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中文艺学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文化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目前，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世界性主题，国际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极为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1年起每两年公布一次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的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中国书法都榜上有名。2003年联合国公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开启了人们认识千百年来人类努力创造的精彩纷呈的精神家园。1950年，日本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1962年，韩国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1964年，法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也是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遗产大普查，提出了“大到教堂、小到汤匙”的普查观念。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① 2002年2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守望民间”，对民间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加以理论研究，进行学理提升。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2006年开始，政府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定为国家“文化遗产日”，提出了“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保护文化遗产，加强科学发展”等口号。从2008年开始，国家增加清明、中秋等传统节假日。地方尤其是高等学校文化遗产研究机构逐渐成立，多方面体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的理念与措施。通过全国上下的努力，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我国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格萨尔》史诗、端午节、剪纸”等22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一个民族情感与精神的载体之一，既体现文化的个别性又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需要得到认同，否则就是断层的文化。而这认同的前提则是保护不同群落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则是由不同群落的文化个性组成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行为方式、礼仪、习俗，这些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有了群落的文化个性，就有了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多样性。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落中，一个文化群落的成员之间能够相互交流沟通，能够对共享的而又独特的文化背景感到自豪，由这样的群落而构成的社会才能产生精神凝聚力。真正的民族文化认同，基础就是这种文化多样性构成的社会和谐。“各民族在他们的遗产中发现了自然和文化的遗产，有形和无形的遗产，这是找到他们自身和灵感源泉的钥匙。”②
二 文艺学应有的选择
传统的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说是文艺，从根源上实际上只是指文学，是1949年建国后从俄文中翻译过来，正确的名称是“文学学”，只是不太符合汉语的构词习惯，从而叫文艺学，这就形成了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经典人文学术观念。这种传统中的学术研究，归根到底都是解读、阐释和评价文本的活动。时代在发展变化，文艺现象也丰富多样，中国的文艺学界是始终坚守着文学文本为中心的观念，还是真正还原文艺的概念从而做出相应的选择？
进入90年代，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在中国逐渐兴起，其关注和研究的重心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等等。这是全球化语境中产生的大众文化载体，更是时代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体现文学艺术的休闲功能和情感宣泄功能。这就造成了学术界关于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越界”、“扩容”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争论。尽管争论也有几年，但文艺学进行文化研究的事实已不用质疑。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化、文化转向等概念已成为我国学术的热点话题，也形成了一种学术势力。
同样，在国际国内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号召中，文艺学应该选择文化遗产，把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也许有人会说，文化研究本身就包括文化遗产的研究。是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但近几年的文化研究具体针对的是如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美容中心、主题公园、电影电视、娱乐明星、流行音乐、动漫电玩等。文化遗产主要针对的是文物遗址、文化空间、民俗、民间文学和传统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技艺等。二者相比，往往有人认为是新与旧，时尚与传统两极。所以，前者的研究能够形成热点，一呼百应，而后者则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其实，从本质上看，如果说文化研究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价值取向，甚至是一些文艺学研究者对现今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不再感兴趣的表现，那么，文化遗产的研究则体现出一种弘扬民族传统的价值取向，是文艺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化保护责任的表现。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知识分子参与。1927年1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众学会”成立，创办《民俗》季刊，刊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民俗学论文和研究报告；杨成志撰写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影响学术界的同时，更为当时政府文化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20世纪60年代，在工业化、城市化、西方化的严峻形势下，一大批韩国民俗文化学者积极投身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实践，称为“文化财”的文化遗产理念迅速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传播。他们积极倡导并发动了一场复兴韩国民族文化的运动。到80年代，这场运动由校园扩展到广大民众之中，通过各种活动的影响，韩国大众对文化遗产的偏爱到了“爱财如命”的地步③。现在我国的一些期刊不定期地开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栏，树立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理念，构建文化保护的理论。目前，我国艺术学、美术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大批学者已投入文化遗产的研究，并正在积极进行文化遗产学学科的构建。这里强调文艺学学科的参与，因为只有加入了文艺学队伍的研究，相关理论才能更加系统丰富，才能更加开拓深刻，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对话和交流。正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一样。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文艺学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取决于学者们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需要我国文艺学界同人做出努力，这是时代的呼唤。
所以，倡导文艺学进一步开拓文化遗产的研究内容，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尤其是非物质的，体现文艺学的传统性，是一种民族责任的体现。王一川说：“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④ 所以界定文化包括四个层面：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这种概括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这里所说的民间文化虽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遗产，但实际上代表性地肯定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常言道“乡土是民族文化的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重要代表的民间文化，富有民族性、通俗性、群众性、审美性、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反映了民俗心理、愿望和情趣，所以能够被大众所接受与喜爱。它除了借助某些野史、方志、笔记和一定的文字等保存外，主要靠人民群众耳濡目染、口授心记得以流传。在流传过程中，既有传承性一面，又有变异性一面。如民间文学、歌谣音乐、戏曲曲艺、服饰饮食、婚丧嫁娶、人生礼仪、岁令时节、信仰迷信、娱乐竞技、工艺美术等。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说：“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⑤今天的文艺学研究者应该成为文化遗产的一个忠实“读者”，让它在充分体现历史文化内蕴的同时又焕发出时代文化的光彩。
认识到文艺学研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文艺学该如何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呢？
文艺学面对民族文化遗产，应突破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的研究视角，在全球化语境中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对于物质文化，如果说考古学与历史学注重的是“是什么”，文艺学注重的则是“怎么样”。一座历史的遗存，要跨越时代，当不同时代的接受者面对这同一文化时，必然会有不同的感慨和启悟。文艺学人应该在全球化语境中挖掘其时代的文化意蕴，把一座历史遗存升华为一个“当代的存在”。对于非物质文化，把其当作一个美的存在而进行接受研究，共同为保护文化遗产进行传承规律的探索，通过这种拓展而打破经典文艺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新的研究范式，能够更新文艺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探索文艺学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
其一，从研究对象而言，从文学文本向文化遗产扩展
美国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讲：“在大众化的口头文学上，我们可以研究吟唱者或说书人的作用，他们的地位几乎完全视民众是否喜闻乐见而定：古希腊的民间歌者、条顿族古时的行吟诗人、东方和俄国的职业性的民间故事讲述者等都是研究的对象。”⑥ 文艺学需要从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观念中解脱出来，建立非经典的学术研究思路，把研究对象从文学文本向文化遗产扩展，在一个更开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予以理解。如苏州评弹，委婉舒展的唱腔让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多变、婉转而又清澈有穿透力的声音；唱词又不乏幽默，使观众在被情节的曲折和做戏的精致所吸引的同时，更可以轻松一笑而为人们所喜爱。传统文艺学只是进行剧本的解读，今天的文艺学应该扩大到整个演出系统，包括演员的表演、观众接受、艺术氛围等，揭示其艺术性、审美性、地域性、民族性等。开拓文本以外的研究，对苏州评弹的保护和传承更有理论意义。时代要求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将文艺学的视野扩展到生态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等相邻学科所涉及的各种文学与艺术文化问题中，把经典理论所压抑、遮蔽或排斥的对象和问题收纳进来，构成生态完整的、活的研究语境，从而构造成多样化、生态化的新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使文艺学学科获得新的生命活力”⑦。
其二，从研究方法而言，从书斋静读到田野研究
从书斋静读到田野研究即打破封闭式静观阅读、文本细读而解析文本的书宅式研究的传统方法，扩展到开放式的田野调查、观赏坐听，深入到民间艺术表现的文化空间中，查阅文献资料，进行实地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图片数据，进行必要的录音采访记录等。亲历、经历、互动、对话、感悟。“文化”这种从自然耕作到精神层面提升的语义变化，其过程所反映出来的习俗、信仰和价值等显示了某种人类活动空间范围的迁移和对自身历史性认识的升华。只有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才能理解文化的功能，所以强调研究文化者必须深入被研究者的现实生活，生活是人的活动，文化是活着的人文世界。这是走出了书斋，在实地体验过生活的人才能领会到的观点和境界。冯骥才呼吁：到民间去！回到母体文化中去！我们不能一边在城市里指责流行文化的横冲直撞，一边坐等着自己母体文化的消亡。暂时先离开我们的书斋吧。在广阔的田野和乡村里，我们一定会被母体文化的困境激起强烈的救助之情，也一定会感受到中华文化鲜活而迷人的生命力⑧。
其三，从研究思维而言，注重个案分析与学理提升
文艺学注重理论研究，宏观的理论研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进行文化遗产研究，地域性较强，往往针对的是个案，应注重个案分析，把整体研究与个案专题研究相结合：精选典型，以点带面，通过对个案的解读阐释进行理论总结，由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如《从泉州提线木偶谈中国木偶艺术的民族性》（陈世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地景与想象——沧浪亭的空间诗学》（季进，《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这样有助于提升区域文化的学理性，体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加强人们对区域文化高度的认识。
三 意义与价值
1.体现文艺学对时代责任的担当
冯骥才痛心地说：“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文化上，就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困境，尤其是民间文化。它正在遭受冷遇、歧视、破坏，正在濒危和消亡。我们的文化根基不但被动摇着，而且已经松动与瓦解。”文艺学人有着保护、弘扬文化遗产的使命，这对于文化保护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开拓文化遗产的时代内容，对文化遗产保护从理论上得以丰富，学理上得以提升。从学科本身来看，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纳入文艺学研究，并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纳入某种所谓文化的视野，而是位于一种民族意识和责任的高起点上对学科的透视，是文艺学民族感的认同和对时代责任的担当，是一种补救，挽救。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高小康，《文化遗产》2009年第1期）、《警惕“二人秀”逐灭“二人转”》（肖鹰，《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0日）。
2.学科本身的开拓
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相关现实问题的探讨提供新的契机与视角，这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参与社会的重要形式之一。将文化遗产有效地介入到文艺学领域，将文化保护的观念纳入文艺学研究，在文化角度的深度撞击下，对“文艺”这一概念理解和认识的观念系统受到冲击，这是文艺学与时俱进的表现，是学科本身的一种扩展、一种丰富。
由此，我们应该形成“地域文艺学”的概念，将某一区域文化的文艺观念纳入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社会文化表征系统中加以透视和考察，把文艺学的研究地域化，这是文艺学人面对现实，关注生存环境的责任表现。尤其是地方高校，文艺学进行本土的研究，有助于对地方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提升，进而在各自文化的研究中，相互比较，有助于文艺学相互借鉴和促进，同时体现出文艺学的丰富性。“地域文艺学”区别于“经典文艺学”。经典文艺学关注经典文本和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现象，倡导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而地域文艺学更侧重民间的具有个性的文化现象，结合本土的历史、地理、环境、人群等探讨文化遗产鲜活生动地延续、发展着的人文环境和文化过程。“地域文艺学”的开拓，让文艺学更多地体现出现实性、实用性、包容性，表现文艺学的民主姿态。
3.树立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研究范式
请看余光中的《夸父》诗：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那只是落日的背影，也不必吸大泽与长河，那只是落日的倒影。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埋没在紫霭的冷烬——何不回身挥杖，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去探千瓣之光的蕊心？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去。诗人希望中国人不要盲目崇拜西方，要发扬自己的历史主动精神，树起雄心壮志，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去探索人类未来的前途。的确，理论界现追随西方理论很是热烈。童庆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称一些学者开口“波德里亚”，闭口“费瑟斯通”，奉他们的理论为圭臬。
文化遗产研究开辟了文艺学的一片新天地，能够树立中国文艺学研究的DNA，是其他文艺学无法取代的。在这里，研究视野始终是民族的意象，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是国家形象的体现。冯骥才说：“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根上，回到我们文化的根基与原点上，回到我们的母体文化中。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我们鲜明的文化个性，我们的文化血型以及骄傲和自尊的依据。”我们从一些学者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出：《王府井步行街：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图像》（张法，《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奥运福娃的审美形象及民俗文化蕴涵》（李修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中国兜肚——一部寄情的文化史》（潘建华，《戏剧艺术》2006年第3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为构建“中国文艺学学科”打下良好的基础。
4.促进文化教育，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口号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表现为对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前提。进行文化遗产的调研，不只为了记录一种文化形态，更为了见证与传承一种历史精神。文化遗产代表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群落的文化，更是难以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因为它们最能体现民族的特色，是连接民族感情的纽带，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现存的文化记忆，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性，决定了人们一般不会对其价值视而不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其包含的文化记忆更容易随时代变革而被人们忽略和忘却。在电影《活着》中，富贵的皮影道具虽然历经磨难，但最终没能躲过“文革”的一把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⑨ 2007年6月9日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上，温家宝总理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歌曲《感恩的心》唱道：“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随着世界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和民族的特色逐渐淡化。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中，尤其是年轻人沉醉于时尚新潮文化的同时，对民族的传统乃至优秀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减弱。这样下去，民族文化将会出现断层现象。如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统治时代，直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止，先后持续了4000年之久。虽然留下了金字塔这历史遗迹，但古埃及文明却基本中断了，因为人们除了可以看到那静止的昔日的辉煌之外，已看不到任何“活态”的历史遗存。文艺学进行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对民族文化的理论提升，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切呼唤。“文学理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某种社会需求，承担着某种历史使命。而且一种理论只有适应着某种具体的社会需求才会获得存在合法性。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既是一种学理探讨和知识形态建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⑩ 文艺学从具体到抽象，理论具有普适性，可以提高和引导大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和接受。
5.引导文学写作，关注民间文化
近几年，文学中关于底层写作讨论得较多，都是将“底层”、“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素材。但这里所说的底层大都是“打工仔”、“打工妹”、“下岗者”的生活。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生产者，尽管文化部从2007年6月就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宝”传人，但他们往往是不被重视的“下里巴人”，与当今打工一族相比，同样是弱势群体，传承民族之根的民间艺人更是弱中之弱，甚至已被文学家遗忘了。文学写作是对民间文化从底层到高层的传播过程，写作是提升民间艺术的良好途径，可以把它们推向高级。宋江的故事经施耐庵整理改写成《水浒》，使民间口传文学得以发展。文学创作，以文字的形式，以话语的系统，留下文化遗产的轨迹和印痕。即使到了文化消亡的时候，文字也可以永恒地留存。文艺学开拓文化遗产研究，引导文学作家对民间文化的叙写，保持一种正确的写作姿态，即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对区域文化的强烈的爱和真切的感受。这是一种更好的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和途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度项目基金资助（编号：09YJAZH053）、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教育部规划项目（编号：FCB070469）、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2007041028—03）
注释：
① 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② 孙家正：《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做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的演讲（2005年7月）。
③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④ 王一川：《走向文化的多元化生——以文学艺术为范例》，《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⑤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⑥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⑦ 高小康：《文艺生态与文艺理论的非经典转向》，《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
⑧ 冯骥才：《思想者独行·到民间去》，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⑨ 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0页。
⑩ 李春青：《当代文论建设的可能途径》，《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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