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罗佐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研究中的异议_罗密欧论文

莫罗佐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研究中的异议_罗密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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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莎学家莫罗佐夫(M·M·Morozov)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分析,早就为我国学界所熟知。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个悲剧根本不是莫罗佐夫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除其中一场外,都发生在维洛那。至于剧情发生的时间,莎士比亚并没有具体指明。

莫罗佐夫认为:莎士比亚总是描写他自已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无一例外。①他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了十六世纪英国的社会状况,并且提供了许多“标志”: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的标志是……旧的封建社会的基础开始逐步为新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代替。”

“我们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以帮助巩固王权的上升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的。”

“十六世纪在英国是以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动为标志的,是在新旧斗争的标志下消逝的。”

“莎士比亚的时代是以人民群众的惊人的贫困化为标志的。”②

可是在剧本里,除了可以看见一个卖药人惊人地贫困之外,我们找不到上述那些“新旧斗争的标志”,也没有看见“羊吃人”;而惊人地贫困未必是十六世纪特有的现象。罗密欧对那个卖药人说:金钱是害人灵魂的更坏的毒药。莫罗佐夫认为,这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金钱的力量越来越大”。他接着就讲了一个“贪求金钱就会使人送命”的古希腊神话。③这个神话恰恰证明: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揭露金钱的罪恶。

从剧本本身来看,当时的维洛那是个相对独立的、自我控制的成市,由一个亲王统治着,法律和制度都由他强制执行。在意大利,这种政府既存在于中世纪,也存在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十六世纪的英国,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它老早就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

看来,我们很难把剧情发生的时间固定于十六世纪,也许只能说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十四世纪以前。这是因为,剧中提到了罗密欧爱读彼特拉克的诗(第二幕第四场),这意味着罗密欧当时是彼特拉克式情人,而彼特拉克十四世纪初才出世。

《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时代背景虽然隐约、朦胧,剧中的一连串事件却都有具体而明确的背景。以罗密欧和朱丽叶的舞台相遇为例,这是一件发动主要戏剧行动的事,他们的爱情从此开始,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的问题也从此发生。在此以前的四场戏都是交代这件事的背景,包括仆人的械斗,亲王的禁令,罗密欧的单恋,帕里斯的求婚,等等。这不仅为舞会相遇这个环节提供具体背景,也为全剧提供总的背景。了解这些,才能了解悲剧冲突的起因和发展。

《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仆人的械斗开场,一下子就给悲剧笼罩上浓重的世仇阴影。莫罗佐夫把这世仇说成是“封建纷争”,④这是个严重错误。其实,世仇,包括家族世仇,并不是封建制度的特产。希腊神话中,阿特柔斯(Atreus)和堤厄斯忒斯(Thyestes)之间互相仇杀的历史就是一长串世代相传,冤冤相报的血史。在现今摩洛哥里弗人部落里,两个人的争吵会“发展到枪击,此后就会发生家庭对家庭、家族对家族、部落对部落的仇杀”。⑤在澳大利亚耶卡拉土著里,人们认为:“必须向杀害亲人的人复仇。但一般人却都认为,无休止的复仇是作恶。”⑥

由此可见,家族世仇并非封建制度的产物,反世仇并非就是反封建;反世仇也不是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所产生的新道德,有世仇的地方,或多或少总会有人反对无休止的复仇。

莫罗佐夫注意到,在《罗密欧和朱丽叶》中,没有一个人提到发生纷争的原因。我认为这正是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显示永无休止的家族仇杀的罪恶,不必也不宜让观众纠缠于最初的谁是谁非。

莫罗佐夫说:“朱丽叶从小说受到环境的影响,相信家族的祖传姓名和祖传封号具有着绝对现实意义。那种驾于封建社会之上的意识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之上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却怀疑姓名的现实意义(‘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她的那种不敢与任何人言及的‘朝思暮想’,原来就是一种近似莎士比亚时代的先进人物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我们眼看着这个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女英雄。”⑦

朱丽叶对于姓名的意义的思考果真是反封建意识,是一种近似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么?肯定不是。她想要罗密欧抛弃原来的姓名,并非由于这是贵族的姓名,而是由于这个姓名意味着他们不能相爱。她说的是:“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不是“一个人的好坏跟门第有什么关系呢?”这与反封建意识,与人文主义是两码事。不要忘记,罗密欧听到她的话时,是这样说的:“只要将我叫做爱,我就重新受洗,从此以后再也不叫罗密欧了。”(第二幕第二场)后来,在提伯尔特寻衅的时候,罗密欧却又说:“好凯普莱特──我尊重这一个姓氏,就像尊重我自己的姓氏一样──咱们还是讲和了吧。”(第三幕第一场)能不能据此证明罗密欧曾经接受人文主义思想,后来又突然放弃人文主义思想呢?

莫罗佐夫不仅把爱情与世仇的冲突扩大成反封建的意识与封建意识的冲突,他还肯定了导演A·D·波波夫的说法,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社会结构格格不入”,“悲剧的基本原因是高尚的情感与罗密欧和朱丽叶周围的残酷世界之间的冲突,而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的世仇则是这个残酷世界不和谐的部分表现。”⑧他们一面把主人公“拔高”,一面给主人公的周围世界“抹黑”。

那个世界真的如此残酷吗?不是的。

维洛那亲王显然是开明君主。剧本里没有写到有谁不服从他的统治,有谁背地里说他的坏话。教会的代表人物劳伦斯神父则是两个主人公的“精神上的父亲”。人民群众是憎恨两家的纷争的。墨丘西奥是罗密欧最要好的朋友。帕里斯伯爵不仅对那两家的无尽纷争感到遗憾,而且是真心爱朱丽叶的。朱丽叶如果不是已经爱上了罗密欧,帕里斯未必不是理想的对象。至于分别属于两个家族的成员,分开来看,他们与主人公不仅不对立,反而是主人公的亲朋好友。班伏里奥不用说了,就是脾气火爆的提伯尔特,对朱丽叶也是很友好的,对于提伯尔特的死,朱丽叶并不是不伤心,只不过罗密欧的被放逐更使他伤心罢了。凯普莱特说过:“她跟她那个表兄提伯尔特是友爱很笃的”(第三幕第四场)。

正因为平时“友爱很笃”,凯普莱特才以为朱丽叶是因失去提伯尔特才那样伤心。他们为了替她解除烦恼,才强迫她嫁给帕里斯,给朱丽叶与罗密欧的爱情造成新的障碍。逼婚当然不对,但他们原先并没有企图包办女儿的婚姻。帕里斯第一次求婚时,他们对帕里斯尽管很满意,还是说必须征得女儿本人的同意的。所以,这一重障碍是由世仇引起的,是世仇的恶果之一。帕里斯根本不知道罗密欧和朱丽叶之间的事,他是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爱情的障碍。归根结底,悲剧的基本冲突仍然是爱情与世仇的冲突。

还有,父母包办婚姻,跟世仇一样,也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这在远古反倒比封建社会更盛。芬兰学者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t marck)指出:“在许多未开化民族间,子女虽已成人,婚姻的约束,还须决于两亲。”⑨包办婚姻并非封建传统,而是比封建传统更古老的传统。反对这种传统,并不就是反对封建制度。

两个主人公一死,基本冲突就得到了解决,有情人能否成为眷属的问题也已得到了解答,可是莎士比亚还进一步展现由主人公的死亡所导致的两家的和解,其用意何在?莫罗佐夫说:“他们的死也是一个胜利,因为两大家族的世仇从此永远消除了”。⑩实际上,这里同前面一样,也是为了显示世仇的可恨和可怕,而不是为了显示死的胜利。

《开场诗》(prologue)说:“他们的悲惨凄凉的殒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lines7─8)后面又再次强调:“除了他们的子女的死亡,没有什么能够平息两家父母的无尽无休的愤怒”(lines10─11)。(11)只有独生子女的死才能消除双亲的世仇观念,这观念是多么顽固啊!同样,把死说成胜利,也就冲淡了他们的死的悲凉凄惨,违背了作者的用意。

两家和解后,死者的坟上将竖起金象。莫罗佐夫据此写道:“莎士比亚似乎已经预见到将来。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生活始终充满信心”。(12)“将来”怎么样呢?莫罗佐夫没有进一步说明。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他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分析,知道他们所说的“将来”是指摧毁了主人公周围的残酷世界,因为到悲剧收场时,已经了结的只是世仇,而世仇只是那个残酷世界的“部分表现”。

其实,金象作为双方和解的结果,只能象征被世仇破坏了的品质,体现不了死者根本没有想到的东西。莫罗佐夫的解释与作品的基调不符。就在双方家长宣布为死者铸金象之后,莎士比亚接着就通过亲王用这样悲凉的诗来收场:“太阳也惨得在云中躲闪……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见过这样的哀怨辛酸!”

上面说过,分别属于两个家族的成员,在各自的家族中都不对立的。莫罗佐夫却说:“两位主人公,和他们周围世界里的那些目光短浅、自满自足、互相敌视、互相憎恨的人们是对立的。”(13)这并不符合事实。剧中只有两个家族之间的“互相敌视,互相憎恨。”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存在着世仇。

世仇是两个主人公的爱情的背景,是爱情的对立面,具有使主人公不得不如此行动的潜在力量。正是由于世仇的存在,他们才不得不秘密恋爱,不得不秘密结婚,不得不只让神父和奶妈两个人知道。由于世仇的存在,主人公周围的好心人也卷入了纷争。两个主人公的死亡,并非如莫罗佐夫所说的,“由于和周围世界发生了冲突”,⑨而是由于和世仇的不可克服的对抗。

《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所展现的是爱情与世仇的冲突,不是新与旧、文艺复兴与中世纪、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批评家应该时常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不该时常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用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来代替作家在作品中所建立的背景,根据外在的社会状况来分析作品,这是错误的焦距。把所有莎剧都纳入描写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生活这个框框,只会制造普洛克勒斯提斯(procrustes)的床。

莎士比亚生活在他那个时代,会不会把本来只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东西,写到《罗密欧和朱丽叶》里去呢?也许会的。例如在第四幕第二场里,茂丘西奥谈到了当时一些学时髦的人说外国话,穿法国裤,等等,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把十六世纪英国人的风气按到意大利身上去。我认为,即使有这种情形,也不能改变《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基本性质。例如,不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描写元末明初,电视剧《三国演义》是描写当代。

注释:

①莫罗佐夫《论莎士比亚》,朱富杨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

②莫罗佐夫《论莎士比亚》,朱富杨译,文化艺术出版社,依次见第6、9、10、29页。

③莫罗(洛)佐夫《莎士比亚传》,许海燕、吴俊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1页。

④《论莎士比亚》,第9页。

⑤〔美〕弗吉利亚斯·弗姆(Vergilius Ferm)主编《道德百科全书》,戴杨毅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09页。

⑥同上书,第5页

⑦莫罗佐夫《论莎士比亚》,第16-17页。

⑧莫罗佐夫《论莎士比亚》,第67页。

⑨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王亚南译,上海文艺出版社,第99页。

⑩莫罗佐夫《莎士比亚传》,第108页。

(11)此句本文作者硬译,其余用朱生豪译文。

(12)莫罗佐夫《莎士比亚传》,第108-109页。

(13)莫罗佐夫《论莎士比亚》,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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