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外国文学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开篇之后，中国翻译家和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从作品到作家，从技法到理论，从流派到运动等等，兴趣日浓，致力日勤，视野日广，传达日精，构成近现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景观。对外国文学的大量译介，使大批未出国门、不谙外语的中国文学爱好者，领略到异域他乡文学风景的奇花异草、旖旎光彩，也为中国文学古老博大生命机体的蜕变更新，提供了与一贯传统有所不同的新鲜的师法参照和营养补给。特殊的历史机遇，特殊的经济实力、政治格局和文化底蕴，使上海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不久，便与北京遥相呼应，成为现代中国的两大文学中心之一；而上海常年聚集的外国文学译介者和问世的外国文学译介作品，无论数量、质量，均为中国的其它地区难以攀比，又使其成为中国文坛译介外国文学首屈一指的重镇。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城市命运几经周折，先是充当中国军队抗击侵略者的前线战场，继而成为日军四面包围的“孤岛”，再又全市沦陷，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得以光复。此时的上海文学也屡经磨难，以令人惊叹的生命活力，在日愈险恶的境况中顽强地生存、发展，并且孕育出一批彪炳史册的成果。作为近现代上海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国文学译介，抗战时期同样面临重重艰难险阻，同样以顽强的生命力绵延不息，奋发有为，同样创造出众多引人注目的佳绩。
一
抗战初起，上海作为中国军民抗击侵华日军的前线战场，历时仅三个月。在此期间，残酷激烈的战斗由市区打到市外，又由市外打回市区，弹雨纷飞，硝烟弥漫，特别是日军对非军事目标的狂轰滥炸、袭扰破坏，打乱了上海城市的生活、生产秩序，使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行各业都蒙受巨大损失。
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也难免战火殃及，许多翻译家和作家被迫中断译事，不少译介文稿焚毁、散失，当时全国唯一专事外国文学译介的杂志《译文》，和上海的众多报刊杂志一样，战事即起便被迫停刊……。随着战局形势的逐步恶化，一批中国文坛译介外国文学的中坚人物，如茅盾、周扬、胡风、黄源、丰子恺、田汉、穆木天、夏衍等，先后离开多年居住的上海，转移他地，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实力因此有所削减。
但战火没能完全毁灭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在那些创办于战火中的上海文学杂志上，不时可见外国文学译介刊出，如《光明战时号外》上铁弦的译诗《我们拿起新的步枪》（〔苏联〕马雅可夫斯基原作），《民族呼声》上关露的译诗《胜利或者死亡》（译自《俄文日报》，作者佚名）和唐弢的短文《战时的诗歌——从马耶科夫斯基谈到埃沵》等，尽管为数不多，仍显示了这一特殊文学品种的顽强生机。
近现代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除了将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中国读者欣赏、向中国读者传播外国文学历史知识之外，往往还有“借石他山”、“借口说话”等意图旨趣。所谓“借石他山”，即有意介绍某些外国文学作品、主张或作家，供中国作家学习、效法。所谓“借口说话”，即借某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故事，人物或主题、情绪等等，印照中国现实，宣泄译者的某种思想情感。这也被说成“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抗战初起时的上海，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战场，铁弦、关露的译诗，都含有译者宣泄自己感情、激励国人的旨趣。当时的上海文坛，又是全国抗日爱国文学运动的主要舞台，是以后日趋高涨并成为战时中国文学主流的抗战文艺运动的策源地，关露、唐弢等此时所译介的，均为外国的“战争文学”作品，自然包含着给初兴的中国抗战文艺运动某些提示、榜样的意图。并非仅仅提供单纯的审美欣赏，往往更侧重于“借口说话”、“借石他山”，这在随后岁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致成为整个抗战时期上海外国文学译介的突出特点之一。
二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战败撤离之后，上海进入历时四年又一个月的“孤岛”时期。*这期间的上海文坛，很快走出战火导致的低落萧条， 恢复了繁荣兴盛。这期间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也相当活跃，成绩斐然。
上海战事结束后，社会局势稍趋平定，一批滞留的文化人和作家，如胡愈之、胡仲持、傅东华、林淡秋、冯宾符、姜椿芳、梅益、蒯斯曛、李健吾、邱韵铎、朱维基、俞荻、耿济之、朱生豪、董秋斯、金人、蒋天佐、傅雷等，便纷纷恢复译事，不久虽有胡愈之等的相继离去，然而也有楼适夷等的陆续前来，更有吴哲非、朱雯、林旂柷、萧岱、张满涛、黄子祥等译坛新秀粉墨登场，屡展身手。“孤岛”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实力，堪称雄厚可观。在孤岛时期上海先后问世的四十余种报纸文艺副刊中，至少有将近三分之一如《文汇报》的《世纪风》和《儿童园》、《大晚报》的《街头》和《剪影》、《大英夜报》的《七月》、《华美晨报》的《浪花》、《正言报》的《草原》、《新中国报》的《学艺》等经常刊登外国文学译介；在此伏彼起的一百五六十种文学期刊中，几乎百分之九十都发表外国文学译介，其中译介占较多篇幅的有《文艺》、《学生时代》、《戏剧杂志》、《文艺新潮》、《剧场艺术》、《鲁迅风》、《文艺长城》、《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新集》等，还出现过几种专刊外国文学译介的杂志如《译林月刊》、《西洋文学》、《译文丛刊》等。这时期上海先后发表的外国文学译介篇章实难确计，仅陆续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译介著作即有百余种，涉及欧、美、亚洲的二十余国，数十位作家，对莎士比亚、契诃夫、罗曼·罗兰、波特莱尔、奥托、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赛珍珠等的作品或文艺思想，都有过系统的译介，还出过高尔基、巴比塞、辛克莱等的纪念特辑。这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不仅面广量多，而且在散文、小说、戏剧方面，都有诸多轰动一时、影响久远的力作，在诗歌、文艺理论方面，也有引人注意的成果。
散文方面的重要成绩，首推美国记者斯诺所著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36年夏秋，斯诺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采访，事后写成《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斯诺说，此书是将他“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1〕《红星照耀着中国》于1937年11月在英国出版。 此时斯诺恰在上海，很快收到出版社寄赠作者的样书，斯诺的上海友人也因此很快读到此书。此书对陕甘宁边区和中共领导人及红军将领的采访报告和情况描写，深深吸引和打动了斯诺的上海友人，在向有关方面核实情况并征得作者同意后，他们决定集体合作译出此书。参预此书翻译的有胡仲持、王厂青、吴景崧、邵宗汉、林淡秋、倪文宙、陈仲逸、梅益、章育武、傅东华、冯宾符、许达等，每人分别译出若干章节，译稿集中后再由胡仲持校订、胡愈之润色。为躲避反动当局的阻挠、破坏，此书中文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于1938年2月出版。 《西行漫记》是抗战爆发后上海翻译家和作家完成并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译著。从《红星照耀着中国》在英出版，到《西行漫记》在沪问世，相距不足四个月，速度之快，在中国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二、三十年代一直被反动政府诬称为“匪”，中共领袖与红军将领也属悬赏缉捕的“匪首”，有关中共、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情况，鲜闻于世。“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再度合作，但世间对中共、红军真情实况所知甚少、传说多误的状况，仍无明显改善。抗战爆发，中共及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主力之一，并且在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时，创造了平型关大捷等光辉战绩，更使中共及其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迅速扩大，使中国民众渴望了解中共及其军队真相实情的要求与日俱增。《西行漫记》的问世，恰恰顺应了民众心愿和时代需要，因而出版后即畅销不衰，由上海迅速流传外地，未及一年已加印四版逾数万册，成为抗战时期印数最多、销行最广的外国文学译著。
《西行漫记》的大受欢迎，还引发了“孤岛”文坛译介外国报告文学作品的热潮。一批以中国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外国报告文学译著接连问世，这当中，有与《西行漫记》类似，着重反映中共、红军、红色根据地情况的，如斯诺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胡仲持、冯宾符、蒯斯曛等译），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行进》（美懿即梅益译），瑞士、英国、美国、苏联等国作家作品合辑的《红色的延安》（哲非译）等。此外，还有英国记者贝特兰反映“西安事变”经过的《中国的新生》（林淡秋译），以及多种记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作品，如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上海导报馆编译），贝特兰的《华北前线》（林淡秋、蒋天佐、蒯斯曛等译），〔英〕麦雷的《新中国印象记》（梅蔼等译），〔英〕阿特丽的《扬子战线》（石梅林译），〔美〕史特朗的《为自由的中国而战》（伍友文译），〔美〕史密斯的《滇缅公路》（亢德·云玖译）等等。
与上述正面反映中国人民革命事迹、正义斗争恰为背反，两部记录侵华日军攻城陷地、烧杀劫掠的长篇散文，也得到译介。一部是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白木译），另一部是火野苇平的《麦与兵队》（哲非译）。出于不难理解的历史原因，这两部中译本，对原作中某些诋毁中国军民和夸耀日军的文字，都有或多或少的删略。
反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或革命斗争的外国报告文学作品，也受到重视，陆续出版的译作，有〔意〕史蒂芬·罗兰的《我是希特勒的囚徒》（徐柏堂译）、〔英〕汉德森的《使德辱命记》（倪文宙译）、维拉·布瑞坦的《在英伦前线》（云玖译）、〔苏〕爱伦堡的《她有一支来福枪》（梅益译）、〔苏〕伊凡·握芜却莱珂的《火圈里》（易默即黄子祥译），还有外国有关苏日武装冲突的报道、评述文集《张鼓峰的战斗》（侯飞即姜椿芳译）等等。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出现，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前后，但其被中国作家成功运用，一般公认始于30年代中期夏衍所写的《包身工》。然而，到抗战初期有些作家仍对报告文学的特点不尽了然，当时上海文坛的报告文学作品，类似《包身工》写法的并不多，而近似“新闻通讯”写法或“小说”写法的则不少。这种状况到抗战中期以后明显改变。一位中国作家在1943年底这样说过：“报告文学成为一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流行，还是近几年来的事情。最初是夏衍先生的《包身工》被认为报告文学的范品，后来爱伦堡、A ·史沫特莱等作品大量被翻译过来，大家才对报告文学有了明确的认识。”〔2 〕从中不难看到“孤岛”大量译介外国报告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把握这一文学样式艺术特性的推动助益。
报告文学之外，孤岛时期上海的外国散文译介，还有汇辑列宁、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等人作品的散文集《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董秋斯、何封、罗稷南等译）、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巴金译）等。
孤岛时期上海面世的外国小说译介，无论短篇还是中、长篇，均为数众多。就短篇小说而言，散刊于报刊杂志的姑且不说，先后出版的作品集，就有以高尔基、普里鲍衣、M ·斯里帕纳夫等苏联作家之作品辑成的《苏联小说集》（宜闲即胡仲持译）、《鹰》（满涛等译）、《保卫祖国》（光子等译）、《我的新生》（叶菡等译）、《在南方的天下》（金人译）和《良心丢了》（蒋天佐等译）等，还有以近松秋江、中河与一、志贺直哉、片冈铁兵等日本作家之作品辑成的《男清姬》（查士元等译）和《冰结的跳舞场》、《小儿病》（高汝鸿译）等。在报刊杂志上连载及出版单行本的中、长篇小说译作，也有数十部，包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吉珂德先生传》（傅东华译），意大利作家西龙的《意大利的脉搏》（绮纹译），德国作家格莱塞的《和平》（屈轶即王任叔译），英国作家吉卜斯的《新默示录》和《好差使》（郭定一即傅东华译），劳伦斯的《逃去的雄鸡》（邵洵美译），奥莱夫的《世界大变》（栖桦即朱曼华译），高尔斯华绥的《苹果花》（华侃译），华雷斯的《四义士》和《不义之财》（秦瘦鸥译），美国作家威尔特的《大地的叹息》（黄嘉音译），马克·吐温的《孤儿历险记》（铎声译），欧尔特毕格斯的《黑骆驼》和《夜光表》（程小青译），密西尔的《飘》（傅东华译），赛珍珠的《爱国者》（哲非等译）和《永生》（蒋敔、安仁译），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项曼娟译），莫泊桑的《羊脂球》，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傅雷译），俄国或苏联作家冈察洛夫的《奥薄洛摩夫》（方逸之即满涛译），列·托尔斯泰的《三隐士》（穆时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们》（耿济之译），阿·托尔斯泰的《面包》（叶菡、俞荻译），弗拉易尔曼的《初恋》（穆俊译）和《少年伴侣》（俞荻译），尼·韦尔霍格拉特斯基的《上海——罪恶的城市》（什之即姜椿芳译），普里波衣的《对马》（又名《日本海海战》，梅雨即梅益译），高尔基的《家事》（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耿济之译）和《老板》（适夷译），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在所有外国小说译介中，俄苏作家作品比其他国家的作家作品明显较多，上海通俗文学作家（如程小青、秦瘦鸥）明显偏爱翻译英、美等国的探案小说，这是孤岛时期上海外国小说译介显而易见的两个特点。
这时期上海的外国小说译作中，有两部的意义非同一般。一部是耿济之所译的《兄弟们》。《兄弟们》的原作名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又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并称为俄国小说的鼎足之作。耿济之决意翻译这部名著，始于“五四”期间，后经十多年埋头苦干终于译成。孤岛时期付梓出版的是这部巨著的上半部，整部作品到战后才以原作名面世。当时远在大后方的茅盾，听到《兄弟们》出版时，曾特别为文介绍说：“这是一部世界名著，无论如何是中国人应该读一读的，对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这部书在技巧方面的助益也绝不容低估。现在由耿济之先生由原文译了出来，不能不说是近年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耿先生以前光辉介绍的事业，保证了这中译本的《兄弟们》是一部权威的翻译。”〔3〕另一部是金人所译的《静静的顿河》。这部苏联文学巨著， 史诗般地描写了二十世纪初叶顿河流域的苏维埃革命经历而闻名于世。肖洛霍夫写作这部巨著，历时十四年。全书四大部，分别于1928、1929、1933、1940年陆续出版。1932年上海便出现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但该译本并非全作。孤岛时期出版的金人译本，才是这部巨著全貌的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金人翻译《静静的顿河》，同样历时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该译作出版后，也同样受到上海内外文学界的关注和称赞。当年活跃于孤岛文坛的王任叔就曾指出，《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革命经验——哥萨克民族之趋向革命的道路——是十分值得有二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人民学习的。这里有血，有泪，有污毒，更有一种对革命不能抱心急主义的教训：哥萨克人的守旧性，和资产阶级的顽固性，那几乎如为中国写照。它将会使每一读者对中国革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王任叔还把《静静的顿河》金人译本，称为孤岛时期“上海文艺界最光荣的工作之一”〔4〕。此外，在50年代广泛流行、 深深打动并影响千百万中国读者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此时由梅益译成最初的中文本。
孤岛时期上海的翻译家们对译介外国戏剧，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相继推出四十余部多幕剧译本和几种独幕剧译集。在外国戏剧译介方面，成果最多的首属芳信。这一时期，芳信一人的多幕剧译作就有七部，包括〔英〕诺尔·考禾德的《私生活》、〔匈〕弗兰致·摩那的《李力昂》、〔苏〕安那托·葛黎保夫的《英嘉姑娘》、〔苏〕尼古拉·鲍戈庭的《速度》、〔俄〕契诃夫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还有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芳信的译剧量多而质不低。当时同在上海的剧作家于伶，说芳信是一位“艰苦的译者”，称赞他那些准确传达原作不同艺术风格的译剧，为读者和孤岛剧坛提供了“多样性的食粮”〔5〕。 顾仲彝、穆俊、柳木森此时也出版几部戏剧译作。顾仲彝有席勒的《恋爱与阴谋》、莫里哀的《生财有道》和〔美〕翁漱尔的《天边外》等，穆俊有〔美〕奥达茨的《自由万岁》和〔丹〕贺尔伯的《诡辩家》等，柳木森有雨果的《狄四娘》、〔法〕拉比基的《旅行》和〔意〕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等。其他的戏剧译作，还有易卜生的《鹰革尔夫人》（石灵译），果戈理的《巡按使及其它》（耿济之译），和《结婚》（冯驺改译），高尔基的《仇敌》（楼适夷译）和《娃莎》（满涛译），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贺一青即姜椿芳译），罗曼诺夫的《一个好人的信》（林淡秋译），尼古拉·鲍戈庭的《持枪的人》（李方译），藤森成吉的《马关和议》（张大成译）等。俞荻、满涛此时不约而同翻译了契诃夫的《樱桃园》，两人的译本各有千秋。李健吾、江文新分别重译了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及萨度的《祖国》，“同样是国内的第三个译本”，同样超过前译的水准，以至于伶“把三个译本重又对读之后，不禁叫出：多给我们一些这样的第三次译本吧！”〔6 〕孤岛时期上海的外国戏剧译介水准，由此可见。
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还出现不少以外国剧作为底本的“改编剧”，如顾仲彝的《人之初》、于伶的《满城风雨》、石灵的《鲍志远》、许幸之的《地久天长》、鲁思的《狂欢之夜》等，便分别依据巴若莱的《小学教员》、高尔斯华绥的《一场热闹》、易卜生的《博克曼》、小仲马的《茶花女》、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编而成。这些“改编剧”，实际上也可视为对外国戏剧另一种形式的译介。
对与戏剧艺术相近的电影艺术，“孤岛”也有不容忽视的译介。苏联名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和美国名片《魂断蓝桥》的中译本，都完成于孤岛上海，前者的译者是林淡秋，后者的译者是陶秦。林译《列宁在一九一八》还在重庆出过翻印本。上海慧协书店在1940年间也曾推出过专收外国影片译介作品的“世界影剧名片说部从刊”。
孤岛时期上海的外国国戏剧译介热潮，与此时上海蓬勃兴旺的话剧运动大有关系。抗战初起时兴盛于上海的街头救亡宣传演剧运动，在孤岛时期逐步演变为话剧运动。有材料揭示，孤岛时期上海先后出现的业余和专业话剧团体，多达百余个。有剧团就要上演剧目；而每个剧团为了与众不同和吸引观众，也为了提高和丰富剧团的技艺，又需要经常更新剧目；这就导致了“孤岛”剧坛对剧作的大量需求。这种需求单靠上海剧作家的创作实难满足，而译介外国剧作尤其是外国名剧，不失为解决“孤岛”剧坛“剧本荒”的一条捷径，又可“借石他山”或“借口说话”，遂使译介外国剧作应时而兴。
孤岛时期上海的一些书店，对出版外国剧作译本，也显出浓厚的兴趣。除了时常推出单本的外国戏剧译作外，有计划、有系列地出版外国戏剧译作也接连可见，如1939年间上海启明书局策划有“世界戏剧名著丛书”，1940年间上海剧艺社组织过“世界名剧丛书”，1941年间上海国民书店推出过“高尔基戏剧集”和“苏联戏剧译丛”，世界书局推出过“俄国名剧丛刊”等。出版界的热心，对此时上海的外国戏剧译介的兴荣，也有一定的推助作用。
孤岛时期上海的外国诗歌译介，也取得不少成绩。在1938、1939年间，上海出版了两部苏联诗集，一部是M ·伊林的《人和山——人类征服自然》（董纯才译），另一部是尼克拉索夫编选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高寒即胡愈之译）。1941年间，又有三部译诗集陆续问世，一部是《黑鸟的丧礼》（玉辛译），另两部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诗歌集《……而西班牙歌唱了》（芳信译）和英国诗人W·H·奥邓的《在战时》（朱维基译）。芳信和朱维基都是孤岛上海新诗社团“行列社”的骨干，他们的译诗集，均由“行列社”以“诗歌书店”名义，列入“诗歌编译丛书”出版。王统照在这一时期翻译了包括拜伦、哈代等在内的二十余位欧美作家的随笔和短诗数十篇，在《片羽健行集》标题下，陆续揭载报端。瞿秋白生前未及译完普希金的长诗《茨冈》，其遗缺部分此时由关露补译出来。陆蠡翻译了拉封丹的多篇寓言诗。林旂柷不仅翻译了波特莱尔的许多诗篇，还发表了《波特莱尔论》，对这位著名的法国颓废派代表诗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莱蒙托夫、海涅、惠特曼等一大批外国近现代诗人的诗作，也曾或多或少地译介于孤岛时期上海的报刊杂志。
对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也受到重视。卢那卡尔斯基的《实证美学的基础》（齐明即陈望道、虞人合译）、格拉特珂夫的《文学的新的道路》（楼适夷译）和汇辑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见解的《马恩科学艺术论》（楼适夷译），是这时期先后出版的三部外国文艺理论译著，也是这时期上海外国文艺理论译介的主要代表。这三部革命文艺论著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当时上海外国文艺理论译介的重点和倾向。还有为数甚多的外国文论译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讨论种种基本问题的，如高尔基的《论现实》（吴英译）、《艺术与工艺》（满涛译）和《“文化的主人翁们”站在哪一边？》（史笃即蒋天佐译），阿·托尔斯泰的《戏剧文学的前途》（适夷译），卢那卡尔斯基的《关于文艺批评》（代林译），奴尔诺夫的《形象和观念》（何芜即萧岱译），加里宁的《艺术工作者的理论修养问题》（沈静文译），以及〔英〕鲁威斯的诗论《一个对于诗的希望》（朱维基译）、〔英〕R·史文格勒的诗论《历史和诗人》（柳无垢译）等等。 也有研究作家作品，如荔克士·华纳的《近代英诗论》（满涛译），叶尔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材》（什之即姜椿芳译），A ·拉弗茨列基的《高尔基与现实主义》（蒋天佐译），〔英〕E ·德宛特《安特莱·马尔洛夫走向人道主义的历程》（柳无垢译）等。还有作家创作经验自述，如萧伯纳的《写剧经验谈》（隐霞译），高尔基的《关于列昂诺夫》（秋斯译）等。为了指导当时上海蓬勃兴盛的话剧运动，姜椿芳等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著有过颇多译介，斯氏的代表作《论舞台艺术》和《我的艺术生活》等，都曾在“孤岛”有关杂志上连载。为指导当时上海的“文艺通讯”运动，加里宁的《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吴敏译），也见载于上海的“文通”刊物《野火》。此外，为配合《静静的顿河》中译本出版，金人还翻译了介绍作家写作这部巨著种种情况的《萧洛霍夫的成功》；为配合满涛所译《奥薄洛摩夫》在杂志上连载，黄伯昂（王任叔）也译有日本评论家昇曙梦的《关于奥薄洛摩夫》。
上海作家撰写的介绍外国文学的文字，孤岛文坛也有不少。由地下抗日人员主持的《新中国报》，其文艺副刊《学艺》就经常刊登介绍外国作家的短文，被介绍的有高尔基、契诃夫、巴比塞、大仲马、乔伊思、休士、哈代、杰克·伦敦等俄苏、欧美作家，又有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永井荷风、德田秋声、正宗白鸟、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近现代作家。这种经常性的外国作家作品简介，成为《学艺》与众不同的一个特色。林旂柷撰写的《苏联文学的进程》，则是一部介绍苏联文学发展简况的小册子。
对于翻译理论，孤岛时期的上海也有过认真的研讨。1939年8 月创刊的《人世间》杂志，曾专门推出“翻译问题特辑”，发表了李健吾、赵家璧等关于翻译的理论与技术问题的见解。李健吾认为：好的翻译是一件难事，比创作还难，因为翻译者不但像创作者一样需要本国的深厚生活和语言根柢，还需要外国的深厚生活和语言根柢；翻译是将两个国家、两条生命合为一体，故实非易事。他的这一观点，被当时上海的译界人士称为“真是一个老于翻译经验的人的金玉之谈”〔7〕。 陈西禾翻译的《翻译问题》和黄嘉德编辑的《翻译论丛》，则是有关翻译理论研讨的两部文集。前者选收了欧美十余国翻译家的有关文章，后者汇辑了严复、鲁迅、林语堂、瞿秋白等近现代中国多位著名译家的见解。从上海翻译界尤其是诸多外国文学翻译家重视对翻译理论与技巧问题的研讨切磋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包括外国文学译介在内的翻译事业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追求。
孤岛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也出现过不无瑕疵的事。这当中，最受时人非议的，是对美国作家赛珍珠长篇小说《爱国者》的“抢译”。赛珍珠因所作小说《大地》被视为“描绘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多采而真挚坦率的史诗”，获得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1939年上半年的“孤岛”因此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赛珍珠作品译介热。她的小说《元配夫人》（李敬祥译）、《分家》（唐长孺译）、《永生》（蒋顗、安仁译）等中译本，相继在沪刊行。她的《爱国者》尤受青睐，一时间竟被好几位译者争相抢译，译本多达五六种。这种“抢译”，一是翻译重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二是因“抢”而“急”而“快”，造成译本的粗糙疏误；三是原作本身内容平庸（用巴金的话说，“这是一本虚伪的书”，“在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这书里到处是对我们这次抗战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8〕）， 实在没有备受青睐的价值和意义；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孤岛”文坛的普遍不满和严厉批评。刚从内地返沪不久的巴金，不仅对友人卷入抢译《爱国者》之事公开表示不赞成态度，还发表专文对“抢译”事件给予愤怒的谴责，种种批评和谴责，使有些“抢译”当事人幡然醒悟，并向社会做了自我批评，也使上海译坛此后再未出现类似事件。这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中，虽然还有其它的毛病、缺点，但与诸多成绩相比，难伤大雅。
一位自二十年代后期便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在1940年初这样说过：“就文艺而论，我国的翻译界，在战时的上海，比在战前的所谓文化中心的上海，一般地已经呈现着进步的状态。”〔3 〕对照当时上海外国文学译介的量多质佳，特别是对译介对象的审慎选择和对译介学风的倡优责劣，将这位作家的判断移用于整个孤岛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也基本恰当。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引发“太平洋战争”。 侵沪日军也在这日进占苏州河南的租界区，“孤岛”终被恶浪吞没，上海全市沦陷。耀武扬威、专横跋扈的日伪势力，对上海的抗日爱国文化活动和文化人士实施了野蛮残暴的镇压、迫害，从接管报社、查禁书刊、箝制舆论，到搜捕、杀害作家，无所不用其极。在全市沦陷的三年八个月时间里，上海文坛始终处于极其险恶艰难的境况。这期间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也在艰险中续存。
沦陷初期，免遭查禁、得以延续出刊的上海文学杂志为数甚少，不过四五种。其中的《大众》和《小说月报》，由上海通俗文学作家主持，均坚持刊发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特别是《大众》，“按期发表多篇翻译的小说、诗歌、剧本，以及介绍世界名著”〔10〕。以苏联“塔斯社”驻沪机构名义出版的《苏联文艺》，由姜椿芳、梅益等主持编辑，是译介苏俄文学的专刊。自1942年下半年起，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审美趣味的文学刊物，相继复刊或新创，上海的文学刊物逐渐增多，其中十余种如《杂志》、《春风》、《风雨谈》、《文潮》、《千秋》、《文艺世纪》、《诗领土》、《文艺春秋》等，都经常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而沦陷期间先后付梓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则有六十余种。
沦陷期间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有两点情况与孤岛期间相似。一是戏剧译介仍注重名家名作。如世界书局出版的“俄国名剧丛刊”，内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屠格涅夫的《乡居》、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高尔基的《下层》、安得列夫的《大学教授》等十二种剧作译本，均由芳信翻译。又如该书局出版的“罗曼罗兰戏剧丛刊”，包括《李柳丽》、《哀尔帝》、《理智之胜利》、《圣路易》、《群狼》、《爱与死之赌》、《丹东》七剧译本，均由贺之才翻译。二是通俗文学作家仍然对译介欧美“侦探小说”热情不减。程小青翻译了美国作家范达痕的侦探小说《紫色屋》、《花园枪声》、《金丝鸟》、《咖啡馆》等，秦瘦鸥翻译了英国作家华雷斯的同类作品《蓝手》、《幽屋血案》、《万事通》、《天网恢恢》等。有些译作（如《咖啡馆》等）在出版单行本之前，还曾在通俗文学作家主持的刊物（如《大众》、《小说月报》等）上连载。（有必要在此提及，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曾冠以《蔡夫人》（钱士译）之名，在此时的《大众》杂志上连载十余期，后因不难揣度的缘由中途截止，整部小说译本未能刊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由此看到，上海通俗文学作家译介外国文学，在热衷侦探小说之外，也有别的眼界和兴趣。
沦陷期间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与孤岛期间相比，情况有所不同之处，也主要有两点。其一，出版译著的品种数量大为减少。沦陷三年半时间里，上海先后出版的文学译著，包括戏剧和小说各二十余种，诗集四种，散文不足十种，文艺理论方面的译著无，总量不及孤岛期间的半数。这期间上海各种报刊杂志上刊载的外国文学译介文章，数量也远远低于孤岛期间。其二，面世的小说、散文译介中名家名作相对较少，而日本作家作品相对较多。沦陷期间陆续出版的四十余种小说、诗歌、散文译本中，属于名家名作的，仅有由欧美多位诗人诗作汇辑的《题石集》（王统照译）、史蒂文生的《儿童的诗园》（赵景深译）和莱蒙托夫的长诗《姆采里》（洛阳译）三种诗集，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漫记》（耿济之译）一种散文集，及库普林的《女巫》（汝龙译）、霍桑的《红字》（杨启瑞译）、吉卜林的《神童伏象记》（陈伯吹译）等小说、童话作品。这期间上海出版的日本文学译著，有一部长篇小说《青年》（林房雄作，张庸吾译）、两部《现代日本小说选集》（由近二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说汇辑而成，章克标译），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李陵》（中岛敦作，卢惕熹译），以及小泉八云的《一个日本女人的日记》（东方文化编译馆译）和《神国日本》（曹晔译）、川端康成的《文章》（范泉译）等散文集。总数虽不算多，但在当时所出外国文学译著中占的比重，却明显多于孤岛期间。
此外，沦陷期间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介单行本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反映欧洲战况的报告文学集《烽火处处》（杂志社编译）和《欧战现地报告》（新中国报社编译），描写美军对日作战的报告文学《轰炸东京》，朝鲜作家张赫宙的散文集《朝鲜春》（范泉译）。
沦陷期间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介单行本，比孤岛期间大为减少，与日伪的法西斯罪恶统治有直接因缘。一方面是日军对上海抗日爱国文化人士的野蛮迫害，极大摧残了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侵沪日军进占租界区不久，便拘捕了许广平、朱维基、陆蠡等著名文化人士。许广平、朱维基屡受酷刑，被长期监禁；陆蠡被暗中杀害。朱维基和陆蠡都是外国文学的积极译介者。在日军以后拘捕监禁的多位上海著名文化人士中，也不乏译介外国文学的专家如夏丐尊、赵景深、李健吾等等。有些外国文学译介家，虽然幸免日军拘禁，却难免日伪特务的监控，如耿济之、姜椿芳等都曾领受过这一类“照顾”。还有一批外国文学译介家如朱雯、赵家璧、金人等，则被迫离沪出走。日伪势力对诸多外国文学译介家的人身迫害与安全威胁，不能不对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事业造成重大伤害。另一方面，许多在沦陷期间坚持外国文学译介的作家、翻译家、宁愿将他们的译介文稿——特别是重要的译稿——秘藏封存，不求及时出版。耿济之此时译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的后两部，又译出这位俄国文学巨匠的另外几部作品《白痴》、《少年》等。董秋斯译出了列昂诺夫的《索溪》，又着手翻译另外两部巨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毛德的《托尔斯泰传》。傅雷重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写出长篇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还开始了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系统译介，先后译出了《高老头》和《亚尔培尔·萨伐克》等。……这类译事译稿都是沦陷期间上海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要成果，但它们的付梓面世都拖到抗战胜利之后。
考察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不能不特别提及李健吾对福楼拜小说和朱生豪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
在沦陷后失业的李健吾，拒绝周作人邀他回北平出任北大系主任之请，留在上海，继续积极从事爱国戏剧活动，同时又经常在每天“下午埋头翻译”福楼拜的小说，“就这样陆续译成了《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而且一字一句修改好了《圣安东的诱惑》、《三个故事》等。李健吾早年留学法国时，热衷研究“象征派”艺术，回国后也曾热心传扬。抗战期间，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现实主义的文艺，于是转而潜心研究和翻译介绍西方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对福楼拜小说的译介，便是集中体现。他的外国文学翻译，素以传达准确、文笔精彩著称，此时的译作一如传统。他为此不无自豪地宣称：“我有理由相信我的《包法利夫人》的译本将是一种良心的酬劳，福楼拜会欣赏我还他一个可取的风格。”〔11〕就在刚刚开始翻译福楼拜另一部名作《萨朗宝》时，李健吾被日军宪兵拘捕，遭受酷刑折磨，囚禁多日后方获释放。《萨朗宝》的翻译被迫中断。李健吾的遭遇，是侵略战争摧残、破坏上海外国文学译介的实例之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需要紧密连接、甘苦与共的典型代表。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始于1935年，抗战爆发前已译出几部喜剧，并将译稿交付有关书局，“八一三”战起，有关书局毁于炮火，其译稿一并焚失。孤岛期间，他重又译出数部莎剧，译稿存放供职的《中美日报》办公室内，又因日军进占租界区时接管报社，再也无法取回。1942年春，朱生豪潜离上海至邻近的常熟、嘉兴隐居，全身心投入莎剧翻译。他再次补译完成《暴风雨》等喜剧，又陆续译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莎翁全部的悲剧和杂剧，还抱病译出《约翰王》、《查理二世》、《亨利四世》等部分史剧。朱生豪自述：“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及三十一年（1942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一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12〕朱生豪当时翻译莎剧的认真和艰辛，于此可见一斑。1944年秋，朱生豪病疾加重，被迫放下钟爱一生的译笔，他在“临终前几天，谈吐中仍念念不忘译莎工作，甚至说：‘早知一病不起，拼着病也要把它译完’”〔13〕。就在这年年底，朱生豪带着未能全部译出莎剧的深深遗憾与世长辞。他的莎剧译作大多在抗战胜利后出版，至今仍不愧为中国翻译莎剧的经典代表。
抗战时期的上海，许多作家和翻译家，用他们的学识和心血，也用他们的节操和志气，凝结出一大批外国文学译介的精品佳作，在民族危难的特殊历史时期，为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也在中国现代的外国文学译介史上，留下了光彩熠熠、令人尊敬的一页。
注释：
〔1〕斯诺：《西行漫记·序》，1938年复社版。
〔2〕谷斯范：《上海风物画·序》，1944年12月章贡书局版。
〔3〕见1941年10月《良友画报》第171期，封二。
〔4〕巴人（王任叔）：《四年来上海文艺》，载1941年8月9 日《上海周报》第四卷第七期。
〔5〕〔6〕于伶：《一年读剧记》，载1940年1月25 日《戏剧与文学》第一卷第一期。
〔7〕〔8〕黄峰（邱韵译）：《一年来的翻译界》，载1940年1 月25日《戏剧与文学》第一卷第一期。
〔9〕巴金：《关于〈爱国者〉》，载1939年7月20日《鲁迅风》第十七期。
〔10〕赫文：《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载1943年1月21 日《中艺》创刊号。
〔11〕李健吾：《与友人书》，载1946年1月1日《上海文化》第一期。
〔12〕朱生豪：《译者序》，见《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46年世界书局版。
〔13〕宋清如：《关于朱生豪译述〈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回顾》，见《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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