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理论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体制论文,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2-0126-06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技术能够得以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因此，系统考辨西方国家科学体制化形成和发展的状况与规律，总结其科学体制化历程中的成功经验与缺失，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科技体制，推进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与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西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初步确立，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其主要标志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产生。
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文化的相遇和融合，17世纪的英国成了科学发展的中心，科学活动受到了包括上层社会在内的人们的普遍关注。对此，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对宗教、法律和政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则越来越多，上层社会和精英人物中对科学感兴趣者在17世纪初只占12.8%，到17世纪末已上升到27.6%。[1](P46)然而，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群共同体的增大，只是科学体制化形成的条件之一，并不是体制化业已形成的基本标志。对于西方近代科学体制化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
皇家学会的奠基者是英国的清教徒威尔金斯。1644年，以威尔金斯为代表的一批崇尚弗兰西斯·培根的实验哲学的人物，开始每周在伦敦聚会。他们约定把神学和政治排除出他们的讨论范围，而专门进行一些具体的实验工作和有关自然的理论问题的研讨。他们把这种活动称作“新哲学或实验哲学”活动，把这一团体称作“哲学学会”。著名科学家波义耳在给朋友的信中，把这一组织戏称为“无形学院”。无形学院实质上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就在这一年的11月成立了以威尔金斯为主席的、旨在促进物理——数学知识的学院，1662年查理二世在许可证上签字，宗旨“为增进自然知识”的皇家学会正式宣告成立，1663年正式公布了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皇家学会的宗旨和任务是增进关于自然知识和一切有用的技艺、生产，实际机械和实验的发明。[2](P105)以皇家学会为中心，英国的科学有了飞速的发展，使它成了近代科学的摇篮。据统计，1662-1730年间，英国皇家学会集中了全世界36%以上的杰出的科学家，出现了占世界40%的科研成果，著名的科学家牛顿、虎克、波义耳、哈雷等皆云集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皇家学会还于1665年出版了他们的刊物《哲学会刊》，这是学会会员交流学术思想和实验成果的重要阵地，也是科学共同体开始迈向体制化的坚实的一步。
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对于科学体制化确立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学家组织。它的产生一方面表明科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则表明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不再是一些孤立的个人，而是属于一个有共同目的和宗旨并恪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从而在组织上把进行科学活动的人联系在一起。
但英国皇家学会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只是一个皇家认可的群众性组织，其活动主要靠会员交纳会费和会员的自觉性来维持；其次，英国皇家学会仅仅是上层人物活动的场所。虽然英国是世界上开展科普活动较早的国家之一，但皇家学会却有着贵族的盛装，普通百姓即便对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也难以为它所接纳；最后，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成分较为复杂，既有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又有并不参加科学研究而只是参加科学家的聚会活动的政治家和上层社会的科学的业余爱好者。科学家们仍然必须用从事其他职业的收益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和支持其科学活动，科学并没有成为一种职业，也没有一种国家提供经费的专门的科研机构。因此，17世纪英国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业余活动。这一情况直到19世纪30年代仍未有大的改观，因为19世纪德国的化学家李比希在访问英国时说：“英国不是科学的园土，在那里只不过有广泛分布的业余活动”。正是基于此，有的科学家称英国为“业余科学的堡垒”。[3](P123)
二
如果说17世纪英国的科学活动，主要表现为官方认可的科学组织的诞生的话，那么，同一时期的法国的科学活动，则主要表现为职业科学组织的建立。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英国科技体制化中的局限性。
首先出现于法国的是一些由个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这些团体在法国又被称作科学院，因此，在17世纪早期出现了许多私人科学院，这些私人科学院最终成为法国官方科学院诞生的土壤。
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国的科学运动得到了上层社会丰厚的财力支持，这就保证了英国的业余科学活动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在法国，真正有钱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并不支持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活动，支持科学活动的是一些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感兴趣的人，他们希望从科学的大旗中找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良方。
法国科学活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英国的皇家学会那样能够得到来自有钱人的广泛的社会支持，因而，业余科学活动在法国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许多科学院因为资金的原因不得不终止其活动。对于法国人来说，科学活动要想得以持续地进行和发展的关键，是如何争取政府的资助。因为经过文艺复兴洗礼后的法国，科学又是一个时髦、高尚的词汇，法国贵族也特别想用科学的华衣把自己装饰打扮一番。于是，当泰文诺的家庭聚会因经费原因难以为继而向路易十四求援的时候，他便欣然应诺。1666年在国王的赞助下法国科学院成立。
法国科学院设有两部，即数学部和物理学部。数学部包括所有的“精确科学”。物理学部则包括所有的“实验科学”，如物理、化学、解剖学、植物学等。数学部和物理学部都是由各个领域的专家构成，第一批院士仅有15人。由于这些院士以自身的科学研究为职业，其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因此，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以科学为职业的专门科学家。1699年法国科学院又进行了重组，人员编制略有扩大。按照新的规定，院士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院士享有不同的待遇和权力。如在力学、天文学、化学、解剖学、几何学等学科中，每一学科可以设有三个领取皇家薪金的院士，每个院士可配有两名助手和一名学生。这是科学组织中实行的最早的分工制，也有人称这是最早的研究生导师制。由此可见，法国科学院的建制已较为周密。
与英国相比，法国科学院在科学体制化方面向前迈出了较大的一步。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英国皇家学会是一个由上层人物支持和参加的业余科学组织，其会员并不以参加学会的活动为谋生的手段。法国科学院则是一个专职科研机构，其会员以从事学会的研究工作为职业。除此以外，他们一般不再从事其他工作，这表明科学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开始形成。
第二，英国皇家学会虽然是经国王下诏而建立，但是国家除了承认其名分外，并不给予学会任何经济上的赞助，学会的活动主要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富有会员的捐助来维持。法国科学院则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科学院，国家不但给予科学院足够的投入，维持其正常活动，而且还给每个院士颁发丰厚的薪金，配备助手和学生。
第三，英国皇家学会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一般百姓即便对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也难以加盟，而一些上层社会的人物尽管对科学没有什么研究，只是读过一两本科普书籍，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学会会员。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则严格以科学研究水平为标准，即便是出身贫寒的科学家，如果有重大科学成就，也可以成为院士，并领取国家给予的薪金。
总之，法国科学院的产生，尤其是它的较为严格的建制和领取俸薪制度的出现，表明科学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已经出现，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业已形成。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体制化在法国也仅仅是初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科学研究在法国仍然是少数精英人物的事情，它同后来以科学为职业的大量科学家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还有一定距离。第二，法国科学院的创立虽然打破了英国业余科学的堡垒，但它本身作为一个专业科研机构，仍有明显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它得到了国家的经济供给，因而，作为代价，科学家就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而必须完成国家交给他们的研究任务。法国科学院甚至一度沦为一个管理机构，承担着行政和管理的任务，管理公众事务，处理工业、农业、教育、市政和军事等方面的与科学无关的问题。因此，有人说它更像一个管理机构，而不是纯粹的研究组织。
三
法国科学院的出现是西方科学向专门职业化迈出的第一步，也是西方科学在实现其体制化过程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和方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17世纪法国的科学体制化尚不具有普遍性，科学家活动的非自主性是制约和阻碍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科学要想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就必须扬弃法国的科学体制的历史局限性，推进并最终完成科学的体制化。我们认为，科学体制化的最终完成，应当以建立起保证使科学研究成为一种稳定又有效的有组织的活动或科学教育机构的出现为最终标志。按照本·戴维的说法，这两方面内容的实现，首先并主要“发生在1825年到1900年间的德国”。[4](P211)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和法国的科学，先后丧失了其领先地位，科学兴盛的中心依次从英国转移到法国，再转移到德国，就是明证。
1.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
如果说“法国科学的中心是科学院”，那么，“德国科学的中心在大学之中”。[5](P389)但是，从1348年德国创办第一所大学即布拉格大学开始，一直到18世纪，自然科学在德国的大学中并没有什么地位。德国大学的改革肇始于1809年创办的柏林大学。当时以普鲁士教育大臣洪堡德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等），积极倡导大学制度的改革，主张应建立起一种以哲学为中心的新型大学。在这一大学中，对科学家而言，有两个特征具重要意义，一是学术自由和自治，二是收费讲师和教授的设置。前者保证了科学研究的自由性，意味着教师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进行专门的研究工作；后者则表明教授是在收费讲师之上的一个权威阶层，收费讲师要想晋升为教授，就必须进行独立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最后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进行考核。这种职称设置和考核制度，使伯林大学克服了原先大学中的教师只从事教学而不从事研究的倾向，成为一种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
受柏林大学改革的启发，德国的许多大学，都在进行体制的改革和转换。与法国不同，在德国，知识分子集团中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成员，是那些并不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的哲学家。因此，在改革以后的德国大学中，哲学成为传统学科中最重要的学科，而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则被包容在哲学学科中。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
因此，对于德国大学改革，我们应持辩证的科学态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改革使得德国的学术研究学院化，即大多数科学家都以教授或未来教授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这是德国科学体制化完成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在当时的德国几乎与哲学研究同义，自然科学虽然也在研究的视野中，但其地位远不如传统的文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一些实验学科甚至在柏林大学一直都未被承认为正式的课程，自然哲学家鄙视实验科学和实验科学家，幻想用哲学统领一切学科。因此，改革后的大学体制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的新型大学建立之后马上产生的效果是经验自然科学的衰退。”[4](P227)这种情况迫使科学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哲学对自己的束缚，在大学之外寻求自身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德国的科学学会。
2.科学学会的建立。科学学会是德国完成其科学体制化的过渡和桥梁。通过学会的建立，科学精神不断深入人心，并不断扩展和影响到德国的大学中，从而削弱和瓦解了德国自然哲学的统治，为确立科学在德国大学中的地位，并最终完成其体制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改革带来了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的分裂，这种分裂使德国的科学家力图走出对自己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的高等学府，把目光描向了大学以外的天地，力图在大学以外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在当时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的唯一组织形式，就是科学学会。于是，在奥肯的倡导下，德国于1821年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国性的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生学会，该学会每年轮流在德国各主要城市举行集会，进行学术交流，宣扬科学精神。[6](P164)科学学会建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们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繁荣了学术研究，普及了科学精神。进而逐步削弱了德国自然哲学在各大学中的统治地位，为在大学中最终确立自然科学的地位扫除了障碍。对于德国来说，科学体制化完成的最终标志，就是在科学学会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影响下，在各大学中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制度。
3.大学实验室制度的建立。在大学里最早建立实验室的国家是英国。1817年，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托马斯·汤姆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供教学用的化学实验室。同时，威廉·汤姆则设置了第一个物理实验室；稍后，剑桥大学又建立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大学实验室的建立虽然肇始于英国，但其兴盛、繁荣并最终对科学体制化完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则发生在德国。首先是著名的化学家李比希(1803-1873)从法国学成归国后，于1826年在吉森大学建立了集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学实验室，并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化学家讲授化学研究方法。在他的影响下，德国的许多大学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实验室，如缪勒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生理学实验室，马努斯建立了物理实验室，路德维希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生理学实验室，冯特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等等。这些实验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是在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因此，与实验室相伴而生的是精密自然科学教授席位的设立，由此，德国科学摆脱了自然哲学的束缚，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德国大学实验室的建立，使德国科学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首先是精密自然科学教授教席借助于实验室得以设立，然后是在教授的指导下，实验室中的研究助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进行实验研究和学术讨论活动，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随着德国大学中实验室的建立与发展，到19世纪末，德国的大学逐步转换为新型的、以实验研究为主的大学，从事精密科学研究的大学教师，在实验室和研究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既是大学教授，也是科学家。以此为标志，科学研究的专门职业已经形成，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业已实现。
由此可见，德国的科学体制化从大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开始，中间经历了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的分离和科学学会的建立，最终以大学实验室的建立宣告了科学体制化的完成。从此，科学开始了自己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历程。
四
如果说科学体制化的完成主要发生在1825-1900年间的德国的话，那么，其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则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美国。我们认为，美国对科学体制化的贡献就在于，它在德国已经完成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世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从美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科学体制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大学中系级组织的建立和研究生院制的设置。经过19世纪上半叶改革以后的德国大学，实际上是一些教授的共同体或联合体。在各门学科尚未出现分化之前，单独的一名教授就能够代表该学科的全部领域。因此，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在实验室和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中，他们都占据着绝对权威的位置。这样的科学体制对19世纪德国科学的发展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德国高校体制的弊端，便日益在以下两个方面显露出来。
其一，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扩大，学科分化日趋明显，因而在同一学科的不同领域中出现了具有权威性的新的专家，这就使得原先对实验室和研究所拥有全部控制权的唯一的教授教席很难、事实上也不可能在每个领域中都有发言权，而在许多新领域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事实上已经达到了教授水平。但是，由于受德国大学体制的限制，他们依然不可能晋升到教授的职位上。正如本·戴维所说，即使是一个高级研究工作者，只要他没有被任命为教授，他就仍然只是一个科层组织中的一名助手，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地位。[4](P273)这就严重挫伤了在实验室和研究所中工作并依附于教授的助手们的积极性。其二，德国科学教育体制使学生难以获得它所属学科的全面训练，因为他只跟随一位导师工作。这在学科还尚未分化时期，其弊端尚不明显，但随着学科分化的愈来愈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和偏狭的局限性便日趋明显。以柏林大学为原型的德国大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面临着一场重大危机，德国科学从此开始衰落，逐步让位于美国。
美国的大学改革，既克服了德国大学制度的弱点，又吸收了其优点，首先，美国大学以系级组织取代了德国以教授教席划分学科的制度，设立了并不附属于教授的研究所和实验室。系的容量显然与教授教席的容量完全不同。在一个系内，可以有许多水平相当的教授，他们在该学科的不同领域中具有权威地位。当新的分支学科发展成熟、新的人才涌现的时候，系的建置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6](P194)这种以教学人员（教授、副教授等）为主形成的系，体现着更多的平等与合作精神，并不像欧洲、特别是德国大学中的教席制度那样等级森严和形式僵硬。尤其是实验室和研究所脱离了教授教席的控制，成为一种在系内或系之间的独立研究组织，这对于美国大学科研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3](P147)
其次，美国大学中科学活动的第二个根本性变化是研究生院的建立。19世纪中叶美国的科研与教育水平还相对落后，大多数学校只能授予学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几近于零。当时，美国的青年学者要到欧洲，特别是要到德国去得到博士学位后，才能在高等学校任教并从事研究。但是，德国大学虽然有先进和完备的研究生教育，却没有设立研究生院。美国大学改革的重心是争得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高级科研人才的权利。于是，在1876年，有美国柏林大学之称的第一所以科研和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现代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先建立研究生院。[6](P194)紧随其后，哥伦比亚大学(1880)、克拉克大学(1889)、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890)、耶鲁大学(1892)、斯坦福大学(1900)等纷纷建立了研究生院。改革以后的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尤为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一切课程设置和活动安排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有利于研究生科研精神和科研能力的造就与培养。另外，在美国大学中，研究生可以获得三种资助，即奖学金、兼任助教工资与助研工资。这三种资助方式，不但保证了许多学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机会，而且还可以使他们直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从而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总之，经过改革后的美国大学，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科学家活动的主要舞台。有效地保证了科研活动的持续性，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科学的发展。这就为其日后逐步取代德国大学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美国变成世界学术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2.工业实验室的建立。当人们不仅仅把实验视为证实理论获取知识的手段，而且还要把它应用于开发那些能够投入生产并换取利润的产品的时候，工业实验室便应运而生了。最先建立了工业实验室的国家是德国。1865年德国的巴迪舍苯胺和苏打工厂（简称BASF）高薪聘任著名化学家卡罗，建立了附属于工厂的实验室。化学家克莱蒙兄弟以及勃隆克、格拉塞尔等人都就职于该企业的实验室。到1898年，该公司拥有化学家116人。但是，大规模地创建工业实验室，却发生在美国。1876年，发明家汤姆逊·A·爱迪生在明洛公园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从事应用与开发工作的实验室，组织了一批从事科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并于1882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力工业体系。爱迪生实验室开创了工业研究的新时代，即科学与技术、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新时代。19世纪80年代，由于卡内基等人的倡导，钢铁工业中也组建了自己的工业实验室，9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此后，杜邦公司、IBM公司以及石油、化工、橡胶、冶金等方面的公司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有一系列的发明与创造，例如1876年的电话、1887年的留声机、1879年的照相机、1891年的电影、1903年的飞机等等。
由于科学家和实验室在工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科学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和发展。以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为例，1947年该公司的科学家人数竟达到5000人。在整个美国社会，工业企业中有组织的研究部门自一次大战以后增加很快，从1920年的约300个到1940年的3480个，到1956年达到了4834个。在同一时期受雇于工业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员从近9300人增加到7万多，到1957年，这个数目达到728000人。[7](P188)这些实验室，不但拥有进行科学研究的各种现代化设备，而且还拥有各种附属设施，图书馆、报告厅、体育及各种生活服务设施等，一应俱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工业实验室实际就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社会。工业实验室的出现，表明科学家、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作用日益明显，科学家的活动有了广阔的天地，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充分的保证。美国工业界对科学研究持久的投入，促进了美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实力的快速增强，最终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科学开始取代德国处于世界领头羊的位置。因此，工业实验室的出现和发展，是科学体制化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3.国家机构中科学实验室的建立
国家机构中的实验室，也是美国科技体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政府直接干预和管理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美国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19世纪60年代，美国农业部在成立之初，就聘任了一位化学家，一位植物学家和一位昆虫学家进行农业问题的研究。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孵化清案》，要求各州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到1893年，全美已建立起56个实验站，实现了美国农业与科技的结合，使美国农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
有资料统计，到20世纪初，美国政府机构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部、局和委建立了科学研究组织，尤其是医药、卫生、国防等部门，更是与科学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著名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全美设置了5大研究基地，这些研究基地聚集着大批的科学家，既进行应用研究，也进行基础的理论研究。到二次大战后，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工作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人数已有3万人，其中1/3是农业科学家，1/3在国防部工作。在1958年美国建立的国家航天和空间局，有5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这些人的活动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科技王国，创造出了一桩又一桩征服宇宙的奇迹。此外，美国的国家基金委员会、国家标准局、海军研究署等单位也建立了许多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工作的研究机构，仅海军研究署就有5000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由此可见，在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大学和政府机构中的科学家三足鼎立，构成了美国科学家的整体。资料统计表明，1962年美国登记的科学家人数是21.5万人，其中40%在工业，30%在以大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中，20%在政府研究机构中。[3](P143)我们认为，美国在改革德国科技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科技体制，是美国的科技与经济能够得以持续发展并保持世界领先水平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西方科学体制化历史进程的理论透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体制化是科学获得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科学体制化完善与否，是影响其科技与经济发展状况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科学体制化依次由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最后到美国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基本上与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规律相一致。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依赖于科学体制的完善与发展。因此，我们应当认真、积极地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科学体制化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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