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读书生活二十年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间，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连中国人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变化。这些神奇的变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一点一滴、一波一涌地演变过来的。
在我们温馨地回望、冷静地思考二十年走过的路程的时候，我们所以选择读书生活作为重新踏勘的流域，是因为在这片流域中，有许多充满文化气息的河流漫延其间，每条河流都值得去回溯，每条河流都可为我们社会的演变带来深层的思考，每条河流都可为中国人的精神变化乃至人格再造提供历史的印证。本篇所能做的，只是站在读者立场上对这片领地作匆匆掠影式的描述和简单的追问。
时段：从前·那时·现在
二十年是一段不算冗长也不算短促的时光，它可以占去一个人有效生命的三分之一，占去我们共和国历史的五分之二，而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只是短暂的一瞬。所以不好准确地说它需要划出几个时段，只好使用一些模糊的时态。1978年到80年代初，可以称之为“从前”；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可以称之为“那时”；90年代中后期，就是“现在”了。
相对于整个二十年，“从前”是比较短促的，是二十年读书之旅的启动期，是此前十余年无书可读之后的恢复期，是冲破“文化大革命”桎梏的开禁时期。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复刊了。 复刊号上一篇《读书无禁区》引起了石破天惊似的反响。这一话题是相当超前了，但它的原题只是《读书也应该冲破禁区》。作者的本意恐怕也不是要横扫一切禁区，而是说：读书的禁区应该破一破。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划定的禁区未免太广大无边了，不可以读的书太多了，而可以读的书则太少了。据宋木文同志（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回忆，1977年5 月中央决定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随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1978年7月离任。 他在任期间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主持开禁一批文学名著，在当时，这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为了确定其中的书目，参与其事的人们很费了一些脑筋。被开禁的三十五种书目中，包括从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到《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十种；从《东周列国志》到《官场现形记》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九种；从《悲惨世界》、《牛虻》到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外国文学作品十六种。在印刷的时候，经批准动用了印《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这三十五种图书印行了一千五百万册，推向全国后，成为饥饿的中国读书人疯狂抢购的救济粮。
实际上，“从前”时段推出的全部图书都是出版界开仓清库翻弄出来的老家底。几十年的出版积累在短期内成批推出，其规模、声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可想而知的。图书成为“从前”中国人生活的消费高热区域。加上高考制度恢复，全国科技大会、教育大会的召开，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点的提出等其他社会因素，读书在中国重新成为备受尊崇的行为。
原有的出版积累和盘托出之后，就进入了引进与开发的“那时”时段了。“那时”比较冗长，又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引进西学为主，后期以开发国学为主。与“从前”时段文学图书一统天下不同，“那时”的学术著作热此起彼伏。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托夫勒的新技术革命论等等，这些国外的人文科学著作都是在“那时”被批量地引进来的。20世纪外国名著丛书、汉译西方学术名著丛书，都是被当时的人们悉心披览的读物。当然，这中间也不时地有武侠小说热，琼瑶、三毛言情小说热，领袖和知名人士传记热等时尚书夹在其间。1989年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热的降温，有关国情与国学的图书集中登场，特别是古代典籍，其原著以及被加工整理解说的转译品，迅速成为读书兴趣的新生地带。经过对西方旧典及新学的大量吸纳之后，读书人的口味集体性地偏移，重读中国传统文化著作成为时尚。这期间，出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即在“文革”后，产生了继“五四”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流。接下来就是“现在”了。现在是最难以概括的时段。因为它的多元性，使你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聚焦锁定它。一位评论家说，在今天，你所能看到的知道的，远远少于你所没看到的和不知道的。如果一定要提炼一种说法，那么可以说，时政分析的、经济学的、工商管理的、市场营销的和电脑技术方面的书，是新的热点系列。这类有关如何迎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的图书，是“从前”没有，“那时”稀有的。这种多元化的读书趋势是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缩影。在未来的社会中不会如过去那样有首屈一指的文豪，有那样独领风骚的佳著，而将呈现多元化发展的不同样态。与此相适应，读者群的兴奋点也不会集中在一本书或一个问题上，而会出现多聚焦、多热点的状态。
如果我们将三大时段并置在一起进行比照，可能更容易获取一些可以成立的定性的认识。以文学的阅读为例。“从前”，你说到阅读（在学业职业阅读之外），基本上就是说文学阅读。到“那时”，所谓的阅读就包含许多非文学的阅读在其中了。而“现在”，非文学阅读的综合比重远远高于文学阅读了。“从前”的文学，成为多种阅读的共享品和替代物；但是“现在”，人们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寻找、购买、阅读到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读物了。文学的黄金时代或说独领风骚时代，似乎已经成为历史。
如果说，“从前”是一位归来的饥饿者大量补充热能的时期，“那时”，是这位归来者大量补充营养的时期，那么“现在”，则是他作为健康者正常吸取热能和营养的时期。
如果说，“从前”是阅读的疯狂时代，“那时”是阅读的激情时代，那么，“现在”则是阅读的理性时代。
“从前”，人们是见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买什么就读什么。“那时”，人们见的多了买的也多了，但大致还是买了就要读。“现在”的人们，买的尤其多了，但读的却相对少了。
“那时”，人们喜欢读大书，关注大问题。“现在”，人们更关心与个人生活和发展紧密相关的实际问题。
“从前”、“那时”，人们很兴奋地买书，很激动地读书；“现在”，人们很有选择地买书，很平和地读书。读书只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惟一的精神生活了。
“从前”，人们为买书苦恼；“现在”，人们为挑书费神。
“从前”的书受到普遍而集中的阅读，几乎可以说，上市的书都是热点书。“那时”，热点书的品类众多题目繁多，但仍然比较集中。“现在”的热点书则由于品种增多而更加分散，每种热点书销售量的绝对值远远低于前两个时段的热点书。
这样的结论显然比较抽象，但所有抽象的概括都出自于具体的现象。因此，分析一些个案自然就成为接下来的话题。
畅销：手抄本·编辑成书·网上编书
无论是出版界，还是全社会，都关注书籍的畅销情况，什么书畅销，为什么畅销，其中有什么规律。沿着这条线索去搜索，人们就会发现，尽管不同时段的畅销书不同，但所畅销的书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即其大致类型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是由于不同时段的社会背景不同，这些畅销书的命运也不大一样罢了。
人们可能不会忘记，1998年市场上的一本畅销书叫《绝对隐私》。它的题目是这么“绝对”，于是读者和议论者都被“隐私”误导了。实际在体例上，它不是一种新兴读本，在内容上，它也不是“隐私”，在写作上也不是专题著述，而是将一些零散的采访编辑成书。
先说体例，口述实录体的正式引入，是源自美国人特兹尔的《美国梦寻》。这部一百位美国人的自述文本，很快由我国作家张辛欣和海外作家桑晔仿制了中国文本，记录中国人的生活。此外的后继者不乏其人，现在还在销行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则是冯骥才撰写的同类文本。再说“隐私”，准确地说，对我们而言的隐私者只能是我们熟悉、认识、知晓的人，是我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熟人、亲戚，以及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或者，是公众人物，如明星、名人。简单地说，他（她）必须有显（露）的一面，才有所谓隐（秘）的一面，有公（开）的一面，才有私（藏）的一面。《绝对隐私》的主人公们被隐去名字、形象、声音，他们的一切都是初次登场，因此也无所谓隐私，他们仅仅只是一些纪实故事中的角色，作者不过是将他们一些起伏或大或小的情感故事编成书。奇怪的是，就是这样的书却引起了读者群体的广泛关注，使其在社会上大为畅销。一些出版者看到“隐私”的书能赚钱，于是就相继出版了《男人的隐私》、《女人的隐私》、《单身隐私》等等，形成了由不同出版者喧嚣鼓噪的“隐私系列”。
沿着情感故事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向上追寻到“那时”或“从前”，并找到太多同类产品。在“从前”时段，我们提取《第二次握手》为样本。《第二次握手》也有它的故事原型。苏冠兰是作者张扬的舅舅，中国医学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化学家。丁洁琼的一个原型是吴健雄，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那么《握手》也是纪实故事，只不过它被加工的程度深一些罢了。《隐私》则比较保真，保持着故事在采访时的原生态。
依照今天的标准，《握手》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甚至是乏味的爱情故事，它涉及的都是精神之恋。许多年后我们甚至记不清其中是否有接吻这样的行为，记得住的只是这对重逢的情人是以握手为直接接触和情感象征的。就是这样一个很“传统”的爱情作品，在“文革”年代的近十年间奇迹般地以手抄本广泛流传，并且被视为反动的黄色的图书遭到查禁，它的作者和传抄者被逮捕关押。中央电视台曾生动形象地报道了二十年前三位年轻人三天三夜抄这本书并遭受迫害的故事。1979年张扬被平反走出监狱，其作品也公开出版，竟销行了四百三十万册，成为继《红岩》（逾七百万册）之后，建国后发行量第二的当代长篇小说。这种奇迹般的畅销，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场的存在。而这个场，是因为长期的供给中断形成的。我们现在还依稀地记得，为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12时至12时30分播诵《第二次握手》（当时这部书还正在印刷中），我们有多少同学端着饭盆站在操场上静静地甚至一次不落地听着广播。而《隐私》则没有这个“优势”，所以在销量上是无法与《握手》相比的。而《隐私》的荣幸和不幸则是传播的现代化，它不必再以手抄的形式流传，而是以电脑打字、照排的先进技术使其在一夜之间销行全国；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盗版、盗印，就现在市场的仿制能力和仿制速度的高水准而言，可以说仿制在市场经济时代是无可避免的。但是，《隐私》被大量仿制，也意味着它本身缺少真正的原创性。它所占据的仍然只是一种话题上的先声。
可见“从前”的畅销书，与“现在”的畅销书相比照，虽然书目有所不同，风格有所变化，但在大的品类上却变化很少。以领袖传记类为例，“从前”推出过一部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这部30年代的畅销书在50年代重版后曾正大光明地热烈畅销，80年代的重译本顺应民情国情所以销势更加强劲。“那时”则有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延续了长征题材和领袖事迹的写作和畅销成绩。“现在”时段的多种与《毛泽东传》相比并的领袖传记热，则是同类题材的更加发扬光大。这类传记式的读物是一贯的畅销系列。
《傅雷家书》、《曾国藩家书》和《心灵鸡汤》，虽然出版时段不同，思考水准不一，但都是讲述为人应世道理的书，都畅销。《傅雷家书》在推出前，出版者是颇费了一番斟酌的，因为写信者傅雷“自绝于人民”，收信者傅聪是“叛国者”。但是由“从前”翻到“那时”，更有争议的曾国藩都可以过关了，所以它的出版也不应该再有异议。到“现在”，美国人炮制的《心灵鸡汤》余温尚在就被引进来了。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人们文化思想的开放度和宽松度的提升，同时也反映着思想读物由“正餐”向“快餐”的过渡轨迹。
“从前”，人们为喜爱一本书，可以去抄，《第二次握手》是典型个案。但再往后，这样的激情投入再也没人干了，很多“抄书先生”变成了“编书先生”（这是相对著者而言），我们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在80年代初，即将毕业离校时，最后一次的社会实践就是在几位受人尊敬的导师指导下，编了两本《文学描写辞典》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次印刷几十万册。尽管每千字的稿费只有十几元，但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为，编书的初衷，只是为了摘取名著中的各种优美的描写文字，作为日后的文学积累，没想到经过分类整理，居然成了文学青年的案头“必备之物”了。只可惜，那时的复印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如果在“现在”，连书都不用抄，复印下来，分类剪贴就编成书了。再往后，到“那时”，各种古文今译，古诗诠释，各种抄抄编编的工具书就蜂拥而至了，以至人们购书时就像买烟买酒一样挑挑捡捡怕有假货了。
至于到“现在”，不仅不用手抄，亦不用费劲地手工编剪，而是开始流行起来网上编书。从手抄本到网上编书，是二十年来读书生活的两个极端。大众的读书生活和读书方式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它是由外部环境特别是社会发展状态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尤其是精神追求所制约的，而这一切又取决于社会的整体氛围，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没有计算机的运用，不告别铅与火，就不可能有磁、光、电媒体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网上编书。
“网”上编书是“现在”时段出版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编者根据某一时期吸引人们注意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人物，利用因特网上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汇编成书。曾风靡一时的关于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各种版本的图书，大都属于这种情况。“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吸引全球注意的重大事件，几乎与事件同步，介绍这方面情况的图书，尤其是介绍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索罗斯等人的各种版本的图书，便以很快的速度源源不断上市，体例和内容大同小异。新闻性强、快速反映、信息量大是网上编书最大的特点。
网上编书来自于网上读书。在网上，读者更容易获取图书资讯，并且更便捷地进入阅读。相比之下，纸介图书从资讯发出到购买与阅读，中间的环节和周折还是太多。因此，借阅、购书、传媒等中介，自然也要成为回顾读书生活二十年不可省略的话题。
中介：借阅·购书·传媒
所有的读书人都有过借阅的经历。就个人而言，越是在读书生活的早期，借阅量越大，越到后期，借阅量越小，购阅量则越来越大。对社会而言，虽然这二十年的借阅总量并不是越来越低，但按比率来说，社会借阅量越来越小，相应的，购阅量越来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能买得起书阅读；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应该有必要的投入以获取知识；人们的时间紧迫，不允许以太多的时间跑图书馆等等。但也不能忽视这样的原因，就是当今的图书馆不能适应借阅者的需要。凡是有在图书馆借阅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70年代以前即所谓“从前”和“那时”出的图书，省级图书馆收藏得还是比较齐全的，可90年代中后期即“现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对新书的收藏就大打折扣了，每个专业人员利用起来都会感到难以尽如人意。由此让人想到这样的问题，随着新时期经济和文化的日益繁荣，随着出版业的日益膨胀式的发展，随着人们读书生活的日趋活跃和紧迫，图书馆如何适应这种趋势的需要，是应该认真考虑和对待的。否则，就会影响人们的读书生活，影响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进而影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人们感到借书难，那么购书怎么样呢？在“从前”，人们购买图书的惟一去向就是新华书店。到“那时”，私营书店，通常是书摊，成为新的重要购书场所。“那时”，许多优秀图书都可以在书摊上很及时地买到。相形之下，新华书店则因为反应速度和运行机制的迟缓，一度门市萧条，许多门店靠出租场地来维持。进入“现在”，书摊则日趋衰落，人们开始涌回新华书店。同时，民营书店成为新兴的深受欢迎的图书市场。民营书店的内涵要比它的概念本身丰富得多，它通常意味着较高的品位，以及品位所包含的较精选的图书、较正规的店面设计，甚至颇具规模的营业面积。民营书店经营者本身通常也是有相当学历和资历的读书人。代表性的民营书店，如北京的万圣、风入松、国林风，广州的博尔赫斯、晓风书屋，沈阳的东宇书店等等。
但是，无论是“从前”、“那时”或“现在”，也无论是国营、民营和私营，书店的生存基点就是能及时广泛地沟通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并办出自己的特色。哪家书店能够做到这样，就能长存，就能兴旺，哪家书店不能做到这样，就要萧条，就要倒闭。国营书店由“从前”的垄断经营，到“那时”被私营书店冲击，到“现在”重新站稳脚跟的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它之所以达到“中兴”，就是由于它在保持过去国营书店信誉的同时，吸取了私营书店快而灵活的经营方式。并且，从读者要隔着柜台费力地扫视书脊的供销社式的门店，到读者可以随意取书坐读竟日的超市般图书大厦，其间的变化真不可以道里计。——同时，民营书店的崛起和日见发达，也说明了这一点。
新华书店、民营书店、书摊（书报亭）的形象日渐清晰和区隔，也意味着购书群体、购书品类的日益分流。购书人可以因时因地因利走各自的路，推各自的门，买各自的书。由此联想说到读者俱乐部。这种读者填填单子就可以买到折扣价图书并且坐等图书上门的销售方式，在“现在”的中国也渐成气候。在以出版社或媒体为龙头的读者俱乐部（如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爱书人俱乐部、《青年文摘》的青年俱乐部）之外，最大的民营俱乐部是席殊俱乐部，目前已经在为四万名会员提供邮购服务。同时，投资巨大的外资读者俱乐部的客观存在，也为中国出版业建立强大的以国有资产联合为主体的全国性读者俱乐部提出了应运而生的契机。对于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快捷的服务和纯粹的畅销读物；对于中国书业来说，它是一种不容轻视的竞争力量。
人们获取图书资讯的方式无非有三大类：从别人那里听说；自己逛书店看到；从媒体那里看到或听到。前两种显然是比较原始的方式。一个人可以接触到的别人是有限的，而其中可以提供书讯的别人更加有限。至于自己逛书店获取书讯，一方面取决于自己的“逛率”，一方面则取决于书店所能提供的品种数量。为了避免与好书失之交臂，收听收看媒体恐怕就是必须的，尤其在年出新书十余万种的“现在”。
“从前”，我们并不指望传媒，因为干脆就没有读书传媒；“那时”有了传媒，但很稀少，而且所能提供的资讯也不够多，还经常是延迟提供。可以说，蓬蓬勃勃的读书传媒，以及即时而丰富的资讯传播，是“现在”这几年才有的事。
《读书》是国内第一家以图书为中心的期刊。一直到80年代末，国内也只有包括《读书》、《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在内的几家读书杂志。“现在”就蔚为大观了。《文汇读书周报》是第一家以图书为中心的报纸，现在与《中华读书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并为读书界内有影响的报业传媒。除开这些专业媒体，现在翻开报纸，总能找到读书版，打开电视、收音机总能听到看到读书专栏节目。通过这么些读书传媒的努力，为出版界、发行界和读书界的沟通起了重要作用，可谓功莫大焉。
与此相适应，是书评队伍逐渐扩大，书评文章越来越多，并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据伍杰先生（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统计，1979年全国省市以上报刊、大学学报发表书评文章只有254篇，到1992－1994年时各大报刊、 学报平均每年发表书评文章4286篇，比1979年增加了十八倍。正是书评，把出版物和读者群紧密联系起来，推动着我国出版业和读者活动的并行发展。但综观近年来的书评现状，也使人产生一种隐忧。出现了书评的失真，功利书评、人情书评、广告书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书评不是评书，而是基于某种原因，因人而评，或谓下笔于书，着眼于人。杨牧之先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曾多次讲到他的思考：为什么我们的书评不如国外一些书评对读者影响那么大，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使书评真正在读者中对购书产生影响。作为中国出版界负责人之一，杨牧之先生的提问实质是向我们指出了大众传媒包括书评应该努力的方向。
任何总结，总是难免以偏赅全之嫌，何况面对的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国家的几十年的读书生活。通过以上对二十年读书生活的整体回顾和描述，可以看出，读书生活是人们的整体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受制于社会生活，又深刻地影响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是读书生活受动和能动的两个方面。
就其受动的方面而言，人们可以透过读书生活，回想起“从前”、“那时”和“现在”的整体社会生活。假如人们整体的社会生活不正常、不健全，人们的读书生活也难以正常和健全。而一旦整体社会生活步入正常的轨道，读书生活也会得到正常的发展。新时期以来，人们的读书生活由不正常到正常，正是人们整体的社会生活由不正常到正常的过程。由此，人们应该珍视这得来不易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氛围，用知识来充实自己，以与社会协调发展。
就其能动的方面而言，读书生活可以影响整体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概括我们的时代，有的将之概括为信息时代，有的将之概括为知识经济时代，而这样的时代是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去创造的。而每个人要做到有知识，就必须读书。所以，崇尚读书，是我们时代的旋律。科教兴国已经被确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而多读书可以说是这一基本国策的最核心内涵。江泽民同志在最近的讲话中，再次倡扬大兴学习之风，中央以整风的精神开展“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三讲活动”，正是出于面对新世纪，如何使我国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深沉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之一。让我们多读书，读好书，造就无憾于时代的健全人格，培养健康充沛的国民精神，提高我们的整体生活质量，推动我们的时代向着更真更善更美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