13)，更加点出了执政党生死存亡价值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民群众，说明执政党是为人民群众而生，为人民群众而亡的。由此把为人民群众服务与执政党的兴衰联系起来，这实际上已经把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提高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启发人们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物质形态上，更要从道义上考虑，要树立执政党不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使一时兴旺发达地存在着也是没有意义的观念。这对执政党在执掌政权、地位巩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长久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不衰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为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执政党为什么要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陈云继承了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思想，在《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一文中做了精辟的解释。他指出“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14)这寥寥数语，深刻揭示了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无产阶级中最积极最有组织的一部分；它本来就属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及其群众，他的所有成员都来源于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执政党就不可能存在。陈云在这里所揭示的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归属关系和依存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执政党必须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一切为人民群众服务，并最终以实现其历史使命而消亡。
三、揭示了腐败是使执政党脱离群众而衰亡的主要危险
陈云从党风的角度，论述以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是针对着党内腐败现象的。他指出腐败是使执政党脱离群众而衰亡的主要危险。
1.从本质上揭示了腐败的危险性。陈云十分警惕党内腐败现象，并善于从本质上揭示其危险性。他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认为当时干部存在的“腐化厌战”等情绪，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15)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批评有些人“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16)从而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一些干部从革命到革命加做官，再到只想做官不想革命的蜕变过程，揭示了腐败是从干革命还是当官做老爷的要害问题上改变干部的本质，使执政党陷入脱离群众的危险中。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是从大量干部腐化的事实中，清楚地看到腐败深处的剥削阶级的本性，揭露腐败问题的实质是“‘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17)进而深刻说明腐败不除，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执政党的性质，使执政党在立场等根本问题上脱离群众而衰亡。
2.从腐败与权力的关系揭示其危险性。权力是双刃剑，既可为掌权者提供为群众服务的方便，也可诱使其以权谋私。对权力的负面作用，陈云早有警觉。在新的历史时期，他针对以往中国集权的体制，指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18)这就揭示了党内腐败现象因直接源发于权力而具有易发性的危险。陈云还紧紧围绕权力与腐败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党内腐败现象因有权力相助而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对群众来说，权力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19)对掌权者来说，则会使他们蜕化变质，“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
(20)这些都会恶化党群关系，使执政党面临被人民群众抛弃的危险。最后，陈云还分析了干部搞腐败因缺乏制约而造成的危险，指出，“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21)这就揭示了在目前中国民主与法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腐败现象一旦在党内出现，群众是难以制约的，它会越演越烈而给执政党造成迫在眉睫的衰败危险。
3.从腐败的社会性揭示其危险性。陈云一向视野宽广，对腐败现象能从社会的范围来分析。他指出：“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22)从而深刻揭示了导致党内腐败现象的社会根源，充分说明了党内腐败现象在局部产生的不可避免性。陈云还以此为思路，进一步分析了相当部分党政干部及其子女“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23)深刻揭示出，党员搞腐败因党的执政地位而必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与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使资本主义因素借助党内腐败分子而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膨胀。陈云正是从党内腐败现象与社会的渊源关系，揭示出党内腐败问题如不解决，它会演变成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而使执政党陷入必然毁灭的结局。
四、提出了使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措施
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前途命运，如何保证执政党不衰败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为此，邓小平和陈云等革命家共同创建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绘制了使执政党长治久安的宏伟蓝图。而陈云根据目前执政党面临的主要危险，提出了以加强党风建设为根本的战略措施，则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1.党风建设是根本。党风是反映党性的一贯行为，建设好了党风，就能从各个方面保持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性，使之有效地防止腐败而始终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陈云把党风建设提高到关系执政党生死攸关的大事，要求“抓紧搞，永远搞。”(24)
首先，要从根本上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党风的灵魂。陈云认为党风建设要从根本上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指出：“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25)为此，他提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26)
其次，要通过各级党组织把共产主义精神贯穿在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党风须具体表现在党内的各个方面。陈云强调对整顿党风“各级党组织要重视。”
(27)要求各级党组织担负起党风建设的任务，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工作，使共产主义精神贯穿到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对党内各项工作的论述也无不倾注着对党风的关注，着眼于树立共产主义精神。他在思想领域提出“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28)。在政治斗争中强调“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29)在组织生活方面提出“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30)
再次，要通过党规党法保证全党一致的良好行为。党风是个行为范畴，必须通过强制的力量使党性转化为全党一致的良好行为。陈云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任中纪委书记，特别强调维护党规党法，要求纪委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31)以便用制度和纪律约束全党的行动，确保全党在各个方面保持优良作风。
2.反腐败是当务之急。党风是在与不良作风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视腐败为败坏党风、破坏党群关系的大敌，认为反腐败是当务之急，大声疾呼：“同志们要坚决地刹歪风，正党风”(32)。对于如何反腐败，他主张，“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33)。主张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坚决彻底。“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34)。”主张要集中力量刹歪风，严惩腐败分子，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历风行，抓住不放”(35)。主张要依靠各级纪委依法办事，提出对违纪分子，要由各级纪委“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36)。主张要综合治理，提出“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37)提出对犯罪分子实行严惩的同时，“并且登报”(38)，以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3.领导干部是关键。对执政党如何有效地反腐败，正党风，陈云认为对党风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39)在这里，陈云揭示了领导干部在党风建设中两个方面的关键作用：(1)领导干部是决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只有领导干部真抓实干，才能推动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抓好党风建设，为党的巩固和发展而斗争。(2)领导干部是党员和群众的带头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就能起表率作用，带动全党树立良好作风。陈云还从反面分析了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揭示了领导干部作为构成各级领导班子的核心，一旦以权谋私，势必危及政权，对群众造成更大的危害。认为高级干部若背上了个人主义的“包袱”，“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40)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就防止党内出大乱子的问题，他指出党内大乱子就出在“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41)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就培养和选拔干部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党的领导权”，“保证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42)。认为这不仅能确保执政党不因文革“三种人”的兴风作浪而毁灭，而且能确保执政党不因腐败分子以权谋私而蜕化变质。
4.社会主义事业是基石。执政党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及其群众历史使命的领导者，必须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拥护，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陈云一贯善于综观全局，非常关注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43)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云是把社会主义事业看成是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并获得巩固和发展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石的。他向我们提示了解决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必须依据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把社会主义事业搞成功，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为人民谋得最大利益而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只有把社会主义事业搞成功，建成现代化的强国，执政党才能有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雄厚物质基础；只有把社会主义事业搞成功，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社会土壤，保持执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
总之，陈云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执政党的兴衰规律，揭示了以党群为核心的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这对于拓宽和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指导执政党建设，有重大的意义。注释：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
②《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③《中国文化报》1990年8月8日 第1版。
④⑤⑦(17)(18)(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2)(43)《陈云文选》(1956-1985)第299页、295页、295页、310页、294页、309页、309-310页、245页、302页、306页、305页、307页、301页、246页、219页、302页、310页、310页、245页、310页、311页、245页、305-306页、294页、304页。
⑥(16)(41)《陈云文选》(1949-1956)第230页、230页、232页。
⑧⑨⑩(11)(12)(13)(14)(15)(19)(20)(21)(40)《陈云文选》(1926-1949)第215页、237页、275页、99页、275页、219页、105页、233页、117页、154页、117页、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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