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回顾与重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文学论文,第二届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世妇会”前后涌起的热潮过后，女性话题与女性言说已不再那样引人注目，但进入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事实上已完成一轮自律运行周期而进入其成熟的、平稳的发展阶段，女性文学思潮正以其不可忽略的态势，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产生影响。“世妇会”前夕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女性文学研讨会，曾集中探讨“女性文学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会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批准成立女性文学委员会，以致力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学科化。1996年10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和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以“回顾与重建”为主题，展开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和既成格局的探讨，将90年代女性文学思潮特征与流向置于世界妇女文学视野及世纪末大文化背景进行多角度考察，并深入到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切磋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文学专家、学者及女作家近60人竟相发言、争辩热烈深入，引发许多发人深思的话题。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炯、顾骧出席并主持了研讨会。
一、从“女性意识”到“超性别意识”
作为女性主体自我确认的“女性意识”，已是90年代女性写作不言自明的驱动力，然而“女性意识”在不同女作家那里呈现的形态和深浅并非一样，对于浮升于80年代的人的解放潮流的中国女性写作而言，更经历了“女性意识”的初步成熟、丰富和深化历程，早在1994年年轻的女作家陈染就提出了“超性别意识”，那么，究竟什么是“超性别意识”？“超性别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关系怎样？研讨会就此展开热烈争议，体现出不同认识角度和相异、互补的观点。
以林丹娅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超性别意识”，因为女性的意识产生于对男性社会的“反动思维”。既然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是“贤妻良母孝妇”，那么“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她由来已久的文化识别符号，假如一个人生下来是个“女性”的，她就被社会意识“意识”了自己这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就像她的角色分配业已注定：主内，做一个媳妇、妻子与母亲。虽然本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严重冲击了“孝妇贤妻良母”的文化模式，“五四”以来的新女性常常作出“抛夫弃子离家出走直至离婚”的行为，但是，直到80年代人的解放再次涉入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女性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制约，在《方舟》等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其实正是“意识”到女性属定命运的反抗，《方舟》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女性，既不可能是“孝妇贤妻良母”，同时也无法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90年代女性写作表现的现代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对性别文化愈演愈烈的探秘之势，是一种与属于公众的、社会的、传统的强大话语相对抗的、自觉女性意识下的女性新文化书写。女性的文化性别存在决定了不可能有“超性别意识”。
荒林认为女作家提出“超性别意识”，是一种女性写作的话语策略，在一个大众传播和机械复制的时代，“女性意识”面临种种挑战，女性主体的确立必须在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超性别意识”既超离男性逻辑秩序所属定的女性意识，也超越商业操作下女性话语被“奇观”的境遇，从某种意义说，“超性别意识”即放弃对抗性思维方式，把女性问题和种族、历史文化等不同视野相结合，它其实是进入自为阶段的女性写作的必须。荒林还认为，写作的女性和不写作的女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前者事实上已超越所属性别的命定，在这样的角度，为妇女的写作和不为妇女的写作都可存在，而“超性别意识”也就可以理解为女性写作更全面的文化参予的自觉。
周晓杨提交的论文倾向于把“超性别意识”看作是后“女性意识”的表现。她分析了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演进规律，认为“女性小说由起初的从一般社会妇女问题起步到以女性性别的内部视角出发去观照人生，创造出一代新的文本，这其中女性意识最为关键”。而所谓“女性意识”，主要指的是在女性作家的小说中浮现的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的从发现到认同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并给予特殊的表现形态。周晓杨指出，由于8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倾向，制约了女性小说对女性主义的进一步追寻和突破。女性意识开始消解向大众意识转化，但残留的精英意识仍在。她表现为三个方向：一、走向世俗，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以表现女性的世俗幻想，带传统回归味；二、介入现代商品意识泛化的社会，创造女强人式的女性神话，以保持与男性的对峙；三、逃遁现实，以自我言说的“独语”进行自我的沉思，以开拓女性的精神存在。
陈惠芬则认为女性意识进入了危机阶段。她剖析90年代女性写作的商业背景，指出商品经济下新的女性规范已出现，我们应警惕的不是女性意识而是妇女解放的新神话。如果说90年代女性写作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在自我形象书写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探寻现实的物质关系。从女性特异的性别遭遇出发，连带起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洞察，从而将女性的性别体验转换为种族生存的观照，这表明立足自我性别又超越性别的自觉选择。在此女性意识被处于策略和尴尬的两难，正如女性写作被观看又不得不表演的商业处境。“超性别意识”想超离女性写作的这种混乱以达成“超性别写作”的自由，是否是一种女性主体想象的迷思？
二、“私人写作”还是“个人化写作”？
不少与会者注意到“女性意识”与“超性别意识”的辨析，乃源于90年代女性写作的复杂表征，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曾引发不少争议，被评论界称为“私小说”，认为女性写作要坚守“女性意识”，似不得不走“私人写作”之途。与会女作家马瑞芳、王晓玉、胡辛、范小青、张烨、徐小斌和林白等，分别发言，阐述自己的创作体会与写作主张，与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展开对话。
马瑞芳的发言，集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读，她认为，从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处境来看，《水浒》是女性历史耻辱柱，《三国演义》是女性背离史，而《红楼梦》中包含了新的女性观，书中男主人公对待女性的态度，可以说是进步的。由此得出的启示，女性形象的塑造本身即意味着女性意识的进步与落后。女作家要尽可能走出闺阁，走出世界，塑造新女性形象。
王晓玉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应由单一的作家文本的研究，走向作家主体研究，因为一个作家从小到大的经历，往往决定其创作的情结，一个女作家同样可以有审视历史流变的眼光。她说，比如她自己的《紫藤花园》就是为了考察资本主义与中国道路问题，女性命运则包含在历史宿命之中了。
胡辛明确宣布她的写作是“为妇女的写作”。她认为一个女作家“不能忘了自己的性别”，要用切身体验说明妇女感受，写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也强调对作家主体的研究，女性主体的研究有助理解“为妇女的写作”，因为女性主体是一个艰难的生成。胡辛还认为，女作家对于男性形象的塑造，同样可以体现其女性意识，可以测出其“真”的声音。
范小青认为作为文学基础的“社会和自然”两要素，是通过人来表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沟”不会消失，女性写作的“女性视角”不可避免，它表现在对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的塑造中。
徐小斌就《双鱼星座》的创作，谈了她对女性写作的看法，她认为自己倾心于迷宫式文本，不同于“私人写作”；她同时认为“私人写作”是一种被动称谓，从广义来说，90年AI写作作均呈现为“个人化写作”表征，而女性写作的特征，其实是“以血代墨的写作”。她认为自己的女性写作实质是实现对菲勒斯中心的逃离。
林白称她的写作既不是为了表现两性差距，也不是为了反抗男性社会，更不为“主义”写作。林白说：“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官、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对于我来说，写作是一个通道，因为我与世界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一直感到世界是恐怖的、难以沟通的、隔膜的，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缓解与世界的冲突。”林白还谈到女性写作主要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应关注女作家叙述中的升华。她认为90年代女作家各自找到了自己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是个人化的。
陈虹在她的发言中，分析了陈染的《私人生活》的“非私人性”，她认为《私人生活》是对个性残缺的历史进行反思，小说强调了个人化、私人化视角，以反传统文化的“大我”，重新命名个人的、和边缘的存在。由于“女性”是“边缘”的，女作家的女性视角将在当AI写作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陈骏涛先生的发言，充分肯定90年代女性写作的“腾跃”，他分析女性文学思潮形成的两要素，指出外因固然是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的推进，但内因则是由于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蓬勃发展使然，也是女性意识自觉之使然。他同时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近两年使人感兴趣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现象实在太多了，但人们在兴奋之余也不免有某种遗憾，即感到还缺少真正有思想力度、艺术深度、视界开阔的大手笔和大作品的问世，或者说这样的作品还是太少了。这究竟是女性写作的特性，还是女性写作的局限？一已的感情波澜毕竟不能代替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女性写作者究竟是应该更深地潜入内心，还是应该更直面于广阔的社会人生？或者二者均不可偏废，而将其艺术地融为一体？
三、女性文学到底需要什么？
陈骏涛先生的提问，其实也是很多女性文学专家关注的话题，刘思谦《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的发言，在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刘思谦敏锐地指出，价值目标问题是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盲点。她说不出或难以说出自己究竟要什么。刘思谦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文学为参照，认为妇女应该把重点放在人文主义的个人觉醒和提高上，回到女人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上；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即崇高的人文主义的目标。她分析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认为自“五四”以来，在女性写作中“人活着究竟为什么？”的哲学命题从未完成，女性觉醒的痛苦是追求人的价值目标而不可得的痛苦。中国女性文学与人性、个性同命运，女性文学不单单是一种“性别的文学，”女性文学的大气是走向“人”的深层发现与建构。刘思谦还指出，对女性价值目标问题的几种迷思，或可能正是女性文学发展中的囿限所在，其一是将做人与做女人、人的眼光与女人的眼光割裂开来；其二是以社会的人代替遮蔽消融作为女人的人；其三是将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
谭湘在发言中认同刘思谦的观点，并主张在“理想层面”、“现实层面”两重视野谈论“超性别”，把前者的远景价值目标和后者的现实操作策略相结合，归纳总结纷纭的女性文学现象，她认为批评家的作为是切实地面对作家作品提出问题，因为女性文学繁荣的前景是整个文学的繁荣，它意味着人的经验形式要求新的艺术转换，她认为90年代那些成功的女性文学作品，即在于艺术地再现了女性境遇。
吴思敬以述评的方式就中国女性诗歌的成长历程发言，认为女性诗歌的生发，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结果，而女性意识的不断丰富也是女性主体作为“人”的内涵在不断深化，诗歌是最主观、最性灵、也最追求个人化的，从更为年轻一代表现“艺术个性”而不拘泥“性别意识”来看，“女性意识”已进入“超越”阶段，“个人化写作”将要求更深刻的人性发现和与之对应的艺术形式。
盛英则认为新时期女作家超过了“五四”女作家，她们所持的“性别策略”恰好是以“人”为本而不是其他，她认为以“人”为本突破了“性别中心主义”，因而题材广阔，不象“五四”时那样幽闭；而且这其中包含着阴阳谐调的中国传统，也不象西方女性主义那样偏激。走向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中国女性文学又是充满现实激情的，她以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创作追求为例，认为中国女性文学能够克服自身负面，实现更全面的发展。
金燕玉在她的论文《从龙船到飞鸟——世纪之交女性文学断想》中，形象地概括中国女性文学已有的两个高峰，认为“五四”的起航和8、90年代的突破，意味着一个“飞翔”的来临，然而，“如果只在都市的天空盘旋，称不上真正的飞翔，而这是迄今为止女性文学的状态，”金燕玉实际上涉及到女性文学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这不是一般题材的问题，可以说正是上述诸多问题的一种具体化，即是说女性文学与妇女、与作为人类另一半命运和精神的关系如何？
四、可能的超越：迈向女性诗学
研讨会由“女性意识”、“超性别意识”的辨析，到追问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进而探入女性文学根本，也可以说是重返女性文学的立命之基——现实妇女的存在，表明思考的深入在朝向某种具体而系统的建构，尽管会议未能更深刻、全面地作出有关女性文学发展的预测，但大胆的设想和尖锐的质疑，出发点均建立于对女性文学已有成就的信任，和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希图。
王绯在她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回顾了新时期而始的中国女性小说演进路线，认为由着眼于“女权”或“女性”社会层面上的文学召唤，到“女人”的人性或人格召唤，再深入到女性本体生命召唤，女性小说不断生产着女性话语（召唤），同时妇女由1976年社会思想解放而始的自我解放实践，无疑是女性小说召唤之景的源泉。王绯认为非“空谈”的把握世纪之交女性小说，对于已有的“意义召唤”、“生命召唤”、“梦的召唤”、“游戏的召唤”等女性话语格局与特色进行勘测，有助重建21世纪女性小说召唤之景。
陈辽先生对比了大陆和台湾的女性文学发展，认为进一步与现实的、现代的妇女生活和人类境遇相贴近，是女性文学深化的当务之急。范培生先生批评了当前女性散文中的“做作”，认为女性散文理应与妇女生活和现实更加贴骨贴肉。吕若涵认为新时期以来的优秀散文，正是那些与现实紧密相连、并因此而具备了深厚人文精神的作品。陈淞《关于张洁创作急剧转型的思考》，分析作家生活与心理机制对于创作的直接影响，认为女性生活与女性写作有天然不可切割的联系。潘延把一批年轻女性的小说创作，看作是妇女生活变化的直接表现，因为在她们的小说中纵贯着“成长母题”，这在“五四”女作家那里尚未呈现，“成长母题”在近几年得以充分表现的原因之一，是对当代女性命运的关注。
不少与会者认为女性文学应表现对妇女的自我批判，走出性别藩蓠，不仅要反对男性压迫，同时必须进行妇女自我教育，而当下女性写作在这方面远远不够。朱洁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角色定位的变化，认为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目标只是要找到一位理想丈夫，获得终身依靠；而在新时期，女性走出“婚姻围城”，走进“事业围城”复又走出，终又孤独地回归“自我城堡”，体现出女性自身因袭的沉重；什么是完整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女性文学的探索值得反思。
谢玉娥认为，“寻找自己的话语”的女性文学批评，经过对传统批评话语的沿袭和模仿，对传统批评话语的疏离、再到有意改写与解构，事实上已获独立。它的独立是妇女经验在文学中获得空间和价值的有力支撑。她认为，以林白、陈梁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女性之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女性写作”，在女性批评话语中得以确立，说明女性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事实及女性探求精神解放的实践已紧紧结合在一起。荒林认同谢玉娥的观点，并认为会议事实上已深入到女性诗学建设的探讨。
也许建立真正的女性诗学还要相当时间，道路还很坎坷，但中国女性文学与中国妇女精神解放实践的深度互动关系，将在艰苦地探索中获得进一步展开和推进，注目新世纪的曙光，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写作更为灿烂的明天将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