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_经济建设论文

扩大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_经济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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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外开放成为各个国家,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国家振兴经济、实现经济起飞的普遍规律,调整和改革成了世界性的大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从而使我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十四大以后,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大潮更是席卷中国大地,民族地区也正在努力赶上。“九五”期间,我国建设重点逐渐西移,民族地区将要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振兴经济的钥匙,从而也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

一、对外开放是我国特别是民族地区振兴经济的钥匙

改革与开放是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二者共同构成新时期的基本特征,而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来说,开放就显得更加重要和有效。开放是战后落后国家和民族振兴经济的捷径。一大批石油输出国之所以迅速变成暴发户,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文莱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之所以能够很快成为新兴工业国或取得巨大发展,主要依靠对外开放。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对外开放,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不发达的中国、特别是民族地区振兴经济的钥匙。民族地区的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方面,前者是对沿海和发达地区以及兄弟民族地区开放,后者是对外国开放、特别是沿边开放。这两方面必须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外开放又反过来大大促进对内开放。

在当今世界面对开放的大潮中,同国内东部地区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显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这是因为:首先,只有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实行开放,才能完成从古老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换。至今,我国还有一些民族地区,自然经济仍具有较大的比重。自然经济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生产手段落后,生产规模狭小,依赖局部的自然环境,各经济单位互不来往,排斥分工、交换和先进生产手段的运用。而市场经济则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通过交换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不承认任何民族或区域的界限,其本性是开放的。它只承认竞争,在竞争机制作用下,不断促进分工和交换,不断促进新技术的采用和管理方式的更新。它不断打破旧框框,从而刷新民族性格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从中外古今的历史看,没有哪一个固守自然经济的民族,能够在现代社会里保持活力、生机和繁荣,而所有发达国家的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是以市场经济作为一般发展基础的。

我国民族地区一般说来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是多层次的,显然,民族地区要发展,必须尽快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而如果离开对内对外开放,切断各民族间广泛的社会联系,那么这种转换就将是遥遥无期的。实行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义语,它们共同构成加速动摇和瓦解自然经济及其社会基础的重炮,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其次,只有实行开放,民族地区巨大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并在市场条件下得到合理配置,它可以使一系列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迅速提高生产力。我国各兄弟民族之所以能够几千年生生不息,一是在自然环境上都有特定优势;二是各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各民族人民以往对本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很有限的,而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实行对外开放,在与国内各地区和各个国家的交流交往中,可以引进资金和人才,引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开放既是商品的物流和价值流,是技术、人才流的双向运动进程,也是资源流、文化流、信息流的双向运动进程。只有扩大开放,民族地区才能打破静止状态,更新思维方式,转变观念,更好地投身于现代人类文明的海洋中。

二、掌握民族地区的区情认清优势和不足是搞好开放的前提

搞好对外开放,其前提是,必须掌握民族地区的区情,认清民族地区总的经济状况,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入分析民族地区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优劣。

从世界范围看:第一,国际形势得到缓和,各个大国小国都基本上从二战后持续较长时期的冷战局面走向对话,由壁垒重重走向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平与发展,已构成时代的主题。两极结构结束,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各种力量正在重新组合,不少地方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世界并不太平,地区性小战可能连续不断。第二“南北问题”,也就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不断受到世人关注,世界贫困地区有更多理由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大家都坐在一条船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命运也就是人类的命运。第三,现代世界的经济重心开始有东移之势,由我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带头的亚洲经济迅速崛起,我国十几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人们预测,21世纪将是环太平洋世纪。第四,雄厚的国际资本和技术到处寻找市场、寻找资源,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联合开发和经济技术合作更加密切。第五,交通和通讯手段进一步发生变革。各发达国家的铁路运输和海洋运输相对来说有所弱化,而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得到了相对的加强。通讯方面,由于高效能电子计算机和光导纤维等新产品不断问世,单纯的音像变成音像文图并传,网络更易建立,加上卫星通讯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信息流在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在量上有了进一步增大。上述情况的变化,对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实行对外开放战略,都是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看。十多年来我国的对外经济技术贸易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建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沿海和内地许多大中城市变成了开放城市,少数民族所在的边疆地区对外贸易口岸迅速增加,并发展成沿边开放,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已初步形成商品、技术、资金、劳务等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适应双向型经济的基础设施在加紧建设,外贸体制也处在深化改革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超越了临界点,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民族地区对外对内开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民族地区自身状况看。十几年来,民族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些地方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相当有价值的经验,并正以崭新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快步走向世界。它们同国内其他省市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正日益增多,三资企业的数量飞速增加,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旅游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动向上都已摆出了全面开拓前进的态势,再加上已有的基础,这就是民族地区扩大开放的力量源泉。

民族地区本身具有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也决定了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因素: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身就是保证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范围内,民族地区可以独立自主地从本地区实际状况出发,从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出发,选择、制定更富有开放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各项方针政策,这是汉族地区不能相比的。此外,若干年来国家对民族地区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民族地区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以上,丰富的自然资源早已闻名于世。它与其他地区、甚至国际上资源短缺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地处边疆的民族地区与十二个国家接壤,国境线长达一万二千多公里,有三十三个少数民族约两千万人口在此居住。与我国西北和西南接壤的各内陆国家,也都纷纷在打破封闭状态,为我国的边境贸易、内陆腹地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近几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正常化,而且双边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发展。随着近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正在形成若干区域市场,如东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伊斯兰经济圈、中南半岛经济圈等,为我国民族地区有效地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看到民族地区有利条件和优势的同时,也应看到民族地区的劣势:首先,民族地区现代化工业少,工业基础较薄弱,设备较陈旧,技术也较落后,市场条件不充分,资源型经济特征较明显。在工业中,原材料工业的比重过大,加工工业相对落后,加工层次也较低。不少民族地区财政自给率低,不少县市仍需国家的财政补贴。其次,由于受过去较长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观念陈旧,生活节奏缓慢,改革开放起步较晚,而且缺乏东南沿海各省的诸多有利因素。因此,民族地区应该借鉴发达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持本地区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扬长避短,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新路,勇于创新,大力开拓。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几个重大的关系问题是搞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保证

首先,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对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二者在社会制度上、意识形态上具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它又从资本主义的母胎里脱胎出出。社会主义为了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吸取全人类、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遗产。也就是说,要学会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也不能巩固,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一关系,我们的对外开放就没有理论依据,思想也得不到充分解放。因此,在姓“社”姓“资”问题上,我们应正确掌握这几点:有许多东西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姓“中”。这种“中”性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阶级性,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诸如自然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市场经济形态等等,不采用它们是错误的;有一些东西姓“资”,但其中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也应加以利用,为社会主义服务。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成份等;有些东西并不姓“社”,而是人们过去误认为姓“社”,就不要再去坚持,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有些东西虽确实姓“社”,但它超越了阶段,不符合初级阶段的要求,不利于发展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应坚决改革或抛弃,等待条件成熟时再来考虑,如对就业、大学生分配、住房和医疗都由国家全包的制度,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中的一切消极方面和生活方式中的腐朽方面,当然应予坚决抵制。对外开放不能牺牲精神文明,这是一个原则。

其次,要正确处理中心和非中心的关系。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从当前动态看,重提这一问题是必要的。在我国,包括民族地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虽然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要解决当前存在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这是现阶段主要矛盾),只能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即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种认为应以反和平演变作为一切工作总纲的观点是错误的,那种把反和平演变和经济建设并列为两大基本任务的观点也是不妥当的。民族地区必须首先把经济搞上去,进一步显示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已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大力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民族地区,虽然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中有时还夹杂着一些对抗性矛盾,需正确处理,但不能改变或左右民族问题的全局,更不能干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完全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更是错误的、有害的。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和支持。离开精神文明建设,离开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是搞不好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结合的整体,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主义是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系统的工程,我们现阶段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由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腐朽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固性,由于新旧体制转变、特别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有不少可乘之机和漏洞,由于精神文明不可能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自然而然地提高,也由于精神文明自身和物质文明自身相比并非同等硬,因此,要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要使精神文明不滞后不滑坡,就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置于更突出的地位,付出更大更艰苦的努力。

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受到物质文明的影响和制约,但精神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却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的必然。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而且会使我们陷入无所作为的困境。历史证明,精神文明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先行于物质文明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其中的理论、思想道德和文化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理论、思想道德和文化总是成了当时物质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先导,从而产生极其巨大极其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必须努力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而且要努力使精神文明中的理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先行一步,以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第四,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地区的关系。40年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些地方的权力,给地方以更多的独立性,这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一论点,对今天民族地区的开放战略来说,不仅是适用的,而且应该加以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向民族地区下放了一系列权力,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为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更多的有利条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进一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便能够进一步因地制宜地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当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完整,不能丧失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借口有特殊性而离开中央的方针政策。

第五,正确处理与兄弟省区的关系。解决这一课题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要坚决反对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观念,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落后状况。通过密切的对口协作、联合投资、相互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重新组合,甚至可以考虑组建经济协作区(民族地区之间和民族地区与沿海省区之间)。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的协作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在中央决定把投资和开发建设重点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大多为民族地区的中、西部地区,并作了相应的部署以后,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和各省区的大力支持下,依靠民族地区的努力奋斗,可以预见,丝绸之路必将重放光芒,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的高潮即将逐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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