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英苏共同发起成立联合国_军事历史论文

中美英苏共同发起成立联合国_军事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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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5日,酝酿已久的联合国制宪大会终于在美国旧金山开幕了。来自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及1700多名顾问、专家汇聚在歌剧院华丽宽敞的大厅里。当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大幕拉开时,出现在主席台上的竟然是温文尔雅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中国人担任大会主席!全场掌声雷动,弱小国家代表由衷地发出了欢呼声……两个月后,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第一个走上签字台的,是中国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他从容不迫地运用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第一个汉文名字。随后是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董必武……中文从此成为国际会议五大正式语言之一。

一 重申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凌晨,183架日机飞临毫无戒备的珍珠港上空,随着呼啸倾泻的炸弹、鱼雷,港内顿时变成一片火海。一小时后,第二批日机再次进行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40余艘舰艇被炸沉击毁,188架飞机爆炸起火,4500名美军伤亡。

同日,日军在亚洲也发动了攻势,入侵泰国,直逼马来亚,英国最新式、最具威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舰和“却敌”号巡洋舰也令人难以置信地沉没在马来亚沿海。10日,日军登陆菲律宾,进攻关岛。19日,日军突入香港、威克岛……2个月后,8万英军在新加坡成了日军的战俘,紧接着数万美军也在菲律宾演出了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幕。此时,被日军赶得几无喘息之地的英美列强才猛然醒悟,差不多是赤手空拳与日本拚争了四年半的中国,是多么的了不起!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西方各国重新认识了中国!独具慧眼的罗斯福因此而看到“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要为维护和平、繁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战后的中国“将重申其历史上的地位”。因此罗斯福总统确立了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作战;第二是在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以及在东方确立稳定和繁荣,承认和把中国建成一个跟俄英美这三个西方大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在欧洲苦战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在下院演讲中盛赞中国军队的骁勇善战,只因大英帝国昔日在远东东的殖民地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就意味着英国将放弃在远东的许多权益?因此,丘吉尔称赞归称赞,对罗斯福的目标却始终抱不合作态度。

与此同时,单枪匹马与日军苦战了四年多的中国人也意识到了中国在战争中的地位。早在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便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此次抗战对中国为民族生存而战,对国际为和平正义而战”。及至欧战爆发,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一有效的世界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共同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即举行特别会议,确定对外方针,一是正式对日、德、意同时宣战,表明中国已完全与美、英等国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一员。二是加强与友邦的合作,确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蒋介石还分别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面交备忘录,建议中、英、美、澳、荷、加拿大、新西兰成立军事同盟,互订不单独媾和条约。10日、11日,蒋介石又在黄山官邸两度邀集英、美等国武官大使,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制敌的具体计划。23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同意,中、英、美三国军事代表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由蒋介石主持的东亚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和联合统帅部,分别设于重庆和缅甸,并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守缅甸军事协定》。这实际上为组织中国战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正是中国在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作出的积极姿态,才使中国在《联合国家宣言》签名序列中荣列领衔的前四位。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标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了字。1月3日,蒋介石又接受了由罗斯福提议的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之职,于是,中国开始以大国身份进入国际外交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成员国之一,为中国最终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 通向联合国发起国之路

联合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构思设计良久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1919年巴黎和会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力主创建“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国际联盟,企图通过国联确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不料,威尔逊苦争苦求的《凡尔赛条约》为英国维持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使法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日本也得以巩固了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优势,独独美国什么也未捞到。于是,恼羞成怒的美国参议院毅然拒绝批准已经总统签字的《凡尔赛条约》,演出了国联创议者却不是国联成员国的历史悲剧。尽管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采取了若干补救措施,稍稍平息了一下美国的愤懑之情,但是随着德、意、日在亚欧的蚕食鲸吞,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早已面目全非。因此,美国一直耿耿于怀要创建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

1940年1月,美国国务院便建立了一个“对外关系问题咨询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具体设计未来的国际组织。苏德战争爆发,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的阿根夏海湾军舰上举行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直接构画出了一个以美英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轮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设计,将未来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并与丘吉尔在华盛顿共同商定了《联合国家宣言》草案,将《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扩展至全世界。同时决定由美、英、苏、中四个在战争中承担重大责任的国家牵头,于1942年元旦在白宫举行宣言的签字仪式。这就为联合国的成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接着,罗斯福又宣布6月14日美国国旗日为联合国日,要庆祝所有盟国的国旗。

罗斯福设计的联合国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组织,由美、英、苏、中四大国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由这个机构决定,在这个机构以下,设立按地理区分的国家组成区域理事会。1943年8月,美国国务院起草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普遍安全宣言》,宣称“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以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0月,该宣言的公开发表,表明联合国的蓝图已基本构勒完毕。

联合国,也是中国孜孜追求的维护和平主持正义的国际组织。中国虽然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国联却不能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对待日本侵华问题上,国联非但不能为被侵略的中国伸张正义,反而无原则地为侵略者日本张目。因此,中国一直在呼吁出现一个能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阻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国际组织,早在1938年的《抗战建国纲领》中,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强调要增强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公约之权威。1941年《大西洋宪章》发表后,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并指出不足之处,即只提摧毁纳粹暴政,未提日本之名。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则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1942年元旦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指出英国的殖民政策与盟国的共同作战目标相悖,亚洲当地民众“久受西方帝国之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经济、社会与政治,皆无平等可言”,建议采用某种形式以独立为目标的国际托管来治理这些领土,直到它们具备自治条件时为止。蒋介石的外交顾问王宠惠还提议用三条普遍性原则来补充大西洋宪章,即一是关于解除各侵略国武装及各国各民族自决等原则应适用于全世界;二是日本的领土应以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的范围为准;三是各民族、各种族一律平等。这些建议对日后联合国的平等原则显然均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成立国际组织的积极态度,加之“历来爱好和平,没有领土扩张野心”的悠久历史,使得63%的美国人在民意测验中认为中国应该在日后的国际组织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在亚洲,中国也被印度、越南、朝鲜等国视作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堡垒。可以说,罗斯福之所以坚持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一方面是基于美国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设计,对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友好情感与各国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普遍评价。中国艰苦卓绝的对日抗战,不仅撑住了亚太战场的半边天,而且直接支持了美、英、苏的欧洲、北非战场,这样一个国家显然应该成为战后国际组织中的重要一员。

但是英、苏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均反对中国进入“四强”。中国成为亚洲强国,英国就将放弃香港等在华利益,不仅如此,还将危及英国在缅甸、印度等南亚利益,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中国若成为亚洲强国,对苏联也将构成威胁,即战前一向反苏的美国若与蒋介石政府联手与苏联作对,那苏联在远东的安全还能有保障?因此,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会前罗斯福对英国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故英国方面的反对声调低了不少。苏联却不买美国的帐,坚持三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结果美国国务卿赫尔声称若不同意中国签署宣言,美国也不签字,僵持了几天,英苏两国终于同意四国签署宣言,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代表中国外长在宣言上签了字。随着10月30日四国宣言的发表,中国便正式列入四大国的行列,为建立联合国承担了义务。

20天后,蒋介石作为四大国首脑之一出席了开罗会议。就在开罗会议上,中国对筹建联合国提出了四点积极建议:一是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设置前,由美、英、苏、中成立四国机构,协商四国宣言规定的具体事项;二是四国机构的经常机关设于华盛顿,也可在伦敦、重庆或莫斯科开会;三是四国机构应负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四是联合国总机构的组织,中国政府同意美国的设计,即由11个国家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在讨论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等问题时,中国代表明确主张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原则,给予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独立,对开罗宣言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开罗宣言的发表,中国以其不可忽视的大国作用,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步一步登上了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的特殊地位,并开始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三 从敦巴顿到旧金山

开罗会议后,罗斯福责令美国国务院组织了一个由国务卿赫尔领导的专家班子,负责起草成立联合国的具体计划。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1944年7月,赫尔专家班子捧出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分送给中、英、苏三国政府征求意见,同时邀请三国派代表于8月在美国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的筹建问题。

8月中旬,中、美、英、苏四大国的代表汇聚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里,举行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具体任务是讨论和草拟联合国的章程,确定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会员国的资格,联合国大会以及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职权。

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孔祥熙,出席的代表有顾维钧、魏道明、胡世泽等人。顾维钧实际上负代表团长之责,对会议即将讨论的各项问题作了充分的准备,拿出了自己的提案。当时因苏联坚持在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不愿与中国代表同桌讨论问题,会议只得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8月21日到9月27日止,由美、苏、英三国代表先举行会议。通过了国际组织的名称为联合国;联合国由四部分组成,即全体会员国代表参加的大会,由大国享有常任席位。大会选出的较小国家享有非常任席位的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安理会是主要权力机构,安理会决议对所有会员国都有约束力,大国在安理会拥有永久代表权和否决权,联合国大会的重要决议只要与会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可以通过。三国还同意成立一个社会和经济理事会,对全体大会负责,区域性组织未经安理会授权不得采取行动强制实行和平等等。但是在涉及到三大国本身的关键问题上,却争论激烈,无法统一。如创始会员国问题、安理会表决问题,以及关于侵略的定义、要否在宪章中写入裁军问题等。

这一阶段,中国代表虽未能参加会议,但在会外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将中国的提案分送到美、英、苏代表手中,又频繁接触三国代表,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力求在第二阶段会议中作出新的贡献。

9月29日,第二阶段会议开始,会期虽不足10天,中国代表却就美英苏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提出了14个有关问题,7项补充建议。最后美英一致同意接纳其中的3点建议,即:(一)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时,应注重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二)国际公法的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三)社会和经济理事会应具有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合作的特殊任务。之后又征得苏联的同意,作为“四强”一致同意的提案提交旧金山会议审查。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虽因中国战场豫湘桂战役节节失利,英苏又坚持“三强”观点,而置中国代表团于尴尬的境地,但是中国代表仍然为会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使四国签署的《建议案》增添了体现弱小国家利益和促进各国教育、文化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也正式成为旧金山会议的四大发起国之一。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后,美、英、苏又在雅尔塔会议上就创始会员国问题和安理会表决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决定当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作为会议发起邀请国。

1945年3月5日,美国代表四大国向各有关国家发出邀请。4月25日,旧金山会议正式开幕。参加大会的共有50个国家282名代表,大会秘书人员3000多人,到会采访的记者2600多名。美、英、苏三国的首席代表分别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外交大臣艾登和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宋子文,代表有外交界的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女界代表吴贻芳,无党派代表胡适,中共代表董必武,青年党代表李璜,国社党代表张君勤,报界代表胡霖,出版界代表王云五,另有高等顾问施肇基,法律专家吴经熊等,总共90人与会。这一阵容颇为引人注目,抗战后期国内政治屡屡出现危机的中国竟然能派出囊括各党各派的代表团来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这本身就已为旧金山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风波迭起的旧金山会议一开始就与大会主席发生争论。虽然最后一致同意由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具体排列为美、中、英、苏,但是各国在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否决权施用范围、国际托管制度以及区域性组织等问题上又展开激烈争论,几度陷入僵局。好在各盟国均清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最后击败日本,谁也不愿公开破裂战时同盟,成为世界舆论谴责的罪人,因此许多问题均以妥协求得了协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是坚持要求把“尊重正义原则”列入首章,使联合国宪章中写进了“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解决国际争端”这一提法。二是在安理会决定强制措施问题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安理会可决定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动是否存在,理事会并得按照当时情势提出建议,决定实施措施,并得要求有关国家遵守临时措施”的建议,既坚持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精神,又对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起了调和作用。这一建议在6月12日的大会获得通过。三是在托管领土问题上,中国代表不仅坚持托管制度应以争取独立为目标,而且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本身也应担负管理工作”的提案,几经讨论,联合国宪章里才有以独立作为托管的最终目的,联合国可以管理托管领土的规定。

6月25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联合国宪章》被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也被与会各国一致肯定。26日,各国代表在旧金山美国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联合国宪章的签字仪式。当晚,旧金山会议宣告闭幕。4个月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1946年1月10日,51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举行第一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

以“病”“弱”著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竟然一跃而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美国的扶植?还是外交家的奋争?国家的地位,没有强大的实力扶植不起来;国家的声誉,没有显著的业绩提高不起来;外交的努力,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难以成功。正是全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为国家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但是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又葬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在中国代表努力为联合国作出贡献之时,美苏却在为各自的利益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其前提便是因中国的政治危机导致的对日作战力量的削弱。因此,中国真正能在国际关系中起到大国作用,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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