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苏）体制转型方式与国家控制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体制论文,能力论文,方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开始了从集权向分权、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历程。两国走的道路截然不同，结果也完全不一样。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两国体制转型方式与国家控制能力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般说来，体制转型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渐进式的和激进式的。中国的体制转型采取渐进模式，苏联和俄罗斯体制转型采取激进模式。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别首先在于：渐进转型模式坚持在现有法律制度和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在不破坏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前提下，逐步放权，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激进转型方式则以打破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原则为目标，整体推进。在这个前提下，两种转型方式的具体差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原有体制触动的真正起点：激进转型方式以政治体制转型为起点，而渐进转型方式以经济体制，特别是以生产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经济体制为起点。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更带有全局性，直接涉及各级领导干部，容易引起社会的震荡。中国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分权和市场化的突破口，苏联则以“民主化、公开化”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第二，对原有体制触动的方式：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周围建立起新体制，造成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人们有一个比较的过程，逐步改革旧的体制。激进式改革则在一开始就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以此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渐进式改革是部分地逐步展开的过程，而激进式改革则是总体推进的改革。例如，中国创办特区就有一个逐步推进、新旧体制并存发展的时期；而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则很少有这种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一般来说，是将旧体制废止后，再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体制。
第三，对原有体制中关键因素采取的具体措施：渐进式改革对价格、计划等关键因素改革之前，总要先进行试验；而激进式改革则一步到位，不经过试验。例如，中国对计划体制改革的过程如下：
时期 目标模式
1978年～1979年计划经济,利用商品交换
价值规律
1979年～1984年10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
为辅
1984年10月～1987年10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10月～1989年6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
月企业
1989年6月～1991年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
机结合
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上述每个阶段，都先进行试点，而且从全局上看，上一个阶段是下一个阶段的试验。又比如中国的价格改革，最初双轨制成为普遍采用的改革形式，基本思路就是：在现有产品基本仍按计划价格供给与分配的情况下，允许生产者将一部分新增产品按市场价出售；随着生产的扩大，市场交易部分的增大，逐步改革计划价格体制，取消计划价格。而苏联和俄罗斯，对价格和计划体制改革则是采用“休克疗法”，一步到位。比如在1992年1月，一次性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 同时取消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物资调配委员会等部门的职能。
一、中俄（苏）两种转型方式与国家财政控制能力
（一）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政能力变化状态
苏联是一个经济大国，总体上说，解体之前的国家财政控制能力是很强的。这表现在：
第一，苏联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76～1988年，一般在60%～72%之间。同期各工业化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85年瑞典为65%，法国为52%，英国为48%，联邦德国为47%，美国为37%。苏联比它们都要高。第二，苏联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改革前，苏联实行两级财政预算制度，即中央政府（联盟）和地方（加盟）预算制度。苏联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为35%左右。而同期1989年前后，美国为20.1%，英国为35.6%，法国为40.9%，德国为29.0%，意大利为38.2%。
通过上述几组数字分析可见，起码在1990年以前，苏联国家的财政能力是很强的。但到了1991年，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财政能力急剧下降。
第一，国家预算出现更加严重的危机。1991年，前10个月联盟预算收入3 173亿卢布，实际收入1 869亿卢布，只及计划的58.9%。
第二，国家基本支出急剧下降。仅举军事、科学两项为例：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总的军费开支占国 11.1
4.5 4.86.6
3.71
3.76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总的科学经费支出 0.96
0.540.49
0.46
0.33 0.28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
总的科学经费占联 3.86
2.562.49
1.96
1.88 1.58
邦预算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据（俄）《独立报》（1998年12月4 日）和《俄罗斯现在怎样生活？》（列瓦绍夫主编，莫斯科1998年版，第74页）整理。
不仅如此，正常的法定拨款也不能实现。在1994、1995、1996三年中，国防部少收约1／3的法定拨款数额，1997年约少收40%，1998年少收近60%。
第三，国家投资急剧下降，投资体系出现严重危机。例如，1994年同1991年相比，俄罗斯总的投资减少了61%，用于生产性投资减少了71%，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减少了39%。
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主要指国家的财政能力。俄罗斯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生产能力和效益的下降，而国家生产能力和效益的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激进转型急剧地打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苏联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同中国的计划经济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区域之间严格的计划性。这种区域之间的计划不仅体现在苏联内部，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比如，越南成为苏联稻米的重要生产地，古巴是苏联食糖的重要生产地，而苏联则定期向它们提供能源。至于内部，这种联系就更密切了。比如，苏联的缝纫机全部由乌克兰的一家工厂生产，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对这种产品毫无生产经验；而叉车由白俄罗斯的一家大工厂生产等等。近几年要求加强独联体的呼声越来越高，更多的就是从保持原有经济联系上考虑的。据统计，目前，如果没有独联体国家的合作，俄罗斯只能生产现有产品总额的65%，乌克兰则只能生产28%，阿塞拜疆为15%，哈萨克斯坦为10%，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为3%。此外，俄罗斯如果没有独联体的合作， 只能生产现有武器种类的17%。二是产品价格的严格计划性。苏联对产品价格的严格计划，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相当多的产品，把价格刻画或打印在产品的外观上，任何人不能随意改变。诚然，苏联改革初期也提出要改革计划体制，如1987年6 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1990年9 月总统的改革方案中也提出要“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实际上，1989年和1990年指令性计划的国家订货仍占全部订货的90%，国家计划程度很高。苏联的解体，急速割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纷纷向西方寻求经济伙伴，致使许多计划，特别是一些大的合作计划无法执行。同时，采用“休克疗法”突然放开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生产单位原有的计划和联系中断，通货膨胀造成缺少转产资金，生产自然急剧下降。从全国来说，既无国家的系统计划，又无健全的市场，生产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能力和经济控制能力下降就是必然的了。
（二）中国体制转型时期国家财政能力分析
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对全国的有效控制。但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经济上的分权开始的，因而中央权威的巩固更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控制能力问题上。
在正常情况下，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势，借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逐步达到20%左右；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应达到60%左右。（参见刘仲藜：《振兴国家财政的目标和政策措施》，载《经济学动态》，1998（1）。）也有的学者主张，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近期应达到25%，中期应达到30%，长期应达到35%以上；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近期应达到50%，中期应达到60%，长期应达到65%以上。80年代以来，中央对地方实行“财税包干”、“分灶吃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的积极性。但由于体制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1.2%，到1992年这一比重下降至14.2%，约下降了一半之多，是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中央政府财力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地方财力迅速扩大，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
为此，从1995年以来，中国实行了财政制度的改革：第一，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即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由国税局和地税局分别征收。第二，广泛开征个人所得税，并增设其他新的税种。第三，取消预算外资金，清理各地“小金库”。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由于中国经济改革更多的是偏重政策功能性方面，涉及结构性的不多，还没有很好地通过法律界定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企业结构性改革滞后，企业效益，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还没有根本好转。企业效益不好，强行收税加强中央财政，只能奏一时之功，要从长远上增强中央财政能力，一定要建立在企业效益提高的基础上。第二，我国的财政拨款和财政预算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投资贷款制度也存在很多漏洞，如何保证中央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如何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纳税的积极性，如何避免重大投资决策的失误等等，都是必须尽快解决的。
二、中俄（苏）两种转型方式与国家维持社会公正的能力
转型时期国家的社会公正程度是体现一个社会稳定度和国家控制力的重要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可能导致某些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即使全社会普遍下降，社会整体上是公正的，也能使人民群众保持对国家的信任而服从国家的控制。但苏联和俄罗斯在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
第一，苏联和俄罗斯的激进转型使得国内生产急剧下滑，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民群众普遍出现不满情绪。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俄罗斯人必要的货币支出，1992～1996年下降了43%。个人方面，工资收入下降52%，退休金下降45%。全国21%的居民，大约有3 110 万人生活在最低生活线以下。“人均预期寿命”是一个可比的硬指标，由于生活、医疗保健水平的大幅下滑，俄罗斯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下降。据俄罗斯官方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90年到1993年，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了5 岁。同时，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从1987到1996年，按照1987年以前10年正常的生育水平，几乎少生了600万人口。正因为如此， 多次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对改革的结果是不满意的。
中国实行渐进转型方式，经济发展以后，首先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改革开放20年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 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 090.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倍， 平均每年增长8.1%，比1953～1978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3%提高了 4.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 元提高到1997年的5 16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 6.2%，比1953～1978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1.1%提高了5.1个百分点。同时，在转型过程中贯彻补偿原则。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4亿人减少到1996年的5 800万人左右。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有认同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控制能力。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的，就是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改革不能以牺牲当代人的利益来换取以后的快速发展。诚然，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先采取激进的办法，使社会经济急剧下降，但同时经济迅速转轨，在社会承受能力很强的情况下，可以很快建立起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使经济迅速回升。过若干年后，人们仍有可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曾有人就撰文认为：“采用休克疗法和转轨比较激进的国家，其经济形势往往相对好于未采用这种方法和转轨比较缓慢的国家。”我认为，如果单纯从经济数字上就得出“激进”优于“渐进”的结论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没有把当代人所受的损失计算进去。
第二，在苏联和俄罗斯，伴随着激进改革的进行，各种配套措施跟不上社会发展，社会上出现暴富群体，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社会集团和个人利益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国家的有效控制，就要尽量保持社会的公正。这里有一个如何界定社会公正原则的问题。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了一句名言：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的利益。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罗尔斯的这种思想是以承认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价值为基础的，这是有道理的。在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天赋、受教育的程度、外界条件不同，人与人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要想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充分发挥天赋高的人、条件好的地区的作用，这就是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的含义。但这势必会拉大同天赋低的人、条件差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所以，公平既不是指收入的均等化，也不是指财产的均等化，而是指市场主体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实际上就是通过补偿，为能力低的人、条件差的地区创造发展的条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实现公正，就更要贯彻补偿原则，因为对利益进行调整，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的。而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往往制度建设跟不上社会转型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更要给能力低的人予以补偿。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渐进改革的合理性在于注意到了给能力低的人以补偿，而激进改革则仅仅是给能力高的人以补偿。苏联和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中，从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式经济管理体制被取消，而新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没有建立，形成了“管理真空”。这种经济可控性丧失的直接后果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导致两极分化。据俄报纸披露：1994年前后，俄罗斯人均月收入达12 500万卢布以上的富豪占总人口的0.6%～0.7%，约有112.7 万人。这个数字可能低于实际数字，因为那些特别富有的人不大愿意透露其实际收入。还有约3.4%～3.6%的居民（约563.5 万人）人均月收入为250万～300万卢布；人均月收入在50万～250万卢布之间的约有9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5.7%。这样算来，9%～10%的居民（约1 600万人）可以归入富人阶层。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多一些，收入在6 万～50万卢布之间，约有4 400万～5 1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7.3%～31.5%。这一类居民中包括国家预算拨款单位的职工，股份公司、商业机构、银行系统和合资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少部分学者与文艺界人士。贫穷阶层人数约4 450万，占人口总数的27.2%～28 %，人均月收入为3万～6万卢布，他们的所有收入都得用在吃饭上。最低层实际上是乞丐， 约5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3.5%～34.5%，其收入低于3万卢布，生活达不到最低标准。
诚然，中国也有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十分严重。但试想，中国如果采用激进改革模式，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将是不可设想的。
苏联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特别是通过国家补贴，可以享受到众多的社会福利。激进改革以来，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特别是社会两极分化，使人民群众有一种“反控制”的倾向。这种状况下的社会参与更多的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这将对俄罗斯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俄（苏）两种转型方式与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
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主要是指国家领导者能够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连接点，重新构建“民族主体文化”，并以此作为精神动员的工具。这个基本联接点就是爱国主义。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要找到这种连接点，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是很不容易的。
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这个概念同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概念相近，难以用实证性方法予以确定。从政治文化的类型来分析，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相互抗衡：一种是标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竞争分权原则的政治文化；一种是主张集体主义、国家崇拜的集权型的政治文化。两种政治文化是不同条件下的产物，各自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规律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国家崇拜观念，这种国家崇拜观念以家庭本位为基础，逐渐演化为国家本位。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民族崇拜，这是由俄罗斯自身历史特点所决定的。历史上，俄罗斯既受其他民族的侵略，又对外扩张压迫其他民族，而且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俄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殖民地是和宗主国连成一片的。这一方面使得沙皇政府能够直接奴役殖民地的各族人民，另一方面也遭到殖民地各民族的反抗。这种状况特别容易强化宗主国的民族意识。
诚然，这种国家崇拜和民族崇拜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其消极作用：一方面它成为国家机构膨胀、官僚主义、封建特权等现象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导致盲从和思想僵化的文化根源。但同时，这种国家崇拜和民族崇拜的传统政治文化，在落后国家还表现出一定的积极作用，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因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同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在物质上和技术上处于劣势，这就要寻找快捷有效的途径，这个有效途径就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此形成万众一心的势态。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证明，要想形成民族凝聚力，就要有民族精神作支柱。一般说来，这个民族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即对本民族、本国家的热爱，或者说是崇拜。中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始终把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做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从“五个一工程”的实施到建设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而苏联和俄罗斯在体制转型初期，由于以政治上的公开化为起点，主张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作为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从而在否定自己历史的过程中，对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等积极因素的继承有所忽略。
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始终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统一的价值观，苏联和俄罗斯却放弃了这个统一的价值观，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混乱。这里面涉及主体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的关系。主体意识形态是保证爱国主义实现的重要思想基础，当人们所爱的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同人们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相吻合时，人们才能真正从思想上热爱自己的国家。苏联原来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主体意识形态已经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一旦放弃了这个主体意识形态，就必然导致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不知自己所要爱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自然也会忽略对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不但始终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为这种主体意识形态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人们能从切身感受中认识到这个统一价值观的正确，并转化为爱国主义的热情。
苏联和俄罗斯这种统一价值观的丧失，与转型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激进转型往往使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而短时间内又不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只好盲目学习别人。实际上，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从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方面分析，不宜实行“激进转型”。仅以市场观念与社会整体价值观及政治文化的关系为例。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就是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国和俄罗斯都缺少市场经济的传统，俄罗斯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激进转型，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人们的观念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会使社会分歧加深，特别严重的是使社会丧失整体的价值观，进而也就根本谈不上找到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观念的连接点。在苏联和俄罗斯就是这样，由于经济、政治波动太大，人们价值观调整的过程跟不上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出现了价值“真空”或各种非定型的价值观，反应在社会上，就是社会各阶层价值观冲突严重，加重了社会控制的成本。社会无法形成相对统一的多数人都能认同的价值观，就根本谈不上对国民政治文化进行合理调整，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也是很困难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体制转型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而苏联的改革，则走向反面并导致解体。如果把转型方式和社会性质联系起来分析，苏联和俄罗斯的激进转型方式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的渐进转型方式则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这两种转型方式与国家控制能力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刻地理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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