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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2103(2008)01-0106-011
一、问题的提出
反切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反切产生于何时？
第二，反切的发明者是谁？
第三，反切是怎样产生的？
从北朝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里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反切创自中国本土，为华夏所固有，可以称作“本土派”。另一派主张反切传自西域，是在梵文拼音文字的启发下由中国学者创造出来的，可以叫作“外来派”。两派内部也有分歧，罗列如下。
第一派在反切的发明者和产生的时间上有分歧，有四种看法：
1.反切创始于曹魏的孙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渐繁。”[1]（《经典释文序录》，P2）此后，张守节、王应麟、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何焯、邵晋涵、洪亮吉、陈澧、黄侃先生等，都遵从此说。
2.反切并非孙炎首创，而是由早于孙炎的汉末人服虔、应劭等人所创。日僧安然《悉昙藏》引唐武元之《韵铨·反音例》说：“服虔始作反音。”[2]唐景审《一切经音义序》也说：“古来音反，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元无定旨。”[3]（景审《一切经音义序》，P4）章太炎先生发现应劭注《汉书》已用反切，孙炎的反切承袭前人旧切而来。[4]
3.反切既非孙炎首创，又不始于汉末，而是由东汉初年的汉儒所创。刘盼遂《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辨》说：“反切之兴也，上不出于丰、镐之间，下不迟于典午之世，而在光武、明、章之际。”[5](P40)马宗霍、吴承仕也持此说。
4.反切远在周秦时代即已有之，先秦典籍中的合音字就是反切的雏形。清顾炎武在《音论·反切之始》中说：“按：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以此推之，反语不始于汉末矣。”[6](P49)清俞正燮甚至说：“古人用文字中自有反切，两合自反，则古人制文字中亦自有反切。”[7](P233)
第二派意见内部较为一致。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说：“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书甚简，只是数个屈曲耳，差别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无穷音焉。华人苦不别音，如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8](P511)沈括、张淏、陈振孙、姚鼐、吴稚晖、赵荫棠、张世禄、王力先生等，都赞同此说。
以上诸家，持论各异。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三个问题：
1.两汉以前就已存在的“自反”读音和合音字是不是反切？
2.作为注音法的反切是否产生于东汉末年？是谁发明了反切？怎样看待经传注音所引的汉末以前的反切？
3.佛教的传入，译经事业的兴盛，跟反切有无必然的联系？梵文拼音字母原理与反切法有没有相通之处？
我第一次听说反切起源问题，是在1986年春天，当时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二年级的一名本科生，听唐师作藩先生讲汉语音韵学课程，他讲，我们记，唐先生讲课，不急不徐，发音准确，抑扬顿挫，流畅自然，生动清楚，极具感染力，很好记笔记，他讲到了反切起源问题。1987年夏天，唐先生的讲义《音韵学教程》正式出版，仅用两个自然段、600余字的篇幅就讲清楚了复杂的反切起源问题[9](P21-22)，可归纳为三个要点，实际上可以看作三个命题，如下：
1.东汉后期（约2世纪）创立了反切注音法，反切并非孙炎首创，早于孙炎的汉末人应劭等就用了反切，可能不止某一个人。
2.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为了学习佛经，中国的沙门和学者要懂得梵文，在梵文拼音方法的启发和影响下，创造了反切法。
3.合音完全出于自然，而反切是自觉运用拼音原理，建立在对汉字读音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近二十多年，学界展开了反切起源问题的热烈讨论，根据我们的统计，1980年至今二十八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发表了近30篇论文和一部专著，针对以上三个命题，“外来派”和“本土派”各抒己见。[10](P284-285)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三个命题的合理性，觉得有必要加以论证和阐发，现在发表出来，就作为学习《音韵学教程》后的一些粗浅体会，求教于诸位同行。2007年5月11日是唐作藩师八十周岁生日，他的《音韵学教程》自198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两次修订再版，国内外很多高等院校都用作音韵学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谨以此文祝贺唐先生八十华诞，并纪念《音韵学教程》出版二十周年。
二、论反切产生于东汉末年
反切产生于东汉末年，有两条较为坚实的内部证据：
第一，在此以前，通行的注音法不是反切；
第二，传世文献记录的最早反切材料正值汉末。
最早谈到反切起源的著作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音辞篇》，后人关于反切问题的讨论，都以此为立足点。《颜氏家训·音辞篇》：“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11](P529)前人据此多认为孙炎创造了反切。其实，这段话说了两层意思：孙叔然首次用反切为《尔雅》注音，由此可知汉末人创立了反切。
需要指出的是，反切是在汉末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由胡僧、汉僧和佛教徒发明，而其后掌握反切法、最先把反切运用于文献注音并加以提倡和推广的，是汉末的一批学者，孙炎只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颜氏家训·书证篇》：“且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11](P481)根据现存的注音材料，在郑玄以前，确实还没有出现反切。
怎么解释字书、音义书和韵书中所引用的汉末以前汉儒的反切？能否据此说汉末以前就已经产生了反切？
三十多年前，台湾著名音韵学家高明先生著有《反切起源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详密的论证，他明确指出，《玉篇》、《经典释文》和《广韵》等字书、音义书和韵书引用、汇集了汉末以前一些汉儒的反切，尤其是《经典释文》，其中经笺传注所收孔安国、毛亨、马融、郑众、许慎、郑玄等汉儒的反切，其实都是后代经师依据这些汉儒所训释的意义或音训“翻出来的反切”。这些汉儒的音训，当时是用譬况法、读若法或直音法记录和传授的，后代经师用反切注音法对这些字音加以折合，即“根据音训翻出来反切”。因此，这些反切虽然出现在毛亨、郑玄等汉儒的训释中，却是后代经师们作的，都不能作为毛亨、郑玄等汉儒用反切注音的证据。[12](P214-229)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说文》没有反切。《玉篇》、《经典释文》、《广韵》、李善《文选注》等书中都曾引用《说文》反切，但这不能证明许慎撰《说文》时已有反切，正如何九盈先生所论，如果许慎时已有反切，为何舍弃便捷的反切注音法，还要用读若这种笨拙的办法注音呢？[13](P94)更重要的是，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通释》卷一“一”字下注云：“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此反切皆后人之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14](P1)徐锴是《说文》大家，他的话很有说服力。如果《说文》有反切，徐锴不会看不到。
《释名》也没有反切。《释名·释长幼篇》有一条：“长，苌也，言体苌也，长，音丁丈反。”[15]此例为孤证。《释名》是汉代集大成的声训专著，如果刘熙作反切，断不至于只用一例。因此，黄季刚先生明确指出，此切“为后人随文作之”[16](P128)。
《颜氏家训·音辞篇》：“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11](P529)郑玄、高诱、许慎、刘熙等不作反切，应该成为定论。
反切法的兴起是在汉灵帝、献帝年间，较早掌握和使用反切的大多是生活在汝河、颖河之间的一班汉儒。
唐人认为反切创自服虔。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后改为虔，河南荥阳人，生年不可考，与郑玄同辈，卒于建安中。著有《春秋左氏音》、《通俗文》和《汉书音训》等书，前两部已亡佚，后一部音注内容在颜师古《汉书音义》、裴骃《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中保留了一部分。
《汉书·项籍传》：“诸侯军人人惴恐。”服虔注：“惴，音章瑞反。”裴骃《史记集解》征引了这条反切。
《史记·张耳传》司马贞索隐引服虔音：“孱，鉏闲反。”
应劭，字仲远，汝南南顿人，生年不可考，据《后汉书·郑玄传》，应劭“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仲远，北面称弟子何如？’”[17]（下册，P1554）可知应劭的辈分比郑玄小，其卒年或在郑玄、服虔之后。应劭著有《汉书集解音义》。
《汉书·刘向传》：“三君更立。”应劭注：“更，音工衡反。”
《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梓潼”下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浹反。”
《汉书·地理志》“辽东郡沓氏”下应劭注：“沓，水也，音长答反。”
服虔、应劭的注音，直音多，反切很少，说明反切兴起时，还不如直音法那样流行。稍后的汉儒，邓展（南阳人）、文颖（南阳人）、苏林（陈留外黄人）等都使用了反切，如：
《汉书·薛宣传》：“故使掾平镌令。”萧该《汉书音义》引邓展注：“镌，音子缘反。”
《汉书·黥布传》：“果如薛公揣之。”文颖注：“揣，度也，音初委反。”
《汉书·江都易王传》：“荼恬上书。”苏林注：“荼，音食邪反。”
黄季刚先生认为，今本《汉书》注解中的服虔和应劭的反切是后人依义翻出的，经过晋灼、臣瓒和蔡谟的编排整理，“属辑乖舛，错乱实多”，“穿凿妄起”，“注中之音颠倒窜移”。[6](P128)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
首先，《汉书》经晋灼、臣瓒、蔡谟层累地注音释义，固然有杂厕已见、“属辑乖舛”的情况，但颜师古引证各家音义歧说时，条分缕析，前代注家主名明确，注释层次清楚，至啧不乱，可知颜氏总集众家音义时，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纠正旧注错乱和还原旧注本来面目的工作。
其次，今本《汉书注》引用服、应的注音，既有读若、直音，又有反切，直音多于反切。晋、臣、蔡三家所处的时代，反切已经大行。假如三家刻意按照服、应笺注翻出反切来，为什么保留了大量的读若、直音？
再次，服、应的同一个反切，刘宋的裴骃、唐代的颜师古、司马贞、李善等引录的相同。
《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长含反。”司马贞索隐：“应劭以为沈沈，宫室深邃貌，故音长含反。”
有的服、应反切，其音义结合关系颜师古有不同看法，颜氏先引服、应反切，然后修改反切的读音。
《汉书·张良传》：“鲰生。”服虔曰：“鲰，七垢反。鲰生，小人也。”师古注：“服说是也，音才垢反。”颜氏同意服虔的释义，改服虔音。这更加说明这些服、应的反切并非后人所作。
反切法经汉灵帝、献帝间汝河、颖河一带学者的使用和提倡，到了三国，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曹魏的建立到孙吴的灭亡，短短六十年间，反切通行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至于魏世，此事大行”，是符合历史情况的。曹魏的孙炎，是反切发展中的关键人物。
孙炎，字叔然，生卒年无考，曹魏乐安人，跟王肃同时。王肃的传见《三国志·魏志》卷十三“王朗”条下，其中有一段文字：“时乐安孙叔然，授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17](P1925)《隋书·经籍志》载孙炎有《尔雅注》七卷、《尔雅音》两卷，今已亡佚，根据臧镛堂《尔雅汉注》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保存的孙炎释义和注音，对两部书的内容可窥知一二。
孙炎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两大功绩：一是采用行之有效的训诂方式对《尔雅》进行注释，二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反切为《尔雅》注音。前人把孙炎奉为创立反切的鼻祖的说法不尽确当，但是，孙炎第一次大量搜集和整理前人的反切，第一次大规模用反切注音，则是可信的。
我们对《经典释文·尔雅音义》所引孙炎的音义进行了统计，得孙注89条，其中反切60条，直音29条。王力先生按照宋人36字母排列孙炎反切，使之系统化，如牙喉音反切，引例如下[19](P58-59)：
见母：桄，古黄反。絢，九遇反。莙，居筠反。
攈，君郡反。蟨，居卫反。
溪母：湀，苦穴反。藈，苦圭反。駽，犬县反。
，去贫反。
疑母：頠，五果反。迕，吾补反。寓，五胡反，又鱼句反。凝，牛烝反。
影母：陓，於于反。荽，於为反。
晓母：汽，虚乞反。虚贵反。许器反。许废反。
匣母：很，户垦反。户各反。
喻母：台，羊而反。
反切上下字不统一，是这些反切的特点。就反切上字而论，见母用古、九、居、君四字，溪母用苦、犬、去三字，疑母用五、吾、鱼、牛四字，晓母用虚、许两字等，说明这些反切出自数家之手，孙炎沿袭并类聚旧切。
另一方面，有些反切用字，如古、九、居、苦、去、五、牛、吾、於、许、虚、户、羊、都、他、徒、直、方、芳、蒲、亡、子、七、慈、之、昌、力、如等反切上字，遇、郡、县、忽、答、卫、穴、圭、果、胡、器、废、结、才、南、略、耕、尾、粉、由、郎、代、路、交、于、为、贵、各、而、朱、均、垂等反切下字，都是后代常用的，说明这些反切用字有其合理性，孙炎对旧切的规范之功不可没。
三国时代有影响的反切注音家，跟孙炎同时的有如淳、孟康、薛综、王肃，孙炎以后的有李登、韦昭等。
如淳，魏冯翊人，著有《汉书注》。孟康，字公休，魏安平广宗人，著有《汉书音》。颜师古《汉书注》引录了两书的不少反切。
原文：“与偕攻析郦。”郦字如淳注：“音持益反。”
原文：“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如淳注：“阮音近捲反。”颜注：“阮音其远反。”
原文：“母媪”。孟康注：“媪。母别名，音乌老反。”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吴赤乌六年（243年）卒，《旧唐志》载著有《张衡二京赋音》二卷，师事刘熙。陈澧说：“叔然授学郑康成之门人，称东州大儒，薛综从刘熙学，刘熙盖亦郑康成门人，综与叔然，师友渊源同出一家，故综得传叔然之学也。”[19](P4)
王肃，字子邕，东海郡人，生于兴平二年（195年），卒于甘露元年（256年），著有《易音》、《毛诗音》和《三礼音》等，《经典释文》对其音注多加采录，如：
《周易音义》：“大车以载”。车字注：“王肃刚除反。”
《毛诗音义·鱼藻之什·角弓》：“式居娄骄。”娄字注：“王力住反，数也。”
据《三国志·魏志》卷十三“王朗”条，王肃与孙炎不和，王肃集《圣证论》以讥短郑玄，孙炎“驳而释之。”[17](P1925)章太炎先生认为，如果反切是由孙炎创立的，那么，王肃“岂肯承用其术乎？”说明当时反切已经相当流行，不同的学派都用来注音。[4]
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凤凰二年（273年）卒，年七十余，著有《辨释名》一卷、《汉书音义》七卷等。韦昭与薛综之子薛莹同撰《吴书》，所以陈澧认为他是薛综反切之学的传人。颜师古《汉书注》、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经典释文》对韦昭反切多所征引。
《汉书》原文：“遣弟谷蠡王入侍。”服虔注：“谷音鹿。”韦昭注：“蠡，音如丽反。”颜师古注：“谷，服音是也。蠡，音落奚反。”
《史记》原文：“敬侯彭祖元年。”司马贞索隐：“《汉表》：彭祖姓秘，音辔。韦昭音符蔑反，非也。”
摘清反切产生的年代，还应该从反切以前的注音法谈起。两汉时期，经学大盛。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文人读经的需要，汉字注音法得到了很大发展，主要有譬况、读若和直音三种。
所谓譬况，就是采用打比方的形式，用音近或同音字注音的方法。譬况法往往比况描写被注字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例一：《淮南子·地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高诱注：“旄读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
例二：《淮南子·原道训》：“蛟读人情性交易之交，缓气言乃得耳。”
例三：《公羊传·宣公八年》“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
例四：《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法短言之，齐人语也。”
例五：刘熙《释名·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
前三例描写被注字韵母的发音状况。第四例描写被注字声调的发音状况。第五例描写被注字声母的发音状况。
譬况法有两个明显的缺点：
1.比况描写发音状况的语言很不科学，术语模糊，难以搞清。
2.注音字一般取读音近似的字。例如除了上述第二例读音相同外，其他各例的注音字跟被注字的读音都有距离。
读若又叫作“读如”或借读法，是用读音相同或近似的字打比方注音的方法，可以采取一个字注音，也可以用一个词组或一句话注音。如：
例一：《说文》：“珣，读若宣。”
例二：《淮南子·说林》高诱注：“辚，读似鄰，急气言乃得之也。”
例三：《吕氏春秋·大乐》高诱注：“沌，读近屯。”
例四：《说文》：“玤，读若《诗》曰：“瓜瓞菶菶”。
例五：《淮南子·本经》高诱注：“露，读南阳人言道路之路。”
例六：《周礼·夏官·大司马》郑玄注：“坛，读从‘惮之以威’之惮。”
例七：《周易·解卦》郑玄注：“解，读如人倦之解。”
例八：《礼记·儒行》：“起居竞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读若法有五个缺点：
1.跟譬况法一样，注音字跟被注字往往是近似的而不是同音的关系，如上述第二、第三例。
2.读若法常常用异读字作注音字，如第七例，注音字与被注字不能一一对应。
3.必须熟悉经籍传注和方言俗语，否则难以明白注音者的意图。如第四、五、六例，如果不熟悉《诗经》和经籍传注，不会说南阳话，就很难读出“玤”、“露”、“惮”的音。
4.即使熟悉经籍传注和方言俗语，碰到有异读的注音字或被注字，还是难以准确读出字音。
5.读若法往往担负注明假借的任务，采用的注音字不一定是易识字，有时达不到注音的目的。
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标注读音的方法。如：
例一：《汉书·武帝纪》应劭注：“貤，音移。”
例二：《汉书·地理志》服虔注：“犷，音巩。”
例三：《汉书·地理志》孟康注：“沮，音俎。”
跟譬况法和读若法相比，直音法有两大优点：
1.注音字跟被注字完全同音，是纯粹的注音法。
2.用单字注音，简洁明了。
直音法简明准确，直到今天，某些词典和古书注本还用这个方法注音，但直音法有两个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
1.碰到没有同音字的被注字，难于注音。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能”、“拍”、“胖”、“瘸”、“死”等字就没有同音字。
2.即使有同音字，碰到难写难认的同音字，难于注音。如现代汉语普通话“车”字有三个同音字“
”、“伡”、“砗”，“碰”有一个同音字“椪”，这些同音字都是难字。
正因为譬况法、读若法和直音法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才有了发明一种科学的注音法的必要，反切正是适应了这种注音的需要而在汉末产生的，符合注音法的演进历程。
三、论“自反”和合音字不是反切
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收字9353个，其中形声字占收字总数的80%以上，按照声符跟形声字读音的关系，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1.声符跟形声字的读音相同。如祉从止声、球从求声、珑从龙声、愉从俞声等，声符的声母、韵母和声调都相同，这类字只占少数。
2.声符跟形声字的读音相近，这类字占绝大多数。清段玉裁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谐声原则，即声符相同的形声字韵部相同。细分两小类：
①韵部相同，声母发音部位相同。如“根”、“豤”、“痕”、“银”等字，从艮得声，上古都属于文部，只有“根”和“艮”的声母相同，属于见母。“豤”读溪母，“痕”读匣母，“银”读疑母，发音部位属于牙喉音（舌根后音）。
②韵部相同，声母发音部位不同，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复辅音声母的体现。如“庞”、“龚”、“宠”等字从龙得声，上古都属于东部。造字之初，“龙”的声母读[l]，“庞”的声母读[bl]，“龚”的声母读[kl]，“宠”的声母读[t‘l]，后三字后来脱落了[l]。又如“廉”、“镰”、“簾”等字，从兼得声，上古都属于谈部，造字之初，“兼”的声母读[kl]，“廉”、“镰”、“簾”的声母读[gl]，后来“兼”脱落了[l]，保留了[k]；“廉”、“镰”、“簾”等字脱落了[g]，保留了[l]。[20]这个后加的l，有人主张应该构拟为r。
3.某些形声字，意符能够起到类似反切上字的作用，声符能够起到类似反切下字的作用，如果按照反切原理，就能够拼切出形声字的读音来，古人称之为“自反”。《说文解字》的自反形声字有282个[21]，约占《说文解字》总字数的3%，包括两类：
①意符的声母、声符的韵母和声调跟形声字的完全相同，有55个。如：
“钦”，上古读溪母侵部开口三等平声，从欠金声。意符“欠”的声母，上古属溪母；声符“金”的韵母上古属侵部开口三等，声调为平声，“欠”、“金”相拼即是“钦”字的读音。
“神”，上古读船母真部开口三等平声，从示申声。意符“示”的声母，上古属船母；声符“申”的韵母，上古属真部开口三等，声调为平声。
②意符的声母、声符的韵母和声调跟形声字的不完全相同，有227个，细分为六小类：
A.声调不同，声母、韵母相同。如“舒”，上古读书母鱼部开口三等平声，从舍予声。意符.“舍”的声母，上古读书母；声符“予”的韵母，上古读鱼部开口三等，声调为上声。
B.声母不同，声调、韵母相同。如“虹”，上古读匣母东部合口一等平声。从虫工声，“虫”的声母，上古读晓母；“工”的韵母，上古读东部合口一等，声调为平声。
C.韵母不同，声调、声母相同。如“蔡”，上古读清母月部开口一等入声。从艸祭声，“艸”的声母，上古读清母；“祭”的韵母，上古读月部开口一等，声调为入声。
D.声母相同，韵母和声调不同。如“项”，上古读匣母东部开口二等上声。从页工声，“页”的声母，上古读匣母，“工”的韵母，上古读东部合口一等，声调为平声。
E.韵母相同，声母和声调不同。如“迪”，上古读定母觉部开口四等入声。从辵由声，“辵”的声母，上古读透母，“由”的韵母，上古读幽部开口三等，声调为平声。
F.声调相同，声母和韵母不同。如“黠”，上古读匣母质部开口二等入声。从黑吉声，“黑”的声母，上古读晓母，“吉”的韵母，上古读见母质部开口三等，声调为入声。
以上第三类形声字，尤其是其中的第一小类，符合反切原理，前人据此提出华夏先民在造字之初就已经掌握了反切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绝大多数形声字（包括亦声字）的表音功能一般体现在声符上，显示造字之初声符与形声字之间的同音或音近关系，是声符跟形声字的音节关系，而不是声母、韵母或声调的单一关系。不必对音节进行切分，就可以掌握语音关系，这是谐声造字法的本质。自反字仍然可以归结为谐声法造字，第三类可以归在第二类。
第二，反切用字的排列是固定、有序的，反切上字、下字的次序不能随意更换。自反字偏旁的排列是不固定的、无序的。形声字偏旁位置有内外、左右、上下三种，选择不同的排列次序，就会得到不同的拼切组合，得出不同的字音来。因此，对识字者来说，自反带有盲目性。
第三，反切要求被切字跟反切上下字严格的双声叠韵关系。自反字仅占形声字中极少一部分，符合反切原理的更少，《说文解字》有55个，仅占总字数的0.6%弱。多数自反读音只显示跟形声字的音近关系。所谓“自反”，不过是一种偶合现象，并不说明造字先民已经掌握了反切法。事实上，人们真正意识到自反，是在反切通行以后。据《北齐书·帝纪第五》，废帝高殷年幼时生性敏慧，初学反语，就发现“跡”字是自反字，他说：“跡字足傍亦为跡，岂非自反耶？”因为，“足”“亦”两个偏旁即可切“跡”，而侍者却不明其故。[22](P2518)可见，自反需要运用反切的智慧才能发现，倘若高殷不懂反切法，同样也就发现不了自反现象。
先秦时期，文献中有不少合音字。所谓合音字，又叫作二合音，指两字合成一音的语音现象，有两类：
1.合音字之义等于两个分音字之义的加和，属于合成词。如不＋可＝叵，之＋乎＝诸，何＋不＝盍，而＋已＝耳，等等。
2.两个分音字不可拆开，合音字之义等于两个分音字组合的整体意义，属于单纯词。如：蒺藜＝茨，不律＝笔，令丁＝铃，邾娄＝邹，终葵＝椎，等等。
合音字在形式和构造上很象反切，尤其是第二类，单个的分音字跟合音字只有语音联系。跟自反相比，合音字是一大进步，但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反切。
首先，反切是注音法，字义不同的同音字可以共用一个反切。合音字不是单纯的注音法，记录的是语言中的一个词。
其次，反切上下字的组合跟被切字之间只是单纯的注音关系，在语言运用中两者不能替换。而合音字和两个分音字的组合既然记录的是语言中的同一个词，当然可以互相替换。如：《春秋·桓十二年》：“秋，七月，丁亥，公合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左传·桓十二年》：“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杜预注：“句渎之丘即穀丘也。”[24](P1756)“句渎”的合音即是“穀”，音义俱同，故可替换。
再次，反切是人们自觉分析字音的结果，无论从造反切的一方说，还是从学习反切的一方说，都有一套拼切规则。合音字则出于天籁，是人们自发拼读的结果，不必学习自然就可以掌握。
划清合音字和反切的界限，对于认识反切的起源问题至关紧要。在反切法发明以前，汉人已经能够初步运用双声叠韵关系自发地分析字音，但是还不能把这个成果自觉地运用到注音中去。由自发到自觉，需要外力的推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论佛教的传入对反切发明的影响
讨论反切的发明，不能不回顾佛教传入和佛经翻译的历史。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七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两汉交替时，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国。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17]汉明帝年间（58-75年），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国的王室皇族和贵族地主等上层社会。当时已有少数居士、沙门传教，并有人信佛，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晚年喜黄老，学佛屠，招聚方士沙门，祭神求佛。永平八年（65年），明帝下诏褒奖楚王，赞扬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17]（《楚王英传》）。
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寻访佛法。中天竺僧人摄摩腾“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后少时卒于洛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24]跟摄摩腾同来洛阳的还有中天竺僧人竺法兰，《高僧传》说他“少时便善汉言”[24]，翻译了《四十二章》等五部经。
有的学者认为《高僧传》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的记载不足为信。[25](P94-105)但是，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据可靠材料，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经过西域各国间接传入的，中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桓、灵帝之时，西域僧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和少数古印度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和汉人一道，把大量的佛经译为汉语。
安清，字世高，西域安息人，原是安息国太子，博学多识，“外国典籍，莫不该贯”[26]（《安世高传》），笃信佛教。父王死后，不嗣王位，出家修道，游历各国传教。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到达洛阳，很快学会汉语。从此时到灵帝建宁五年（172年）二十余年间，译出小乘佛经35部41卷，现存22部26卷。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公认的第一位翻译佛经的僧人，采取口授直译，由于他精通汉语，能够准确地传达佛经本意，梁慧皎《高僧传》赞扬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24]
支娄迦谶，简名支谶，西域月氏人，通晓汉语，桓帝末年（167年）来到洛阳，在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译出大乘佛经14部27卷，译文晓畅。
安玄，安息人，汉灵帝广和四年（181年）来到洛阳经商，因有功被称为“骑都尉”。学会汉语，跟汉族沙门严佛调合译大乘佛经《法镜经》一卷，安玄口译，佛调笔受，他的译文“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24]。
严佛调，临淮（今安徽凤阳东部）人，中国最早的出家僧人，又是第一位佛教学者兼佛典翻译家，著有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沙弥十慧章句》，译经五部。他与安玄合作译经，质量很高，“世称安侯（安清）、都尉（安玄）、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24]孙吴僧人康僧会《法镜经序》说：“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26]（《出三藏记集序》）东晋僧人道安也说：“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体巧妙。”[24]
汉灵帝、献帝年间（168-220年），在洛阳译经者还有康居僧人康巨、康孟详和月氏僧人支曜等，他们都精通汉语，译作受到好评。
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有以下三个特点，为反切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1.天竺、西域僧人和汉僧、汉族佛教徒合作译经，译经的方式全凭外僧口授，再由汉僧或汉教徒笔受。口译佛经的外僧叫做传言者或度语者，多是西域僧人，个别是天竺僧，要兼通梵语和汉语。译经的过程是，外僧背诵佛经，传言者口译成汉语，再由汉人揣摩传言者的意图，笔录成汉文，并进行修饰。[27]如《般若道行品经》和《般舟三昧经》就是在光和二年（179年），由天竺僧竺朔佛口授（宣读梵文），支娄迦谶传言（转译成汉语），再由洛阳汉人孟福（字元士）、南阳汉人张莲（子少安）笔受（笔录译文并整理）的。译经水平，取决于传言者的梵语和汉语水平。安清、支娄迦谶、安玄等都精通梵语和汉语，译经的质量就高。
这个特点决定了反切的发明，不是个人的行为，是高水平的译经僧人和汉人共同学习交流的成果。
2.最早的译经惟恐违背经旨，一般采用直译法，为了保全佛经原貌，多用音译。僧侣采用直译法、音译法，就能够直接感受到拼音文字跟汉字的差异。
3.最早的佛经汉译，不是从梵文或巴利文经典直接译成汉语的，译经根据的多是“胡本”，即用西域文字转译梵文原本佛经的西域文本。所谓译梵为汉，实际就是译胡为汉，南北朝人称作“译胡为秦”。也就是说，佛经汉译的中介语言是西域语言，如焉耆语、龟兹语、安息语、于阗语等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古代语言；中介文字是西域文字，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吐鲁番、焉耆、库车、和田和敦煌等地发现的二、三世纪古代西域译经写本残卷，就是由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拼音文字写成。[28](P50-65)根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东汉至南北朝译经的原本，不是纯粹的梵文写成的，而是俗语或西域古代文字的转译本，当时的汉译佛经对译的字音跟梵文有出入，如所有梵文的顶音t、d都用来母字来对音。[29](P12-53)又如支谶译经多用音译，晋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说他“辞质多胡音”。因此，认为反切是直接受梵文拼音启发而产生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但是，无论怎样，转译梵文的西域语言属于印欧语，使用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根据现代学者考古发现的材料，古代西域文字大多是从印度传来的文字或者就此略加改变的几种变体[30]，跟梵文音理相通。外僧，尤其是西域僧，和少数汉僧、汉教徒在翻译佛经时，互相切磋，从胡文转译的梵文拼音跟汉字读音的对比中，通悟了拼音原理，并用双声叠韵法来分析汉字字音的声母和韵（包括韵母和声调），进而发明了用两个汉字表示声母和韵的反切注音法。
总之，反切的发明，外僧和汉僧起了关键的作用，其他汉族文人通过学习，逐渐把反切推广开来。可以说，这些外僧和汉僧发明反切后，一批汉儒，如前文所论及的服虔、应劭等汝河、颖河一带的学者，首先把反切法用在文献注音中，并加以提倡和推广，后来越来越多的汉儒掌握了反切法，“至于魏世，此事大行。”[11](P529)
译经僧人怎样通过胡文转译的梵文感悟了反切原理，史载语焉不详。《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31](P3367)《婆罗门书》指西域字书。何九盈先生指出：“汉末人既已懂得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就不难悟出反切的道理来。”[13](P87)这个看法是对的，下面对此加以论证。
我们认为，“十四字贯一切音”的核心内容是悉昙，反切是受悉昙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早期的僧人翻译由混合梵语（即梵语和俗语杂糅的语言）讽诵而成的佛经，必须掌握悉昙。在传授和学习梵文悉昙的过程中，外僧、汉僧和汉教徒不难感悟和发现分析汉字的双声叠韵法。
悉昙，是梵文Siddham的对音，又译作“肆昙”，“悉谈”，原义为“成就”，是梵语辅音与元音的配合表，用来帮助儿童学习拼音识字，是一门学习梵文拼音的入门学问。悉昙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齐梁时僧祐的《出三藏记》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内就有《悉昙慕》，注云：“先在安公注经录，或是晚集所得。”安公，即东晋僧人道安（314-385年），首次整理和编纂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此书早已亡佚，收录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里。《悉昙慕》是最早被著录的悉昙学著作，在此以前，悉昙早已传入中国。[32]（《论悉昙异译作“肆昙”及其入华之年代》，P143-152）《鸠摩罗什法师通韵》是现存最早反映悉昙跟双声叠韵关系的汉语文献，虽然比反切的产生时代晚一个多世纪，但是早期佛经汉译很讲究师承，有很强的继承性，据此可以推断汉末在华僧人领悟双声叠韵法的一些情况。
鸠摩罗什，略称罗什或什，生于344年，卒于413年，一说生于350年，卒于409年，东晋时期著名的佛学家，中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炎本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人，先后出家事佛。罗什七岁随母出家，通晓梵语、龟兹语和汉语，精通佛学和汉学。后秦弘始三年（401年）来到长安，开始译经，至弘始十五年（413年）去世，译出佛经35部294卷，据传弟子三五千，著名者数十人。他译经审慎精到，译经方式如晋僧睿《大品经序》所言：“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辨文旨。”[26]用梵本校正胡本的错误，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照本来面目介绍过来，译经的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鸠摩罗什法师通韵》是敦煌写卷的一个残卷，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院，标号为S1344。20世纪80年代以来，饶宗颐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包括《鸠摩罗什通韵笺》、《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等，探讨了《鸠摩罗什法师通韵）（简称《通韵）)的内容。[32]据此，我们对于《通韵》的音韵学史价值，才有了新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通韵》是一篇说明悉昙拼音原理的文字，提到了梵语语音分析的几个重要术语，描写了元音和辅音结合的情况，据此可以了解当时在华僧人的审音水平。
1.关于十四音
《通韵》说：“十四音者，七字声短，七字声长。短者吸气而不高，长者平呼而不远。”[32]（《鸠摩罗什通韵笺》，P141）十四音指梵语十四个元音，有七个短音，七个长音。关于十四音，众说不一，一般认为有十六个，如下：
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385年-433年）笃好佛理，从鸠摩罗什的弟子、“什门四圣”之一慧睿学习梵音，著有《十四音训叙》，可以算作鸠摩罗什的再传弟子。他对十四音的解说应该最符合《通韵》的原意。《悉昙藏》卷二引谢灵运的话说：“以后鲁、卢、流、楼四字足之，若尔则成十六。何谓十四？解云：前庵、痾二字非是正音，止是音之余势，故所不取。若尔，前止有十，足后四，为十四也。”[2]庵、痾不列入十四音。
2.关于五音和超声
《通韵》说：“本为五十二字，实生得一百八十二文。就里十四之声。复有五音和合，数满四千八百，唯佛能知。”[32](P141)
所谓“五十二字”，指梵文五十二个字母。“十四之声”即“十四音”。“五音”，即五毗声，又叫“开口各处声”，毗声指辅音，五毗声指按照五个发音部位分出的五类二十五个梵语辅音。毗声中的不少辅音是当时的汉语所具有的。根据饶宗颐的研究，列举如下：
《通韵》说：“大秦、小秦，胡梵汉而超间。”“超声不能收他，唯当他自收。”[32]（《鸠摩罗什通韵笺》，P141）所谓“超声”，又叫“张口遍满声”，指二十五个毗声以外的九个梵语辅音，为汉语少见或所无，如下：
喉间：h（贺）腭下：s（娑）舌头：s（洒）
龂根：s（舍）唇中：v（嚩）喉腭间：ks（乞叉）
腭舌间：l（攞） 舌断间：r（罗） 龂唇间：y（野）
3.关于悉昙、罗文、正纽和旁纽
（通韵）说：“又复（悉昙章》：初二字与一切音声作本。复能生声，亦能收他一切音声。六道殊胜，语言悉摄在中。於中廿五字，正能出生长短。” [32]（《鸠摩罗什通韵笺》，P142）
《悉昙章》的构成，以元音（包括长元音、短元音）为经，辅音为纬，以元音配辅音。以十四个元音为经，以二十五个辅音为纬，则可以生成以下音节组合：
《通韵》说：“罗文上下，一不生音。逆、顺、傍、横，无一字而不著，中边左右，取（耶，即邪）正交加。”[32]（《鸠摩罗什通韵笺》，P142）
元音和辅音纵横交错、变换方式相拼，交织而成各种音节，就叫罗文。七个长元音与七个短元音，按照语音远近关系两两形成正纽、旁纽，短元音跟相应的长元音构成正纽，彼此读音最近；短元音跟邻近的长元音构成旁纽，彼此读音较远。
第二，《通韵》从悉昙中体会到双声叠韵的道理，明确指出双声叠韵的含义。
《通韵》说：“竖则双声，横则牒韵，双声则无一字而不双，牒韵则无一字而不韵。初则以头就尾，后则以尾就头。或时头尾俱头，或尾头俱尾。”[32]（《鸠摩罗什通韵笺》，P142）
“牒”，与“叠”同音，“牒韵”假借为叠韵。所谓“竖则双声”，指十四个元音跟同一个辅音轮流相拼而成一个纵行，形成双声关系。比如十四音跟k相拼，形成
竖行，声母相同。
所谓“横则牒韵”，指二十五个辅音轮流跟同一个元音相拼而成一个横行，构成叠韵关系。比如二十五个辅音跟元音a相拼，形成
横行，韵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通韵》讨论的拼音现象，只论“通韵”，不论“落韵”。所谓通韵，是指十四个元音轮流与k-m二十五个单辅音相拼而形成的“横呼单合”的音节格局。所谓落韵，指十四个元音轮流与复辅音ks相拼而形成的音节格局。“通韵”是汉语所具有的音节组合，“落韵”则是汉语没有的音节组合。
第三，难能可贵的是，《通韵》明确指出，悉昙双声叠韵的原理“兼胡兼汉”，不仅可以为胡僧唱经所用，而且适合于汉人唱经，梵汉音理相通。
《通韵》说：“胡音汉音，取舍任意。……横超竖超，或逆或顺，或纵或横，半阴半阳，乍合乍离，兼胡兼汉。……乃是如来金口所宣，宫商角徵，并皆罗什八处轮转。”[32]（《鸠摩罗什通韵笺》，P142）
鸠摩罗什的很多弟子来自吴地，有的来自长江以南，有的来自庐山。《通韵》说：“双声牒（叠）韵，巧妙多端。牒（叠）即无一字而不重，双则无一声而不韵。或有单行独只，擅擿相连。或作吴地而唱经，复似婆罗门而诵呪。”[32]（《鸠摩罗什通韵笺》，P142）
第四，《通韵》虽然只字未谈反切，但是提炼和总结的双声叠韵法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地步。人们对双声叠韵法的认识，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鸠摩罗什以前的胡僧、汉僧和佛教徒能够在对译、转读佛经的过程中掌握双声叠韵的原理，进而用于分析汉语的音节结构，发明反切，是不难肯定的。
末了，我要引用二十多年前何九盈师在他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课程时所讲的几段话，来结束对反切起源问题的论证：
“考察反切的产生，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笼统地争论反切是出自西域还是中国的‘土特产’，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反切法的本质是双声叠韵，这是汉语所固有的特点，也是反切法产生的内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切出自西域的说法就带有片面性。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内因是事物起变化的根据，没有一定的外因作为条件，事物还是不会起质的变化的。中国为什么在佛教传入之前没有产生反切呢？……道理很简单，在此之前古人还不懂得分析汉语的音节结构，而不能自觉地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来，就难以产生反切法。……汉末人在梵文（渭毅谨按，当是西域译经文字）的拼音字母直接启发下创造了反切，佛教徒们译经时所传进的拼音法是反切法得以产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外因条件。汉末人运用梵文（渭毅谨按，应是西域译经文字）拼音法的知识来分析汉字的音节结构，这是‘洋为中用’的范例。”[33](P79-80)
附记：此文曾以《反切起源问题三论——为唐作藩先生八十华诞而作》为题，于2007年12月2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北京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首届中文论坛”上宣读，得到崔宰荣助教授的讲评和指教，谨此致谢。此次发表，做了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