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应分析法的遗产旅游影响感知差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分析法论文,差异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概况
在国外，有关目的地居民对社区旅游业发展认知态度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1976年多克西（Doxey）的“愤怒指数”理论到1994年兰克福德和霍华德（Lankford和Howard）的28个变量因子的确定，研究案例层出不穷，研究方法和推导步骤不断成熟[1]。许多旅游名家投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容、影响居民感知的因素、基于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群体聚类、相应的解释理论和研究方法及对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影响的案例研究等[2-6]。
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的建立是旅游影响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的重点和难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在旅游影响的衡量尺度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最早提出旅游影响尺度的是金、约翰和康普顿（Kim、John Ap和Crompton），他们在1992年发表了关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研究成果，提出了两因子的评估尺度结构，即积极和消极因子。1993年马德里加尔（Madrigal）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提出了积极、消极、不动产价值的三因子结构。虽然金（Kim）和马德里加尔（Madrigal）在旅游影响的衡量尺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7]。
国内学者张文、唐飞对约翰和康普顿（John Ap和Crompton）的研究进行了测试，对该尺度的适用性进行了评述[8,9]，李凡、金忠民对皖南古村落进行了比较研究[10]；刘葆等对传统古民居进行了比较研究[11]；苏勤等通过分层聚类的方法，根据主导动机的不同将西递旅游者分为四种类型，并分析了不同类型旅游者的人口社会属性、旅游行为及利益追求的基本特征[12]。黄玉理等对平遥和丽江古城做了比较研究[13]；张文、何桂培对我国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实证调查与分析[14]，对旅游影响、居民态度和感知研究在内容、方法上越来越丰富，对不同旅游地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关于旅游影响评估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数据分析方法还可以进一步开拓和创新，同时对遗产旅游影响的感知差异进行研究也有利于总结规律以指导实践。
2 问卷设计与数据采集
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参考Ap和Crompton的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遗产地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影响四个方面从利弊两方面进行设计。选项包括完全赞同（5）、赞同（4）、不确定（3）、不赞同（2）和根本不赞同（1）五个衡量水平。问卷见表1。
2.2 样本选取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通过2007、2008两年五一、十一期间对故宫、天坛、龙门石窟、殷墟、泰山、黄山、兵马俑等全国13处遗产旅游地进行实地拦截问卷发放，共收回问卷673份，其中有效问卷588份。
2.3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多组数据单项方差分析以及对应分析。对应分析也称关联分析，是一种多元相依变量统计分析技术，是主成分分析的拓广。它依靠主成分分析中的降维手段，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和分析行和列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优点在于它是一种可视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能将几组数据之间联系在定位图上展现出来。
3 数据分析
3.1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有效问卷中55.4％（326份）为男性，44.6％（262份）为女性。年龄在20—45岁的受访者占84.4％、教育程度在初中到本科的受访者占87.8％，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结构合理。受访者中，遗产地的长期居民占49.5％，非常住居民占50.5％，能够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3.2 受访者对旅游影响态度的统计
利用SPSS13.0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结果如表2显示。
除去表3中F检验概率小于0.05的题目，对其他题目进行统计描述。
（1）总体经济影响描述
所有涉及有利经济影响问题的平均值均超过3.5，众数为4，说明受访者对旅游的有利经济影响整体上持肯定态度，即旅游为遗产地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与消费、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使居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而在不利的经济影响方面，第6题的平均数为3.88，众数为4，说明受访者支持旅游发展导致遗产地物价上涨这一情况。
（2）总体文化影响描述
除去第8、9题，关于旅游开发有利文化影响问题的平均值均超过3，且众数除了25题为5，其余均为4，说明受访者在整体上对旅游促进了遗产的保护、有助于遗产地文化传统的保护与发展以及每个人都应该自觉保护这些珍贵资源持赞同态度。
（3）总体社会影响描述
遗产地开展旅游的有利社会影响中第21题的平均值大于3.5，众数为4，方差小于1，同时F检验值大于0.05，说明受访者认为旅游发展使遗产地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维持了较高的标准。
而对于F检验概率大于0.05的不利社会影响问题，均值都在3以下，且众数均为2，由此说明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及当地治安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并未凸显。
（4）总体环境影响描述
第20题的平均数为3.56，众数为4，可以说明多数人认为旅游发展促进了遗产地历史建筑以及自然资源的保护。
3.2.1 性别差异分析
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性别差异对遗产地旅游的经济、文化及环境影响的评价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在社会影响问题中，21与19题与性别的独立样本t检验概率小于0.05，即男性与女性在旅游发展使遗产地公共设施维持较高的标准与遗产地居民生活质量因旅游发展有所下降这两个问题上观点不同。对于21题，t＝2.163＞0，说明男性对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要高于女性。19题t＝－2.256＜0，说明女性更多的认为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旅游发展而下降。造成这种结果的一种可能原因是，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购物责任，因此对物价的浮动更加敏感。
3.2.2 年龄差异分析
（1）年龄差异与经济影响分析
每一个涉及经济影响的问题在分析年龄因素时都是显著不同的。这说明，年龄差异是影响人们对旅游经济影响态度的重要因素。将年龄与旅游经济影响的问题进行对应分析，以第5题与第7题为例。绘制对应分析图，如下图1。
图1 不利经济影响与年龄对应分析图
Fig.1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aps of the Adverse Economic Impact and Age
在旅游开发的不利经济影响方面，31—45岁的受访者赞同旅游发展只为小部分人带来了利益，同时他们也认为旅游业为外来者带来的工作机会要多于本地人；而20—30岁的人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与之刚好相反。
类似的，通过相同方法，在第4、3题中，31—65岁的受访者均与完全赞同态度关联强；而小于20岁和20—30岁的受访者则与不确定态度有强关联。这说明年龄在31—65岁的人均认为旅游业为遗产地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与消费，并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
由此说明，31—45岁的受访者能够同时看到遗产地旅游开发带来的利弊，而20—30岁的受访者则对此态度并不明确，或者正好相反。这是因为不同年龄层的人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与经济地位不同，相比之下31—45岁的受访者更注重实际的得失。
（2）年龄差异与文化影响分析
表3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在同游客交流的意义认知、是否为遗产感到自豪并应该保护遗产的态度的单项方差分析F检验概率均小于0.05，表明受访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有差异，对这些问题进行对应分析可以得知，对于第8题，20—45岁的受访者同时与赞同和不确定观点有强关联，说明人们对与游客的交流能加深对遗产地的了解上分成2类。对于第9题，除65岁以上受访者，其他均认同与各地游客的交流是一种宝贵经历。第10题中，只有46—65岁的人完全赞同旅游发展促进了世界遗产的保护。总体来看，46—65岁的受访者对旅游文化正面影响持肯定态度。
（3）年龄差异与社会影响分析
在基础设施与休闲设施方面，不同年龄段的人态度不同，其F检验概率值分别为0.007和0.000。因此将年龄因素与这2个题目进行对应分析。
图2 年龄与社会影响对应分析图
Fig.2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aps of Social Impact and Age
由图2看出，20—30岁的受访者对遗产地的基础设施改进与赞同态度强关联。46—65岁的受访者对休闲设施的增加持认可态度。但20—45岁的受访者对休闲设施的增加更倾向于与不确定的态度强关联。因此，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对遗产地基础设施与休闲设施建设的关注点不同，相比46—65岁的人，20—45岁的受访者对休闲设施的要求更高；除20—30岁的人，其他受访者对基础设施的态度不统一。
3.2.3 学历差异分析
（1）学历差异与经济影响分析
经济影响的第5、7题F检验值小于0.05，将学历因素与这2个题进行对应分析，可以发现初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受访者与赞同态度关联较强。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受访者与不确定态度有强关联。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初高中学历的受访者多数为当地居民，他们需要在当地就业，他们对该题的赞同，说明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确实为外来者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2）学历差异与文化影响分析
将学历因素与文化影响问题中的第10和11题进行对应分析（图3）。
图3 学历与部分旅游文化影响对应分析图
Fig.3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aps of Cultural Impact and Education
由图3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发展问题，高学历受访者与不赞同和完全不赞同的态度关联较强，低学历受访者刚好呈相反趋势。说明与学历较低者相比，学历高的受访者并不认为旅游开发会有助于遗产以及当地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3）学历差异与社会影响分析
表3显示学历差异造成了人们对遗产地拥挤状况、治安、污染等方面态度的不同。对上述问题进行对应分析，结果显示大专及本科学历受访者与赞同态度关联较强，而高中以下学历的受访者与不确定和不赞同以及完全不赞同关联强，说明学历越高，对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感知越强烈。
（4）学历差异与环境影响分析
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学历的人对旅游的环境影响的认识是不同的，对学历与环境影响问题进行对应分析。
由图4可以看出，对于20题，初中以下学历的受访者与完全相同的态度关联较强。对于24题，大专以上学历的受访者与完全赞同的态度关联较强。从整体上，高学历的人，对旅游开发越倾向持负面态度，学历较低的人则更多的认为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是有利的。
图4 学历与环境影响问题对应分析图
Fig.4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ap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Education
4 结论与展望
（1）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为经济、文化、社会与环境各方面带来了广泛正面影响，同时遗产地物价上涨、公共场合拥挤、交通拥堵以及噪声污染等问题也逐渐凸显，但尚未明显影响到遗产地居民生活或造成治安问题。女性更多的认为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旅游发展而下降，她们对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也比男性低。
（2）年龄差异是影响人们对旅游经济影响及基础设施与休闲设施建设态度的重要因素。31—45岁的人，能同时看到遗产地旅游开发带来的利弊，更注重实际得失。但20—30岁的人更易从旅游业中受益，或者对旅游业的态度更乐观。20—45岁的受访者对休闲设施的要求更高，只有20—30岁的人对基础设施改进持明确肯定态度。在文化影响方面，46—65岁的受访者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持肯定态度。
（3）研究发现学历越高，对旅游发展的负面社会与环境影响感知越强烈。与学历较低的受访者相比，学历高的受访者不赞同旅游开发有助于遗产及当地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本文虽然对13处遗产地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但缺乏对各地域游客、居民态度的对比研究。此外，对遗产地进行历时调查，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也是未来可以深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