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中国工人运动路径的决定性影响
文/常晓媛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工人成为觉悟了的独立力量，在思想上有了清晰的阶级意识，在行动上做出了独立于其他阶级的抉择，坚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下的政治斗争道路。
情况 3.3 若f3(v)=2,由于G不含4-圈,故两个3-面不可能相邻,它们只能有一个公共点v点,此时最坏的情况是v关联两个3-面,3个6-面且3-面的邻面均为6-面。由R1和R3.5得
五四运动 促使我国工人运动从个体斗争向有组织斗争转变
五四运动之前，产业工人是一个相对分裂的群体，处于原始阶段的工人运动呈现出分散化、规模小、个体斗争的特点。客观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都遭受了同样的压迫和剥削，主观上对自身阶级身份和阶级使命没有一致的认同。工人抗争也以本单位的小规模罢工为主，少数地区出现了区域性、行业性联合罢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人运动基本没有。在传统组织的带领下，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与罢工策略，斗争多采取砸机器、械斗等原始手段，最终表现为组织性纪律性较低的“骚动”和流血事件，抗争的结果往往是工人失败居多。
五四运动前，伴随着铁路的修建，矿区、商业区的集中建设，行业间、地域间的工人开始联合，逐渐形成规模，成长为一支有影响力的队伍。工人在早期局部、小规模的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吸取的教训，进一步加深了对于自身群体身份的认同，对于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工人运动逐渐呈现出集中化、大规模、有组织的新特点。上海六三罢工掀起了五四运动的高潮，6月12日后工人相继复工，全国范围的罢工潮逐步告一段落。其间，机器、交通运输、采矿、纺织等多个行业的工人，遍布南京、济南、汉口、长沙、天津等100多个城市，他们积极响应、共同进退。这种有高度组织性、总揽性的斗争是前所未有的。一些“工届大会”“工届会议”等新型组织形式的建立，对工人运动达成一致的斗争要求、形成统一的行动步调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同时工人斗争形式的运用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制定了斗争的流程和规范，包括从罢工初期发放传单、发表宣言、召开大会发动群众等方式扩大社会影响，罢工中期制定严密的纪律、注意保护工人领袖、克服敌对分子的阻挠，罢工胜利或失败后的处境应对等。这些斗争策略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检验，广泛应用于之后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香港海员大罢工等运动。中国工运开始呈星火燎原之势，不论是罢工数量还是斗争规模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四运动 促使我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
早期工人的自发性抗争主要是以提高待遇、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经济斗争，这是由当时中国工人被剥削、被压榨的悲惨境遇所决定的。当时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报酬远低于外籍员工，工时长达16小时，各种不合理的“包工制”“抄身制”“厂规”“治安厂法”盛行，工人的人格尊严被践踏、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对于苦苦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中国工人来说，提高经济待遇、维持生计是最为紧迫的要求。正如列宁说的那样，“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心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己要求的第一推动力。”
五四运动从性质上来说是一场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工人斗争示威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纲领，惩办卖国贼曹、章、陆，拒绝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巴黎和约》等要求都是政治主张。上海一电话公司员工称罢工纯粹是为了希望释放在北京扣押的学生，希望能给他们一些支持。六三罢工后日本纺纱厂的9000多名工人因山东主权问题尚未解决，相约坚持不上工继续表示抵制。在五四运动这个重要转折点上，中国工人运动终于上升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虽然工人参与罢工是出于朴素的爱国心，既没有提出本群体的独立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也没有从阶级立场明确意识到同资本家本质上的对立，但是中国工人逐渐对自己阶级的力量有了觉悟，认识到组织起来斗争的必要性，并将自身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7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工界人士提出“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标志着他们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历史视野，也为下一步的大规模政治罢工开创先河。
北京大学红楼 摄影/南铁英
按照仪器检测参数(1.2)内容对分析参数进行设置，依据实验方法(1.3)对3个高纯锡产品样品进行检测；同时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进行检测。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比对情况如表3所示。表中数值w为辉光放电质谱法(GD-MS)平行测定情况下所采集的8到12组数据的平均值，RSD为对应相对标准偏差。
五四运动 促使我国工人运动走上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条路，跟随传统社会组织。同乡会、同业行会、秘密结社的帮派等传统组织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底层的市民、小手工业者、非技术性工人通过同乡会、行会、帮派联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五四运动中各地的同乡会居中指挥，他们不仅积极动员工人、商人共同行动以配合学生运动，还会维护公共秩序，确保行动的协调一致。帮派组织利用复杂的成员网传播消息、发布抵抗和罢工的命令。但是与传统组织结合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传统组织并不以维护工人利益为使命，组织对于工人原籍的忠诚度要求高过于群体权益保障，即使进行罢工、谈判，目的也是为了扩大组织势力、为帮派谋取利益；另一方面组织容易被地主官僚操纵，或与豪绅资本家勾结，有时甚至挑唆不同地域、籍贯、派系的工人械斗，加剧工人间的矛盾，形成恶性竞争。在工人运动初期，群体力量分散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组织利用地域、血缘、行业联系团结工人有一定优势。但是当工人阶级力量凝聚，对于阶级利益形成了统一共识时，这类组织不仅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弱化工人群体利益，成为其他势力戕害工人的武器。
五四运动之后的工人阶级刚刚萌生了阶级意识和思想自觉，正处于从自在阶级转变自为阶级的关键时期。中国各阶层的先进人士亲眼见证了中国工人的坚决革命意志与巨大的行动潜力，也关注着下一步工人运动将会何去何从。工人阶级亟须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关键抉择——接受谁的领导。摆在中国工人面前有三条路：
第二条路，跟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有所分歧。较为保守的一派从根本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存在，更勿论工人的运动和斗争了。他们认为“我国雄厚之资本家既不多见，而劳动阶级组合能力之薄弱，尤在零点以下。则震撼全球之劳动阶级战争，在吾国目前之极短时期，除野心家煽动不计外，决不致成吃紧之问题”。当前的问题是工人“求做劳工而不得”，至于现有的少数且未拥有阶级自觉性的工人，只有在“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教训”的未来才能有势力，工人运动才会有影响。所以依靠资本家“开发实业、增加富力”才是唯一的出路。另外一派虽然承认工人阶级的存在，但是对于工人运动是比较警惕和抵触的。在他们看来，政治罢工是“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没什么必要。同时要以俄国资本为鉴，否则“毫无知识的工人”“倘然有一天闹起‘无意识的暴动’来，真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前途的危险是要不堪设想的”。所以提醒资本家注意，要重视工人教育事业，增加工人待遇。不论是哪一派，都不承认劳资双方的对立。这种寄希望于资本家主动改善工人境遇的观点混淆了劳动问题根源，也否定了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如果说在面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动摇彷徨也还能对工人运动产生积极影响的话。那么当工人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有了自身的阶级诉求之后，对英美帝国主义亲近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注定会站在工人的对立面，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三条路，跟随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中国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五四运动中，他们从中国工人身上看到了同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一样的革命潜力和蓬勃生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们走上了和传统社会组织、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他们毫无芥蒂地拥抱工人阶级并站在同一立场，主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谋求劳工解放，提出“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用劳动专制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致于原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在思想上，先行的马克思知识分子反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陈独秀在演讲中曾说，“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在行动上，他们主动向工人寻求力量，自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直接参与和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曾回忆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工人群众中生根发芽，中国工人也意识到除了社会主义外，工人阶级没有别的出路。
首先，我找到科任教师，告诉他们妍妍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地对妍妍亲切和蔼，对她适当降低要求，多一些表扬和鼓励，让她觉得老师是非常可亲的。她的压力小了，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实践检验，只有与具有共产主义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才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正确的方向。两者的结合还孕育出了丰硕的果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毛泽东提到“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李达等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都是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他们通过指导、参与罢工运动不仅在思想上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在运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极为重要的财富。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工会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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