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新时代
——斯图亚特·霍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郑 薇
摘 要 ：霍尔指出，撒切尔主义是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成功回应方式之一，但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感叹撒切尔主义的成功，而是想通过分析其产生条件、运作模式，为处于危机中的左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替代性政治议程——“新时代宣言” (Manifesto for New Times)，以此强调霸权的再生产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需要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的运作而不断被重塑和破坏，并期待左派能进行更多与时俱进的尝试。霍尔认为，左派仍然深陷在过去强调“客观矛盾”话语之中是行不通的，需要更加重视“政治中的主观维度”。
关键词 ：斯图亚特·霍尔 新时代宣言 后福特主义 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
“迈向复兴的艰难道路的第一步是学习，而不是向撒切尔主义屈服，收录在《复兴的艰难之路》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的系列文章中，霍尔明确表明了其分析撒切尔主义的真实意图，关注撒切尔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效果，并不是让左派必须复制它的逻辑。”[注] James Procter-Stuart Hall-Routledge，2004，p.103. 为此，霍尔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进行合作，开启了一项“新时代”计划，敦促左派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提出新的替代性战略，从而通向社会主义未来。1989年，《新时代：20世纪90年代政治的变化》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出版发行，记录了不同知识分子以不同视角开展的系列讨论。虽然内部观点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霍尔等人的“新时代”计划即便没有为左派提供一套明确的答案，或是解决其思想中固有缺陷的具体方法，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激励左派必须开启有关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讨论，以此超越和转变当前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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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新：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
《今日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新时代”项目进行得并不算顺利。尽管英国共产党(CPGB)在倒数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时代宣言”，但1991年，《今日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共产党就一起解散了，“新时代”失去了可进行辩论的主要平台。不仅如此，许多左翼人士并不理解这一项目的重要意义，反而将其视为欺诈、假冒和欺骗，认为“新时代”是用假象政治选择来填补撒切尔主义的市场[注] Sivanandan, Ambalavaner, “All that melts into air is solid: the hokum of New Times”, Race &Class ，1990，Vol.31,No.3,pp.1-30.。然而，“新时代”思想不应被低估。它的重要性在于，它阐明了向社会主义转向的可能。整个20世纪80年代左翼都在持续衰退，一直处于守势，相反，右翼则充满信心，昂首阔步地向前发展。简单地说，当前“右翼占用了新时代。除非左派能够与新时代达成协议，否则它只能保持观望”[注] Introduction: New Times,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8. 。但这首先要了解“新时代”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新时代”的理解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更深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这些变化成为必要的物质存在和文化条件，并且适用于任何政治战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撒切尔主义只是其中一种取得了部分成功的尝试。另一种是对“新时代”非常消极的解释。“新时代”本身被视作为撒切尔主义运作的产物。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向右转”当作是唯一的答案，而左派除了选择“适应变化的地形和政治议程”之外，别无他法。霍尔及其合作者同意前一种立场。他们认为，“新时代”不仅包括一种经济变革——从旧的大规模生产福特经济转向基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新的、更灵活的后福特制[注] Introduction: New Times,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8. ，而且，在此基础上，社会关系正在重塑——民族国家衰退、以多样性、差异性、碎片化为特定的主体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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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霍尔并不认同拉克劳与墨菲提出的激进民主方案，但他对链接(articulation)概念极为关注，并在葛兰西意义上进行解读，得出结论：政治主体是链接的结果而非必然存在于社会经济的结构或位置中。霍尔在访谈中专门谈到过链接的意义。他说， “在英国，这个词的意思是发生(to utter)、说出来(to speak)、发音清晰(to be arculate)的意思；它带有用语言表达(languaging)、表达(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义。但是，也说到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车头)和后车体(拖车)可以连接，但并非必然地相互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动装置将构件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链接”这一词语本身就表明了其特殊含义，虽是一个“旧词”——在生物、精神等很多领域内都使用该词，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的含义——表明部分的整合过程。而在话语理论中，明白链接的作用以及意义可以“颠倒”一种观点：并不是主体确定其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通过链接发现其主体。这种“颠倒”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首尾颠倒，不是对物质基础的否定，而是对决定论和还原论的否定。换句话说，“链接就是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将两种不同的构成合成整体。并且，这种链接总非必需的、绝对的、本质意义上的。”[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因此，“一种链接理论既是一种理解方式，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种话语聚合在一起；同时也是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接合成某一政治主体。链接概念要试图解决意识形态发现主体的过程，而不是去质问主体如何思考那些必然是其思想的问题，即是说，是为了让我们去弄明白“意识形态如何赋予人民以权力，使人民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他们的具体的社会位置”[注] Grossberg 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 1986, Vol.10,No.2,pp.45-60.，是为了让我们去研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无论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还是意识形态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联系，都证明意识形态的政治内涵并没有必然的归属，有的只是偶然的、非必然的链接的可能性。
后殖民理论对霍尔的影响，不在于霍尔对后殖民理论具体理论的直接挪用，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启发。对他而言，后殖民概念的最大作用是改变了对差异的理解方式[注] Stuart Hall, “When was ‘the post-colonial’? Thinking at the limit”, in Iain Chambers, Lidia Curti, eds.,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 Routledge, 2002,pp.248-266.，从二元对立到打破这种这里与那里、当时与现在的区分。首先，尽管霍尔并不完全同意法农的主张，但他承认这位精神领袖所概括出的西方二元对立逻辑对早期反种族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农认为，殖民主义话语的经典表述是通过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实现的：西方的文明与东方的野蛮，强大与弱小，中心与边缘，等等。这种表达方式赤裸裸地展现了东西方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并且深刻地影响人们看待东方和西方的方式。不仅如此，法农还从精神分析出发分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殖民状态——“黑皮肤，白面具”，即殖民者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被殖民者进行同化，从而使得被殖民者仅有一层黑色皮肤，而内心则被白人文化所侵蚀。由此，法农指出，白人的文化侵略会导致黑人的身份缺失，最终异化为严重的精神焦虑和自我否定。正如法农所阐明的那样，“殖民主义不会简单地满足于把它的统治强加于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不会满足于把一个民族藏在手掌心并掏空所有的形式和内容，相反，它以一种夸张的逻辑歪曲、诋毁和破坏压迫民族的过去。”[注] 萨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 他指出，殖民主义本质上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历史和政治的问题。由此，霍尔充分认识到英国种族主义话语中有色族裔“被污名化”的经验对于抵抗力量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因而，他接下来在思考身份问题时首要解决的就是有色族裔，尤其是英国黑人被平面化、简单化表征的问题。
霍尔等人之所以认为应该将政治语言更多的投射到文化方面会有更大效果，主要原因就在于，正是后福特制开启的新时代掀起了一场“主体革命”(revolution of the subject)。所谓“主体革命”，不是指完全摧毁了原有的主体概念——主要是那些由历史与经验凝练成的以阶级、国籍、民族、种族、宗教等边界界定的主体，而是说个体主体变得更加重要，传统集体社会主体变得多元化，稳定的社会身份的连续性被打破。霍尔认为，后福特制之下不再有整体、中心和完整的自我，自我被解构为更为分散和不完整的个体。而女权主义高呼的“个人是政治的”，精神分析所强调的主体性无意识根源以及结构主义甚至后结构主义对话语的关注，无一不是在表明主体向度的重要性。鉴于此，霍尔等人把主体革命所开创的新的理论领域视为“通往新时代的关键事件”,。对他们而言，这又是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论、机械反映论的深刻批判。毕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任何简单对应已经解体，妄图从经济阶层的立场中读出政治态度和客观的社会利益和动机都是徒劳。
为此，左派的传统话语不得不进行重新编辑以适应主体革命带来的新变化，尤其是阶级状况的新动态。第一，福特制生产模式有利于工人团结起来、与雇主进行谈判，因而工会力量十分活跃，劳资双方尽管有摩擦，但能通过沟通进行调节，缓和矛盾。然而，正如安德瑞·高兹分析的那样，后福特制生产模式是“弹性生产”，它决定了“企业的稳定的核心雇员在功能上是弹性的，而外围劳动力的一部分在数量上是弹性的……类似于核心占比为25%，外围稳定占比为25%，半失业状态占比为50%”[注] Gorz，A,“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1989，p.91. 。核心劳动力能够获得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而外围劳动力则处在临时工的状态，无法获得更多的保障。资本家采取这样的不同策略，能明显分化福特制背景下流水线上的劳工群体的团结力量，因为工人内部被分裂成精英阶层与半失业阶层，这导致了简单的劳资矛盾被复杂化为精英、核心工人以及外围工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从内部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这些失业者、短期临时工的数量非常可观，可是他们无法形成新的政治联盟，核心工人与外围工人之间的矛盾在不断深化，两者的利益无法统一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意义之中。第二，生产外包模式的发展，使得劳动人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流动，也使得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状况呈现新的特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运营模式，将生产性行业迁移至第三世界国家，这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的就业形势严峻。不仅如此，跨国公司还在国际层面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围工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工人的分层，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力量。尽管霍尔并未像高兹那样“向工人阶级告别”，但他同意应该将更多的身份主体纳入视野之中。
正因如此，霍尔认为左派想要摆脱这种僵局，仍然深陷在过去强调“客观矛盾”话语之中是行不通的，需要更加重视“政治中的主观维度”。“没有新主体会有新的时代吗？当世界的主体保持完全相同时，世界能够被改变吗？”[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霍尔的答案是：这总是不太可能。
二、资本主义的新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
首先，霍尔承认后现代主义面对当代文化的复杂问题时，放弃传统理论批判阵地，转向日常的、微观的、个人的生活领域，对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争夺霸权具有积极意义。“现代主义”被形象地隐喻为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收藏品，丧失了革命动力，而后现代主义则渗透日常生活之中，在不同文本——建筑、文学、电影、艺术——之中穿梭，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实践。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总体性”以及“同一性”进行审判，强调从现代理性和知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身份政治遵循这一思路，重视个体微观权力，使个人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问题成功地占据了理论中心位置。例如，福柯通过对边缘群体的系谱学研究，指认了所有围绕在所谓边缘群体之上的话语都是知识与权力的共谋之产物。以同性恋者为例，福柯指出，当它被界定时，被相关法律、医学知识和机构共同制造时，就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出场。主体性的讨论已被位置(position)生产理论所取代，占据主体位置的个人必须按照预设的规则进行解读。换句话说，“个人可以在社会阶级、出身、族裔以及民族等因素上各不相同，但当他们认同话语所建构的这些位置，使自身处于其规则之下，就成为权力/知识主体，从而获取意义。”[注]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 London: Sage, 1997,p.56.身份政治吸收、利用这一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控制是通过话语建构完成的。资本主义不仅以知识体系的形式定义和排除各类边缘群体，实施一种符号的权力，而且利用学校、监狱等场所对个人进行规训，以实现指称的定型。总之，霍尔认为，后现代主义能起到消解以二元关系为基本特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重要作用，有利于进一步解构传统意义上“他者”体系，抵制资本主义对生活世界的侵蚀，释放其批判性。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再使用意识形态、再现、意义这样的术语，但是霍尔认为术语本身并不重要，只要其关注的是“社会构型中不同真理统治之间相对权力和分配问题——关于社会秩序中权力维持的效果问题——即我所谓的‘意识形态效果(the ideological effect)’”[注] Stuart Hall, Lawrence Grossberg,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No.10, pp.45-60. 。
如果说后福特制主要描述了新时代的经济特征，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表现新时代文化特色的首选术语，尽管这两个术语并不存在某种明确的经济或文化意义上的界定。霍尔谨慎地与后现代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其并不完全否定，也绝非全然接受。对他而言，后现代主义“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旧有的确定性开始遭遇问题时所给予的流行称谓”[注] Stuart Hall, Lawrence Grossberg,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No.10, pp.45-60. 。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是认同后现代主义所指代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新事物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霍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或者全新的资本主义状况，以至于任何工具都无法理解当代文化的主要趋势，只能顺从其发展。对此，霍尔认为，如同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资本仍是一种全球性的力量，并且在此阶段以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速度继续向前发展，使一切社会关系都服从于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法则。
尽管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相关的术语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但一般而言，从时空维度出发，后殖民理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被殖民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生产的革命理论，以及对政治解殖化后仍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作用的殖民主义的批判；从研究内容维度出发，后殖民理论致力于批判帝国主义话语理论，既有对欧洲中心主义叙事模式的拒斥，反对文化殖民，又以再现殖民地文化记忆为主要任务，以构建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为使命，反对文化压制。因此，后殖民理论的“后” (post)不仅指代时间顺序意义上的殖民主义结束之后，也体现了其基本理论渊源“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许多后殖民理论思想家都受到后学的深刻影响，如萨义德的福柯情结、霍米·巴巴对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运用以及斯皮瓦克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延伸等等。
“新时代”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过渡。这一现象不仅暗示了大规模、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时代的衰落，而且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葛兰西在《美国主义和福特制》的一文中，使用福特制指代由福特公司结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中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初制造T系列汽车时所采用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其主要特点是产品标准化，即一件产品分解成不同的步骤完成，然后经过特殊设计，进行制造生产，最终组合在一起。这种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立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有效推广，成为二战后经济复兴的有利条件。正如葛兰西所言，福特制不仅是一种新的生产管理制度，还“创造了生活、思考和感受生活的新方式”[注] James Procter-Stuart Hall-Routledge,2004,p.104. 。流水线作业的方式由于有利于实现标准化、机械化生成过程，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使生产量得以保证。然而，根据市场定律，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意味着必须拥有更大的市场。因而，提高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刺激其消费就是最佳之选，这也是为何福特制与二战后大众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所在。然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未根除，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滞胀”是福特制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加上“国际市场的竞争以及市场需求的不稳定性”[注] Leborgeand A.Lipietz,“New Technology,New Models of Regulation:Some Spatial Implications”,Eviro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6/3,1988. ，共同导致福特制逐渐被后福特制所取代。
4.4.2 分析：取燕子超市7小区CELLDT数据进行分析，发现PDSCH资源调度出现大量因资源分配失败(错误码41118,PDCCH资源调度失败)而导致PDSCH分配失败。结合终端话务模型，终端上电时初始集中接入。接入后，每10s一个心跳包，因此怀疑集中接入时导致资源拥塞，如下图所示：
三、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后殖民理论
其次，霍尔认为后现代主义尽管仍然笼罩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下，但当代文化已不仅仅只是发挥符号化的象征作用，而是深刻地内在于现实性物质之中，新的政治平台是社会再生产的舞台，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象征意义。从后福特制的生产特征出发，新技术的运用不仅意味着新的生产实践的生成，而且产生新的思维方式。正如霍尔一直以来试图阐明得那样，“文化这个词现在和世界一样‘物质’，通过设计、技术和造型，‘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不仅如此，通过营销、布局和风格的意义，‘形象’提供了现代消费所依赖的身体的表现模式和虚构的叙事。现代文化在其实践和生产方式上是无可比拟的，商品和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通过强调文化的“物质性”，霍尔实质上表达了与詹姆逊(Jameson)相同的观点——后现代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逻辑，文化更明确地与现代资本紧密联系一起。以此来看，霍尔关注文化民主化的重要性，将其视为21世纪社会主义能否复兴的关键所在，就不难理解了。在他看来，“过去‘顽固’的技术现在变得‘软’，不再沿着单一的线路或发展道路运作”[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这意味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远非固定的路径，而是可以不断进行重新谈判和重新定位。因而，当后现代主义明确表示某种确定性理性的终结时，左派或是社会主义规划不应将围绕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组织起来的新的社会抵抗运动排除在外。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涉及的领域很多都是迄今为止被左派视为非政治性的领域，但社会生活越来越被这些非政治性力量以及它们的交集所牵涉，因此，在关注劳动力再生产这样的经典领域的同时，也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到社会再生产的领域中，因为它“不仅繁殖身体的细胞，而且还繁殖文化的范畴”[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
服务器端处理其他端的请求时，有时候要操作磁盘文件，这包括创建存储地震应急图片资源的文件夹、判断指定文件或文件夹是否存在、删除指定文件或文件夹等。
后福特制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时代”，对“思考社会主义有着重要影响”。霍尔总结了后福特制的一些变化特征：第一，从光学和电子技术转向新的信息技术，前者曾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在全球取得优势地位，而英国初显衰退；第二，转向更为灵活的、专业化、分散化的劳动过程和组织形式，其结果是传统制造业的衰落与高科技产业的兴盛；第三，实现服务外包，采取设计与制造分离的新模式；第四，消费更加注重产品的差异化，重视营销、包装、设计，通过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品位和文化，以此进一步瞄准消费群体；第五，劳动结构方面，传统工人阶级的比例下降，服务业以及白领阶层的比例相应增加，出现了更多有灵活的就业需求的兼职人员；第六，跨国公司成为主要的运营模式，促成新的国际分工；第七，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以上特征虽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的更新变化，但它们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标志着社会分裂和多元化，即“旧的集体和身份的削弱，新的身份的兴起”。霍尔及其合作者正是以这种更广泛的方式对“后福特制”进行解读，小心翼翼地避免“经济决定论”模式的机械“阅读”。在他们看来，后福特制作为一个标志性概念被提出，主要不是为了强调经济决定一切，其他所有方面只是反映这一基础，而是相反，“表明社会和文化关系在此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当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性宣布终结时，且不论现代性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但那些曾经固定的关系都被扫除了，新的不确定性关系正在生成。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承诺才有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而这恰恰是左派可以期待的“新时代”。尽管社会主义本身遭受了重创[注] 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等社会主义危机事件。 ，但还有一种“适合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另类社会主义，不仅突破了左派福特主义在文化、结构和经济方面的继承，而且正从新的运动、工会和地方之中逐渐成长起来”[注] Introduction: New Times,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8. 。
其次，在法农极具开创性的研究基础上，萨义德使用“东方学” (Orientalism)这一术语表明了在西方世界中“东方”作为他者存在的事实，并且它成为“控制、重建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注]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4页，第9页。 。霍尔专门在《西方和其余：话语和权力》 (the west and the rest：Discourse and power)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没有使用“东方”这一术语，以避免引起“东方中心主义”的误解。萨义德提出，“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正如同样的物质积淀使源自东方学的观念不断扩散到一般的文化之中并不断从中生成新的观念一样。”[注]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4页，第9页。 东方在此逻辑下完全他者化了，其文化身份由西方构建。由此，霍尔在萨义德的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明确指出，西方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而非纯粹与地理构造相关的术语，同时，它“也是一个想法，概念……起着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因而对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一旦围绕这一概念形成特定的思想和语言模式后，它们就成为全球权力关系体系中的组织因素，同时成为影响人们整个思维方式的框架结构。以往“西方”被认为主要是由欧洲内在力量作用的结果，然而，霍尔指出，西方的崛起是一个“全球性的故事”。所谓的西方独特性是欧洲在与非西方社会的接触和比较中产生的，这些非西方社会与西方之间的差异才是西方概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即是说，霍尔认为，“西方对自身的认识——它的身份——不仅是由西方欧洲国家逐渐塑造成为独特社会的内部过程之中形成的，而且是通过欧洲与其他世界的差异感下相互影响而成的。”霍尔非常重视“其他” (the rest)在形成西方概念和西方身份认同感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坦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框架内，人们都是以“西方”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探讨问题，而忽视了“其他”在其中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霍尔还认为“西方与其他”的简单二分方式具有简化差异的破坏性力量。“西方”内部不同国家或地区也包含着许多差异，比如，历史上“犹太人”就经常被排除在外，东欧人在西欧人眼中是野蛮人等。同样，“其他”这个概念也涵盖着巨大的经济、文化和历史差异，既包括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也包括中国、埃及或以伊斯兰为代表的古老文明发源地区。除此之外，霍尔非常认同萨义德提出的东西方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分析，他也认为“西方与其他”的话语模式“不可能是无辜的”，他们之间不是平等双方的相遇，欧洲人以暴力镇压的方式进行了不平等的殖民统治，因而不可能是中立的，而是与权力相关的。因而，霍尔总结出， “西方与其他”的二分话语模式就是要加强一种欧洲规范倾向，以西方的感知和表现方式看待差异，将复杂多样的差异折叠成简单的刻板印象表征出来。或许许多人会反驳道，“西方与其他”的简单二分早已经被更加“科学”的话语模式所替代，但霍尔试图阐明的是话语并不会突然停止，它们会继续展开，改变形状以便适应新的状况。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霍尔是在试图提醒左派，社会形成是一个全球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外部主义’特征”，如果“其他”对于形成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特意义而言是必要的，那么英国社会的“其他”——边缘群体的有色族裔，对英国性的意义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霍尔与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进行了对话，更新了其终身关注的“由种族现实所塑造的社会的自我认知问题”[注] Kobena Mercer, Introduction, in Kobena Mercer,eds.,The Fateful Triangle :Race ,Ethnicity ,Nati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30.，他不仅表明杜波依斯成功质疑了种族(race)概念的科学有效性，而且受其“双重意识” (double Consciousness)观念的启发试图重构英国黑人身份。种族是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分类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产生差异的核心概念之一。霍尔指出，早在1897年杜波依斯就曾提及种族，默默地将人类分成几个小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全盘接受这一定义而丝毫没有察觉出任何问题。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杜波依斯并不是其中之一，他的立场逐渐转向“种族并不是一种科学概念——即生物概念”[注] Stuart Hall, Race—The Sliding Signifier, in Kobena Mercer,eds.,The Fateful Triangle :Race ,Ethnicity ,Nati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1-79.。1911年，杜波依斯果断地指出，“我们现在谈论种族的文明，即使是一些物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物质和社会环境的直接结果”[注] W.E.B. Du Bos, “Races,” The Crisis , August, 1911,pp.157-158. 。到了1940年，杜波依斯彻底放弃种族的科学定义后，试图寻找其他替代性的定义方式——种族的历史和文化性定义。杜波依斯提出，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种族血统，他们的联系可以向前追溯至几千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或许很多人认为它没那么大的意义，但重要的是，这些联系代表了与他者的真实而又微妙的差异……我的祖先和他们的后代有着共同的历史，这是奴隶制的社会遗产，这些遗产标记在我的身上。”[注] Du Bois, Dusk of Dawn , pp.116-117. 霍尔认为，杜波依斯的“遗产标志”观点用今天的用语翻译一下就是一种徽章——“差异的象征”[注] Stuart Hall, Race—The Sliding Signifier, in Kobena Mercer,eds.,The Fateful Triangle :Race ,Ethnicity ,Nati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1-79.。霍尔高度地评价了杜波依斯把种族概念从生物性的“伪科学”中解救出来，并对开启社会历史文化转向作出的理论贡献。但他同时提出，还存在一个尚未完成的转向：“仍然要考虑为什么种族在人类历史上如此顽强，思考种族是如何运作以及实现真实影响的问题。”[注] Stuart Hall, Race—The Sliding Signifier, in Kobena Mercer,eds.,The Fateful Triangle :Race ,Ethnicity ,Nati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1-79.换句话说，霍尔希望通过言说种族是一种文化和历史而非生物事实概念，实现种族回归，从而考虑它对政治动员或者对反种族主义政治战略的影响力。
霍尔对身份问题的思考部分来自对自我身份的追问，而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里论述的“双重意识”则形象地解释了来自牙买加的霍尔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张力，这促使他不得不思考一种“流散”的多元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杜波依斯认为，“黑人生来带有面纱，在这个美国世界中被赋予了洞察力——这是一个没有给他真正的自我意识，而仅仅是通过另外一个世界的启示来观察自我的神界。这是一种双重意识，一种通过他者的眼光看待自我，用他者世界的尺度衡量自我的感觉。人们能感受到这种二重性——美国人，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美国黑人的历史便是这种斗争的历史——渴望获得独立的人格，渴望把自己的双重自我合并为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自我。这个合并过程并不是以原来中的任何一个自我的丧失为代价。”[注] W .E. B. DuBois, The Soul of black, Folk, Greenwich,com, Fawcett Publication, 1961,p.17. 双重意识理论解释了霍尔为何说自己“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英国人”[注] Stuart Hall,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uan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 London: Routledge,1996, p.490.。正如霍尔的学生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言：“作为一个欧洲人和一个黑人的抗争需要一些特殊的双重意识，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人种纯粹这一者相互排斥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所有西方黑人处于至少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它们一起建构着西方黑人……双重性就源于处于广阔的西方之中，同时却又不完全属于它的独特处境。”[注]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 1993,p.1,p.58.霍尔后来正是由于受到杜波依斯的启发选择了“流散” (diasporic)概念，以此重构一种动态的黑人文化身份，解构了本质主义的黑人身份观念，进而释放有色族裔的激进力量。
综上所述，霍尔认为，左派不应该害怕身份/种族问题的再次回归，而应该看到其惊人的强大抵抗力量。他明确指出，撒切尔主义充分意识到了身份在政治中的重要意义，并且围绕“特定形式的父权制、文化以及民族认同进行了强有力的组织”[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身份已经成为撒切尔主义普遍流行的关键因素，而文化种族主义就是其中一种最持久、最有效的力量源泉。正因如此，“英国性”作为一种限制性的文化认同，撒切尔主义往里面不断填充着种族主义话语。然而，新的时代，“英国性”必定会成为英国社会那些被边缘化的族群争论的场域，他们将抵抗被排斥的命运而进行“位置之争” (war of position)，并把争取文化多样性作为社会目标之一。由此，种族问题不断提醒着左派，“每个人都来自某个地方——即便它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且需要某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忽视身份和认同时刻的政治——它并不是一种永久的、固定的东西，也不可能指挥新时代”[注]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ally Davison, David Featherstone, Michael Rustin and Bill Schwarz ed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8-265.。
工科新教师作为知识的转化主体、技能的养成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缺失。作为成人的工科新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技能的被动受训者、能力锻炼的承受者，缺乏将工程知识转化为课程知识与教学内容、将教学知识内化为教学意识与教学观念的主动性，缺少将自身基本素质与能力转化为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管理与评价能力的自觉性。表现为对教育教学知识不主动反思、对教育思想理念无内化吸收、对教学技能的生成不积极强化、对教学能力的提升无行动自觉。
[收稿日期 ]2019-02-13
[作者简介 ]郑薇，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江苏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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