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农地制度，实现我国工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过去30年成就时指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培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地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在讲到未来时他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所讲的“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讲的到建党100周年实现我国工业化是一致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讲，到本世纪20年代，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方面，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要求：一是由以往“三高一低”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方式；二是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创新、创业成为全社会的行为。
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30年改革开放，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25亿人口脱贫。1949年人均GDP100美元，1978年300美元，2008年跃过3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然而，当我们享受辉煌成就所带来喜悦的同时，要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可以说，历史沉淀的矛盾和问题与成就一样多。到建党100周年实现我国工业化，面临许多挑战。一是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短缺；二是生态环境恶化；三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各种矛盾不仅同时存在，有时还表现十分尖锐；四是像汶川地震那样的灾害突发；五是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种种难题和压力造成的危机，当前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未曾预料的。这“五大挑战”加上13亿人口，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到21世纪中叶人口还要增到15亿。从13亿到15亿过程中又面临三大高峰，即生育高峰、就业高峰和老龄化高峰。
而这五大挑战中，又以第三和第五最为突出和最为严重。第三讲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问题，这个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拉大，而且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大到十分惊人的地步。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仅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20世纪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半，由快转慢。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八十年代的2.5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建国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比最小值也在2.2以上，最大值达到了3.6，目前城乡消费比维持在3.5左右。与此相连的是教育和医疗差距。在教育方面，农村人口主要是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而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过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按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在医疗方面，1990到2000年，占中国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费只有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却是710.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4。就同是农村也有差异，现在的农村20％的农户从事“设施农业”，即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由于他们多数在城郊，产品可以便利地销售，因而可以获得的投资收入和劳动收入也较高，大体接近城市的平均水平。其余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每年平均每户收入仅为3000元～5000元，耕地对他们来说，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生产功能。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极度庞大的农业人口之间的矛盾是无法使农民富起来的。据陆学艺等人研究，在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中，农业劳动者居于第九位①。
第五讲的当前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是九个字：“保发展、扩内需、调结构。”这九个字核心是“扩内需”，只有内需扩大，发展就保住了。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消费。这三者中的消费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出口是给外国人消费、投资是用于生产消费。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我国现在13.2亿人口，农民占7.3亿。有的领导人讲话说的是8亿农民。但他们消费的商品不达全国商品消费总量的1/3，只有27％。这么多人才消费这么一点商品，购买力如此低下，这就是我国内需严重不足而依靠出口的症结所在。要扩大内需，出路只有使农民富起来。
上述分析可知，五大挑战中的第三和第五两项的实质是三农问题，而三农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太低，是农民太穷。至此，就有一个既普通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对农民的认知问题，或者说农民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起何种作用的问题，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农民穷，中国就穷；农民不转型，不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中国就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农民文化低，中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反过来，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就必须解决农民的转型致富问题。只有中国农民问题解决了，中国经济才能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发展道路。如何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农民以土地为资本，融入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中去。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是，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通过土地市场交易，使土地集中，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二是，实行土地国有化改革，再租佃给农民，实行永佃制，进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后，多数农民转型为工业化大军中的成员，或是现代化产业工人、或是现代工业的经营者。但是，这两条路在我国很难实施。土地私有化忽略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本质规定性。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改革开放的30年，已经证明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土地国有化没有意识到我国现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农业的经营方式，又是农民的保障制度。土地收回国有化，实行永佃制，会触动农民的利益，农民不接受。
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一条新道路。在会前，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调研时明确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更加明确规定：“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就为我国特别是现今仍然是农业主产区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依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认为应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物权法》把农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看成是他们的资产，实现资本化。与此同时，国家成立“土地银行”，为愿意放弃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提供转让服务和抵押贷款，主导土地流转。获得资金的农民可到家乡附近的城镇投资创业或打工；另一方面，“土地银行”把流转土地集中起来，连片转让或租给种地能手，并提供贷款，使其改良土壤和使用先进技术，促进其规模经营，发展大农业生产。国家要像应对经济危机那样来做这项工作，激活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生产力。被激活的农民就会选择适合其创业和打工的城镇安居或在农村当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这样，我国的城镇化随着工业化进程也就发展起来了。
这不是空想，完全可以实现。首先，有基础。我国除现有的大中城市外，小城镇的分布密度是每万平方公里有20.05座，平均每个县11.8座②，已同发达国家小城镇密度相差无几了。所差的是没有他们繁荣与发达。亟待有人来投资和创业。有了创业之人，有了资本，小城镇很快就兴旺起来，至于城镇规划、水电供应、文化教育布局一切都会随之解决，并成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镇，成为大中城市工业分工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环。现正渴望有人来投资。其次，也有条件。时下危机当前，我国农业主产区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他们有城市工作经验，具有一定技术能力和创业能力，其中不少是管理人员、营销人员、技术工人、厨师和服务员等。这些人适应了城市生活，不愿意回乡务农。但不返乡漂泊在外的日子也不好过，回乡创业，又无资金。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可以抵押获得贷款，那么这类人群中的一部分，就会转让或抵押其父母在农村的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获得资金，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或专长以及经验，到自己家乡附近的小城镇去创业，这样既有自己的事业，又能照顾父母妻子儿女，还能过城镇生活。户籍也因在家乡附近的小城镇安居，转移也不困难。日子一长，他们就是小城镇的建设者和创业者，是投资创业的先行者，很体面，受人尊重。
创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农村原本就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当下，又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回乡，他们如果不创业，其边际生产力是零，如果创业，只要有一部分创业者成功，就会给国家带来正的收益。从个人的角度讲，失业返乡农民工，是不想在农村务农的，如可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贷款就为其提供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即使创业失败，也不需回乡务农，而是可以在小城镇继续打工，到那些创业成功的企业去就业。
这样做，有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一部分农民转让或抵押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土地银行”获得资金，到社区或附近城镇投资创业。使原本空置的小城镇，有了投资创业之人，有了财气，有了人气，也就兴旺起来了，成为大中城市工业分工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大中城市大工业零部件生产基地。大中小城市密切互动起来，就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另一方面，不创业的农民也会被吸收到创业企业中就业，时间长了，就会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给“土地银行”经营，以获收益。“土地银行”把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起来，转让或租给种地能手，再通过互换方式，促进其连片经营，并提供贷款使其改良土壤和使用先进技术，发展大农业生产，建立租地农场。这样，农业就可以走规模经营的道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量，实现农业工业化。
上述路径在前行过程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接踵而来，即发展农村教育，真实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问题。有人说，现在农村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还“两免一补”，够重视了。但这是现象，不是实质。举个例子，现在全国在校大学生中，82.3％来自城市，而来自农村的只占17.7％，而20世纪80年代农村生源占30％以上③。温家宝总理2009年1月4日在科技领导组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这就足以说明农村教育落后。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显示，1983年-1990年，农村每百个劳动力平均文盲、半文盲人数为26.15人，至1991年-2000年，仍然平均有10.25人。1983年-2000年，每百个劳动力具备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的分别平均为37.49人和53.65人。这是以获毕业文凭为准的统计数字，如除去中途退学后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文凭的人数，农村实际具备中小学文化的人数还达不到年鉴上的数字。有学者在普九率很高的地区作过调查，农村中小学生中途退学率高达30％④。小学还勉强读下来，初中念完一年级就不念了，因为读了书没有用。但到毕业时，或走后门或花钱买个初中毕业文凭。实际上，这些孩子长大后成了一个半文盲的劳动者。这样下去，损害的不只是农民，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国家工业化的实现。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归根到底，还是农民没有这个欲求。这个欲求源于他的创业冲动，即资本冲动。这又回到前面的话题，如农民经营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能够资本化，能抵押贷款，能去小城镇创业，到那时他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求知。不学文化知识，在商品生产的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就不能生存。所以，要使农民有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强烈欲求，就必须改革现有的农地制度。形势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时候了。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中央已批准成都搞城乡统筹试验区。他们搞的“三保障、两放弃”方案，2008年1月12日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论坛”上亮相了。这一方案在论坛上引起极大争议，争议的核心是现有农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成贵说：“我国农地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的阶段了。”“有些人可能认为土地归农后会造成流民，但实际上现在损害农民利益的、造成失地农民的是地方政府拥有垄断一级市场和经营二级市场从而获得巨大土地差价收益的特殊权力。”这个“特殊权力”⑤已经引起农民极端不满。平息不满最好的办法，不是为了稳定而压制他们，而是革新现行制度。历史的经验证明，当民众特别是农民在改革过程中获得利益时，社会就稳定，国家就蒸蒸日上。反之，社会将潜伏巨大危机。回顾我国农村30年改革的历程，正是凤阳农民带头自发改变现有规则进行制度创新开始的。当时，有人说他们是“破坏”者。正是他们对当时的现有规则和制度进行了“创造性破坏”活动，才形成了波澜壮阔生动鲜活的全国制度大变革的伟大运动。
注释：
①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国家统计局主办《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25期《全国建制镇共有19249个83％完成规划》。
③邱瑞贤《农村娃上大学比重下降隐情何在？》，《广州日报》2009年1月23日A7版。
④《21世纪经济报导》2008年4月7日第四版《经济转型：关键在农村》。
⑤《21世纪经济报导》2008年4月7日第七版《“三保障、两放弃”：成都低调探索土地流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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