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研究的中国化_心理学论文

论人格研究的中国化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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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人格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并且还在2001年发表过一篇“人格研究中国化之思考”的论文[1]。随着我们对人格研究的进展,我想就这个主题再谈谈一些体会。本文中的西方心理学主要是指在美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心理学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东方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

一、人格的基本涵义东西方有别

从词源上看,我国古代汉语中没有“人格”这个词。汉语中的“人格”这个术语是对英文“personality”一词的意译。而英语中的“personality”一词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它本意是指面具。把面具指义为人格,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个人在生活舞台上表演出的各种行为,即表现于外给人以印象的特点或公开的自我;二是指个人蕴藏于内、外部未表露出的特点,即个人内在的真实自我。怎样理解和解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a real person)呢?西方心理学家对人格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例如,艾森克把人格定义为“个人的性格、气质、智力和体格的相对稳定而持久的组织,它决定着个人适应环境的独特性”[2]。米歇尔把人格定义为“个人心理特征的统一,这些特征决定人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并使他们与别人的行为有稳定的差异”[3]。还有其他的定义如:“人格是一个人的思维、情绪和行为的特征性模式,以及这些模式背后的心理机制——或内隐的或外显的。”[4]“人格是独特而持久的个人内、外特征,它影响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5]等等。这些定义,无论是从内在人格或是内在与外在人格的结合上来下定义,西方心理学家都强调个人的独特性。

在我国的文化中,“人格”的涵义显然不同于西方。从词源上看,“格”字的涵义,依据《说文》,“格”是“木长貌”,意为树木长出“枝”,从树干上长出枝,形成了树的形式,格就是分枝而有“格局”的意思;另据《广韵》,“格”是“度也、量也”,即衡量的准绳,于是引申为“规格”。在我国的文化中,说一个人“有格”、“无格”或“格的高低”,是把“人格”视为一种“做人”的方式,属道德规范的范畴。在我国典籍中提到“人的格”,见于《礼记·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行有格”是指行为有方式,有规范。一个人的行为有规范,终生不渝;更由其生前的行为方式,成为死后“历史”的证据。这样的人格会受到社会尊崇的。张岱年说:“一个人的人格亦即一个人的‘为人’。《论语》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愤发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的‘为人’即是孔子的人格。一个人的人格包含一个人的心情胸怀和德行事业。”[6]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为人”,而不是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因此,从词源上看,东西方对人格的理解是不同的。

人格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在他人面前的表现,有其生理方面的基本因素即生物性,有其心理的先天倾向性,更有其社会性。在西方心理学家看来,“人格是思想、情绪和行为的独特模式。这些独特模式规定了个人的独特风格,并影响着他(她)与环境的交互作用。”[7]“人格是某一个体身心独特的动力组织,它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与物理环境的行为与反应。”[8]“人格是能加以测量的个体差异的所有相对持久的维度的总和。”[9]“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并保持恒定的具有特征性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10]总之,也是强调个人的独特性。

以“一个真实的人”来说,我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理解,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老子讲“天人合一”,孔子也讲“天人合一”。孔子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在古文中,“与”不仅有“和”、“同”的意义,还有“称赞、歌颂”的意思。这里的“与命与仁”,应解释为“称赞命,称赞仁”。“命”就是“天命”,就是“天道”;“仁”指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人道”。“与命与仁”也就是“天人合一”。“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论语》中多处讲到“仁”,都强调个人要正确处理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独特性。

总之,在对人格这个概念理解的逻辑起点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就有显著的不同。

二、人格基本特质东西方不同

现代西方心理学中对个人人格特质的探讨始于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1897-1967)。他区分出三种特质:首要特质(cardinal trait)、中心特质(central trait)和次要特质(secondary trait)。卡特尔(Raymond B.Cattel,1905-1998)使用奥尔波特和奥波特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表[11]作为他的研究起点,力求找出一定数量的基本特质维度,经过对多种人格资料的因素分析,他提出人类人格的16个因素。卡特尔把这16个因素称之为潜源特质(source trait),这些潜源特质就是人类人格的基本维度。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Hans J.Eysenck,1916-1997)根据人格测验的数据推演出三个基本人格维度:外倾性(extra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m)、精神质(psychoticism)。20世纪80至90年代一批西方人格心理学家们沿着奥尔波特和奥波特的研究思路,用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寻找人类人格的基本特质。这些独立的研究团体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人类的最基本的人格特质有5个维度——外倾性、宜人性(agreeableness)、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虽然各家的命名有所不同。但是我国心理学家王登峰对我国被试用人格特质形容词表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7个人格维度:外向性、人际关系、行事风格、智慧、情绪性、善良、处世态度[12]。1990年代王登峰和我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合作研究过中国人的人格,发现西方人和中国人在对人格特征的表述上显著不同,而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大学生对人格特征的表述上却是惊人的相似。

关于动力特质(dynamic trait)或人格动力的问题,探讨是什么驱使一个真实的人去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真实的人的人生追求是什么?西方人格心理学家把自我看作是个人活动的动因,而自我是自主的、不受他人影响的。个人自己的期望、愿望、兴趣和能力是自我的主要因素。个人要充分发挥潜能、达到自我实现就必须表达和发展自己的期望、愿望、兴趣和能力,就必须在不受他人的影响下不断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西方心理学家看来,个人活动的动力就是“因为我想要”,自由就是不受限制的选择。如果个人的活动不是基于自由、自主的选择,那就是不真实的、不充分的或不成熟的,就会阻碍个人成为一个机能完善的人。总之,西方心理学家认为,个人行为的原因不是个人承担的责任、义务和社会角色而是自我决定。个人行为的动因越自主、越自我决定,其结果和态度就越正面,个体就越表现出高的自我实现、高的生命力和主观幸福感;如果一个人行为的动因受外部因素(例如,社会责任、义务、他人期望或社会角色的期望)的影响,其结果和态度就越负面,就越表现出低的生命活力和低的主观幸福感”[13]。

只要翻阅一下我国典籍不难发现,在人格动力问题上东西方也是明显不同的。我国的文化传统重仁义。我们的一项研究用词汇法对古代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分析表明,古代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仁、智、勇、隐四个因素构成,其中仁具有统率作用[14]。在这项研究中,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义”包含在“仁”这个因素之中,但我觉得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在这里我将着重分析“义”在中国人的人格动力中的作用问题。

“义以为上”,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人的人生追求。“义以为上”是指一个人的人生应把道义放在第一位;生死、利害的取舍,是非善恶的判别,都要以道义为准绳。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礼语·卫灵公》)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又解释道:“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者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些观点都明确指出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在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生死抉择,惟义所在。这是“义以为上”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仁人志士的最高人生追求。孔孟之后的儒家对这一理念又有不少发挥。例如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王夫之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大诰》)“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刘宗周:《刘子全书·年谱》)总之,在生死抉择的问题上,儒家的标准是“义以为上”,强调做人要以社会义务、历史责任和道德价值高于一切。

中国人讲气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义以为上”还体现在一个人的为人要讲气节上。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在评价伯夷叔齐时,特别赞扬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的品格。还有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中国人讲气节,既表现出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鞠躬尽瘁、坚贞不屈、成仁取义的人格特点,如苏武、文天祥等;也表现为保持个人的独立品格,在任何情况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如齐饥民不食嗟来之食,管宁避居辽东,终身不仕等人的品格。

中国人的人格动力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个人的人格尊严,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人格动力在近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深重的灾难。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前仆后继奋斗不已。例如有誓死保卫虎门炮台的关天培,有身负重伤驾舰冲击敌舰的邓世昌,有甘为维新而流血第一人的谭嗣同;无数青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奔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叶挺甘愿把牢底坐穿,江姐在烈火中永生,刘胡兰笑对铡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闻一多面对国民党的枪口拍案而起,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许多海外学子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冲破多种阻挠返回祖国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大批青年,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服从祖国需要,到边远地区、工厂农村,在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苦干,献出自己的青春;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1998年我国军民在波澜壮阔的抗洪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抗洪精神,2003年抗“非典”斗争中广大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患……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人的人格动力的“义以为上”。这种人格动力特质是代代相继的,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人格动力特质,是很值得我们深入加以研究的。

三、人格研究中国化的探索

人格研究中国化应当成为我国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方向。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曾尝试做过一些探索。

例如,2003年5月,我在大学生中做过一个开放式问卷调查:“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心理健康者的特征性行为?依据你的看法请写出5至10条。”收回问卷49份,提出的特征性行为共计393条,经内容分析可分为12类,按百分比多少依次排列如下:爱学习,乐于工作,积极上进,对生活充满希望(20.5%);尊重他人,帮助他人,人际关系好(15.7%);能正确认识自己,有自信心,不自卑(11.8%);能客观地看待事物,能适应新环境(11.5%);能调整自己的心态,情绪较稳定(11.4%);意志坚定,遇困难不退缩(10.2%);行为举止合乎情理(9.7%);有忠心、良心、爱憎分明(2.8%);无人格障碍、无精神病(2.6%);有理想、有抱负和责任心(1.4%);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帮助弱小(1.4%);身体健康无疾病(1.0%)。从这个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们的心理健康观念就不仅仅是指没有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而是指最佳的心理健康行为。其实,心理健康是一个连续体。连续体的一端是最佳的心理健康行为,另一端是最差的心理健康行为——也就是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仔细分析大学生们所说的最佳心理健康的特征,可以看出他们对健全人格的追求和渴望。我们根据对大学生们的调查并结合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学习,归纳出健全人格者的特征是:

对世界抱开放态度,乐于学习和工作,不断吸取新经验;

以正面的眼光看待他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精神;

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能自知、自尊、自我悦纳;

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追求现实而高尚的生活目标;

以正面的态度对待困难和挫折,能调控情绪,心境良好;

总之,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世界、他人、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顺境与逆境,是一个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幸福的进取者。

我们的工作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要去完成。怎样推进人格研究中国化方向的发展呢?我认为以下几点十分重要。

首先,要用批判思维,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以中国人的视野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问题。中国的心理学是舶来品,它一直是在欧美(包括前苏联)心理学的主导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西方心理学的概念、理论不适宜于用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问题,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所探讨的问题与西方心理学所指的内容是不同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习惯地套用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因此要推进人格研究的中国化,要真正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就必须要用批判思维,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要转变观念,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用中国人的视野和思路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问题。正因为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与西方心理学所指的内容是不同的,探讨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也不能搬用西方的人格测量工具。因为西方人格测量工具所列题项包含的是西方人的人格内容,用西方人格测量工具只能测出中国人对西方测量工具所包含内容上的反应,而不能测出中国人人格所真实包含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努力地学习代表我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我们还要学习西方心理学,因为西方心理学中有许多合理的因素,我们应加以吸收和借鉴。即使是西方的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也有许多合理因素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其次,要到生活实践中去研究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格心理学问题。目前我们正处于迎接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民族复兴不只是表现在经济发展,更重要的还有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发扬。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丢弃了民族的人格,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有许多人格心理学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我国的人格心理学必将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发展,得到社会的认可。

第三,要采用多取向多方法的研究并且要持之以恒地探索下去。人格是一个真实的人。人为万物之灵。对人格的研究应博采多种研究取向,如生物学的、心理动力学的、学习论的、认知论的、文化论的、人本论的等,还应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例如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量法、实验法、叙述研究法、故事谚语分析法,以及脑电技术、眼动技术等。在找准问题之后,应当尽量采用多取向多方法研究,当然也可以采用一种方法,这里的关键是要坚持下去,进行持之以恒的探索。我相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前进的道路荆棘丛生,但只要坚韧不拔地探索下去,必定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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