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经济体制论文,特征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5)02-0054-06
H·A·西蒙曾经提出一个假说：“一个人，若视作为行为系统，是很简单的。他的行为随时间而表现出来的表面复杂性，主要是他处环境的复杂性的反映。”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本文认同西蒙的观点：消费者的适应性很强，其行为所反映的主要是外部环境的特征。因此，本文所要考察的主要是消费者所处外部环境不同对消费者行为产生的不同影响。当然，同时也试图在一个统一的经济学逻辑框架下兼顾分析比较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和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消费者行为内在设定上的差异。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
科尔奈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分析，提出了与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理论有所不同的消费者行为假定的另一种分析框架。为了更好地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我们有必要对科尔奈的理论作一个简单回顾。科尔奈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后指出：在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上，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表现出其独有的特征。我们将其归纳为：消费品短缺、消费品的行政配给、消费品相对价格扭曲、基本上没有消费信贷。科尔奈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消费者行为具有很大差异，其关键在于外部环境设定的差异所致。就消费者行为的内在设定而言，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消费者也是理性主体，消费者的行为依然追求效用最大化。尽管外部环境假定中的不确定性很小，消费者还是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相对而言，科尔奈理论框架下的消费者的行为特征更接近于主流派经济学凯恩斯“原始的”消费者或杜森贝里的“后顾的”消费者。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其居民消费行为具体体现在：
1.消费者自由流动的选择权被剥夺。
1978年以前，我国居民基本上没有自由流动的选择空间，这种自由流动包括人们自由择业、自由迁移和自由改变身份（如“农转非”、工人转干部）等等。所有这些做法的经济意义在于，当人们无法通过自由流动（主要是自由择业）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时，宏观上对居民收入的控制，特别是在长达20年时间里将职工工资固定在同一水平的做法才能得以贯彻实施，也才能为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积累资金。这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最明显的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
2.消费者自由选择消费品的权力被限制。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奉行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要义是以生产为中心，以生产带动经济发展，消费者只是作为重工业化过程中一种投入品被严格控制，并完全被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消费者自由选择消费品的权力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其限制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各类基本消费品的配额限制（实物定量或凭票供应）来体现。如果说抑制消费者货币收入的增长可以相对地对其消费施加影响，那么实行配额限制的作法则绝对取消了消费者自由选择消费品的权力。
3.全面的福利性补偿。
对人的行为的任何一种约束都不能不付出必要的约束成本；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约束的硬度越高，约束的成本也越大。正因如此，传统体制在剥夺消费者自由流动权力和消费者自由选择消费品权力的同时，几乎用大包干的办法向城镇居民提供了全面的福利性补偿——从低价补贴到免费供应，从就业保障到生老病死的保险和补偿等等。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旦有了城镇户口，就可享受市场配置的低价食品及其它低价消费品的配给计划。这些非商品性消费品（食品或副食品）是国家从农民手中以低价统购或由企业低价提供，再向城镇居民低价配销。另一方面，城镇职工除享受各类福利性“暗补”及实物发放之外，还可以从所在单位获得住房、医疗、水电、保育费、学杂费等各种福利。
综上可见，传统体制下，制度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约束是相当强的。简而言之，一是“全管”，二是“全包”。在这种体制下，居民作为劳动者与作为消费者被完全分割。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表现为：
第一，居民作为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不是其人力资本的函数，而是外生制度赋予的收入，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弱化了消费者之间的“示范效应”，消费行为主要受政府计划支配。
第二，消费支出行为是被体制外生配给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度，居民低弱的购买力被限制在狭小的购买空间内，基本上没有消费选择权。
第三，居民的收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所获收入仅仅够消费，加上非商品性配额消费品市场的存在，使居民消费主要为近期目的，因此，储蓄很少，其它投资权也被严格禁止。
第四，国家给居民提供了“无风险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无须为日后的风险储蓄，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依赖心理，收入的消费和储蓄分割失去意义。居民的前瞻性被压缩到一个月，因为这一个月的消费模式可复制到一生的各个阶段，跨时空的资源配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分析，从直观的角度来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与内在需求设定与西方主流派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基本上是吻合的。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
1.消费者有完全的选择自由。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社会商品供给数量充足，供给结构合理，消费品市场是一种完全的消费品市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与劳务时基本上不受供给限制，消费者在不同消费品、劳务和闲暇之间进行完全自由的选择；同时，消费者对所需的消费品也必须通过货币支出购买，不存在无需支付货币或只要象征性的货币支付能够得到的配给性消费品。消费者选择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其对消费品、劳务和闲暇的主观偏好及预算约束。
2.价格充分弹性。一般来说，消费品价格会对消费需求总量和消费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就一般规律而言，消费品和劳务的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会随其价格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消费品或劳务价格变动与其需求量呈现反向变动。这就是说，消费品或劳务价格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对其的需求量。
3.存在预算约束。消费者预算约束是在任何社会经济条件下都存在的，因此，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必然存在。消费者预算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影响需求总量，也影响需求结构。当居民货币收入较少，购买力水平较低时，对商品的需求量也较少，其货币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生活最必需的商品；当货币收入增加，购买力水平提高时，对商品的需求量也增加，这时的需求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表现为对质量较高的商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的增多，同时对商品的品种、规格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存在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很大，是消费者在进行消费与储蓄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培植了消费者的风险意识，使消费者预期行为复杂化，也使消费者的预期更加趋向理性化。这种不确定的存在促使理性的消费者不得不在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之间做出选择，由此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现期消费总量的增加和支出结构的转换。
5.没有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是指消费者现期支出以及一生不同时期的计划消费支出是否受即期收入的影响。在新古典理论框架内对是否存在流动性约束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较一般的看法是支持没有流动性约束。跨时预算的前提是没有流动性约束，即能够自由地进行借贷。由于在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有完善的金融制度和商业信用制度，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进行借贷消费，实现跨时空预算效用的最大化。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者行为的内在设定
1.消费者为理性主体。新古典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是关于理性主体的假定。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被认为过于理想化，为此提出了一些替代的假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适度理性”，该假定认为“经济人”实际上是可满足的人，即接受足够好方案的人。然而这种替代的假定并没有完全跳出“经济人”的假定，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某些修改而已。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必然造就消费者成为理性的主体。
2.追求效用最大化。依据新古典理论的“经济人”假设，消费者行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假定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即在预算约束下，使maxU=V(Pi,Qi)，其中U=V(PQ)为效用函数，或者在跨时预算约束下，使maxUL=∑V(Pi,Qi)。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本性体现得更加明显。从个人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理性主体追求跨期或一生效用的最大化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3.规避风险意识强烈。当外部环境出现不确定性时，消费者本能的反应就是规避风险，因此，消费者规避风险与外部环境设定的不确定性相关。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消费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又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的发生，这与外部环境假定中的不确定性特征相一致。
4.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中存在时间偏好。由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存在，消费者在消费时间选择上，即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上，消费者较看重现在消费，这是新古典理论时间偏好假定的基本点。时间偏好难于度量，一般以利息率来近似地表示。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预期呈理性化状态，因而消费者对利息率的波动变化也表现出规律性的特征，利率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也在合理的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5.无制度变迁的影响。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理性还表现在消费者无制度变迁的影响，具有稳定的制度预期，其消费行为是内生于环境的，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也由消费者自行进行调整解决。即消费者不会因为制度变革带来的外部冲击而改变经理性计算后的制度边界，而是会根据制度边界的变化而自行调整适应。
6.消费者收入是其人力资本的正相关函数。就消费者自身而言，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消费者的支出最终是由生产者的收入决定的。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者的收入（包括现期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充分地体现着其人力价值的大小，也可以说是社会对他以往所进行的人力投资的补偿。这样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对等关系，标志着“经济人”从“自然人”中真正分离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者的收入是一种资本化的收入，而生产者的人力本身则是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生产者的人力价值与其收入之间存在某种有规则的联系，人们作为生产者既可以把自己的人力价值当作资本来使用，也可以靠自身的努力去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小断增值；人们作为消费者可以在这个资本的生命周期价值的约束下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人凭借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大小取得其相应的报酬收入，消费者收入的高低与其人力资本的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三、转轨经济中的居民消费行为
（一）经济转轨前期（1978年—1988年）的居民消费行为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是分权，在这种分权体制的主导下，制度变革表象为政府首先转变了传统体制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确立了以市场带动生产的战略；其次是开发市场，沟通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再次是确立市场中的微观主体地位。这一系列的战略与制度变革直接作用于居民行为，其作用可以归纳为：
1.收入分配制度趋于多元化。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灵活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的重要方法被广泛采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在边际意义上与人力资本挂钩，表现在除基本工资外还有奖金激励、工资与效益挂钩、允许第二职业收入等。尽管仍然沿用原有体制的分配模式，收入分配中的大锅饭现象依然严重，但与传统体制所不同的是全面向居民倾斜，过去被压低的劳动收入得到了大幅度地提高。这说明，改革以后的收入分配制度由原来的单一靠工资收入向多元化收入分配转化。
2.消费品市场逐步放开。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品供应量的逐步放开；由1978年以前的完全行政配给和凭票供应转变为1978年以后的部分行政配给，并且市场分配的份额逐步扩大。1978年以后，取消管制的市场零售份额呈迅速上升之势，到1985年，除居民住宅、粮食等少数几种消费品仍基本上是由行政配给或定量配给外，绝大部分消费品都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消费晶价格的逐步放开；1978年以前，消费晶价格基本上是固定的，价格的调整由国家统一掌握。1978年以后，消费品价格方面改革的总原则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即在通过调整使消费品的计划价格逐渐接近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放开价格。在这种“双放开”的前提下，消费者选择消费晶的约束大大减少，自由选择的空间大为增加，原有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已失去其特有的功能。
3.福利制度有所强化。1978年以后，尽管消费品的“双放开”使我国传统的非商品性配给市场的作用日显弱化，消费者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但传统的福利制度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加强了。其主要表现在：其一，消费品价格和服务补贴增长较快。80年代，消费品价格和服务补贴增长速度极快，占到了财政支出的1/3左右；其二，城市住房补贴呈上升趋势。城市住房一般是以免费方式分给城市居民，住房补贴从1981年的74.24亿元增加到747.55亿元，增长了9.1倍，从占分配性货币收入的30.51%增加到41%；其三，医疗、教育、水电、燃料、就业、退休等福利制度的加强。改革后这些福利制度依然如故，就业、退休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病残伤亡事故仍然由国家实行全方位的保险或补助。
4.流动性约束有所减弱。到1988年底，与消费者流动性约束相关的民间借贷、城市生活中的债券股票市场和消费信贷（购房贷款、轿车分期付款）等有了基本的雏形，但规模还十分有限。伴随着流动性约束减弱，居民储蓄存款量（实物储蓄和货币储蓄）的规模迅速增加。仅就居民储蓄存款而言，1978年年底余额为210.60亿元，到1988年增加到3822.2亿元，增加了17.15倍。这说明我国居民已形成了消费者跨时预算的消费方式。
在这种非正常分配机制的外部环境的制度规定下，消费者行为必然表现出某种非正常的特征：
1.居民消费偏好狭窄化和雷同化。1984年以后，正当我国居民摆脱生理性需求的束缚，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品质量、档次，特别是以新兴消费品为中心的新阶段之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居民的消费选择过多地集中在两大类商品——新兴耐用消费品和高营养食品方面，使我国居民的消费选择相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产生了一定的“偏斜”。这主要是由于多元分配机制下居民货币性收入急剧增加；泛福利保障制度扭曲了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支出结构的真相，误导居民预期，诱导居民货币流向趋于狭窄化；经济结构变动滞后，消费品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导引居民消费结构呈现雷同化；居民金融资产形式单一，个人投资渠道梗阻，加之国外消费的“示范效应”，以及新的分配不公诱发的“攀比机制”等各项经济、社会条件合力的共同作用，导致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扩张，而使居民一味追逐少数几种耐用消费品和食品，造成供需失衡，最终引致通货膨胀。
2.储蓄预期短期化。如前所述，改革后，国家大大放松了“管”的程度，居民收入与支出的选择空间大为拓宽，但以“包”为特征的泛福利制度却被反复强化。据统计，城镇居民在强烈依赖于国家“包”的心理驱使之下，将“购买耐用品”、“供养子女”和“为家庭成员婚丧嫁取或防不时之需”为目的而储蓄的居民占83.1%，而为“退休生活有保障”而储蓄的居民只占8.9%，储蓄预期的长度较短，尤其是将第一储蓄目标放在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其储蓄长度不超过3年。这种短期化的储蓄预期表明消费者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掩帐”里走出来，消费行为的“市场化特征”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
3.短期的价格改革成为居民面临的制度风险的焦点。1978年后，尤其是1984-1988年间，居民面临的制度性风险聚焦在价格改革上，政府不断将价格改革的信号，如“价格创关”等信息传递给消费者。这时，让城市居民感受最深的就是制度变革引起的价格上升可能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冲击。而此时消费者恰恰将其需求集中在几种耐用消费品上，消费者的风险预期指标非常单一，而且非常短，高度敏感于即期的价格改革。消费者与价格改革的关系恰如“箭在弦上”，任何一点价格改革信息的传递都可能引来消费者“大刀阔斧”的行动。消费者储蓄短期化和制度风险预期单一化的行为模式，直接放大了1988年“价格创关”的宏观政策影响，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的幅度。
（二）经济转轨后期（1989年至今）的居民消费行为
如果说80年代的体制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消费者行为则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一系列的变革直接影响居民的行为，从制度规定的角度来看，可以归纳为：
1.泛福利制度的彻底解体。80年代是通过财政补贴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到1988年和1989年，补贴额度达到顶点。90年代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央财政补贴的力度明显下降。财政补贴的弱化，使得改革从补贴转向放开市场，这直接形成了导致消费者行为变异的制度因素。主要表现在：其一，取消物价补贴，典型的标志是停止使用粮票；其二，房改进入实质性阶段，大规模地对公有住房进行出售；其三，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制度逐步解体。这些方面的制度变革，无不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信息：传统的“保险箱”已不复存在，新的“游戏规则”即将形成。这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行为准则，去适应新的消费环境。
2.微观风险与宏观风险系数加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长期生活在微观风险（表现在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雇主满意程度和企业运行状况等）和宏观风险（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波动以及利率、汇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等等）几乎为零的环境下。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来讲，基本不存在“风险”。然而，进入90年代的经济转轨后期以来，居民的微观风险与宏观风险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被逐渐打破，居民的微观风险急剧上升；同时政府高度集中的计划控制变为更多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选择，使中国城镇居民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宏观风险也明显上升。这种由体制变革而引发的风险系数增加，必然会对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3.收入与人力资本的比例关系已初见端倪。80年代人们还在为“脑体倒挂”而大声疾呼，90年代这一呼声已荡然无存，人们越来越多地凭借自己的本领或能力从市场中获取收入。这种人力的资本化直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使劳动者收入与企业效益挂起钩来；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放开使劳动要素能得到公正的市场评价。尽管还存在很多制度性垄断障碍，劳动力要素市场还不够完善，但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模式已经形成，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力资本化将使得作为生产者的居民形成一股强烈的动力去实现其资本的不断增殖，也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居民在其资本的生命周期价值约束下合理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劳动者收入的内生决定将越来越强，传统体制下的人力非资本化在我国将成为历史。
由以上分析可见，居民的收入—消费内生决定模式已经形成，其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
1.由消费偏好雷同化转变为多样化。80年代中后期，收入分配的高度平均化、预期的误导、消费品有效供给的不足和攀比心理导引了居民消费结构的雷同化。进入90年代，随着食品的极大丰富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全面进入城镇家庭，尤其是人们的收入差距的拉大，过去较为统一的消费群体分化为若于种具有不同消费水平、不同消费规模和不同消费指向的消费群体，这些不同收入的消费阶层形成了不同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和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人们的消费需求除了投入到高质量内涵的食品与日用消费品之外，更多地投入到了新兴消费品和服务业。而且，同一种类消费资料的品位差距与价格档次明显拉开。居民在生存需要满足程度显著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注重有益于身体健康、美化生活、提高素质的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人们对教育文化的需求愈益强烈。由此可见，随着人们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领域不断拓宽，居民一改消费指向高度一致性，转向消费偏好呈现多样化特征。
2.由制度预期风险短期化转变为长期化。理性预期认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将运用他们有关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来形成预期。这种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则体现为整个制度变革信息。1992年以后居民所获得的制度变迁信息是泛福利制度的解体，这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预期的变化，促使消费者规避风险的内生化，“自救”不可避免。而且这种制度变迁对居民来说是长期化的，它促使居民有效地配置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从短期的收入——消费均衡转变为长期的均衡。人们通过调整收支结构，实现跨时空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从而达到未雨绸缪。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如下：
1.不同经济体制下，由于外部环境设定的差异性，导致居民消费——收入分割行为模式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就我国而言，1978年以前，居民消费行为是外生模式：80年代处于一种过渡阶段；90年代以后，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生模式。90年代的制度变迁直接导致了消费者预期的变化，从短期的收入——消费均衡转变为长期的均衡。具体表现为：为购买耐用消费品而储蓄的短期倾向呈下降趋势；为养老而储蓄的倾向呈上升趋势；其中为子女教育而储蓄的倾向呈迅速上升趋势。教育体制改革使子女教育成为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大头”。这表明90年代的居民对教育制度改革带来的风险作出了反应，也是人们注重人力资本素质提高的结果。
2.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大相径庭。西方消费行为理论大多只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收入仅是消费的必要条件，最根本的还是消费动机——即居民消费行为是在消费动机的驱使下产生的，而动机之强弱不仅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社会习俗（由种族、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和社会道德观念等因素形成的习惯）、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希望、社会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等等。在这些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就会导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大相径庭。可见，透视居民消费动机之形成，才能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给出完全的解释。因此，研究不同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居民消费行为，特别是研究我国转轨经济中的居民消费行为；掌握其变化的规律性与特异性，预测未来小康社会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基本趋势，提出引导消费者行为的方策，对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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