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两大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世纪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20世纪中国的主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实现了两大变革，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胜利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这是毛泽东的两大历史贡献。
一、继承前人：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20世纪初叶，推翻了封建王朝，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社会的大门。中国社会面临两大选择：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注：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他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无力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未能把中国带向现代社会。这使他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
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民主革命纲领同农民革命的关系，等等。孙中山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同时，他为克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种种矛盾，开始寻求实行含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政策来调解矛盾，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只能走自己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搞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的关系，不知道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直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定，才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关系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性进步。和前人相比，它第一次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确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并把反帝和反封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采取全新的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它初步分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但却分不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在支持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再“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5页。）。由此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
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探索的开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却有了很大改变。国民政府，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合政权，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就会得出混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界限的“无间断革命”的错误主张。这个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是这样接连发生的。虽然中共“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批评了“无间断革命”的主张，（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8页。）但仍认为“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9—300页。）在这种情况下，党不可能有效地阻止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
前人的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不能直接领导民主革命？能不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通过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建立某种特殊形态的过渡性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免除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第二次革命？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
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实践，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特别是第一个问题，还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后来，又在《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些思想。
（一）区别新旧两种民主革命。区别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部立论基础。
新旧两种民主革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基本没变，但是国际阵线、领导力量和革命前途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目的和前途，“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页。）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直接领导，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毛泽东在区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同时，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这种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相同。而不同的是：第一，革命的一部分纲领不同；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同；第三，宇宙观不同；第四，革命的彻底性不同。这些区别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两大基本问题。系统地阐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也就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也就完成了中国近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跨越。
（二）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上下篇，而且在革命纲领和社会政策上把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他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在阐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时候，毛泽东始终强调两点：第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严格的界限。第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为新民主主义作了科学的定位。这个定位，对于中国找到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既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坚持了革命的发展论，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从而实现了中国“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革命因此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路。
（三）制定既反右又反“左”的民主革命纲领。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两条基本纲领。其一，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其二，是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和“没收官僚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些纲领，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它既保证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实现，又避免了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前途；既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避免了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去勉强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既反对取消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也反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谈主义。总之，这是一个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经验之大成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一个既反右也反“左”的正确纲领。
（四）坚持“两点论”的对资政策。在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时候，必须解决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不但正确地分析了在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而且肯定了民族资本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革命，“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
毛泽东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50页。 ）在强调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要“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1432页。）
坚持两点论，不是没有重点，越是革命将要成功，胜利在望，毛泽东越是把强调的重点放在防止和反对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是有深刻道理的。
未来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孙中山，又不同于孙中山；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这条道路的成功，为毛泽东继续探索，带领新中国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创造了条件。
二、超越自我：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注：《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4册， 第693页。）这是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所作的概括， 表明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对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
如果说，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前人的突破完成的；那末，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确立，则主要是通过对自我的突破实现的。
当时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集中起来，体现在三个关系上：
一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当时普遍认为：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在很远的将来。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端是民主革命的完成，另一端是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中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时期。
二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会不久概括出来的，后被写进《共同纲领》，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注：《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册，第7页。）这项政策的核心，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就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言，它们之间又是平等的，是在总目标下共同发展的关系。尽管国家同私人资本主义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会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谈不上消灭私人资本的问题。
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家、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合作经济同农民个体经济的关系，是两个总揽全局的关系。在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上，是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注：《刘少奇选集》上册，第428页。 ）在同农民个体经济的关系上，采取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急躁冒进的政策，而是“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当时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么，是什么力量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呢？这就是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和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
三是经济建设（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系。当时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要立即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是一边建设一边过渡，两者同时并举，还是先搞建设，等到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了，然后再过渡。当时的普遍认识，倾向于后者。
1949年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两个转变：“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96页。 ）把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放在第一位，先打物质基础，再搞社会变革。到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转变的具体化，使全党对于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更加明确的看法。对此，当时普遍理解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是为工业国有化作准备的”，到那时或再搞个五年计划，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
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当时的认识是采取“一举过渡”，即先由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到条件成熟以后，再通过强制的方式一举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方式，毛泽东提出过“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设想。（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刘少奇也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步骤：对大中型私人企业，可以一步实行国有化，这是第一步。“再进行一个时期的建设，国有化更巩固、发展了，就可以进一步采取农业集体化步骤。”这是第二步。（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0—212页。）
这种构想在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等方面，包含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新鲜经验，例如对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要允许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等等。但也有局限性，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基本上没有突破苏联的过渡模式。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工业化建设同过渡的关系上，设想先打基础、再过渡；二是通过工业国有化一举过渡。另外，对在实际生活中新民主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过渡性估计不足。
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的实践，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
第一，相当多的农民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合作生产积极性。许多分得土地的农民，缺乏独立生产能力，难以单独抵御天灾人祸，纷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且增产增收。实践打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没有机械化互助组不能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框框。
第二，民族资本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后，同国家和国营经济展开了反限制的经济斗争。经过“五反”运动，国家对民族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注：《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8册，第149—150页。 ）原先估计，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设想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经过“五反”运动再看，进入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
第三，随着国营经济的迅速壮大，建国初期五种经济成分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设想，“经过十年经济建设，国营企业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二十、三十，国营经济的作用也增大，主要是领导作用、控制作用愈来愈大”。（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06页。 ）结果，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化进程和国营经济的发展速度，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估计。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到1952年的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7%上升到26.6%。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4.7%上升到1952年的56%。（注：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5页。）在这种情况下， 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经过“五反”和调整公私关系，通过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同国家计划和国营经济开始结成紧密的联系，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是大势所趋。
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首先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重新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是1951年关于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那场争论。在争论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提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1页。）这年12月，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充分肯定了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从此，开始了走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这是第一个变化，即从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到认识到依靠统一经营和分工协作也可以搞农业合作化。
接着，从1952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这再一次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思考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1952年9月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13页。）这是第二个变化，即从先打基础再过渡到认识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同时并举。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公私比重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等人意识到：整个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客观上几乎每天都在变。“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 ）现在不是要不要变、等到什么时候再变的问题，而是采取什么方式变更有利的问题。这使他们逐步放弃了原先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设想。这是第三个变化，即从力图保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1953年5月， 李维汉把关于资本主义企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送给毛泽东看，立即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毛泽东从这个报告中受到启发，作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对私人资本限制、利用的政策，改为限制、利用、改造的指导方针。第二，把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同时，还提出用和平赎买的手段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注：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1953年7月9日、《改造资本主义的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等。）。这是第四个变化，即从私营工业国有化到认识到对资改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决心实行赎买政策。
上述四个变化，大体上反映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新民主主义发展理论演变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认识过程。这些问题一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体思路也就形成了。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4册，第700—701页。）
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以下突破：1、 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2、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变成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3、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 创造出初级社、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4、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 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5、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 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五个突破集中到一点：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
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并不妨碍对其历史局限性作深刻的反思。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发点是“一化”带“三改”。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结果，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工业化进程，孤军冒进。
（二）搬用了单一公有制模式，企图过早地消灭私有经济。这集中体现在下面这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4册，第702页。）不适当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单一性，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改造不等于消灭。在确立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后，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必须而且也完全可能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未能解决好在经济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课题。这是毛泽东打下的一个历史的“结”。这个“结”，后来由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打开了。
（三）套用了单一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的误区，集中表现在：第一，把公有制简单地归结为两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没有认识到公有制还有其他多种实现形式。第二，把公有化程度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标准，盲目地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发展到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认识到，判断标准要从实际出发，没有认识到在历史新时期象邓小平提出的一切应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判断标准。
我们在深刻认识这些失误的时候，不能苛求前人，更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在建国初期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社会主义改造来势迅猛，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心情比较顺畅地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但没有瓦解，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是毛泽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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