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语文规范化的理论和实践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中国论文,语文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五四至建国前）语文规范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两个特点——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通俗化和以普及教育、方便民众为宗旨的大众化。这两个特点是我们理解和评价中国现代语文规范化运动的基本点。
一、由俗变雅和从雅到俗：语文演变的二律背反
语文变化其实包含着二律背反的方向：一是由俗变雅，一是从雅到俗。
由俗变雅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意思：一、就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而言，口语总是比较通俗的，甚至难免有俚俗或鄙俗的成分，而书面语总是显得较为典正雅则。由于口语是原料，书面语是加工形式，由口语到书面语的过程，就是由俗变雅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在语言中本来存在把通俗的口语变成雅洁的语体文的可能性。二、就今语和古语比较而言，语言形式随时间的流逝会逐渐消蚀其流俗的色彩，带上古雅的格调，如“阿堵物”、“宁馨儿”之类，后人也能体会出雅味来；相反，当今口语最典雅的形式，同古典形式相比，人们仍觉得它要通俗得多。这种时间错位造成的错觉导致两个审美悖论：越古越雅，越今越俗（如右图）。这是某些贵古贱今者在语言评价中的心理基础。其实很多看似古雅的语句译成今语就象一杯白开水，当代口语不应因其“俗”而受到价值上的怀疑。
从雅到俗这一命题也包含两层意思：一、书面语，尤其是典范作品，不仅对当时的口语有规范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口语也会产生深刻的积极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许多源出上古书面语的成语，如“狐假虎威、三思而行、一毛不拔”之类，与当代口语融为一体，并未显出特殊的古雅色彩。二、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以适应语言使用者当时当地的表达和交际的实际需要，交际的效率原则决定语言尽量变得通俗易懂。这一过程在口语中是自然发生的。在书面语中一部分是出于文人自觉，比如中国历代不少文人有过“弃雅从俗”的主张或实践；另一部分是出于文人的不自觉，林纾虽然鄙薄和敌视白话文，但他的译作的语言也不是真正的“古文”，而是“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钱钟书语）。①《聊斋志异》也显然要比《左传》、《史记》更通俗易懂一些。由于市民阶层形成、平民意识增强和审美情趣的通俗化，明清大行其道的白话小说，在语体上更是着意模仿当时的口语，弃雅从俗。到了清末民初，尽管白话文尚未获得正宗语体的地位，但在整个小说界已先实现了语体上“从雅到俗”的转变，部分报刊也已采用白话语体。这同把白话文确立为正宗语体的“文学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二、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为白话文奠定语言基础
尽管宋元以后的近代白话文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但是使官话真正获得一致明确的规范标准并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工作实践，是在清末即已开端的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清代末年，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变法维新声浪日高。一些人把中国同西方国家及日本相比，认为这些国家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字简易，教育普及，于是也纷纷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从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到1910年郑东湖的《切音字说明书》，在短短20年中，共计有27个切音字方案拟订发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1年出版的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谱》。《官话合声字母》10年中传遍13省，行销6万余部，并曾被列入师范和小学的课程。当时第一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曾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说：“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天下语言一样。”劳氏的“合声简字”虽是拼写方音的，但他是“以土音为简易之阶，以官音为统一之的”。1910年，为了争取清廷推行官话字母，各地纷纷向资政院呈递说帖，列名呈请的有400人。于是资政院成立了以严复为首的审理小组。审理结果的报告认为，“简字（切音字）足以补汉字之缺，为范正读音、拼合国语之用”，是“普及教育，统一国语”之工具，赞成推行。翌年6月，“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办法尚未实行，辛亥革命起，清廷垮台，民国成立，切音字运动成了注音字母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但切音字的性质从此由简体新字降为注音工具，背离了创制者的初衷，使倡导者们耿耿于怀。②
1912年，民国“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来统一国语。第二年，教育部特聘专家和各省代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以投票表决，议定了大约6500个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后来称“老国音”）和拼切国音的“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但因时局变动未能公布。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和“统一国语”两大口号，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受到各界热烈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在4年中增至12000多人。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等发起“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彼此呼应，形成语文改革的高潮。在这个浪潮推动下，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1919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改小学文言课文为语体文，规定“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国语运动于是首先在学校教育获得初步成功。“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统一国语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1.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国音字母讲习所和协助各地举办讲习班，培训国语师资；2.修订注音字母方案；3.把原来的折衷方案“老国音”修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4.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5.编辑出版学习国语的工具书和宣传研究国语的书刊；等等。
国语运动的最大功绩在于使建立在北方官话（后来明确为北京话）基础上的民族标准语“国语”深入人心，有了比较明确一致的规范标准。③从它可以为白话文学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语言基础这一点看，推行国语应是造就白话文学的先决条件。对二者之间的这层关系，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同国语运动的倡导者黎锦熙曾经有过比较一致的看法。④然而，由于国语运动刚刚兴起，白话文运动便遽然而兴，当时不仅国语实际上尚未开始推行，而且就连国语的语音标准也未能确定妥善（如难以推行的“老国音”、尚未完善的注音方案），至于国语语法、词汇的规范性工具书更付阙如。⑤无论国语倡导者还是白话文写作者对于所谓国语的真正面貌始终若明若暗，所以此后一系列语文问题和语文争端的发生，似乎都能从国语运动本身的不成熟上找到根源。
三、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通俗化旗帜的空前高扬
（一）白话文运动
五四前夕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就其内容或精神而言，是为反封建而起的；就其形式或手段而言，是谋求书面语体的改革，用白话文的形式去反封建，其主要原因是：一、延续两千多年而不变体制的“死文字”文言文，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记载着维护封建道统的思想内容，代表着一个死去的时代，而活跃在平民大众中的“活文字”白话文，尤其是被白话文运动倡导者们推崇的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的著作，则包含着较多的反封建的思想和民主意识，可以作为“维新之本”；二、反封建必须唤起民众，唤起民众最有力的语言工具莫过于通俗易晓的白话文，而当时深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影响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新观念新理论，也只有用白话文才能获得明白晓畅的表述。但是，尽管当时白话文势力已相当强盛，但仍局限在通俗文学领域，未能获得正宗语体的地位，而深受文言文熏陶的知识分子也大抵视白话文为鄙俚浅俗而予以轻视。所以，白话文运动所要做的，除了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宣传科学民主思想之外，还要在审美观念和写作实践中都实现一场“从雅到俗”的语体革命，这就必须同时揭起另一面大旗：通俗化。这个“通俗化”当然不是指越俗越好，而是指在所有领域，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和学术领域使用白话文。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言的“八事”，其中二、五、六、七、八等五项讲的都是形式上的弃“雅”从俗。这些原则的提出通过论证使人们认识到所谓“雅”文学的无价值和“俗”文学的真实价值，从而树立起“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一新价值观。然而，胡适提出的白话文学范本，如《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毕竟成书于数百年前，而且《三国》还是半文言体，难以完全充当新白话文学的语言规范。所以，傅斯年又提出“留心说话”（指口语），鲁迅则指出白话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这说明，倡导者们已经认识到活的口语是白话文学的语言源泉。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主要立足于破坏，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兼顾破坏和建设两方面的明确主张，这里“破”和“立”的主要着眼点，仍在“雅”“俗”两个方面。然而，尽管“从雅到俗”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一味地从俗求俗，满足于鄙俚浅近，势必难以造成可观的文学成就。所以，胡适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又提出并论证了更有建设性的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口号的建设性意义在于：
1、作为口号，用“国语的文学”而未用（不是从此不用）“白话文学”，表明胡适受到国音运动的影响，认为两个运动可以合流。
2、“文学的国语”指一种标准的、雅洁的、比较成熟的白话。胡适在文中说：“中国将来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靡练白话，提高白话水平。这说明白话文运动并非单纯的“弃雅从俗”方式的“从雅到俗”，还有一个“变俗为雅”的运动方向。这个“从雅到俗”只是规范化前提下的通俗化，这个“从俗到雅”则是通俗化前提下的规范化。
3、两个口号并提及其排列次序，说明高质量的白话文作品对于造就国语和统一国语的重要意义。胡适以意、英两国民族标准语形成的实例强调：“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就能造就的。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
白话文运动尽管先后遭到守旧的林纾、章士钊、胡先骕等的坚决反对和顽固抵制，但是一则因为这个运动本身是革命的、进步的，它还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以及为建立民族标准语的国语运动融为一体，具有极深厚广泛的民众基础，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二则因为运动的主将如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郑振铎等，学贯中西、兼通古今，大都既有思想、有理论，又能创作、能翻译，既是学者文人，又是社会改革家，所以，守旧势力不堪一击，而白话文运动则迅速取得巨大成功，首先在文学领域实现了语体改革。
但是，白话文运动也存在严重缺陷。倡导者把文言文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价值一笔勾销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既容易给反对者以口实，也不利白话文本身的成长。白话文本身的形式标准，连倡导者自己也不是十分明确的。胡适把一大批年代跨度极大的近代白话作品、早期白话作品甚至只能算文言的作品编进了他的《白话文学史》。白话文运动倡导者们自己的文章也文白夹杂，这一方面助成了社会上以文白夹杂为时髦的不良风气，产生了一批半古半今的“白话文”。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局限于文学领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报纸上的社论、新闻，政府的公文、法律条文，学校的国文、作文，中上层社会的信札、应用文等，仍是文言文。这就埋伏着“文言复兴”的危机。此外，由于感到本国白话语法和词汇贫乏，有人就明确主张“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⑥由于这种理论倡导和翻译者的生硬模仿，结果又生产了大量的“欧化”白话文。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引发新的语文改革运动的契机。
（二）大众语运动
大众语运动是1934年在上海掀起的一个要求白话文写得更接近大众口语的语体革新运动。就其基本宗旨而言，它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发展，也是语文领域对左翼文艺阵营中关于大众文艺讨论的深化。大众文艺的讨论发生于30年代初。参加这次讨论的主要有鲁迅、郭沫若、郑伯奇、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涉及的问题与语言有关的主要有：
1、关于当时书面语状况。瞿秋白认为，当时社会通行的书面语体有“古文的文言”、“梁启超式的文言”、“五四式的所谓白话”、“旧小说式的白话”，这种复杂混乱的书面语状况给群众造成了极大困难。
2、关于当时的新白话文的性质的评价问题。瞿秋白认为，由于五四文学革命不彻底，新白话文“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是“不成话的白话”，“五四式的新文言”，群众读不懂。茅盾不赞同此见，认为“现在通行的‘白话’尚不至于象宋阳（按即瞿秋白）所说的那样罪孽深重无可救药；而且也不是完全读不出来听不懂”，其中也有一些通俗可懂的，瞿所谓“新文言”本质的论断“未免‘深文周纳’”。
3、关于对策问题。瞿秋白认为“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白话’的革命运动”，又叫“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以“实现彻底的白话文学，坚决肃清一切新旧文言的余孽”，“运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写作。这种“普通话”的“标准是：当读给工人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懂得”。茅盾不赞成瞿秋白把“用什么话来写”放在“决定一切”的地位的倾向，认为即使“读得出来，听得懂，然而缺乏了文艺作品必不能缺的感动人的力量”，大众也是不喜欢的，因此主张“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鲁迅也赞成作家尽量多写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同时又指出文艺不能俯就、媚悦大众。
4、关于普通话的性质以及它同白话和国语的关系问题。瞿秋白认为，普通话是“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是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各省人用来互相谈话演讲说书的话。它“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的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等的新的术语”，它既不同于“知识分子的新文言”（五四式白话），也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茅盾认为，瞿秋白所说的“普通话”实际上只是上海客籍人临时应急的话，是一种以土话为基础的南腔北调的“混合”语，并不是能通用于各省的“真正的现代中国话”，它“还不能担任文学描写的责任”，在目前文学语言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
平心而论，瞿秋白把当时的白话一概指为“新文言”而予以“推翻”，不免失之武断和偏激，但当时的白话文很多不够平易通俗倒也是事实。所以，从为大众的目的论，强调通俗化在当时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的。解放后大陆语言学界所定的“普通话”的内涵，实际上相当于当时“国语”的内涵，瞿在当时为“普通话”所定的内涵固然因欠缺现实基础而未被采用，但把“普通话”作为民族标准语的名称却始于瞿，而80年代由陈章太等提出的“地方普通话”的概念，却大致相当于瞿的“普通话”的概念。所以，瞿秋白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估计和客观的评价。
1934年，汪懋祖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中小学文言运动》两篇文章，不仅否定白话文运动的成绩，而且明确提出在中小学恢复文言教学和让小学生读经等主张，要搞“文言复兴”运动。所谓“文言复兴”实际上不过是“沉滓的泛起”（鲁迅语），其论调并没有超出当年林纾、章士钊的议论，难以抵挡众多反对者的严词批驳，所以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但是这场争论却转向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转折是由《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引起的。作者陈子展认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分过胜负，无须再多费口舌，更重要的问题是白话还不够接近大众，不是大众的语言，“现在为了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即“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此文顺应了书面语需要更加通俗化的历史潮流，响应十分热烈，许多著名学者如鲁迅、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曹聚仁、夏丐尊、傅东华、黎烈文、陶行知、黎锦熙等都参加了讨论。短短三四个月中，连同开始阶段的文白之争，共计发表了大约二三百篇文章。这些文章一部分被辑入《语文论战的现阶段》（文适辑）和《大众语文论战》（宣浩平编，分正续二册）二书中。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⑦：
1、关于大众语的性质和特点。多数人认为：大众语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⑧其中也不妨夹些地方土语。但也有人认为，允许方言土语进入大众语，会有违于“大众”的真正意义。鲁迅支持大众语运动，但又明确反对“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的倾向。
2、关于大众语和普通话、白话、国语的关系。一般观点认为，因为白话已经变质，不够“白”，不能“活”，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腔调，不是大众的东西，所以提出大众语与之相对；而国语以北京话做基础，当时在其他地方还难以推广使用，也不能代表大众，所以，大众语既不是白话，也不是国语，它同一般所谓的“普通话”比较接近。但黎锦熙则坚持认为，“大众语”同“国语”、“白话”乃至“普通话”都是“同实而异名”的，主张“大众语”同“国语”或“白话”在区别，“不过是搬弄几个异名”。黎锦熙在1934年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的序言采用了“大众语”这一名称，后来又把这篇序言抽印成小册子单独发行，题目就叫《建设的“大众语”文学》。
3、关于建设大众语的途径。白话文变质，是因为写白话的人脱离大众，不了解大众的语言、大众的需要。现在提倡大众语的人仍是知识分子，为了不使大众语走白话文的老路，就必须学习大众的语言。大众语在初始阶段可以是地方土语的提炼形式，然后逐渐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法，使之普通化，成为全国的大众语。为了使大众语更加丰富完善，还应输入外来语和欧化语法，吸收古典语。陈望道还提出了一个“三路并进”的方案：方言土语“从下送上”，文学科学报章广告等用语“从上迎下”，普及教育、语言教育等“从横通过”。⑨
大众语运动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彻底击退了复兴文言的逆流，促进了白话文的通俗化大众化，把中国现代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次运动的主导精神和基本原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四、方言文学运动：通俗化的歧途
方言文学运动是我国文学界在40年代为使作品语言更加大众化而开展的文学运动，它主要形成于南方。
（一）问题的提起。方言文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五四白话文运动。这一运动的重要宗旨之一是要使书面语接近口语，但是中国当时尚未建立统一的民族标准语，方言分歧十分严重，文学作品语言如果要“怎样说就怎样写”，就必然要发生用方言的问题。但由于五四时期主要任务是用白话反文言，大众化问题尚未产生，使用方言问题也未提出。30年代初由对五四式的白话不满而发生的大众文艺讨论才开始涉及这个问题。在接着发生的大众语运动中，有人明确提出了用方言写作的问题：“我们的提倡大众语，必定要尽量的‘用各地的方言来连缀成文’，……要使‘现代中国普通话’整个的提高，非先提高各种‘方言’不可，各种‘方言’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互相浸透而成为‘现代中国普通话’。”⑩把方言“提高”到文学语言的水平，不仅是个用语问题，而且还是形成民族标准语的前提条件。但这一主张当时就遭到过反对：“提倡土语方言的人，大概是忘记大众的真意义了。”(11)这类争论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结果。
（二）“方言文学”口号的提出。抗战初期中国文艺界开展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尽管没有再次打出“大众语”的旗号，但是因为作品用语与民族形式有关，所以随着讨论深入，便由用语的讨论发展到希望通过解决用语问题而创造民族形式，再发展到“方言文学”的提出。如曹伯韩在《方言的使用和研究》一文中主张，要将胡适博士的口号修改成“方言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促进各地方言的同化时，要提倡方言文学，尽量使方言书面化。(12)老舍在当时也是主张用土语写作的，他说：“与其用减了成色的国语，不如用原封不动的土话。”郭沫若则进一步把国语文学和方言文学之争，看成是新时代的“文白之争”，认为“站在新文言（按指国语文学）的立场而反对方言文学，这和站在旧文言的立场而反对白话文的，并无二致。”他又说：“方言文学的建立在另一方面正是促进国语的统一化，而非分割化，语的统一才是真的统一，人民的统一。文的统一是假的统一，统治工具的统一。”(13)茅盾在《再谈方言文艺》中也阐述了类似郭沫若的观点。
（三）方言文学运动的形成。到了40年代后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在方言地区用文艺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需要，进一步刺激了方言文学的发展，于是，从1949年下半年到50年代初，在中国南方形成了一个方言文学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具体情形，有三篇文章记述较详：静闻的《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黄绳的《方言文艺运动几个论点的回顾》和黄宁婴的《谈广东方言的韵文创作》。(14)
倡导方言文学的理论主张，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通俗化是否一定要方言化？语文演变不仅有从雅到俗的一面，还有由俗变雅的一面。后者包括把鄙俗的口语提升为较雅洁的书面语并形成较高级的民族文学语言的过程。方言文学的倡导者却故意无视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以来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正在形成这一事实，把通俗化强调到方言化的极端程度，以为非如此大众就不能懂，这是不合现代中国语文生活的基本事实的，也违背汉语规范发展的总趋向。
2、方言文学能否促进各地方言同化，并进而推动各方言融合成民族共同语？如果各地作家果然都用方言创作，而不是自觉地尽量靠近民族标准语，那只能产生语言歧异而难以读懂的作品。指望这样的作品促进民族语言的统一，岂非南辕北辙？
3、方言文学能否造成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方言文学倡导者为了鼓励作家写“纯粹一点的方言文学”，甚至说：“想当年施耐庵曹雪芹跟《金瓶梅》的作者下笔时，大概并没曾考虑到如何用方言又可使人人都懂的问题，这样他们才能写出来声口毕肖，人物活现，直到今天大家还是看得懂而且硬是要看。”(15)把用北方话写成的作品当作方言文学，这是引例不当。真正符合方言文学标准的作品，应属《海上花列传》一类。但这样的作品既令其他地区的人难以读懂，也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等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语言水平，并非由于其中的方言造就的。至于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和地方色彩，适当选用方言词语，这是如何使用方言词的问题，而不是提倡方言文学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现代的语文规范化运动坚持了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其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其成就是巨大的。它把主宰中国语文生活两千余年的、早已过时的、严重脱离时代的文言文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并从古代和近代白话文同当时群众口语的互相吸收融合中比较成功地创造出了适合现代大众需要的新型白话文，这种白话文既避免了过于欧化的倾向，也摒弃了口语方言中过于土俗的成分。尽管40年代后期曾一度形成过“方言文学运动”，但范围、规模和影响都不很大。
2、语文演变本身有一种由俗变雅和从雅到俗的“二律背反”的方向，这是语言内部雅俗两种力量的对比斗争和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求雅求俗两种审美需要所致。随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和语文工具的进一步平民化，雅语的通俗化和俗语的雅语化必将成为通常的语文现象，一种融雅语和俗语为一体的、更加丰富多采的、更有表现力的当代白话文正在形成。语文工作者应当因势利导，使语文规范既不僵化，又不媚俗，成为一种不断“随俗雅化”的动态过程。
注释：
①见《七缀集·林纾的翻译》。
②以上材料据倪海曙著《中国拼音运动史简编》，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
③国语运动在抗战期间陷于停顿。台湾光复后仅用10年时间实现了国语普及，大陆50年代以来一直在推广普通话。两处的工作都是本世纪初的国语运动的继续。
④参见黎锦熙《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国语运动史纲〉序）》第45-46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⑤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作为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语法著作出版于1924年，而第一部白话词典《国语辞典》至1946年才出版。
⑥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于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⑦本节及以下所引关于大众语运动的材料，多数根据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正编、续二合印本），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
⑧陈望道《大众语论》，见《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
⑨《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收载文集同上。
⑩白兮《文言，白话，大众语》，收载入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
(11)傅红蓼《大众和大众语》，载于1934年8月号《社会月报》。
(12)(15)载于《桂林文化》3卷3号，转引自徐中玉著《写作与语言·论方言文学的倡导》，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13)(14)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黄绳《方言文艺运动几个论点的回顾》，见《方言文学》第一辑，1949年5月新民主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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