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张恨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要研究中国小说史，要了解中 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流派的创作与改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的来历，平襟亚曾有过详细的叙述。他道是上海人几位文人 于1920年某日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聚餐，席间以“鸳鸯蝴蝶”四字为令，飞觞行酒 ，又道徐枕亚的小说哀艳缠绵，可称“鸳鸯蝴蝶派”小说。隔墙有耳，随后传开，徐枕 亚遂有“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之名，后又波及与徐交厚或风格接近的其他小说家①。此 论甚为流行，但考察文史，却发现不甚确切，“鸳鸯蝴蝶派”之得名恐怕更早一些。周 作人在191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及徐枕亚的玉梨魂是鸳鸯蝴蝶体②。这个小说流派又有 一个名称叫做“礼拜六派”。所谓“礼拜六”，乃是该派的一个重要刊物的名称。周瘦 鹃曾说：“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 系，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③。有文学史家又将这个流派称为“鸳 鸯蝴蝶—礼拜六派”，以道明这个流派以言情起家，又广泛继承传统小说众多题材并借 鉴外国小说的众多样式，从而形成众多分枝的状态④。对“鸳鸯蝴蝶”的解释也有广义 与狭义两种。鲁迅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新的才子+佳人的小说，“但佳人已是良家女 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⑤， 可见他是把“鸳鸯蝴蝶派”小说视为言情小说的。佩瑞、林克却道：“一般非共产党的 著作里使用这个概念是指言情小说，而共产党的著作里则用它来概括所有的旧派小说” ⑥他所谓的党与非党的不同实际上就是指狭义与广义之分。就狭义而言，“鸳鸯蝴蝶派 ”小说系指“成双配对”的言情小说，甚至是特指民国初期的四六骈俪体言情小说，如 徐枕亚的《玉梨魂》；就广义而言，“鸳鸯蝴蝶派”小说则包容了该派的众多题材分枝 ，不仅有哀艳缠绵的言情小说，而且有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等。
“鸳鸯蝴蝶派”的产生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梁宣称：“欲 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 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⑦作为对他的号召的 响应，具有改革思想的小说家们开始创作在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都焕然一新的小说。范 伯群选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将该派小 说列为武侠传奇、言情姻缘、江湖会党、社会讽喻、侦探推理、人生哲理、政治国耻、 劳工生活、问题小说、家庭事务、倡门狭邪、黑幕揭秘、滑稽笑柄、别裁游戏等14类， 其实它的主要分枝只有6个。
其一是言情小说。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张恨水是此中巨擘。徐的《玉梨魂》， 李的《美人福》，吴的《孽冤镜》于民初三足鼎立，而张恨水则以《金粉世家》和《啼 笑因缘》等百部长篇颠倒众生。其二为武侠小说。民初时有叶楚伧、何海鸣、姜侠魂、 杨尘因、胡寄尘、陆澹庵、范烟桥等成名作家张扬侠义精神，30年代向恺然与赵焕亭出 ，这“南向北赵”二人不仅在武侠小说领域掀起巨澜，更开辟了后来被人称为“五大家 ”的李寿明、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等人成名的道路，致使奇幻仙侠，社会反 讽、悲剧侠情、江湖技击、奇情推理众多流派风格争妍。其三是社会小说。张恨水的《 春明外史》以百万言再现古都北京在新旧流变中的社会众生相；李涵秋的《广陵潮》展 现了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七十年间的稗官野史；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则是 一部“十里洋场目睹之怪现状”。这一类小说对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生活的细致描绘构 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俗长卷。其四是侦探推理小说。这一派的大师是程小青与孙 了红，前者写东方福尔摩斯的故事《霍桑探案》，后者写东方的亚森·罗平的故事《侠 盗鲁平奇案》，皆情节精彩，兔起鹘落。其五是帮会小说。姚民哀为此派高手，他自称 行走江湖二十年，耳闻目睹之事尽多小说材料，如关东的马贼、山东的响马、陕西的捻 子、晋豫的麻子、以及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三点会、兴中会、青红帮等等，颇多 可歌可泣之情事，大有详述之价值。他的《山东响马传》、《秘密江湖》等是这类作品 中的代表作。其六是狭邪黑幕小说。这一派小说又有倡门与黑幕之分，前者写妓女与嫖 客的情和骗，如华倚虹的《人间地狱》，包天笑的《烟蓬》，李定夷的《狎邪鉴》；后 者重在揭露江湖上的重重黑幕骗局，如越苕狂的《罪恶制造所》，张枕绿的《冒牌》， 冯叔鸾的《孽海红筹》等。
二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曾经起过重要的铺垫作用。比如，“五四” 时期盛行的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便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从西方引进的，早在1911年 徐枕亚便模仿小仲马的《茶花女》写出了书信体小说《玉梨魂》，之后又写了长篇日记 体小说《雪鸿泪史》。此外周瘦鹃、李涵秋、包天笑、吴绮缘都有日记体和书信小说问 世。又如，“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也不能绝对地归功于陈独秀、胡适诸人，就 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年同月，包天笑便创办和出版了白话刊物《小说画报 》，他还在卷首语中写道：“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 …”。当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尚在作“刍议”时，便已经有了一个通体白话的刊物与读者 见面，这恐怕不能称为巧合，而只能视为“鸳鸯蝴蝶派”作家与新文学倡导者们在观念 方向水平上的相近。尽管如此，“五四”新文学阵营仍在始兴之际便批判“鸳鸯蝴蝶派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更是对之大施挞伐。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叶圣陶等对其所 作的批判至今读来依然咄咄逼人。
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作的批判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他们 认为这个文学派别代表了封建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 ，是文学上的一股逆流；其二，他们认为这个文学流派的作品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 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其三，他们认为这一流派的作品属于帮闲，消遣的文学，是游戏 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的产物。文学研究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声称：“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 种工作，而且又是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 同劳农一样。”⑧这段文字所抨击的视文艺为消遣和游戏者，便是“鸳鸯蝴蝶派”。
时至今日，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鸳鸯蝴蝶派”，可以说它在观念上与新文学阵营中 人确实有较大的差距，沈雁冰等对它的批判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它的落伍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首先，在反封建的态度上，它是改良主义的。包天笑曾谈及他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 政制，保守旧道德”⑨，这一宗旨代表了该派作家的思想。毫无疑问，这一派作家是民 主主义者，但同时又是礼教的维护者，他们的思想顶多达到了维新变法时期思想家的高 度。在新文化运动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时，他们的脑后还拖着一条旧民主主义的 辫子，他们的作品甚至还在张扬某种封建意识，这就必然会与新文学阵营形成矛盾，也 就必然会使他们遭受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批判。其二，在以文学进行教化的过程中，也就 是梁启超所谓的新人心，新人格的过程中，他们较少以新思维、新理想、新观念来对大 众作启蒙，而是倾向于“从俗”，这种“俗”，便是当时的流行的社会价值观。他们的 作品教诲读者应同情弱小，济困扶危，急人所难，蔑视权贵，为民请命，他们歌颂讲至 情的男女和重然诺的侠士，他们当然也张扬了正义，良知和美德，也的确对儒家的伦理 道德观念作了一些改良，但是他们的作品就社会效果而言，更主要的还是加固了以传统 观念为基础的流行的社会价值观，而不是以新的社会意识和新的理想给读者以启示和影 响。第三，从现代作家所应具有的现代意识方面来看，他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层次。他们坚持中国的道统应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中学为体”并不 影响他们吸收西方的方法技巧，但“西学为用”却始终使西方的具有生命力的元素处于 陪衬的位置。
有一个现象很令人寻味，那就是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抨击多年，却始终击它 不倒，这其间它或有偃旗息鼓的时候，但一番消歇之后，必定又有一番呐喊冲锋。纵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它始终处在与新文学平分秋色的状态，其中有何奥妙?
三
经年遭受攻击却始终击而不倒的“鸳鸯蝴蝶派”自有它不倒的道理，这便是它植根于 大众，而且植根深固。读者的需要，市场的需求，这是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来源。《小 说月报》本是它的阵地，后来被新文学阵营夺取，但它并没有落荒而逃，因为《小说月 报》的老板又另办了一份杂志《小说世界》交给鸳鸯蝴蝶派作家经营；《申报》副刊《 自由谈》原来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被新文学阵营夺取后，《申报》的老板又办 了一副刊《春秋》仍交周瘦鹃主持。老板当然具有商业眼光，不过这种眼光也说明了读 者群与市场的规模。
有一点可以肯定，读者是绝对不会欣赏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脱节的文学作 品的。很难想象，如果“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还停滞在民初的思想与艺术水平上，还能 得到30或40年代的读者的认同。因此，又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有改革，而且在不间 断地进行着改革。非如此它不能适应读者的不断变化的需要。
如果要列出一份“鸳鸯蝴蝶派”中具有改革意识的小说家的名单，这份名单将会很长 ，但是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应该引人注目，因为他的改革关系着这个流派的 生死存亡，他便是张恨水。
张恨水的创作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透析这一现象能弄清楚现 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问题。他是“鸳鸯蝴蝶派”中最重要的作家，如 果不称他为该派的主帅的话。他重要到如此程度，以致新文学阵营的批评家可以无视“ 鸳鸯蝴蝶派”的存在，却不能不正视他的成就，可以在文学史上不给“鸳鸯蝴蝶派”地 位，却不能不承认他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百余部小说，创作数量上无人可望 其项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始终保有改革者的姿态，在充实“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生命 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充实中国现代小说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力。张恨水曾经走过“ 鸳鸯蝴蝶派”的路子，也走过武侠小说的路子，而且都是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的。他的 改革最丰硕的成果便是《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还在报上连载时便已成为街谈巷议的热 门话题，出单行本后又相继被搬上舞台和银幕，风靡一时。严独鹤在《啼笑因缘·序》 中感慨道：“一部小说，能使阅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 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
张恨水对通俗小说的改革实质是要将通俗小说纳入现代文学的轨道。他强调通俗小说 必须现代化，小说倘若不反映现代生活便会少有活力；同时他又认为通俗小说有着新小 说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便是它的巨大的读者群，他指出新小说虽然前卫，但较难被普通 民众所接受。他力图辟出一条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新路，使小说既具有先进观念与现代意 识，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他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他突破了传统的言情模式。以传统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人物模式、冲突模式、 情节模式均被他突破，才子佳人让位于芸芸众生，情爱冲突的决定因素也因外部因素转 变为内部因素，浪漫唯情的故事也被现实人生所取代。《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新闻记 者杨杏园已不仅仅是才子，而且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啼笑因缘》中主 人公樊家树，也是一个“平民大少爷”，他的爱情哲学已经摒弃了金钱门第，他与沈凤 喜、关秀姑、何丽娜的爱情纠葛突显了普通人之间的真情。《金粉世家》更是以大量的 篇幅来表现女主人公冷清秋的独立不倚和自重自爱，这些作品试图从伦理的视角来净化 人们的灵魂，显示了坚强的人格力量。
其二，他致力于艺术上的“雅化”。通俗小说之热衷于俗，是因为世俗的读者渴望享 受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所不曾遭遇的惊险、离奇和刺激。但这种俗文化的魅力在新文学入 主文坛之后日见消减。张在“雅化”上做文章意在加速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他一方 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接受个性解放意识与平民精神，并在观念上淡化封建士 大夫色彩，另一方面在艺术形式上推陈出新。他重视细节刻划与心理分析，注重性格塑 造与景物描写，这种致力于“雅化”的努力使他成为同时代通俗小说作家中最出色的一 个。
其三，他尝试进行多种小说样式的融合。当时武侠小说风靡天下，《啼笑因缘》在《 新闻报》上连载时，他应报社的请求在小说中写了侠客关氏父女，这种言情与武侠的结 合虽有迫于形势的无奈，但也不可忽视他尝试求新的动机。
张恨水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推动了一大批通俗小说作家向新小说靠拢。以他的改革 为蓝本致力于将通俗小说与新小说作结合，而且结合得非常成功，同时又最引人注目的 作家是徐訏与无名氏。
徐訏先攻哲学，后又研究心理学，又曾留学法国。如此的专业与经历，以及西方思想 和艺术的浸染，他的小说因兼具通俗小说与新小说之长而具有了别样的格调。《阿拉伯 海的女神》写异教徒之恋，穿插巫术、梦境、奇遇，弥漫着虚无飘渺的感觉；《鬼恋》 的故事气氛幽艳诡谲，情节扑朔迷离，森森鬼气令人毛发为之耸立；《荒谬的英法海峡 》写主人公在航海途中被海盗所掳，而盗窟竟一如桃花源，主人公更在桃花源中经历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最终却发现是南柯一梦。这些作品既有令人惊奇的故事，又具有 哲理意味，有评论家称其小说“逶迤于哲理，心理与浪漫情调之间”，“一方面描绘了 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一方面又表现了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
通俗小说与新小说结合最成功的范例是徐訏的《风萧萧》。小说以孤岛时期的上海为 背景，男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哲学研究者，他在交际圈中结识了白苹、梅瀛子、海伦三 位风姿绝代的女性。主人公与三位美女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激情如湍，叠起的情感 冲突珠飞玉浅，令人目眩，复杂的人物心理活动更使悬念丛生。小说的后半部摒开情爱 别有洞天，原来白苹与梅瀛子一个是中国间谍，一个是美国特工，其目的都在窃取日本 军部的绝密文件。二人几经较量方释清诸般猜疑误会，遂联手与日本特务机关斗智斗勇 。小说最紧张处为白苹中日特陷井被杀，梅瀛子施巧计为之复仇，刀光剑影，波诡云谲 ，令人目不暇接。《风萧萧》名列1943年畅销书的榜首，也使该年被称为“徐訏年” 。这部长篇小说融合了通俗小说与新小说的长处，情节浪漫惊险，想象飞扬绮丽，语言 抒情典雅，且渗透着民族意识与正义精神，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启发读者思考。
徐訏的小说运用了众多的现代小说技巧，其中又以精神分析最为见长。弗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学说在20世纪初便突破了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界限，冲击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 的每一个侧面，徐訏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将精神分析学说运用于创作之中正是他之所长 。他的长篇小说《精神病患者的悲哀》是一部着意描写和探测人的变态心理作品，小说 的男主人公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的患者是美丽的白蒂。小说以医生治疗白蒂的精神失 常症为契机，以医生与白蒂及她的女仆海兰的情感纠葛为明线，以白蒂内心世界的活动 为暗线，推动情节波澜迭起地发展，从而揭示了人物的精神变态，心理变态对人的行为 的决定作用。
徐訏又擅长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人物进行解剖。在作品《妒火》中，高尚的艺术家 卧佛在潜意识中爱上了儿子美子的恋人韵丁，他百般取悦韵丁，但韵丁只钟情于美子， 于是他因妒火中烧而看着韵丁重病却袖手旁观，并枪击照顾韵丁的美子。小说运用心理 分析方法解剖人物的灵魂，以达到探究人，发现人的目的。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 念：每个人都有美的品质，同时每个人又都有虚伪的装饰，而且每个人都有自私残忍， 甚至于有杀人的意念。最道德的行为中也许隐伏着最险恶的动机，高尚的情操中交织着 卑劣的欲望。有评论家称，浪漫传奇故事仅是徐訏小说的躯壳，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 ，从人性的深度表现并探测人类的心理世界才是他的作品的灵魂。
无名氏1937年初登文坛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其作品情真意挚，用语铺陈，风格新奇 。《北极风情画》的男女主人公一是韩国军官，一为波兰少女，同怀灭国之悲，沦落天 涯，在奇寒异荒的西伯利亚爆发了一疯狂而凄绝的爱情，将生命燃烧到白炽，最终因情 所苦，一死一疯。小说写情虽然凄惨哀艳一如“鸳鸯蝴蝶派”作品，但于奇情奇景中融 入了民族意识却令人耳目一新。《塔里的女人》是道士觉空的自述。他原是南京最负盛 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详述了南京第一美女黎薇由师生而成爱侣，情感由克制而爆发， 又因理智压制情欲而将黎薇转托他人，终因黎薇婚姻不幸而忏悔终身的情感经历。作品 交织着荣辱悲欢，对情感的渲泻与对心灵的拷问紧密结合，兼以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 增强了读者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
徐訏与无名氏并非“鸳鸯蝴蝶派”中人，他们的小说也从未被归入“鸳鸯蝴蝶派”小 说，但是如果广义地将“鸳鸯蝴蝶派”小说看作通俗小说，那么他们的创作与这个流派 有着血缘关系是不容置疑的，但到了徐訏与无名氏手上，“鸳鸯蝴蝶”的模式已成为 蜕下的壳，他们的小说已成为美丽的而且是非常高雅的通俗小说。他们的作品中有世俗 的读者所着迷的一切：艳遇、惊险、阴谋、神秘、诡谲，同时又具有现代小说所有的品 质：探寻哲理、表现人性、深掘内心、分析心理、语言明快、技巧前卫。他们的作品把 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现代化的层次，有评论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通俗化的 现代小说”，实际上，他们已经抹杀了通俗小说与新小说的界限。
四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改革实质上是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以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包天笑等为代表，显示出反礼教的思想锋 芒，并拉开了与传统小说的距离；第二阶段以张恨水为代表，基本上奠定了通俗小说 与新文学相融的格局；第三阶段以徐訏和无名氏为代表，他们的努力使通俗小说的现 代化进程基本完成。
“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现代小说，这是由它的特征所昭示的。纵观这个流派的创作， 尤其是张恨水、徐訏、无名氏等人的小说，可以看出这样五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都市性。现代工业与现代都市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生成与发展的物质条件。 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与频繁的商贸交易促使大都市成型，而都市的扩展与商贸的兴旺导致 人际关系更加复杂社会交往更加频繁，都市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迫切希望扩大知识面 ，改变知识结构，扩充自己的信息量，以增强适应性。有了增加信息量的主观要求，有 了客观的物质条件——造纸业印刷业出版业的配套，报刊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了。 当文艺性的副刊成为每份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对通俗小说的需求量便直线上升。当 副刊还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时，专业性的文学刊物和小说单行本便大批出现。
其二是娱乐性。新文学阵营的作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以文学来改造国民性，来启 发和培养一代民族精英。而“鸳鸯蝴蝶派”则注重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因为这是一般 大众的需要。由于都市生活节奏紧张，都市人迫切需要在工作之余松弛一下被绷得太紧 的肌肉与神经，这就需要娱乐休闲，而小说便是最好的娱乐休闲方法之一。当然，这一 派小说家是从俗的，但他们并不媚俗，他们也在利用小说进行教化，但他们没有把创作 视为战斗，仅仅是“劝俗”而已，也就是使读者在茶余酒后的拍案惊奇中受到潜移默化 的教诲，同时，他们所面对的也不是精英，而是俗众。
其三是商业性。新文学作家视自己创作为救民于水火的神圣事业，他们是不屑于将自 己的作品沦为商品的。但“鸳鸯蝴蝶派”作家不同，他们是职业小说家，写小说既然是 职业，那么把作品当作商品便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并非道德水平低下，现代社会本来 就是商品社会，写小说赚钱丝毫也不会亵渎文学，倒是动辄便宣称要为文学牺牲了自己 的性命的人显得有些做作。
其四是现实性。“鸳鸯蝴蝶派”作家缺乏先锋性，基本上不存在超前意识，与俗众的 思想观念具有同步性；同时，他们在对中国市民阶层的心态作淋漓尽致的剖析时，所采 用的视角不像新文学作家那样居高俯瞰，而是平视。正因为如此，他们尤其关注俗众的 生活与情感需求，写作时力求真实，以贴近现实。当然，这种真实是一种原生形态的低 层次的真实，尤其是那些纪实性很强的照相式作品。与新文学作品比较，“鸳鸯蝴蝶派 ”的小说或许不能成为教育的范本，但作为研究昨天的社会的一种资料却是弥足珍贵的 ，因为它的传真清晰度很高。
其五是广阔性。“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对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社会生活作了细致的 描绘为后世提供了新文学阵营作家所未能提供的多侧面的社会生活画卷，这一画卷所反 映的社会面是三教九流，五光十色，尤其是对左翼作家所不在意的某些社会角落给予了 应有的关照。在欣赏这一画卷时，读者能清晰了解到丰富多彩的现代社会的进化流程与 微妙的轨迹。
现在看来，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倒是从另一个方向证实了该派小说的 现代品质，这恐怕是新文学阵营的批评家门始未料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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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②周作人：《平民文学》，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③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载《花前新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版。
④范伯群：《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新论》，载《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人民 文 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⑥佩瑞、林克：《论一、二十年代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转引自《鸳鸯蝴蝶— —礼拜六派作品选》第22页。
⑦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⑧《文学研究会宣言》，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
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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