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摘要：语言本身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社会状况的演变也自然导致美式英语的演变。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刚刚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经济上凯恩斯主义失灵，逐渐陷入滞胀的泥淖。在这种背景下，反文化思潮出现，朋克和嬉皮士文化逐渐兴起，美式英语的表达习惯发生重大变化。从文化研究和符合学研究的视角看，这背后涉及了更多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关键词：反文化；美式英语；权力；意识形态
Abstract：To some extent,language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conditions, so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definitely leads to the changes in American English.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Americapolitically experienced McCarthyismand economically fell into stagfl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counterculture trends emerged at the moment as well as punk and hippie culture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 So the expressions of American English were witnessed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these chan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wer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1、引言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两种研究路径作出了区分：历时性方法分析既定语言的历史变迁，而共时性方法则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加以考察。索绪尔指出，若想建立一门“语言科学”，就必须采用一种共时性的方法。吉登斯对索绪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吉登斯认为不存在使用社会结构和变迁的一般性理论，包括语言学研究都必须把研究重点放在历时性的研究。同时，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也日渐受到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质疑。本文就以七八十年代美国为例，对美式英语的变化做历时性的考察，以揭露后现代文化兴起在语言表达上的体系，同时对其背后的权力问题进行一定探讨。
2、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从宏观的国际背景来看，此时美国正处于“冷战”的第二阶段即苏攻美守的阶段，现实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本土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核威胁，之后又是亲自派兵登录越南，参加越南战争，深深加大了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虽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已经逐渐消逝，但美国国内对舆论的严格管控却从未消失。乔姆斯基在与爱德华·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新闻的“宣传模式说”。正是通过这种模式，企业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乔姆斯基将此总结为五大“新闻过滤器”（①媒体的所有权与利益驱动；②广告的影响；③专家的作用；④炮轰作为媒体自律手段；⑤反共的修辞策略）。过滤器是美国媒体中的“深层结构”，成为推动精英意志与政策的有力工具。乔姆斯基不仅怀疑新闻媒体抑制民众，不让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他甚至很怀疑它们“延长”了冷战。
除了上述的社会状况，在经济上美国也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凯恩斯主义的失灵，滞胀日渐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后是战后带来“婴儿潮”的一代，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国内的就业问题被不断放大，大量的青年就业困难给政府福利政策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就业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政府吸收货币学派的观点，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而这一政策同时，也造成社会福利大幅度下降，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社会晋升愈发困难，而就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更好的改善。
3、七八十年代美式英语的反文化特征
在既有的社会状况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演进以及社会流动的扩大，朋克和嬉皮士逐渐兴起，反文化思潮在美国兴起，在反文化中美式英语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的特点。
3.1、对宏大语言叙事的解构
对宏大语言叙事的解构是嬉皮士文化的一项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在之后的各种后现代文化、亚文化之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利奥塔尔认为，宏大叙事是一种同化性力量，其运作机制既包括“吸收”过程又包括“排斥”过程——将异质性话语纳入秩序的范畴并对其“论资排辈”，对于反抗的话语和声音则以“普遍规律”与“总体目标”之名坚决予以排除。因此，后现代主义被视为宏大叙事与普遍真理的掘墓者，必将开启一个尊重差异、文化多元的新时代。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得以呈现，而“边缘”也取得了与“中央”同等的地位。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异质性压倒同质性的时代。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嬉皮士就对一些传统的语言习惯进行了充分解构，他们将警察称为fuzz或pig，调侃、挑衅并抵制各种体制内的生活。
3.2、语言的表达更加直白、露骨
嬉皮士与朋克在语言的表达中变得更加直白和大胆，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社会学中社会角色理论强调人在社会情境中按照社会规范进行语言的表达，而在这一时期，青年的语言表达则集体变得日渐直白、露骨，并充满着色情和性的意味。嬉皮士的反战口号“Make love not war”以及歌词“Don’t trust anyone over 30”都体现这一时期的语言风格。表面上看，嬉皮士以毒品和性爱刺激感官，追求极致体验，但实质上他们在与传统华清界限。
3.3、节奏感强，注重修辞效果
大部分反文化的语言表达都是来自歌词和电影，借助歌曲的传播，这种节奏感强的反文化的语言表达也在日益普及，在社会压力和压制巨大的状况下，大部分美国青年刚好叫这种具有韵律并体现反文化的语言表达作为一种自娱游戏，获得一种快感，并通过这种快感来实现社会解压和与体制的对抗。为了实现社会连接，避免个体的被孤立，歌曲电影等应运成为获得认同感的有效载体，基于此载体的各种语言表达也就韵味十足。而节奏感强注重修辞效果的语言表达则又反过来借助自娱进一步推动各种反文化思潮的发展。
4、反文化语言背后权力与意识形态斗争
从韦伯、霍克海默即福柯等现代性理论家的思考来看，现代社会的全体不仅仅体现在强制力上，还体现在一定的影响力，足够的影响力也可以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在政治生活层面有强制性国家机器发挥作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则有意识形态发挥着影响，最终保证权力的实现。所以在福柯看来，无论语言、言语还是知识，都是话语的表现，而话语即权力。七八十年美国的反文化实际是就是一种话语的争夺和对传统知识的解构，更深层的机理就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争夺。
4.1、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反抗
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结构的生产和维持必须结合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来回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强制性国家机器共同构成了国家的上层建筑。后者包括军队、警察、法律等系统，前者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和文化等系统。国家存在并维持的关键点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中普遍存在二元对立，而这种二元对立也就形成了个体无法逃离的“恶圈”。对于二元对立问题，德里达给出了解释，他认为“二元对立”并非简单的结构性关系，而是一种权力关系，是将一种宰制性的词语体系凌驾于其他词语体系之上。而这种“凌驾性”并非从符号与符号的关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关系的建构中被生产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反文化实际就是反这种二元对立所组成的文化“恶圈”，并试图跳离其中，获得意识形态的解放。
4.2、语言表达作为反抗的重要方式
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进行研究时提出“弱者的武器”，在斯科特看来弱势群体对语言的改造和重新释义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反抗方式，避免如阿尔都塞所所说的被意识形态唤询。哈贝马斯在其研究中也曾从主体的意识哲学转向主体间的语言哲学，并吸收了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学可分为语义学和语用学，语用学甚至被语义学更重要，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哈贝马斯将这种言语行为视为连接主体，实现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实际上，语用学视角下的言语行为也是实现权力反抗，避免接受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的重要抵抗方式。还是回到索绪尔来看，语言的比邻轴与聚合轴组合的改变实际上都存在权力及意识形态的再现或表征。七八十年代美国青年的语言表达也就是重新改变语言结构中比邻轴与聚合轴的组合，并将此作为抵抗社会精英统治的重要行为方式。
5、结语
语言是建构社会或者表征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但社会的演变也在重组语言的表达，二者处于一个动态的相互建构关系。美国七八十年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社会困境及压力，最终促使反文化及各种反文化美式英语的表达的出现，而这种反文化的美语表达也促使着后现代文化以及后现代言语行为的出现。语言学研究需要我们抱着去语言中心主义的思路更多探讨社会的体层影响以及二者间历时性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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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晗（1995—），女，河北省任丘人，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科学翻译.
论文作者:王晗
论文发表刊物:《语言文字学》2018年第10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19
标签：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语言论文; 美国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英语论文; 嬉皮士论文; 《语言文字学》2018年第10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