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以创新伙伴关系探析*
刘博 李玮**
2017 年3 月21 日，时值中以建交25 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并宣布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2018 年10 月22 日至25 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以色列时指出，以色列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准确反映了新时期中以合作的突出特点和发展方向。早在1950 年1 月就承认新中国的以色列，迟至1992年才与中国建交，阻碍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两国外交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本文拟通过历史回顾和现实研判来分析中以关系发展的推动和制约因素，总结2017 年3 月以来中以合作的相关成果，并探讨新时期中以关系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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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以关系发展的动力
中国和以色列分属亚洲大陆的东西端，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和相互交往，中国从未有过反犹、排犹历史。犹太民族饱受两千年的流散之苦，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也多次遭遇列强的欺压和掠夺，双方对彼此的遭遇感同身受。二战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依然保持了和平友善的民族秉性，接纳了超过5 万名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对此犹太人一直深怀感激之情。尽管受多种政治因素制约和影响，但中以最终还是在1992 年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其中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以在国家利益和历史文化方面不存在冲突。以色列和中国没有历史仇恨和现实冲突，新中国建立后，以色列是中东地区首个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国家，中国外长周恩来对此曾回电表示感谢，并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① 肖宪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313页。 当时，以色列并未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而是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可以说，中以建交并不存在直接障碍。② 潘光：“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162页。 另外，中国当时在中东地区没有重大现实利益，而推动以色列建国的联合国第224 号决议又获得了美国、苏联的赞成，因此中国对以色列建国持欢迎态度。③ 肖宪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312页。 同时，新中国建国后也在一直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认，但中东阿拉伯国家深受西方国家反共宣传影响，敌视共产主义中国，阿拉伯联盟甚至通过了要求其成员国不得承认新中国的特别决议。鉴此，在阿以冲突爆发后，中国也未采取敌视以色列的态度。
（二）中国重视与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往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国家利益为重心，寻求与外界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共赢，中以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迅速发展，双方越发频繁的互动使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迫在眉睫。1986 年，以色列重新开启了驻香港总领事馆，由资深以色列外交官鲁文·梅厄哈夫（Reuven Merhav）出任总领事，④ [美]高斯坦主编：《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并以此为平台与中国进行非官方的、秘密的、间接的偶尔接触。⑤ Yitzhak Shichor,“ Hide and Seek: Sino-Israeli Relations in Perspective”,Israel Affairs,1994,p.197. 而外国学者认为，由于1978—1980 年的中越边界战争，中国和以色列早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就展开了秘密军事和技术合作，“中以之间最初的接触是由于武器的原因”。① Jonathan Goldstein, China and Israel: 1948-1998, 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9,p.xix. 以色列在多次中东战争中战胜了由苏式武器装备的阿拉伯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军事成就，以色列的先进军事武器正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以色列的一些军工技术和装备通过香港进入中国，这对于当时中国较为落后的军事工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因此为中以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奠定了基础。梅厄哈夫指出：“许多人员和组织对中以建交作出了贡献，其中起码有以色列国防工业企业。”② [美]高斯坦主编：《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 年》，第95页。 自1992 年中以建交以来，双边关系蓬勃发展，高层互访往来不断，经济贸易额连年攀升，教育、文化交流持续开展。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96/1207_677208/t1447466.s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2016年中以双边贸易额达到10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向“中国智造”的转变，以色列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发吸引中国目光。2011 年中东剧变后，中国更加注重能源安全和中东稳定，以及中以关系的巩固和提升。以色列也越发期待日益崛起的中国可以在中东事务中扮演建设性角色，并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2011 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访华，同年8月中国总参谋长陈炳德访以。
（二）美国因素。以色列国小人少、友邦匮乏，安全环境恶劣，始终需要大国的经济援助、安全保障和外交支持，美以特殊关系使以色列外交对美国的依赖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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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以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亲美的以色列惯于为美以关系而牺牲中以关系。建国后不久，通过和美国、苏联接触，以色列逐渐认识到加强同美国关系才是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④ E.Zev Sufott,“Israel’s China Policy 1950-92”, Israel Affairs,2000,p.94. 1950 年6 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东亚安全局势迅速恶化，美苏两大阵营呈现出越发明显的对抗态势，以色列逐渐倒向美国阵营，中以建交问题只得被搁置。以色列外交部于当年6月底通知以驻苏联代表称：“政府原则上已决定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远东局势明朗之前，暂不要在此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⑤ 肖宪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314页。 1951 年2 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是“侵略者”，在此决议中以色列投了赞成票。⑥ Jonathan Goldstein,China and Israel:1948-1998,p.89. 以色列时任驻联合国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后来承认，在这一决策中的“美国因素”是不可忽视和不可抗拒的。⑦ Michael 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22. 在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和以色列一直在尝试解决两国建交问题，⑧ [美]高斯坦主编：《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 年》，第105页。 但考虑到中美敌对关系，以色列政府内的亲美派反对和中国建交以免损害美以关系，建交一事被搁置。1955年1月27日，以色列政府代表团在驻缅甸大使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率领下访华，所传达的信息是在关于双边贸易之外的任何问题上要保持谨慎。⑨ E.Zev Sufott, A China diary: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p.ⅤⅠⅠ. 该代表团回国后也曾建议以色列政府与中国建交，然而由于以政府担心中以建交会影响到以美关系而最终作罢。正如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泽夫·苏赋特（E.Zev Sufott）卸任后撰文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在以色列对外政策议程中占据优先地位；相反，以色列对中国的政策却一直受到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政策及利益优先考量的影响和支配。⑩ E.Zev Sufott,“Israel’s China Policy 1950-92”, Israel Affairs,2000,p.94.
（一）中以关系发展受阿拉伯国家影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源远流长，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双方就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友谊，许多阿拉伯国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长期努力，中国也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阿政治、经济合作在深度上高于中以合作，中阿关系也明显好于中以关系，中以关系长期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经理室不很豪华但显得气派，一张大班台上坐了三个人，班台后面的墙上挂了世界、中国、广西三幅地图。坐在中间那位中等身材，穿着纯绵T恤的男子大概就是主考官吧？大约三十多岁年龄，投向竹韵的目光很柔和，竹韵坐下的时候，他还微笑着亲手递来了一杯水说，我是公司总经理海力。不要紧张。但是，坐在海力左边那位二十多岁的妙龄女郎却不那么和善，虽然身材一流，面容姣丽，但是表情太冷，用不太友善的目光看了竹韵一眼说，开始吧。
首先，阿以敌对关系致使中以建交长期被搁置。1954 年4 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广泛接触阿拉伯国家代表，并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支持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日程化。⑨ 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 年外交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8页。 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万隆会议了解到阿拉伯国家所持抵制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要求。① E.Zev Sufott, A China Diary: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p.ⅠⅩ. 1955 年5 月21 日，中国外交部电示驻缅甸使馆：“我虽准备同以色列建交，但目前我国正同阿拉伯国家开展关系，时机上应稍缓。”② 肖宪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316页。 随后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改变了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中以关系进入了长达30年的冰冻期。③ 郭白歌：“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始末”，《西亚非洲》，2007年第6期，第42页。 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埃及，强烈反对英国、法国、以色列三国侵略埃及的军事行动，同时中国政府向埃及政府无偿捐赠2000万瑞士法郎，并称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工具”。④ 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 年》，新华出版社，1999 年，第469页。 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以色列的形象造成了巨大负面冲击，此后中国采取亲阿反以的“一边倒”政策，停止同以色列发展包括贸易、通讯等在内的所有官方接触。⑤ [美]高斯坦主编：《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 年》，第134页。 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大力支持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支持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民族主义力量。⑥ 肖宪著：《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425页。 1965 年3 月，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穆罕默德·舒凯里（Ahmad Shukeiri）访华，中国同意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办事处。⑦ 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 年》，第473—476页。 20 世纪60 年代，中国政府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⑧ 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 年》，第476页。 1971年10月28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宣布中国不打算与以色列建交。⑨ Michael Curtis and Susan Aurelia Gitelson, Israel in the Third world,Livingston:Transaction Publishers,p.231. 中国将以色列视作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不承认其作为国家在中东地区的生存权，更不会冒引发阿拉伯国家反对的风险去和以色列建交。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最后，阿拉伯国家是中国中东外交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为了维护国际地位、保障国家利益和化解崛起压力，中国一向选择有原则、有分寸地介入中东事务，保持整体超脱、局部参与姿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准则是推进和平、发展与合作，基本方针是劝和、促谈，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巴以冲突升级，支持谈判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只是保持参与态度。改革开放后，鉴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中东的能源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2017 年，中国前11 大原油进口来源地中有5个是中东国家，占当年原油进口总量的40%，其中沙特、伊拉克、阿曼、科威特分别为中国第二、第四、第六和第八大原油进口国。① 孙俊成、江炫臻：“‘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现状、挑战及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10期，第69页。 显然，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力。在中阿经济关系中，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性更强，中国向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以机械电信设备、运输车辆、服装、纺织品、家具和粮油等产品为主，② 杨言洪、田冉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64页。 这些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市场可替代性较强，相反，除了中东国家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填补中国如此巨额的原油需求空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阿能源贸易息息相关。随着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中阿之间的战略合作弥足珍贵、不可或缺。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守成大国的焦虑决定了中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以色列始终是美国的坚定盟友，阿拉伯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中国潜在的战略合作对象。冷战后，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战略对手，中国面临美国巨大的战略压力，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支持来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地位。阎学通教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战略矛盾是美国称霸和大国反霸的斗争，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则是大国中最为突出的。③ 阎学通：“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62—63页。 在这场大国竞争中，阿拉伯国家以其能源优势和地缘优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维护国际地位不可或缺的伙伴。
日夜奔流的黑河和八宝河，连绵起伏的祁连林海，被誉为“亚洲最美丽的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姿态奇特的祁连石林，神圣挺拔的雪峰峻岭，无数生活在山间林地的自由生灵……这就是天境祁连，一片纯净无瑕的热土，一个钟灵毓秀的自然世界。
（三）以色列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以关系。在建国后近两年时间里，以色列奉行独立和不结盟外交政策，希望借此向世界各国敞开大门，摆脱外交孤立。④ Jonathan Goldstein,China and Israel:1948-1998,p.84. 然而，这种寻求外交承认的努力却成效不佳，在刚建国的前两年，承认以色列的亚洲国家只有6 个，⑤ 徐宏良：“中以外交关系探讨”，上海外国语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当时的以色列面临着加入国际社会的切实压力。以色列国父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认为：“在以色列的外交定位中，中国在亚洲的地位非常关键。如果以色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将极大地影响到其他亚洲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认。”⑥ Moshe Yegar, China and Israel, 1948-1998: A Fifty Years of Retrospective,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9,p.51. 1967年六·五战争后，在国际孤立和外交指责的空前压力下，以色列寻求中国外交承认的动机再次强烈起来，以色列总理多次向周恩来总理致信要求中以建交。1982 年12 月，以色列方面表示：“以色列欢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但遗憾的是，这不只取决于以色列”。⑦ E.Zev Sufott, A China Diary: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US,1997,p.109.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色列渴望抓住中国崛起的机遇，一方面密切关注中国在中东事务上的立场和作用，另一方面期待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⑧ 关于以色列国内政界和智库对中以关系的看法，参见刘丽娟：“当代以色列人的中国观”，《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2 期，第135—141页。
中以关系发展不仅受双边外交利益的影响，也深受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因素制约。中阿关系与美以关系限制了中以间的合作与往来，阿拉伯国家重点关注巴以（阿以）问题，美国则主要考虑中以走近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
其次，美国对中以军售的干涉影响了中以关系水平。众所周知，军品交易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商贸往来，往往彰显了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中以军售在美国干扰下被廹中断，从而限制了中以关系的发展，而美国的干涉程度取决于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在中美结构性矛盾缓和时期，美国并不会过多限制中以军售。正如前文所言，中以军事贸易早在越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两国建交后发展更加迅速。根据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的估计，1984—1997 年以色列对华军事出口总值约为77.8 亿美元，平均每年5.56 亿美元。① 郭培清：“大陆之外中以军事贸易关系研究综述”，《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第55期，第37页。 1989 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以人权为由对中国进行了武器禁售，但是美国并未限制以色列对华军品出口。然而，在中美结构性矛盾激化时期，美国对中以军售严格限制，2000 年的“费尔康”预警机事件就是典型案例。早在1996年，中以就达成了中方购买以方“费尔康”预警机的军事合同，但1999 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克林顿政府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要求以色列停止这项军售。② 刘洪：《和沙龙做邻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曾说：“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底线就是不能开罪美国,不能冒美国取消对以援助的风险。”以色列政府最终于2000 年7 月宣布暂停中以“费尔康”预警机合同。此后，美国逐渐从制度层面获得了对中以军售的仲裁权。2004年12月，以色列和美国签署了关于对华军售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以色列同意日后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售军备前先咨询美国的意见。③ Andrew I Killgore,“ U.S. Gets Tough on Israel Arms Sales to China”,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Vol.24,No.6.2005,p.15. 2006 年，以色列成立了国防出口控制部门，其军火商在对华出口军事装备前，须事先获得国防部批准。④ Uzi Eilam,“Defense Export Control in 2007: State to Affairs”,Strategic Assessment,Vol.9,No.4,2007,p.7. 美以特殊关系决定了中以军售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美国不允许中以间进行军事高端技术交易，而低端军事技术中国又不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以关系遇冷和两国军品交易受限。
最后，美国是以色列外交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以色列是个小国，安全因素是其优先考虑议题。在地缘政治上，以色列作为被“阿拉伯海洋”包围的“犹太孤岛”，获取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和该地区以外国家的友好合作是其追求的外交方针和路线，而寻求域外大国的实质性支持则始终是其外交战略的核心。以色列的建立是美苏共同支持的结果，在1947 年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的投票中，美苏都投了赞成票并说服了许多国家支持该决议。⑤ 肖宪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26页。 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仅16 分钟，美国政府随即宣布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并向其紧急提供了1 亿美元的贷款。⑥ 肖宪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31页。 在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中，美国出面通过了停火决议迫使英国不得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军火，苏联则通过东欧国家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军火。在战后的国家建设中，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贷款和援助。⑦ 徐焕忱：《以色列百年风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330页。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兼驻美大使埃班曾说：“在决定生命攸关的问题上，以色列几乎都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⑧ 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西方民主模式的政治体制和进出口贸易的流向决定了以色列和西方世界难以割舍的联系与不可或缺的依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低息贷款。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上看，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强大和脆弱兼具的国家，大国和世界各国犹太人的物质支持对其国家安全极其重要，而作为当时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美国，其作用更是无可替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维系都仰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其次，巴以冲突的存在和激化限制了中以政治关系的发展。尽管1992年中国同以色列建交，但是中国始终强调和支持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巴以冲突，对以色列侵犯阿拉伯国家主权和武力镇压政策表示谴责，中以关系也因此受到冲击和影响。2000年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破裂，中国外长唐家璇致电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重申了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一贯立场。⑩ “唐家璇外长同巴以领导人谈当前中东局势”，http://www.bjreview.cn/Cn/World/world2001-25-3.htm（上网时间：2019 年3月5日） 2004 年1 月20 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中以关系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开始发展的，这一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希望通过全面发展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推动中东问题的全面公正解决。中以建交并没有损害中阿传统友谊。”⑪ “李肇星：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并未损害中阿传统友谊”，http://news.sina.com.cn/c/2004-01-20/16491634540s.s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2006 年7 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中国对以色列侵犯黎巴嫩主权的行为表示严厉谴责，以色列对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观察站的轰炸导致包括中国军事观察员在内的4 名维和人员遇难，⑫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造成中国维和人员遇难事发表谈话”，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96/fyrygth_677204/t264967.s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中以关系显著恶化。2008年底和2009年初，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大规模空袭再次使巴以冲突升级，中国第一时间表示关切，反对以色列空袭。2013年5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举行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⑬ “习近平提出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http://cpc.people.com.cn/n/2013/0506/c64094-21379532.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重申了中国对待巴以问题的传统政策。因此，以色列也对中阿之间更为紧密的政治关系表示担忧，中以在中东政治议题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以关系的发展和提升。
三、中以合作成果
2017 年，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访华，并宣布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揭开了两国友好合作深入发展的新篇章。此后中以合作往来不断加深，2018 年10 月22—25 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共同主持了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四次会议，王岐山和内塔尼亚胡还共同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1）》，并见证了其他7 份中以合作文件的签署。王岐山表示，中以创新合作意愿强烈，基础深厚，成效显著。① “王岐山访问以色列”，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96/xgxw_677202/t1607182.s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2018年11 月5 日，以色列科技部部长奥佛·阿库尼斯（Ofir Akunis）率领代表团访沪时表示：“中以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此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对以色列的访问，以色列政府认为是过去18年来中国领导人对以色列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访问。”② “Israeli Minister of S&T Visited Shanghai”, https://embassies.gov.il/beijing-en/NewsAndEvents/Pages/Israeli-Minister-of-ST-visited-Shanghai.aspx（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在政治上，自2017 年3 月以来，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中方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水利部部长鄂竟平相继访以。③ “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96/sbgx_677200/（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此后，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分别于2017 年5月、2017年10月和2018年11月三次访以，同以色列政界、学界就巴以问题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2017年12 月21—22 日，由中方倡议的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巴以双方与会代表高度赞赏中方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并达成《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推动解决巴以冲突》的共识文件。
在经济上，两国贸易额不断攀升新高，基建合作项目进展迅速。2017 年中以双边贸易额为131.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6%，是1992年两国建交时的260 倍，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8 年前8 个月，以色列对华出口同比大幅增长62%。2017 年9 月3 日，深圳地铁集团携手中国土木工程集团与以色列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标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红线项目，这是深圳地铁首次参与发达国家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项目（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也是中国轨道交通企业首次中标发达国家项目。④ “深圳地铁中标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项目”，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bmdt/201709/t20170904_8419248.htm（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2018年2月27日，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中铁隧道局与中铁电气局组成的联营体中标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轻轨红线铺轨及机电系统的设计、供货和施工总承包工程，中标金额为45亿人民币（约合7亿美元）。⑤ “中国中铁中标45 亿元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项目”，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4,20180227837286994.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目前，中国公司正在广泛参与以色列的基建项目，如海法港扩建项目、阿什杜德新港项目、红海—地中海铁路项目，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成为有效落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案例。
在创新合作方面，中以合作如火如荼。2017 年中国对以投资高达160亿美元，多集中在人工智能、计算机创新和精密制造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以色列投资并建立研发中心或子公司。⑥ “China-Israel Innovation Partnership Develops Fast”,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24525.shtml（上 网 时 间:2019 年3月5日） 目前中以主要在生命科学、农业、新能源和水处理、环保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建立了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和中以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机制两个合作平台。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强，但相应技术产品缺乏广阔市场，而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正在大力推动制造业升级，同时以色列并不限制中国企业对以色列科技创新公司的战略投资和商业并购，中以合作是真正的市场换技术。在中以双边关系中，技术合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助推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升温。然而，美国对中以高端技术合作的警惕和敏感也是切实存在的。⑦ Yoram, Evr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Political Implications,Roles and limitations”,Israel Affairs,Vol.23,No.5,2017,p.847.
在动荡的中东地区，繁荣发达的以色列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越来越成为中国的独特优势。
四、中以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
中以两国没有文化冲突、历史仇恨和重大利益纠葛，双方互相尊重且利益互惠，双边关系发展存在强大的内生性动力。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折射出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和中东局势的变化。冷战至今，巴以冲突持续不断，中美竞争暗流涌动，美以特殊关系和中阿友好关系可谓根基深厚。
阿拉伯国家始终影响着中以关系。阿以冲突和敌对使中以两国建交长期被搁置，并限制了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同时，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影响力也决定了中国中东外交的侧重点。在中东外交实践中，中方始终把中阿关系放在中以关系之上，在中以合作中避免损害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则限制了中以关系的发展上限。美以特殊关系和中美结构性矛盾，使中以关系面临较高风险且难以改变。因此，中方应把合作的重点放在民用色彩更突出的科技和设备上。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以色列积极参与并于2016 年3 月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批创始会员国。① “王岐山访问以色列”，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026/c64094-30363608.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2017 年3 月，中以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后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双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致力于开拓和深化创新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两国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中以两国决定采取的12 项措施中有6 项与创新有关：深化创新机制建设、探索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民间务实创新合作、加强创新学术交流、实施创新青年领袖互访、深化基础设施领域创新合作。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96/1207_677208/t1447466.s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5日） 中方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的科技创新合作，正如国内学者所言，中以关系在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③ 崔守军：“中以关系的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58页。 当前，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④ 王金岩：“新时期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当代世界》，2017年第2期，第38页。 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东亚大国，在全世界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这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是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中东地区在中国外交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层次，以色列在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性也不如沙特、伊朗、埃及等国。⑤ 王猛：“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实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第17页。 中以政治关系只是保持良好互信水平，但不存在政治上的战略合作。新时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给予了中以关系更大的发展空间，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推动两国科技创新合作蓬勃发展，同时大国外交也决定了中国不能回避中东政治议题和以色列的重要角色。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越发明显，⑥ 肖宪：“‘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105页。 推进中以关系的发展和升级可谓势在必行。
诚然，中以关系发展仍存在一些障碍，美以特殊关系和中美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中东外交影响深远。但是，中以有着深厚的历史友谊和广泛的现实利益，两国政界、学界和民间的交流认识不断扩大，我们应该对中以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智慧抱有信心，在理解对方政治难处的基础上保持合理期待。中国和以色列利益冲突少、合作空间广，两国应该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经济贸易为基础、以创新合作为重点、以文化往来为支撑，让中以关系走上繁荣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
①专家原创科普：作品要求具有原创性、科普性、科学性、趣味性；选题方向应在生命科学范畴以内，与生命科学通识、大众关注热点、生物学教学相关为佳，稿酬优厚。②教师风采：通过文字、视频、音频讲述一线教师的故事，分享经验，博取众长。③特色校园文化：主要展示学校生命科学教育特色，促进相互了解。
* 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核不扩散体制外国家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1JZ0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程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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