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游客在日本经营的报刊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_孙中山论文

20世纪初中国游客在日本经营的报刊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_孙中山论文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报刊论文,作用论文,所办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播的文化意义在于:人类可以将某一时空下的文化信息变为一个群体、乃至全人类共有共享的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是各种方式的传播构成的历史,对此有一定自觉的性认识在中国是较晚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我们有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商品和文化信息。汉唐文化的雄健,的确同西域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有直接关系。我们还可以说,中国有自己的报纸作为传播载体,那就是封建社会官方的《邸报》,可以自豪地说当今报纸源于老祖宗的发明。事实上,不论是丝绸之路还是《邸报》,都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的报刊。因此,它们的传播效果与今日新闻传播不能同日而语,也只有新的传播方式才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大改革、大变动,带来了中国思想和观念的大解放。

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同鸦片战争的失败有密切关系。中国长期以封建帝国自居,并不把洋人看在眼里,当然也不把洋人的“奇技淫巧”看得了不起,但是帝国主义用大炮教训了中国人,一些先觉的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思考改革,改革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学西方”却是大家的共识。中国人学西方的途径除了直接到欧美留学考察之外,最引人的注目的是涌向日本。通过旅日来学西方,好处是明显的:路途近,所花费用少;中日同文同种,容易接近;更为主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推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思想上解放,经济上腾飞,追赶上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跃为东方唯一强国。中国人通过日本接近西方较为简易,张之洞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①]经过日本人效法检验过的西方经验,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消化。更引人发生浓厚兴趣的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现实就是中国人的榜样。这些情形,不仅是华人大量涌入日本的原因,也成为后来华人报纸在日本诞生、繁荣的契机。

研究二十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华文报刊对中国变革运动的意义是有双向目的的:这不仅是从文化传播角度考察近代史,也是从历史发展流变之中考察新闻传播的意义、作用和文化价值。

旅日华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百日维新失贩之后亡命日本的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还有革命家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更有大量留学生,据日本专家统计:“1899年曾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到1906年,有谓竞达一、二万名之多,……”[②]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有四川学务处创办的《四川学报》统计数字:截止到1905年中国在日留学人数为12337人,该数字不含“联队及振武学校学生约六百余人”和“未到使署报名及不用介绍之学堂各学生”[③]总之,数字之惊人,当时在世界留学史上也属罕见奇观。

据今研究,1900至1910年间,旅日华人在日本创办的报刊有三类:一是以译介为主的《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新译界》等;二是党派所办的报刊,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同盟会的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三是留学生所办的报刊,这类报刊总计约有四十种,而且多是以各省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创办的,如《江苏》、《河南》、《江西》、《云南》、《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直说》、《晋乘》、《秦陇》等。有留学生的省份都办了报刊,有的省办了还不只一种,比如四川留日学生就办了《四川》和《鹃声》等报刊。

这些报刊宗旨各异:或“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④];或宣传党派的政治纲领——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宗旨[⑤];或“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⑥];或“输东西文明,开内地风气”[⑦];或“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去其旧杂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⑧]……但万变不离其宗——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为达其目的,他们所办报刊栏目众多,一般报刊都设有论说、学说、政治、史学、地理、时评、外事、国闻等十几个栏目,有“百科全书”之誉的《新民丛报》设有《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新知识之杂货店》等二十四种栏目。通过众多的栏目广泛传播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各种知识,起到了开阔读者眼界,增长见识的作用。为了使传播渠道畅通,各报刊都想办法向中国国内设点发行,冲破中国封建专制的封锁,通过邮寄,或外交人员带回国,或传教士往来携带等多种形式,送至读者手中。《新民丛报》除日本外,在国内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以及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外都设有销售处。广泛的传播活动使报刊发挥了社会雷达作用,起到了收集信息,传播信息的作用。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留日青年学生所办的刊物。邹鲁在《中国同盟会》中说:“时(1905年)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这里指的是留日学生创办的有地方色彩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声》等刊。而中国留美、留英学生此时创办的报刊廖廖无几,如《留美学生年报》等,中国留美学生主办的汉文杂志直到1927年才出版第一期。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日本华文报刊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发行量和影响已经超过国内的刊物,如《浙江潮》每期能发行到5000册,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数量。这些刊物充分表现出中国青年学生关注社会革命、热心民主运动,思考救国救民之策的热情。他们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力倡富国强兵,反帝爱国,推动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

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在辛亥革命以前,不少革命活动是在日本策动的。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物,包括亡命客、留日学生和日本的‘支那浪人’等”[⑨]。这一论述,把华人留日同中国政治史相联系思考问题,启发我们将华人在日的办报活动同中国政治变革、思想变革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首先,华人报刊宣传爱国反帝、民主自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宣传中心实际上几乎等于是各报刊创办的宗旨。比如《湖北学生界》这一最早用省区命名的刊物一开始便申明宗旨:“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⑩]。它发表《中国民族考》等文章歌颂汉文化之悠久灿烂,歌颂祖国山河壮美;发表《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揭露沙俄侵略我东北三省之罪行,宣传推翻清朝君主专制、鼓吹反清革命。《浙江潮》在留日学生刊物中是影响较大的。它以“增长知识,激发志气”为宗旨,实际上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它不仅宣传反帝爱国,发表过《国魂篇》、《俄人之性质》、《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新名词释义:帝国主义》等重要文章,还刊载过鲁迅早期的长篇文章《斯巴达之魂》。在拒俄、拒法运动和“苏报案”发生后,《浙江潮》更加向清政府宣战:“我国民不可不秣马厉兵,以与满政府宣战。”[(11)]《云南》办刊五年,连续进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宣传,发表各类文章总计有80余篇40万字以上。[(12)]

至于《清议报》,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所办,其宗旨不外乎维持清议,激发国民正气,增长学识,增进中日友谊,开发民智等等。总而言之是“斥后保皇”“开发民智”[(13)],他们把尊皇、保皇看作最高原则,把反对革命当作目标,但是该报宣传中国面临危势,主张爱国救亡,对“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这两方面加以宣传,还较系统地宣传了“爱国”观念,梁启超发表的《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14)]尤为重要。《清议报》停刊后,1902年2月《新民丛报》相继出版,强调宣传温和改良主义,反对革命,但仅就其宣传西方民主思想而论,其功不可没。据统计,1902年该报全年共刊出80余幅卷首图,其中有75幅是西方国家景物,人物画;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篇目,其中评价西方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有180多篇[(15)]。这些文章资料介绍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等近百人。这些内容造成的广泛影响,连办报人都难以想象,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说,青年时代看《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16)]吴玉章也说《新民丛报》是他“非常爱读”的刊物[(17)]。

第二,华人报刊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由于对民族危机的沉重感受,华人报刊在宣传爱国主义时,特别把清政府作为卖国投降的目标加以猛烈轰击。1905年创刊于东京的《醒狮》指出:“国家之兴废存亡,不在疆土之大小,人民之多寡,主权之强弱,而唯在爱国心之有无,无爱国心之民族,卑污龌龊,无所不为,苟有便利于己者,虽卖国亦所不惜。遑论其它?”[(18)]这话里不仅包含有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更主要的是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当时,许多报刊公开宣传“反清排满光复汉室”,1901年创刊的《国民报》极力提倡排满兴汉,《白话》从开始创刊便不用光绪记年,而用干支,表明不承认清政府。它号召推翻清政府,才能使中国自强。“排满复汉”是带有种族偏见的口号,但当时所谓“排满”实指反对清政府,有革命意义,是为推翻清政府作了很能煽动人心的舆论准备。

对于革命家或革命党所办的报刊来说,宣传革命,用报刊推动革命是开始就拟定的宗旨,《民报》为同盟会机关刊物,“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该会纲领,也是刊物的纲领,该刊提出六大主义:(1)颠履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立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4)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5)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19)]。《民报》不仅旗帜鲜明地向清政府宣布对立的立场,还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比如针对《新民丛报》自1906年1月第73号起连载的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文中主张的“开明专制”论,《民报》第3号特发号外,提出与《新民丛报》辩论的十二条纲领,集中到革命还是改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是否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等问题上。《民报》驳斥梁启超“革命必生内乱”,“革命必召瓜分”等谬论,全面地阐述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这为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思想障碍,统一了革命志士的思想,壮大革命党的组织。同盟会的迅速扩充力量,不能不说有新闻传播的功劳,它最终导致了中国各地几次武装起义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在1912年4月27日对广东报界记者演说时说:“此时革命推倒满清,固然有赖于军人的力量,但是海内外人心一致,则是报馆宣传之功。”他还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20)]

再如,由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云南留学生创办的《云南》,宣传爱国、团结、公益、进取、甚至尚武、冒险,归结为反帝和革命。事实上它在发动云南人民反抗英法帝主义侵略,要求收回滇越铁路等斗争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1908年云南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举行云南独立大会,声援孙中山、黄兴发动的河口起义,《云南》对大会和起义进行了详细报道,使这一起义产生广泛影响,各地读者来信支持,有的还将捐款寄到日本,留越的云南籍学生在捐款信上将《云南》比作“醒梦钟”,“救死药”,甚至称杂志的创办“如添二万新军”[(21)]。这些话虽属赞誉之辞,但事实证明了言之非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没有一次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留日学生的制服甚至被称为革命服。”[(22)]1911年广州事件中,黄花岗72烈士中就有8人是在校的留日学生。1911年10月30日在云南起义的干部40人中竟有31人曾留学日本。烈士秋瑾也曾经留日。所以“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23)]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第三,旅日华人报刊在日本发行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使中国革命嬴得了国际支持,尤其是日本朋友的支持。

人所共知,旅日华人办的华文报刊并不打算以日本读者为发行对象,即不是为了对着日本人宣传中国,也不是以“日本”为宣传对象,让中国留日学生了解日本,而是以在日华人为主要对象,其次也以全体中国人为对象。但是,办刊的初衷不等于就是日后的效果,人们也许未料到,这些报刊的发行使中国在日本找到了众多朋友,在世界各地找到了朋友。

世纪之交,日本军国主义日渐疯狂。中国留学生和其他革命志士不可能对日本官方有任何幻想。他们在甲午海战后日益膨胀向外扩张,把中国作为商品市场、原材料供应地和投资发财的场所。甘当军国主义喉舌的报纸公开煽动反华、侵华政策[(24)]。但是,华文报纸的有力宣传嬴得了日本进步人士的同情。如《长崎新报》上曾发表文章,以正义态度分析了义和团发生的原因:“一、列国无故分据中土;二、当设铁道时毁坏坟墓,拆卸民房;三、基督教民倘犯不端,皆极力袒护[(25)]”。指出列强瓜分中国领土是义和团起义的原因自然是正确的。

1885年创刊的《女学杂志》在1900年和1901年发表的《支那人文明论》、《义和团赞论》曾旗帜鲜明地同情义和团,特别是后者,作者是青柳猛。即青柳有美,还发表过一些社会主义色彩的评论,他不仅抨击帝国主义列强,还特别指斥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深重,理应受到上天的惩罚。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义正辞严的文章言之有据,不能不说是受到华人报刊影响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不久,作为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创办的《革命评论》也在东京创刊了,二刊并肩作战的故事已经传为佳话了。《革命评论》的主要编辑人是宫崎寅藏,他自从1897年9月横滨会见过孙中山,便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革命。他为中国革命做过许多大事。除了支持《民报》创刊《革命评论》外,他还在担任《九州日报》编外记者时把孙中山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在《九州日报》上连载;他亲自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为之筹措经费和军火,还代替孙中山到广州与李鸿章谈判;他于1905年7月陪同自欧洲来日的孙中山与黄兴会晤,促进兴中会、华兴会的联合,他成为同盟会中一名特殊会员;在《革命评论》中大力鼓吹革命,开辟有专栏:“中国革命的大势”、“欧洲革命大势”、“东亚纪事”、“志士风骨”、“革命风流”等,还将该刊的1907年新年专号命名为“支那革命号”,集中宣传中国革命;1908年10月日本政府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对主编章炳麟无理起诉,宫崎立即为之声援奔走,并请律师出庭辩护;同年《云南》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宫崎尽力斡旋,终于使刊物复刊,凡此种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民报》与《革命评论》两刊间的兄弟友情,也不能简单看作是宫崎寅藏同孙中山个人之间的友情效应,这是中国的革命事业无可怀疑的正义性感动了异国友人。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日本的一些报刊纷纷声援中国也是最有力的证明。不过,在考虑到中国革命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这一事实时,我们不会忘记报刊的宣传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事情。很多日本人了解中国正是从日本的华文报刊或直接从办报的中国人那里得到的。

第四、旅日华人的办报活动直接影响,推动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中国早期的办报人大多重视报刊的“广开风气”,“开启民智”,“广开言路”的作用。革命家、改革家尤其重视报刊的革命舆论作用,旅日华人办报刊的情形也一样。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创办报刊的过程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新闻事业。这里,集中表现为涌现出一批有实践经验的报人,他们不仅将日本和西方的办报经验直接借鉴过来,也把自己的办报经验带回国内。比如曾主编过《浙江潮》的孙翼中回国后在家乡杭州主持了《杭州白话报》,该报既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联络点,又是革命的舆论机关,这等于将《浙江潮》真正移到了浙江,又如郑贯公,早年在日谋生,曾为《清议报》撰稿,后被聘为助理编辑。后来由于对该报的保皇态度不满,便和冯樊龙、冯斯栾等年青人创办了油印刊物《开智录》,在《请议报》的工作遂被解除,但他取得了经验。当他受孙中山介绍担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时,虽年仅21岁,却写了很多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文章。两年后的1903年他与人另办了《世界公益报》,1904年又创办了《广东日报》,自任总编兼监印人,1905年又创办了通俗小报《唯一趣味有所谓报》,该报办得非常有特色。它不仅内容健康,以极大热情揭露美帝残害华工的罪行,宣传抵制美货,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栏目多样,生动活泼。

人所共知的《神州日报》总主笔杨笃生早年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担任黄兴创办的《游学译编》编辑,因为有此经历才受到于右任的特邀,成“《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人”[(26)]。他是不仅将办报经验带回祖国,也把革命精神带给祖国人民的英雄。1911年7月8日,得知黄花岗之役失贩,他悲愤自沉于英国利物浦,年仅40岁。

总之,华人在日本的办报活动是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愿我们的新闻事业发扬革命传统,记取历史经验,不断向高点行进。

注释:

①张之洞《游学》,见《劝学篇·外篇》。

② ⑨ (22) (23)实藤惠秀《中国留学日本史》第1页、第339页。

③《留学日本各省学生人数表》和《自六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送学人数》,《四川学报》1907年第一期。

④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9页。

⑤孙中山《发刊辞》,《民报》创刊号。

⑥ ⑩《湖北学生开办章程》,《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⑦《创办直说简单》,《直说》第一期,1903年2月13日。

⑧《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号,第129页。

(11)《沈荩之惨戮》,《浙江潮》1903年8月第7期。

(1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

(13)《清议报》第一卷,《横滨请议报叙例》;第十一册《本报改定章程告白》。

(14)《清议报》第6册,1899年2月20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15)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16)斯诺《西行漫记》第113页。

(17)《吴玉章回忆录》第15页。

(18)愚庵《日本归化民刘雨田之从军》,《醒狮》第一期。

(19)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

(20)《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中山全书》第三集。

(21)留越同乡会:《越南来函》,《云南》第5期,1907年5月。

(24)如《中共公论》1900年7月号发表题为《出兵的意义》的评论,8月号又刊登《北京进军的目的》。

(25)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451页。

(26)傅德华主编《于右任辛亥革命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0页。

标签:;  ;  ;  ;  ;  ;  ;  

20世纪初中国游客在日本经营的报刊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_孙中山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